昏君之名——万历帝和群臣的拉锯及援朝决策

丰臣秀吉的自信同时还源于对明帝国此时内部政治格局的混乱。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病死，其子朱载垕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在位6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明穆宗朱载垕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不过登上皇位的明神宗朱翊钧此时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首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张居正可以说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首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明神宗朱翊钧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年幼的朱翊钧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10年中，可以说是权相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腐败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

明神宗朱翊钧

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慵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张居正

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

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300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蒙古鞑靼“小王子”巴图蒙克率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16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17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还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有改革。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招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朱翊钧仍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朱翊钧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朱翊钧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58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3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的。朱翊钧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明神宗朱翊钧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朱翊钧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

朱翊钧一听，怦然“心动”，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数。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然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首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张居正。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

并不受宠的太子朱常洛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朱翊钧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朱翊钧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朱翊钧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出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所谓“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因册立太子的问题而与群臣的矛盾，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朱翊钧因此也常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是很喜欢他。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晋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了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6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辞激烈，让明神宗朱翊钧颇为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在明神宗朱翊钧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中，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朱翊钧施加压力。朱翊钧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15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个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朱翊钧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明神宗朱翊钧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朱翊钧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群臣请立朱常洛为太子一事，前后纷争凡15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让步，立虚龄已20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爆发了郑贵妃收买流浪汉张差欲行刺太子朱常洛的“梃击案”，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朱常洵才勉强宣布离开北京前往自己的封国。

在“国本之争”持续发酵的同时，明帝国内部各种天灾人祸更不断上演。万历十六年（1588）八月，明神宗朱翊钧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1589）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发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31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发。万历十八年（1590）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朱翊钧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其时西南又发生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也由此引发了所谓“万历三大征”——大明帝国长达十余年的三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