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寇神风

公元1180年8月，利用平氏与公卿势力内讧的机会，源赖朝在岳父北条时政的支持下举兵西进。尽管源赖朝一路走得磕磕绊绊，但是在关东大小武士集团的热情支持下，公元1192年源赖朝还是最终一统全国，如愿以偿地出任已经异化为全国武士领袖的“征夷大将军”。而其位于今神奈川县镰仓的“幕府”也随即取代了“平安京”成为了主导日本列岛的政治中枢。

被称为“镰仓时代”的幕府统治最大的特点，便是武士阶层对国家经济无可置疑的支配权。忠于幕府将军的武士以“御家人”的身份出任“守护”和“地头”，开始接受各“国”的军事、警备、征税和土地管理权。但必须指出的是，镰仓幕府无非是关东武士阶层的代表而已，因此不仅在法统上“幕府将军”依旧是天皇的臣僚，甚至在各地任命“守护”和“地头”的问题上也必须权衡当地豪族的权益，向与镰仓幕府貌合神离的豪族—“非御家人”让渡部分权力。

原有关东武士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各地豪族此起彼伏的挑战，最终令“镰仓时代”自公元1199年其创始人源赖朝死后，便陷入了持久的动荡和战乱之中。尽管其遗孀北条政子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六亲不认的精神，杀亲子，逐老父，流放了后鸟羽天皇尊成，算是勉强维持了镰仓幕府对日本的统治。但北条氏族终究没有源、平二氏那样高贵的血统和辉煌的家谱，与关东豪族的对立，令北条氏不敢染指“征夷大将军”一职，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镰仓幕府 “六波罗探提”的身份掌握全局。

六波罗位于平安京的东郊，北条氏常驻京都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就近监视历任天皇，另一方面也有重新倚重关西武士对抗关东的意味。最终来自关东更为偏僻的下野国（今栃木县）的源氏后裔足利尊氏趁北条氏和天皇势力的内斗之际，于关东起兵。在“关东”艳羡“近畿”的不满中，源、平两族对立、交锋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日本列岛上演着。

据说第2代“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死后葬于山城国宇治郡（今京都府宇治市）的栗栖寺内，这座名为“将军冢”的坟墓，有一个令人畏惧的传说：每当日本国内有大变故时，“将军冢”便发出异响。在向来迷信的日本人眼中，日本中世纪连年的内战和杀戮，就如同天皇家族的诸多不幸一样，背后似乎充斥着鬼神作祟。但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利益分配的不均、世袭政治的泛滥才是最终令地狭民稠的日本只能在内战中陷入纷争轮回的因果。

日本武士并非天性黩武好斗，而是残酷现实逼迫着他们从关东谷底杀入富饶的近畿京都。大和民族也绝无所谓“好学”的基因，而是在这片土地之上，早已固化的阶层，令普通民众对任何外来事物都充满着功利的好奇。声名和荣誉在列岛之上确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那不仅是一个家族唯一无法剥夺的财富，更是胜利后参与分红的“股权证明”。而在各地土豪与幕府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难免会有人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势力的干涉之上。但不得不承认，在东亚大陆经历盛唐到明、清的频繁政权兴替的同时，真正看得上日本列岛的外来政权并不多。

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能支持大规模的跨海远征外，用曾出使日本并滞留“岁余”的蒙元帝国外交官赵良弼的话或可作为参考—“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

赵良弼的这番话是说给雄心勃勃想要远征日本的元世祖忽必烈听的，作为少数几个敢于吃螃蟹的马上皇帝，忽必烈对日本还是饶有兴趣的。但硬要说忽必烈一开始便打算征服日本列岛，但却也未必属实。在征服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的过程中，忽必烈长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并未多加留意。只是在征服高丽的过程中从当地人赵彝的口中得知：“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才出于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功业的心理，从而屡次遣使日本，以投递国书。对于雄踞东亚的强大邻国，日本列岛的各路势力不免都有“挟洋自重”的冲动。而把持镰仓幕府的北条家族深知自己的得位不正，因此在外交事务中格外保守。得知蒙古帝国发来国书，北条家族的第七代执政北条政村吓得连忙将执权之位让给后进晚辈北条时宗。

被日本史学家粉饰为“抗元英雄”的北条时宗时年不过18岁，这个年纪的愣头青大多不知轻重。加上宗室内管理日本列岛西部地区的北条时辅等人也对北条时宗有所不满。因此北条时宗难免动了借刀杀人的想法。在忽必烈递交国书之后，日本天皇系统的公卿虽然写好回书，但却被镰仓幕府否决。公元1270年末，针对日本多次不予答复的“傲慢”行径，忽必烈下令高丽王国境内的驻军进入战备“以为进取之计”。同时派出职业外交官—女真人赵良弼前往日本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

日本武家政治的始祖—源赖朝

赵良弼出使日本的过程从中国的史料上看似乎颇为凶险。北九州当地豪强少贰资能先是“以兵环之，灭烛大噪”。第二天又“陈兵四山”。在问清楚赵良弼的来意之后，少贰资能表示“愧服”之余，随即就要求赵良弼将蒙古帝国的国书交给他。这种不合外交常理的做法自然不能为赵良弼所接受。于是以“必见汝国王，始授之”的名义拒绝了。

被美化的北条时宗

少贰资能倒也没有为难他，只是将蒙古帝国的代表团继续滞留在太宰府地区。过了几天再度前来求要国书，理由是“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少贰资能的说法，并非全无法律依据，自被盛唐帝国在白村江口击败之后，日本政府的确有相关的规定。但赵良弼倒也老实，随即回答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

在赵良弼和少贰资能的讨价还价之中，少贰资能无意间说出了一句话“大将军以兵10万来求书”，从中文的史料中看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但结合日本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也可以说是少贰资能的感叹。少贰氏本是镰仓幕府的政敌平氏一族的同盟。虽然在镰仓幕府建立之初便卖身投靠，但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只是由于镰仓幕府长期的内斗才捞到了镇西奉行的官职，随后在压制众多地头蛇之后才将九州岛北部地区包括对马、壹岐两岛划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蒙元帝国两次征日地图

到少贰景资的时代借由太宰府拥有的对外权限，少贰氏大力推行贸易通商，并展开和中国、朝鲜的局部外交，攫取丰厚的利益。俨然一副“九州岛霸主”的气势。不过树大招风，被镰仓幕府盯上后少贰氏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上有镰仓幕府和管理日本关西地区的六波罗探提，下有贼心不死的菊池氏等地方土豪，因此少贰资能难免有直接与蒙古帝国建立外交联系，挟洋自重的打算。从最低层面考量也必须将蒙古使节团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以获得与镰仓幕府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少贰景资对赵良弼代表团的种种安排，与其说是武力威胁还不如说是保护。赵良弼和少贰资能最终交涉的结果是代表团不能前往京都。但是少贰景资派弥四郎等12名使节跟随赵良弼前往大都。不过此时被激怒了的忽必烈在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少贰资能恐怕只能感叹“卖国无门”了。

多次外交接触均被对方莫名其妙地拒绝了之后，忽必烈决定以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公元1274年，由高丽王国建造的三百艘“可载四千石者”的大型战舰基本完工。而蒙古帝国的高丽籍将领洪茶丘又接受了限期完成“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的任务。当年农历十月，由蒙古将领忻都、高丽籍将领洪茶丘和汉族将领刘复亨指挥的三万“蒙古—高丽”联合远征军从合浦（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首先进攻对马、壹岐二岛。

而也就在蒙古大军兵临城下之际，镰仓幕府内部的纷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北条时宗先于公元1272年处决了自己家族内部政见不和的日本西部地区负责人—六波罗探提“南方别当”北条时辅以及家族议会成员—北条时章、北条教时。就在蒙古大军出发前后，北条时宗又将长期批评镰仓幕府的日莲和尚予以流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年轻的北条时宗迫切需要一场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自身政权。因此，北条时宗不仅没有缓和局势的打算，相反任命亲信藤原经资为“镇西奉行”，统率九州、关西地区的地方土豪全力备战。

在镰仓幕府的强力威压之下，日本九州地区的当地土豪家族不得不纷纷出兵。其中少贰氏、大友氏和岛津氏是九州地区的既得利益集团，自然是为巩固自身的地盘而战，而处于第2梯队的菊池氏和秋月氏则希望利用对抗蒙古入侵的机会提升自己在镰仓幕府中的地位，因此也全力出兵。而早在战前北条时宗便以“异国警备番役”的名义将大批镰仓幕府骨干力量—“御家人”派往九州地区。一时之间聚集在北九州地区的日本军队据说竟达10万之众。不过这支“土豪联军”在蒙古大军正式登陆之前始终处于观望状态，以至于对马、壹岐二岛的土豪家族—宗助国和平景高只能带着自己手下的一百人左右的部队发动自杀式的冲锋。此后九州西北部地区的“海盗世家”—松浦氏也遭到了蒙古远征军毁灭性的打击。

被北条氏流放的异见人士日莲和尚

根据被北条时宗流放的日莲和尚的记述：“（对马、壹岐）二岛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杀，或被掳，女子则被集于一处，用绳索穿手掌而过，锁于船舷之上。肥前国松浦一党，遭遇与此二岛百姓相同。”不过日莲和尚之所以大肆宣扬蒙古远征的屠杀，并不是出于悲天悯人或者杀身报国的思想，而是为他本人的宗教势力张目：“敌国贼寇之所以会入侵日本，是因国人信奉异端所招致的业报。”不过这种宣传无形之中倒也提升了九州岛“土豪联军”保家卫国的士气。

公元1274年农历十月十九日，蒙古远征军在博多湾展开登陆。不过最有利于“击敌于半渡”的海滩防线却只有海盗松浦氏的余党以及当地土豪原田氏的部队。好在蒙古远征军发现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之后便退回了海上。给了九州岛“土豪联军”一天的准备时间，“镇西奉行”藤原经资匆忙调集了数万大军赶到博多湾展开布防。虽然是有备而战，但是在名为“百道原”的正面战场之上，九州岛“土豪联军”却依旧是一盘散沙的状态，毕竟藤原经资虽然是镰仓幕府的特派员，但是当地的土豪少贰氏、大友氏官职也是“镇西奉行”。无奈之下藤原经资只能将“给我冲”改为了“跟我上”，带着五百名精锐骑兵带头冲锋。

日本虽然国内颇多战事，在其史料之中也不乏动辄“十万大军”的集团会战。但是从战场的表现来看其军队组织、武器装备都与亚洲大陆存在着代差。日本后世虽然以名刀著称于世，但两军对阵首先发挥作用的还是投射武器，而日本军队大量准备的缠藤弓虽然体积巨大但是射程却很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因此无论是射程还是射速都完全被蒙古军队短弓和更为先进的火药武器所压制。为了挽回颜面，日本方面只能在史料中鼓吹“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即中毒。”指责对手不厚道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为悲剧的是日本骑兵的战马连“击鼓鸣锣，杀声震天”的场面都没见过，随即“惊恐不安，跳跃打转”。

以家族为单位发起冲锋的日本武士

公元1274年的蒙日战争，在日本史料之中又被称为“文永之役”，日本方面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述颇多。其中除了抱怨兵器不如人之外，更多的则是吹嘘日本军队奉行“武士道”采取“一骑讨”的小集团冲锋，才被“不讲道义”的蒙古野蛮人所击败的。这种现象当然不是说没有，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日本方面各自都怀着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便在藤原经资带头突击的情况下，土豪们也只是以家族为单位发动进攻，其结果自然只能艳羡对方“大将据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的高明战术，以及前所未见的火药武器“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辨东西”。在战术指挥下，蒙古帝国远征军也表现出日本土豪们所不具备的大局观，在第一天尝试登陆发现百道原当地的地形不利于大兵团展开之后，第二天的战斗之中蒙古军队事实上是兵分两路，除了正面进攻之外还分兵于博多箱崎成功登陆，击败守军，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突袭在百道原同元军作战的日军。

蒙古军先进的火药武器

日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余部向太宰府水城（名为防御工事的巨大水坝）方向撤退。不过在败退的过程中，日本“土豪联军”中长期受少贰氏压制的菊池氏却主动承担断后的任务。这倒不是菊池氏高风亮节，而是长期在镰仓幕府中坐冷板凳的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战功。眼前政敌如此卖力，身为前线指挥官的少贰氏少主——少贰景资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了上去，在侥幸俘虏的几个蒙古士兵口中得知蒙古远征军的汉族将领刘复亨中箭受伤，随即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头上。实在令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砍了几个不明来路人头的菊池重基“泪流满面”。

以百里道为中心的蒙日双方会战中双方都没有留下具体的伤亡数字。但从战局发展来看，蒙古远征军虽然是胜利者，却也无法在缺乏后援的情况下继续这样消耗下去。因此自认兵力不占优势的主帅忻都以“孙子云，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我军疲敝，而敌军日增。如今之计，莫如走为上”为名拒绝了同僚“我军已深入敌境，士气斗志高涨，应仿孟明焚船，韩信背水之故事，与敌再度决战”的请求，在成功登陆之后主动撤军，随后又将船队开回了朝鲜半岛。不过由于在途中遭遇暴雨暗礁，最终令蒙古军队在海上遭遇的损失远多于战场之上。

这次战争的结果，蒙古和日本方面都作出了有利己方的解释。镰仓幕府根据前方自吹法螺的战报认为蒙元帝国的大军是被“击退”了，于是朝野大喜若狂，而沦为政治傀儡的“龟山天皇”恒仁，虽然一度在蒙古袭来时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世仁（后宇多天皇）。此时却也以太上皇的身份巡回全国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争取“出镜率”。北条时宗则以蒙古军队可能的报复为由下达了所谓的“异国征伐令”，以“反攻大陆”为名继续强化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忽必烈在得到了忻都“入其国败之”的报告之后，认为武力惩戒日本的目标已经达到，随即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正式建交。

作为外交大臣出使的杜世忠其景遇有些类似于被南宋方面囚禁的郝经，他自作聪明地吸取了赵良弼出使的经验绕过了大宰府，直抵日本本州岛的长门—室津港。但长门国守长期由镰仓幕府的亲信—“政所执事”二阶堂一系兼任，杜世忠选择在长门地区登陆，正可谓是“自寻死路”。

如果杜世忠抵达大宰府，那么在战争中吃尽了苦头的少贰氏和其他九州岛的土豪很可能在了解蒙古帝国的真实意图之后，改变与之对抗的政策。也正是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北条时宗在得到此消息后，急切地命令立刻将杜世忠一行送到镰仓。北条时宗与杜世忠之间有没有直接接触？后世没有留下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对于蒙古帝国写给政治傀儡—天皇的国书自然是北条时宗没有资格也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对于日本历代幕府而言，天皇直接与其他国家发生接触都是危险的信号。北条时宗最终的选择，是将杜世忠一行30余人处斩于镰仓龙口。后世日本认为这是为了显示武士的气概和不屈精神。但事实上北条时宗不仅违背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外交惯例，更处死了所有蒙古使节，根本没有将自己拒绝与蒙古帝国建交的信号传递给对手，忽必烈在杜世忠被杀之后事实上长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杜世忠死时年仅34岁，作为一名蒙古族人他的汉学水平似乎不低，杜世忠临死前赋诗：“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他的死与其说是北条时宗自信和豪迈的表现，不如说是镰仓幕府绑架整个日本的信号。

北条时宗虽然在蒙古军队撤退之后便以远征朝鲜半岛为由，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65岁以下的男子加入预备役部队，甚至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但事实上北条时宗根本无心远征，所谓“远征”无非是为了将所有这些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在九州岛北部的博多湾沿岸构筑漫长的“元寇防垒”工作中去的借口而已。

这种大型国防工事耗资巨大但实际效果却未必理想。因为北条时宗本人也不敢肯定元帝国一定会继续在九州岛北部发动进攻。因此他随即下令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抗战；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国，北条时宗还任命胞弟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统率长门、安艺、周防、备后各国的“御家人”，防卫本州岛西部。与此同时，增派北条实政去主持九州方面的备战工作。

镰仓幕府耗尽国力修筑的“元寇防垒”其实不过是一道围墙

公元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在广东崖山灭亡，这时的忽必烈才注意到杜世忠等人尚无消息。此时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在征得忽必烈同意之后，范文虎派出自己的私人使节。不过忽必烈此时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他命令高丽王国再次造舰900艘，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10万人，战船3500艘，组成江南军。为了集中领导忽必烈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而为了准备这场庞大的远征，元帝国不得不再度大量征召汉族士兵，忽必烈为此还下达了严格的征兵条令：“汉军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

公元1279年农历八月，范文虎派往日本的周福、栾忠使团被杀于大宰府。元帝国大军随即兵分两路征讨日本。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领金方庆指挥。公元1281年，忽必烈在大都召开军事会议，任命宿将阿剌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公元1280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至隐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垦之用。而对于参战诸将忽必烈指示“取人之国者，在于得到百姓土地，切勿多杀”。同时将帅要同心协力，切勿猜忌，以免招致失败。显然忽必烈此时已经看到了将帅间的不和，但却没有加以处置，这是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北条时宗在公元1280年农历十二月也发出了要求各地土豪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号召：“镇西警固事，蒙古异贼等明年四月可袭来云，近年守护御家人多以不和之间，无同心仪之由不顾天下大难，甚不忠也，御家人已下军兵者，随守护之命，可致防战之相互以背仰者，永可被处不忠之重科。”不过此时西起今津，东至箱崎，高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十余公里的“元寇防垒”终于建造完成了，处于守势的日本方面似乎又多了一成胜算。

首先抵达战场的是忻都统率的东路军。在再度顺利地夺取了对马岛之后。元帝国远征军东路军随即抵达了会师地点—隐岐岛。不过忻都自诩对九州岛北部的地形已经颇为熟悉了，又轻视日本“土豪联军”的战斗力，于是在没有等待江南军会师的情况之下，再度从博多湾强行登陆。

而为了阻止日本各地可能的增援，忻都还派出一支偏师，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当地的守军。忻都本人没有想到，他分兵长门的举动在日本国内随即引起了空前的恐慌。战争期间民心不稳，舆论惊慌本是常态。因此随着元帝国舰队出现在长门海域，“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的谣言迅速传开。

在各种抢购风潮之下，日本本土很快出现了“市中无米，民有饥色”的情况。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世仁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他老爸“龟山上皇”恒仁更是除了在清水神社祈祷，还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辞：愿以身代国难。一向自诩镇定的北条时宗也不遑多让。在和尚祖元要求他“发挥勇武精神，血书大经”的情况下，当即“刺指血书经卷”。

元世祖忽必烈

元军在博多湾强行登陆中，北条时宗耗费国力建造的“元寇防垒”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元帝国军队在经过侦察之后，随即发现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倒是九州当地的“土豪联军”吸取了上一次被动挨打的教训，首先对元帝国远征军的锚地采取了海盗式的夜袭。被日本史料描绘成孤胆英雄的草野经永本来就是海盗松浦家族的部下。他带回了21个所谓“元军”的首级，一时间其他人纷纷效仿。但随着元帝国远征军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反而伤亡巨大。日本“土豪联军”在博多湾前线的兵力有4万左右，基本与元帝国东路军相当。而其后方还有不下6万的增援部队随时可以参战。

偷袭蒙古战舰的日本武士

元帝国军在志贺岛成功登陆，却受制于当地狭小的地形，始终只能以“添油”的模式投入小股部队，因此进展颇不顺利。而大部分部队长期滞留船上生活，蔬菜、饮水供应困难，使得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一度是战斗减员的3倍以上。东路军孤军深入的同时，元帝国的江南军却因为两路军统帅阿剌罕病故而衍期后至。直到公元1280年农历六月十八日，在候补司令阿塔海迟迟没有赶到的情况才从明州出发。直到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才抵达会师地点。此时元帝国远征军才真正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就在元帝国大军准备进攻大宰府之时，海面上却出现了台风到来的种种前兆“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可惜元帝国的高层领导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最终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遭遇台风袭击的蒙元舰队

一般认为，元帝国远征军在台风天灾中几乎全军覆没。不过事实上虽然台风过后出现“无数死尸随潮汐入海湾，拥塞成道，人马可践踏而行”的惨状，但由于江南军的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在觉察到台风抵达的先兆时，便下令夜里停泊时战舰各去50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便即乘船各处搭救同僚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正是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据他了解，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

群龙无首被最终歼灭的蒙元残兵

但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4000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4000军卒回国。从结果来看，参战的东路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2.7万余人，台风后归国者仍有1.9万余人，损失7000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少。而江南军总兵力10万人，台风过后还有半数也仍有5万左右。由此可见，导致元帝国第2次东征日本失败的原因，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一年之后，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3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农历八月七日，日本方面在确认元帝国主力撤走之后，才出兵乘船搜捕。一般认为这3万元帝国远征全部成为了俘虏，但从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中仅俘虏几千人的情况来看，这批孤军应该是大部分在奋战中牺牲了，而被俘的人员中陆续逃回的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人也不在少数。

范文虎等回到大都，向忽必烈汇报时，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历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还乡里。”范文虎和忻都等联合欺骗忽必烈，把失败的罪过都推到部下历德彪等人的身上，同时以在合浦把军队散还乡里为借口，掩盖了军队的真实损失。

这样的举措一度骗过了忽必烈，竟然还得到了赏赐。一年之后，莫青等人逃回，忽必烈始知范文虎等的欺骗行为，非常震怒，立即将征日大小将领，全部罢免。好在征东行省左丞——忽必烈的女婿高丽国王王椹站出来指出“罪在元帅”，主动承担责任。忽必烈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随即连元帅都不问罪了。范文虎以“立功自赎”，在一年之后“练兵治械于扬州”，准备第3次出征日本。

侥幸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远征军令日本朝野上下一片欢腾。近乎奇迹的“胜利”更令日本从此自信心空前膨胀，此后经常作出一些螳臂当车的举动。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附会说：“北条时宗可以击败北面来的元军，那么东条英机也能打败东面来的美军。”事实上在利用强邻来绑架自己祖国实现个人野心的问题上，北条时宗的镰仓幕府和东条英机时代的日本军部倒是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