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 “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

在建国称汗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立即展开对大明的攻势，而大明显然也并不太将其放于心上，这个时期，努尔哈赤一直忙于继续积蓄自己的实力，并征讨黑龙江、东海女真诸部。然而，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天命二年，1617），一场史无前例的灾荒却席卷了整个大明帝国。史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国各地水、旱、蝗灾频繁，饥荒瘟疫严重。先是，去冬无雪，入春以后久旱不雨。至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广西柳州大旱，融县尤甚，人民死者相继，鬻卖男女不下数千人。是年，除江西、北直隶、湖广、河南、山东、福建之外，陕西、山东、广东等省亦先后向朝廷报告灾情，而辽东自然也不难幸免。这一年，李氏朝鲜和辽东，以及努尔哈赤的后金境内，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尤其以后金地区更甚，一时间，饿殍遍野，民怨沸腾。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终于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南方了。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在建立后金国称汗，并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努尔哈赤开始正式与大明帝国分庭抗礼，他以所谓“七大恨”誓师告天，公开向大明帝国问罪。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不过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借口，其实早在这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就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故而才有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

关于“七大恨”的内容，明清诸多史料有诸多不同版本，而且各书所记出入颇大，但大体内容主要是对于大明帝国杀其父祖的仇恨和对大明帝国插手女真事务、偏袒海西女真的不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七大恨”分别是：

第一，大明帝国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

第二，大明帝国欺压建州女真，偏袒叶赫、哈达女真；

第三，大明帝国强令努尔哈赤抵偿其所杀的越界人命，从而违反了双方划定的范围；

第四，大明帝国出兵保护叶赫，抵抗建州女真；

第五，叶赫在大明帝国支持下，背信弃义，把其部落与努尔哈赤有婚约的“老女”东哥转嫁给了蒙古喀尔喀部；

第六，大明帝国出兵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开垦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

第七，大明帝国辽东政府派萧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而金梁辑《满洲秘档》一书中收录的《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则为：“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

不过很显然，所谓“七大恨”，实质上是努尔哈赤用以发动脱离大明帝国，公开进攻的一种借口。万历末年，辽东遭遇凶年，“流离道路，饿莩相望”，这才是努尔哈赤起兵的重点之一。但不管怎么样，“七大恨”誓师将女真人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引向了大明帝国，努尔哈赤希望通过对辽东掠夺转移后金内部由饥荒而加剧的部落矛盾。誓师后次日，努尔哈赤即率大军向明之抚顺发起了进攻。

而努尔哈赤在此时起兵反明，所能够依靠的，显然是他所建立的军民合一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牛录额真”，本为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

所谓“牛录”在女真语中为“大箭”，原为女真族人兵农合一的临时性组织形式，女真民俗壮者皆兵，素无其他徭役，平时多以渔猎为生。每次作战或行猎，女真人依家族城寨出师，以十人中的一人为牛录额真，总领其余九人负责各方动向，也就是史载 的“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

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为适应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需要，利用女真人这种传统的狩猎组织形式，把“十人组牛录”改造为大型、固定、有严格纪律的统属关系，其实从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起建立黑旗军起，“牛录额真”就开始成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此后，努尔哈赤又将邻近女真部落，有挟丁口来归者，编为牛录。这种牛录的不断编设，并以容纳编制同血缘和同地缘而居的人。后来规定300人编为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兵籍单位。起初，建州兵总分为环刀、铁锤、串赤（铁丳皮牌）、能射四军，后来随着建州三卫的统一，牛录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努尔哈赤另编红旗军亲领，将黑旗军交由胞弟舒尔哈齐指挥。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了一次整编，以300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管理，同时又分设白旗军，由长子褚英指挥。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已有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吞并乌拉后，规模更为扩大。此时，他已经统领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于是又做出了调整，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也就是将红白黑三旗及所领牛录析设为八个旗：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镶蓝、正红、镶红三旗。正四旗旗帜为纯色四边形，龙首朝后；镶四旗旗帜为五边形，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龙首朝前。同时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这就是所谓的“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其根本还是为了能够控制女真各部，因为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故而努尔哈赤可以通过八旗及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的方法，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而此举除了便于旗主来管辖所有部民，还极大地增强了建州兵的战斗力。

按照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之时的各旗旗主是：正黄旗旗主多铎、镶黄旗旗主阿济格、正白旗旗主皇太极、镶白旗旗主杜度、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镶蓝旗旗主阿敏、正红旗旗主代善、镶红旗旗主岳托。此外，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皇帝赐予的若干牛录。

在创建八旗制度的同时，努尔哈赤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协议国政。这就是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与后金的磨刀霍霍不同，此时的大明帝国是一片糜烂，而且帝国还刚刚经历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

所谓“万历三大征”，其实就是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在帝国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此三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丰臣秀吉掌权的日本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然大明三战皆胜，但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因为这三场战争耗时、耗银实在太多了。

万历朝鲜战争

宁夏之役自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朝鲜之役更是自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至于播州之役是自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根据《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播州用兵，二十七年，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明史•王德完传》更是记载：“近岁宁夏用兵，费一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这八年间，大明帝国的军费开支高达1160余万两白银。

而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外，明军还在万历十一年（1583）至三十四年（1606）进行了明缅战争。自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以大将沐英出击云南击败蒙古残余势力后，沐英被封作黔国公世镇云南，同时明廷在云南外围以西南设有六个宣慰司，即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宣慰司、车里宣慰司、老挝宣慰司，以统辖之。

万历年时，缅甸的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四处征战扩张，兼并了缅甸大部。万历九年(1581），缅王莽应龙死去，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他继承王位后，继续使用武力向北扩张。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缅军攻陷施甸，进攻顺宁、盏达，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于是，朝廷迅速派刘綎和邓子龙率领明军进行抵抗，明军在当地土司武装的配合下，在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大破缅军，取得攀枝花大捷。此后明军乘胜追击，邓子龙率领军队收复了湾甸、耿马。而刘缀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陇川，俘虏缅甸丞相岳凤。岳凤投降后，缅甸军队一触即溃，明军一路收复了蛮莫、孟养和孟琏，孟密土司也宣布内附，阿瓦缅甸守将莽灼也前来投降。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缅军再次入侵，攻占孟密，包围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又率军击败了缅甸的入侵。自此缅甸东吁王朝的势力被赶出木邦、孟养、蛮莫等地，一时间，众多土司纷纷重新归顺大明。此后，在万历十二年九月，又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了蛮莫、耿马两安抚司，孟琏、孟养两长官司，姚关、孟淋寨两千户数，并在蛮莫设立了大将行署，任命刘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为了对付缅军的象阵，刘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

此后，自万历十三年（1585）开始，双方就在边境频频冲突不断。

其实，当时的大明正因“国本之争”而动荡不已。所谓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其实就是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自古以来便是“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的朝内众臣旗帜鲜明地分为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

神宗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原为神宗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史载，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万历九年（1581）的某日，神宗皇帝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李氏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从称朱常洛为“都人子”来看，皇帝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史载，神宗嫔妃众多，但唯宠郑氏。万历十年（1582）郑氏被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即朱常洵。神宗大喜，有意晋封为皇贵妃，这与对恭妃冷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明神宗万历皇帝

此等流言一出，大臣们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很显然，因为帝国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朝中大臣们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就在万历十四年（1586）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此举更是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上疏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辞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明神宗在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中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麻烦，那就是使皇帝和群臣发生了对峙。

大臣们根据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要求立长子为太子，然而神宗却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而他的这个意图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双方僵持之下，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又令群臣忧心如焚，于是谏言纷纷。万历十八年（1590），众多大臣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15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皇帝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神宗大怒，眼看皇帝龙颜大怒，申时行不得不上疏暗中为自己辩白。此事被捅出来之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但此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众大臣或被迫辞职，或被廷杖，但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声音却并没有消失过。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皇帝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却只以“三王并封谕”告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众多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

此后，为立储事，前后纷争达15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首辅沈一贯的劝进下，神宗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做出让步，立虚龄已20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史载，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众太监居然不给太子生火取暖，以至于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如果没有讲官郭正域怒而斥责太监，那些太监们才不会管那位太子爷是否会冻僵。

史载，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常洵为储，因而以数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表达自己的不满，此举也就是在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历史走向有着很大影响的“万历怠政”。

金台捧敕中的万历帝形象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神宗皇帝下旨，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但福王却迟迟不赴洛阳，反而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疏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最厉害。就在此时，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抓获张差。此后，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予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张差饮酒。带他到慈庆宫，着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于是，举国上下士庶一片哗然，众人都认为郑贵妃要刺杀太子。六月一日，神宗皇帝密令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不久之后，福王才离京前到洛邑就藩，至此之后，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而在这之前，围绕着国本之争，朝内已经掀起了两次大狱，而导致这两次大狱的根本便是所谓的《妖书》案，史载此案的最初是刑部侍郎吕坤撰写了一书，名为《闺范图说》，是古今后妃的传记，结果东厂提督太监陈万化将此书献给皇帝，郑贵妃得知之后，竟然补上了自己的传记，再次刊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认为吕坤阿谀奉承，于是上疏弹劾，但神宗没有理会此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人撰《忧危竑议》，说郑贵妃欲以其子福王朱常洵夺储君之位。神宗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樊玉衡之手，士衡、玉衡俱贬，但御史赵之翰认为武英殿大学士张位是主谋，于是神宗又罢免了张位，贬谪亲近张位的礼部侍郎刘楚先、右都御史徐作、国子监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兰、礼部主事万建昆等，是为“第一次妖书案”。

五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籍悄然流传而开，书中依然是老调重弹，说郑贵妃欲以福王夺储位，但此书内容却因为辱及天子、首辅，故而一时间朝内哗然。据载，此书为大学士朱赓所得，于是朱赓面奏神宗皇帝，呈报此事，神宗大怒，命东厂与锦衣卫侦办。此时，浙党沈一贯乘机构陷东林党沈鲤、郭正域等人，事态扩大，株连甚多，甚至就连高僧紫柏真可禅师也因与沈鲤有往来而受波及，在遭锦衣卫殴打以至重伤后，随即涅槃。此后，太子朱常洛向东厂施压，让他们不得牵连大臣，故而最后东厂竟归罪于顺天府诸生皦生光所作，于是皦生光遭到凌迟处死，是为“第二次妖书案”。

除了两次妖书案之外，当时还有“楚太子案”也是闹得沸沸扬扬。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赿向朝廷告发楚王朱华奎并非楚恭王之子，是楚恭王亲戚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首辅沈一贯因与朱华奎友好，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暂将奏疏压下不表。朱华赿不服，亲自上访燕京，北告御状。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进行调查。沈一贯反对无效，最后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但察无实证，只有王如言的女儿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沈一贯与郭正域自是有仇恨，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郭正域愤而辞官，朱华赿则被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居然又引发了“楚宗劫杠案”。万历三十三年（1605），神宗皇帝觊觎楚王家财，楚王朱华奎只好以皇杠搬运白银贰万两贡献朝廷。运送途中，被不满楚太子案的楚国宗室朱蕴钤等人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在讯问案情时，竟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打死。于是湖广右参政薛三才、按察使李焘、巡按吴楷即向朝廷报告楚国宗室作乱。沈一贯立刻调集郧阳巡抚胡襟寰兵马，准备平定楚国谋逆，一时间楚国宗室自危，幸亏李焘上奏，此为刑案，并非谋叛，朝廷方才止兵。此后，神宗皇帝下令斩杀朱蕴钤与朱蕴訇，赐死朱华堆等4人，幽禁朱华焦、朱蕴钫等45人，搞得楚国宗室人心惶然，方才作罢。

其实无论是国本之争，还是“妖书案”，又或者“楚太子案”，其根本都是朝内党争。万历三十二年（1604），吏部郎中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于是也就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按照史料的记载，东林党的形成并没有这么简单，顾宪成乃无锡人，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授户部主事。万历十五年，因为上疏申辩，词语中有触怒当权者，而被贬谪为桂阳州判官，慢慢提为处州推官。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明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史载，顾宪成回到家乡以后，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东林书院，偕高攀龙等讲学其中，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而与此同时，是为浙江宁波人的沈一贯则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还有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人亓诗教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其他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崑党，这些合称“齐楚浙党”。齐楚浙党与东林党相互攻击，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东林党争”。

史载，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朝廷几无宁日。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关于明末党争的危害，《王学质疑》提要曾说道：“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而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则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则说的更为深刻：“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就在大明帝国陷入内外交困的时候，努尔哈赤起兵也就有机可乘了。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入侵大明，以左翼四旗进攻东州、马根单，自己亲率右翼四旗直取抚顺。抚顺城位于浑河畔，是明与女真互市之所，由于努尔哈赤年轻时曾在抚顺从事贸易，因此对抚顺城的情况了如指掌，守将游击李永芳亦与努尔哈赤相识。当日，努尔哈赤派人至抚顺告知次日有一个三千人的女真大商队前来抚顺贸易。十五日，佯装商人的后金先锋部队来到了抚顺城，抚顺军民均至城外交易，这时努尔哈赤大军突至，与抚顺城内的后金军里应外合一举袭取抚顺，中军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等战死，李永芳投降。同日，左翼四旗亦攻克东州、马根单。东州守将李弘祖战死，马根单守备李大成被俘。

抚顺失陷的消息传至广宁，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檄广宁总兵张承胤前往救援，张承胤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万余大军追击努尔哈赤。双方相遇，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从两翼围攻明军。正在双方激战之时，天空风沙大作，明军迎风而战，陷入不利局面，最后被后金军全歼，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皆阵亡。抚顺之役，大小战斗共历时一周，后金军不仅攻占了抚顺、东州、马根单，还劫掠了大小屯堡五百余座，俘虏人畜30万，编为千户，毁抚顺城后班师。努尔哈赤本对攻打大明帝国并没有绝对信心，在战前甚至还告诉众贝勒大臣要“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然而，努尔哈赤首战大明帝国即俘获人畜30万，这刺激了其更大的野心。

抚顺之败，举朝震惊，而就在大明帝国试图采取行动的时候，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再攻取抚顺与铁岭之间的抚安等大小城堡11座。七月，后金军破鸦鹘关而入，进犯清河。

清河城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大路可直通重镇辽阳、沈阳，为辽沈之屏障，参将邹储贤、援辽游击张旆领兵一万镇守此地。努尔哈赤令装满貂、参之车在前，军士埋伏在车后突然杀出，此举让清河守军措手不及，顿时大败，援辽游击张旆亦战死。此后努尔哈赤命部下对清河进行围攻，由于清河城上布有火器，后金军攻城死伤千余人。于是努尔哈赤改变了策略，他令军士以木板作为掩护，在城下挖墙，后金军遂从缺口突入城内。虽然努尔哈赤命李永芳前去劝降邹储贤，但邹储贤见之怒骂，并率军于城上抵抗后金军，最终力竭阵亡。清河陷落之后，副将贺世贤率援军赶来，但见城已陷落，遂斩附近女真屯寨妇幼150人而还。

由于连陷抚顺、清河，努尔哈赤的野心越来越大，他将被俘获的一名汉人割去双耳，令其转告明廷，“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战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此举彻底惹恼了大明，大明帝国也自此才终于意识到了辽东事态的严重性，决意征调大军彻底消灭后金。

就在努尔哈赤进攻辽东的同时，这一年，他还对叶赫部实施了又一轮攻势。首先命大贝勒代善统领战将16员、兵五千人驻守扎喀关以防大明的干涉，而自己则率领倾国之师攻打叶赫部。此战，后金军连克叶赫大小城寨20余座，焚其城，俘获了大量降民、牲畜、粮食和财产，在努尔哈赤的攻势面前，叶赫再度向大明帝国求援，开原总兵马林率全城之兵前往救援。努尔哈赤为避免腹背受敌，不得不班师而回。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蒙古部落。

在蒙古方向，自明太祖以徐达为将，率部攻占元大都，迫使顺帝北逃，退居塞北以来，史称北元的蒙古人一直盘踞在大漠草原之间。由于时北元仍有“不下百万众”之实力，故而蒙古人曾经多次反攻边地，试图重新入主中原，后经成祖多次讨伐，方才衰落。此后，瓦剌也先崛起，此人野心勃勃，颇有计谋，一度统一蒙古，土木堡之役擒明英宗，后又围攻北京、东掠女真诸部，但也先死后，蒙古再度分裂。至万历年间，蒙古已经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

其中漠南蒙古与建州相邻，诸部之一的科尔沁曾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参与叶赫组织的九部联军，结果在古勒山之战大败后，科尔沁贝勒明安果断遣使与建州通好，自此双方开始互通往来。但万历三十六年（1608），科尔沁再助乌拉讨伐建州，可是见建州兵强马壮，科尔沁自知不是对手，遂撤兵请求与建州联姻。努尔哈赤不计前嫌，答应其请求，于是双方交好如初，而就在科尔沁和建州开始通好之时，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为了防止努尔哈赤在蒙古草原的扩张，居然对科尔沁部发动了袭击，此举反倒使科尔沁部彻底倒向努尔哈赤，甚至有科尔沁贵族奥巴台吉等率部众内附之事。由于科尔沁部为蒙古诸部中归附最早者，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朝后妃很多来自科尔沁。

而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时的喀尔喀部位于辽河流域，内分五部，长年互攻，冲突不断。努尔哈赤充分利用喀尔喀五部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逐部争取、优待来投贵族、部民以从中取利。五部之一的巴岳特部贝子恩德格尔是第一位内附建州的喀尔喀贵族。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恩德格尔引领喀尔喀五部使臣给努尔哈赤上尊号“恭敬汗”，从此双方往来不绝。努尔哈赤为进一步笼络恩德格尔，将舒尔哈齐第四女许配给他，使其成为额驸，这对招抚其他喀尔喀来投的贵族和部民起到了很大作用。

然而，喀尔喀部诸贝勒中实力最为强悍的介赛却很不以为然，他依然选择与大明帝国结盟，介赛曾经与大明帝国三次立誓，所以，此时他不会选择与努尔哈赤结盟。此后，在后金攻打铁岭时，介赛率军万人埋伏于铁岭城外配合明军作战，结果大败，后金军追至辽河，介赛与其二子、二弟、三婿、诸贝勒、战将、士兵等百余人被生擒，努尔哈赤在喀尔喀部同盟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随后，努尔哈赤与喀尔喀部27位贝勒、台吉会盟于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双方正式确立同盟关系。而对于被俘虏的介赛，努尔哈赤并未处死，而是将他囚禁在后金，以争取同该部结盟。两年后，喀尔喀以牲畜万头赎回介赛，努尔哈赤与介赛盟誓并互通婚姻。

至于察哈尔部，则以临近蒙古与大明帝国的边境之处而得名，察哈尔为蒙古语“边”的音译，其汗驻帐于广宁以北。其实察哈尔部乃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后，分封诸子后所产生的。史载，达延汗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其中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部万户、兀良哈部万户和喀尔喀部万户，而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部万户、土默特部万户和永谢布部万户。左翼三万户由达延汗自己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部万户；右翼三个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部万户。之后察哈尔部领主便成为蒙古各部之共主，世袭蒙古大汗之位。随着达延汗的去世，诸部再度陷入纷争，蒙古大汗无法对各部进行实际支配，实权仅限察哈尔部统治范围之内。

在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用兵之时执掌察哈尔部的是达延汗七世孙林丹汗，他有一统蒙古的野心，对辽东也常心怀觊觎，因此与大明、努尔哈赤均有利益冲突。随着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开始不断将自己的势力伸入到漠南蒙古地区，科尔沁、喀尔喀尽皆臣服于后金，故而林丹汗出于威胁的考虑，毅然选择和大明结盟。

史料记载，林丹汗十分蔑视努尔哈赤，他曾致书努尔哈赤，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而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满洲国主”。努尔哈赤亦作书回应，书中亦提及大元朝是被大明击败，方才退出中原的。很显然，努尔哈赤试图激起林丹汗对大明的愤怒，转而倒向努尔哈赤。然而，在林丹汗看来，自己所面临的后金的威胁相较历史宿怨更为重要，遂囚来使，坚持与努尔哈赤为敌。此后，林丹汗自恃在蒙古诸部中实力占优，常年用兵，破喀喇沁、灭土默特，并为了遏制努尔哈赤，而出兵讨伐后金的盟友科尔沁部。然而，在努尔哈赤的援助下，科尔沁部将林丹汗所部击退，以至于林丹汗无功而返。

其实，之所以林丹汗征讨科尔沁无功而返，主要原因还是察哈尔部内部很不稳定，察哈尔的敖汉、奈曼两部就与后金有往来，甚至林丹汗的孙子扎尔布、色楞后来还逃至科尔沁，并到后金去朝拜努尔哈赤。但直至努尔哈赤去世，察哈尔始终是牵制后金的一个力量，直至皇太极继位后才将其征服。

就在努尔哈赤忙着经略漠南蒙古的时候，大明帝国对于后金的征讨也开始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宣布脱离大明帝国统治，并以“七大恨”誓师，历数大明帝国对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以及向大明帝国宣战。以后便出兵偷袭辽东各堡。四月十五日，连陷抚顺、东州、马根单、抚安堡等地，东州守将李弘祖战死，马根丹守备李大成被俘。抚顺总兵李永芳与中军赵一鹤等及5百守军乞降于后金，范文程兄弟亦投降后金，抚顺守备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等拒降而战死殉国。辽东巡抚李维翰急命广宁总兵张承胤、辽阳副总兵顾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率军前往救援，于四月二十一日遭后金军反击而大败，明军阵亡3千多人，仅3百余人逃回。战后，帝国迅速派援辽游击将军张旆率领5千兵马支援清河。结果七月二十日，后金军攻入鸦鹘关，七月二十二日，攻占清河堡，清河副总兵邹储贤、游击张旆、守备张云程战死，清河守军达6400余人覆没。而驻扎在叆阳的参将贺世贤听闻清河有变，疾驰出塞，破后金一栅，击杀百余人。此役，后金掳掠人畜30万，获马9千匹、甲7千副。可谓是全辽震动。

抚顺、清河的失陷，使得大明帝国的中枢不得不对辽东丧师失地做出反应，帝国努力建立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系统此时面临着崩溃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帝国决定发动一次性大规模进攻，以图彻底消灭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1618），帝国在广宁设立辽东饷司，任命原辽东巡抚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御史陈王庭巡按辽东兼监军事，与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及以名将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谕令被勒令回乡的旧将杜松及已告老还乡的刘綎等众将官“星驰出关，以备调遣”，共同商议出征之事。由于此时大明帝国驻守辽东全镇兵力六万，除去各处城堡驿站布防的守军，能作战的只有约两万余人。加上因屡次遭后金打败，以致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所以帝国从福建、江西、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南京等地征集兵士星驰援辽，并调集旅顺等地派驻舟师，与镇江（今辽宁丹东）、宽甸兵会合。且咨文朝鲜、叶赫，合力征讨。

由于当时，卫所制名存实亡，已经转为募兵制，故而这次出兵，其实是调自全国各地，而兵士主要来自九边重镇、四川和浙江。史载，此战出动兵力为：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1万，共约3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兵精骑6千，共约2.5万人；四川、广东、山东、陕西、北直隶、南直隶，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2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4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士兵，数量各二三千不等，共约7千人。结合起来，明军总数约8.8万人，再加上海西女真叶赫部军1万人，李氏朝鲜所派1.3万兵马，总计11万多人。

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经十个月的准备，明廷从全国调来各路兵马齐聚辽阳，以曾经经略朝鲜的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总督大军。二月十一日，经略杨镐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王庭在辽阳演武场举行讨伐后金的誓师，并斩抚顺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指挥白云龙以祭旗。誓师后，杨镐等决议兵分四路，直捣赫图阿拉。四路分别为：

西路军，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经略标下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刘遇节、原任参将柴国栋、原任游击王浩、原任游击张大纪、原任游击杨钦、原任游击汪海龙、管抚顺游击事备御杨汝达、原任参将龚念遂、原任参将李希泌等以下宣府、大同、山东、陕西官兵等3万余人，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为主力军。

南路军，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经略标下左一营管游击事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裕光、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备御徐成名、加衔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原任游击于守志、原任游击张昌胤等以下辽东边防和京营官兵二万余人，以守兵备参议阎鸣泰为监军，推官郑之范为赞理，由清河出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作为支援各路之军。

北路军，即开原路，以原任开原总兵官马林为主将，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管海州参将事游击丁碧、游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铁岭游击郑国良、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及马燃、马熠等以下真定、保定、河北、山东等官兵2万余人，暨叶赫部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盟军1万余人，以开原兵备道检事潘宗颜为监军，岫岩通判董尔砺为赞理。从靖安堡出发，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为次要主攻方向。

东路军，即宽甸路，以辽阳总兵官刘为主将，管宽奠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淅兵管备御周翼明、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同知黄宗周为赞理、海盖兵备副使康应干为监军，与刘招孙等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南方官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朝鲜派出由朝鲜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中军官原任节度使李继先、总领大将副元帅平安道节度使金景瑞、中军官虞侯安汝讷、分领边禆防御使文希圣、左助防将金应河、右助防将李一元等率领1.3万人。从宽甸堡路由凉马佃出发，东面进攻赫图阿拉城，作为佯攻的疑兵。

又以总兵官官秉忠、辽东部司张承基、柴国柱等部驻守辽阳，作为机动；李光荣率军驻广宁保障后方；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蒙古各部；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杨镐本人则坐镇沈阳，居中指挥。时杨镐奏上“擒奴赏格”经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明神宗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万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千两，升指挥使；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将，若能俘献努尔哈赤，可以免死。又诏令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若能擒斩努尔哈赤，将给予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散阶正二品。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12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

应该说，此时大明帝国在经过十个月的准备之后，可谓是为了此役做了准备，不仅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而且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无一不想通过此战来对蛮夷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神宗自己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可实际上呢？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九月，为四路出师筹饷，直隶巡按龙遇奇曾经叫苦说：300万军饷，实在难于凑齐，即使拼命搜刮，也难以凑齐。在无饷可征时，内廷府库却颇是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10万。

而当辽东明军以山海关总兵名将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总兵赵梦麟等2万余人为西路军；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率参将贺世贤等2万余人为南路军；以开原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游击麻岩等2万余人并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率领的两千叶赫兵为北路军；以总兵官名将刘綎为主将，率都司祖天定等1万余人会同朝鲜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的1.3万余朝鲜兵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共十余万，号称47万，于二十五日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展开合围的时候，巨大的危机却还是诸将不和。“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就如同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的那样： “臣久留经略门下，熟闻言语，兼察动静，南北诸将猜隙已成，号令每相反。窃闻中朝诸将中，勇敢善用兵推刘綎第一，而兵精不如吴惟忠，……提督依重刘。”而祝耀祖《敬陈一得备安攘疏》也记载：“自镐用事以来，威令不行，赏罚不信，呢私交而轻南将，则豪杰灰心，怯任，罪而恤典，则英雄短气。”

杨镐此人是万历八年（1580）进士，先后为南昌、蠡县知县，然后进入朝中当御史，因事调为大理评事。后来又升为山东参议，负责防守辽海道。他曾经和大帅董一元合力在雪夜中翻越墨山去袭击蒙古炒花部的营帐，大获全胜，迁任了副使。这期间，他开垦荒田130多顷，每年储藏粮食1.8万多石，又被提拔为参政。

万历二十五年（1597）封贡议败，朝鲜战事再起。大明帝国逮捕主和议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书邢筁总督蓟辽，神宗以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时日军由南往北进攻，锋势甚锐，汉城告急。六月，杨镐抵达平壤，当即指派诸将。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围攻驻守南原的明将杨元，杨元不敌弃守，邻近全州守将陈愚衷亦不战而逃，京畿危在旦夕。此时，杨镐自平壤抵汉城，指挥明军大破日军，从而解王京汉城之危，遏制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的胜利。此后，杨镐指挥明军乘胜进攻，将日军主力团团包围于蔚山，惜天雨连绵十数日，明进军不利，反为日军所乘，蔚山失利。所谓“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蔚山战后不久，大明帝国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贪猾丧师，酿乱欺罔”，于是杨镐被革职撤回。万历三十八年，杨镐复起巡抚辽东。期间，其袭炒花于镇安，破之，因御史田生金劾其开衅，加上时辽左多事，杨镐极力推荐李如梅，请求重新任用他做大将，但为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所劾。于是杨镐上书辩解并请求离职，神宗不加过问，于是“镐竟引去”。

此番，出兵辽东，虽然四路军企图“分进合击”，但骁勇善战的刘因为与杨镐素不和，被派往东路，孤军深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一场悲剧。最重要的是，杨镐遣后金逃兵带书信给努尔哈赤，声称大明帝国集结天兵47万，并以发兵日期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相告，企图威吓努尔哈赤及后金上下。但此举却使明军尚未出动，其部署和师期皆被后金掌握，反使后金军早做准备，努尔哈赤从大明帝国叛将李永芳献计“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以攻为守、逐个击破，以多战少。

关于李永芳，历史上的记载很详细，此人原为抚顺千户所游击。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攻克乌喇部，乌喇部贝勒布占泰逃往叶赫。努尔哈赤又征讨叶赫，叶赫部向大明帝国求援。大明遣使告诫努尔哈赤，不许他侵犯叶赫。努尔哈赤修书给大明帝国，表示叶赫背盟悔婚，藏匿布占泰，自己是不得已而用兵，并亲自前往抚顺千户所。李永芳出迎三里，将努尔哈赤引入教场。努尔哈赤将回书交给李永芳，率军返回。这也是两人相熟的开始。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9），努尔哈赤入侵大明，围困抚顺，并致书给李永芳道：“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如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于汝民矣。勿谓我恫吓，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兴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李永芳看完书信后，便登上南门请降，但仍命士卒准备防御战具。后金军以云梯攻城，很快就登上城池，斩杀守备王命印。李永芳于是出城投降，并匍匐在地，拜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马上答礼，命士卒勿杀城中百姓。次日，努尔哈赤毁抚顺城，将城中百姓编为千户，迁到赫图阿拉，并按照大明帝国官制设置大小官属。李永芳被任命为三等副将，并娶贝勒阿巴泰之女为妻。抚顺是努尔哈赤打下的第一座大明帝国边城，李永芳则是第一个投降的大明帝国边将。

其实，杨镐最初本是原定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619）出师，但是因为此役大明帝国四方调兵，使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银钱，然而大明帝国虽有内帑积储数百万两，神宗皇帝与内阁等竟不肯拨发。而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又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督促杨镐尽快出兵。于是杨镐决定提前于二月二十一日出征。史载：“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以为败征。”于是就在这样军心不稳之中，杨镐决定提前于二月二十一日出征。

时因天降大雪，行军困难。马林向杨镐劝谏“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而刘则以地形未谙、大雪迷路为由，提出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并且刘还要求调集其手下川军三万，可惜兵部只准许调集五千川军。杜松也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久未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未能大规模兴兵。但是杨镐皆置之不理，最后决定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师，于是斩抚顺逃将白云龙作祭旗。四路明军同时由辽阳教场分道出征。

应该说，明军兵分四路，本来的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大军合围，将之。但是，从一开始，就是杜松孤军冒进，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而刘则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700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而这个分而不合的局面也正是努尔哈赤所希望看到的，他当即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二月二十八日，时西路军杜松，从沈阳出发，到抚顺关稍作休息，此后便是又开始继续进军。杜松于万历年间由舍人从军，累功为宁夏守备。万历二十二年（1594），迁廷绥参将。此人号称“杜黑子”，交锋时掳起两臂，乌黑如漆，持着金刀乱砍。守陕西时，与胡人大小百余战，战无不胜，被塞外诸胡畏之，呼为杜黑子而不名“杜太师”。

万历三十三年（1605），擢为署都督佥事，代替李如樟镇守延绥，次年套寇进犯安边、怀远，杜松大破之，改镇蓟州。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官为总兵，接替李成梁镇辽东。因为在这期间作战吃亏，一气之下焚烧粮草，被下狱处置。对此杜松感到很是惭愧，数次自毁甲胄，声称欲削发为僧。然而，朝臣虽然都可惜杜松的勇武，但因杜松的为人，却没人替他说话。万历四十三年（1615），河套寇大举进犯，杜松被重新启用，率领轻骑捣火落赤营。斩首200余。万历四十五年（1617），因蓟、辽多事，特设总兵官镇守山海关，令杜松担任总兵。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张承廕战殁，朝廷方才诏杜松驰援辽阳。此番杜松为抢头功心切，于是星夜列炬，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二月二十九日直抵浑河岸，此时杜松得知后金约1.5万兵马正于铁背山上的界凡城修筑防御，企图阻挡明军前进。因界凡城形势险要，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咽喉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界凡城北，便是浑河东岸的吉林崖，为界凡第一险要之处，界凡城南为扎喀关，为界凡另一处险要之地，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浒山。皆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百余里。过了界凡之后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因此，界凡地位极度重要，于是杜松便将大军兵分二处，分2万人于萨尔浒山麓扎营，杜松亲率轻装1万人渡过浑河，进攻界凡城下以北的吉林崖。但是此时杜松只知后金军在界凡城上防御的情报，却未得知后金已经向界凡方向大规模调动军队，注下败亡之祸。

三月初一早上，杜松不听总兵赵梦麟等众将劝谏休整，反而强命渡河，其部参将龚念遂等因辎重营渡河困难，被遗留在大军之后，屯于斡浑鄂谟，结果杜松军只能轻装渡河，留下大量火炮等重型火器。杜松军渡河间，努尔哈赤于浑河上游毁坝放水，时河水陡涨，明军被水淹死者甚多，致兵伤马毙，锐气大挫。杜松军渡河后连破两个后金小兵寨，只俘获14名后金兵。

随后杜松以全军攻打吉林崖，但午时后，后金军已经到达界凡城南的扎喀关，二贝勒代善下令进军至毗邻界凡的铁背山。此时攻打吉林崖的明军也看到大批的后金军队陆续到达，但杜松已无法改变战略。无论是自己率领的1万明军渡河到萨尔浒大营会合，还是令对岸的2万明军渡河到吉林崖山下会合，都必定在渡河时被后金军阻击，于是杜松便令继续强攻吉林崖。后金方面眼看要抵挡不住，代善命1000精兵火速增援吉林崖。明军虽有火器之利，却也一直未能攻下。时努尔哈赤率军亦赶到，并认为申时已到，天色渐晚，于是命左翼四旗兵先击萨尔浒之明军，破萨尔浒后，进攻吉林崖的明军自必动摇。后再加一旗的兵力，合共五旗3.7万骑兵，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向萨尔浒明军大营。

萨尔浒大营由总兵王宣、赵梦璘等统率抵挡后金兵的奋力冲击，最后因后金军多，明军不能抵挡，结果萨尔浒明军大营被攻破，明军争相逃命，结果全部溃灭，王宣、赵梦麟战死。逃走的明军最后到达力阿哈时被后金军追上，亦全部被杀死。时吉林崖杜松军看见萨尔浒大营被攻破后，军心早已动摇。此时，后金军将攻打萨尔浒的兵力与同部署在吉林崖的兵力汇聚，吉林崖上的后金军亦蜂拥而下合攻杜松军。面对后金军攻势，杜松亲率官兵奋战，但是后金军已经尽占河畔、莽林、山麓与谷地，以数倍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包围。战至夜晚，明军点燃火炬，从明击暗，反让后金军能够从暗击明，使明军死伤惨重。杜松被后金贝勒赖幕布射杀，参将柴国栋、游击王浩、张大纪 、游击杨钦、汪海龙和管抚顺游击事备御杨汝达也战死。明西路大军全军覆没，经略标下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刘遇节率残兵逃脱。监军张铨被俘，誓死不降，被处死。

而知道此时，屯于斡浑鄂谟的龚念才决定会合北路军马林欲往救杜松。马林乃名将马芳次子，以父荫升总兵。史载，此人“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他所统帅的北路开原军从二月二十八日经三岔儿堡出发，二月二十九日得知西路杜松军一马当先，马林便急命进军，以免应援不及，被定师出失期之罪。三月初一，北路开原军抵达尚间崖，三月初二得到西路杜松军战败后，其大惊，不敢前进。于是马林不听潘宗颜等诸将的建议，一意孤行要把大军一分为三，转攻为守。马林主营退守在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挖掘三层堑壕，将火器部队列于壕外，骑兵殿后，又命部将潘宗颜屯大营数里之外，以战车相围，成掎角之势，相互呼应。同时派参将李希泌率军援助留驻于斡浑鄂谟湖的西路军杜松辎重营的龚念遂部，三军成掎角之势，严营坚守，期望能抵住后金兵的进攻和等待叶赫军到来援助。

这时，努尔哈赤在击破杜松后，正调头过来，以三倍于马林的兵力进攻，见明军亦是分兵立营，于是决定各个击破。三月初三清晨，大贝勒代善率八旗主力转锋北上，直攻尚间崖，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亲率3000精锐先攻龚营最薄弱的一隅，同时围潘宗颜营，使之不能往救。结果龚念遂营被突破。参将龚念遂、李希泌战死。其余战死者还有千总张天祚、颜天佑、王弘化和把总雷应龙、丘起凤、刘友才、于景柱、杨朝武、代运旺等等，全营5000人败殁。至午，努尔哈赤转往攻打尚间崖马林大营，后金兵直奔尚间崖，命“先据山巅，向下冲击”，马林一时惊恐，立即命令壕内的精锐步兵出壕援助，努尔哈赤见马林营内与壕外兵汇合，又命“停止攻取山上，下马徒步应战”，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军前后夹击，大败马林军，夺尚间崖，当时明军急发鸟枪、放巨炮，“火未及用，刃已加颈”。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客观上来说，此战明军的火器不少，但是，兵士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两炮中靶。据史料记载，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向李氏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求援，调400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此战，朝鲜以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1.3万人，往援辽东。不过由于朝鲜火铳手自身水平也不高，而且训练时间有限，故而战时，在后金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

不过后金军的进攻并不顺利，位于尚间崖的马林营防守严整。努尔哈赤便命令莽古泰与阿敏率军冲向马林营。马林迅速令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游击丁碧、葛世凤等为前阵抵挡，以管铁岭游击事都司郑国良及麾下中军赵廷兰、千总麻进忠、魏相、把总姚守冠、曹文烈、赵奎等负责防守，马林在后压阵命营中明军发鸟枪、放巨炮。后金军蜂拥而上与前部明军接战，两军酣战之际，魏相、姚守冠战死，马林得知龚念遂营已破，掎角之势已失，大惧，加上后金军已杀入后营，管新兵中营原任参将李应选、守备马熬、朱邦孝及千总杨一科、李鹤、把总江应聘、陈国王、齐和等先后战死。马林眼见形势不妙，遂提部下兵，策马先奔，避其锋以去。然而兵士不知，以为其已经战死，于是军心浮乱，开始四面溃散，葛世凤与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祯及麾下中军胡邦奇；千总阎有功、郑国忠、高良玉；把总赵镇、李之中、朱万与、陆进忠等死于阵中。而此时郑国良与曹文烈、麻岩、丁碧等于乱军中汇聚，大杀半日却未能打退后金兵。最终，麻岩与郑国良、曹文烈及麾下中军周大盛、千总程廉、千总王仲贤、千总冷载裳、千总麻实、千总麻进忠、把总打代、把总赵仲举、把总腮介哈监代、李尚仁及督阵应袭曹秉忠、万人英、胡国弼、周大受、李天复、孙冲良、伯言兔，杂流官褚道宗、王溥、梁世勋、李应杰等人和丁碧麾下中军祝世泰，千总盖禄、丁堂，红旗官魏国勋等全营皆殁，唯独丁碧死战得脱，逃回开原。大将管坐营、詹国绎，千总杜福、王国印、李日篁、张桂，把总天台、哑汗兔、猛克虎、魏思贤、库承恩、尚民雄、王应干、单秉德、马灼、杨登科、李毓药、王怀智、刘尚胤、王效忠等尽皆战死。另据马林次子马炤奏报朝廷，战死者还有马林长子马燃、马熠，百总祁煌等11人。

后金军便急往被攻打中的潘宗颜营。面对努尔哈赤率兵一面强攻、三面包围飞芬山的部署，潘宗颜与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等指挥火铳、大炮抵挡。史载：“潘宗颜，字士瓒，保安卫人。善诗赋，晓天文、兵法。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户部郎中。数上书当路言辽事，当路不能用。”后朝廷以潘宗颜知兵，命其督饷辽东，旋擢开原兵备佥事。此番随同马林出征之前，潘宗颜上书经略杨镐：“马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然而镐不从。此时，潘宗颜 “奋呼冲击，胆气弥厉”。于是努尔哈赤将攻下尚间崖马林营后的兵马汇聚一起，将潘宗颜营重重包围，接连进攻。自辰至午，后金攻势猛烈，明军寡不敌众，潘宗颜也力不支，最终战死，史书记载潘宗颜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而守备江万春、黄瑷及麾下千总陈玉、王学雄；把总常因泰、何印、王琯、陈一元等也尽皆战死，窦永澄与中军李维桢、千总刁国瑞、把总康世泰等于阵中殉国。赞理为岫岩通判董尔砺与中军董引、答应官熊惟英、应袭李渐茂、王纳荐，经略督阵红旗原任守备郭之翰、监军察院督阵指挥刘兴周、招降官伊汤聘等亦战死沙场，此外，招降官管鸣宫、执旗官康民望、丁继盛等亦战死。

就这样，后金军于伤亡甚多的情况下，终于将飞芬山攻占，北路明军全部被歼，仅有马林以数骑逃回开原。战场之上，死者弥山谷，血流尚间崖下，水为之赤。时叶赫部首领金台吉、布扬古领兵进至中固城，“闻明军败，大惊而遁”。努尔哈赤转而对准他最为强劲的对手——刘綎。

刘綎，乃大将军都督刘显之子。万历初年，刘綎跟着父亲刘显讨伐九丝蛮。冲锋在前，率先登城抓获蛮人首领阿大。因军功，提升为云南以东守备，改任南京小教场坐营。史载，刘綎所用刀120斤，军中号为“刘大刀”。有姬妾20余人，都是燕、赵一时之选，皆善走马弹械。每出巡，诸姬戎装穿小皮靴，跨善马，为前导。四力士共举刀架继之，在其后。万历十年（1582）冬，缅甸并犯永昌、腾越，巡抚刘世曾请求朝廷发兵援助。次年春，朝廷以刘綎为游击将军，参与平定云南。时黔国公沐昌祚等令邓子龙、赵睿等督兵云南，刘綎也在此战中成名，其与邓子龙大破缅军于姚关以南，并招抚孟养、木邦、孟密、陇川各土司。

因平定云南之乱有功，刘提升为副总兵，允许世袭，但此后不久，便是因其为人贪财，驾御部下又不得法，而获罪被革职，以游击候调。

罗雄之乱时，巡抚刘世曾派遣刘綎和裨将刘绍桂、万鏊分路讨伐，刘连克三城，最终平定罗雄之乱。但平乱之后，有人说刘私藏财宝，故而他被“不记功劳”，幸亏刘世曾为他辩白，才得以被起用担任广西参将，移居四川。万历二十年（1592），刘被授职为五军三营参将。同年，大明帝国以大军入朝，八月，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并诏天下督抚举将才；又命李如松总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一同开赴朝鲜。抽调了辽东精骑一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八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五千及名将沈有容，江浙步兵3000，而刘则率川军5000，作为后续。

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议和。七月，明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及游击吴惟忠共7600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部，结果只留刘部防守。十二月，明廷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刘等。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不久之后，播州杨应龙反叛，杨应龙乃是播州杨氏之后，自唐僖宗乾符三年（876），杨端割据播州以来，形成世袭土司政权。大明立国之后，太祖洪武五年（1372），杨氏降明，此后被视为苗疆土司。至杨应龙时，杨氏占据播州前后历经29代，历时七百余年。

杨应龙是隆庆五年（1571）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的。万历十四年（1586），杨应龙其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骠骑将军。万历十四年，还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70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其实，在万历十七年（1590）时，是为四川播州宣慰司使的杨应龙就曾公开叛乱，朝廷诏命黔蜀两省会勘，然而杨应龙赴蜀而不赴黔，后其虽然赴渝受审，依法当斩，但时倭人进犯朝鲜，杨应龙请求献金赎罪并带兵征倭，朝廷允准。万历二十年（1592），四川巡抚王继光续提杨应龙赴渝严提勘结，但杨应龙抗命不出，于是朝廷下令进剿。

万历二十七年（1599），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三千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至飞练堡迎战，官军无一生还，江东之被革职。于是以朝廷以刘为都督同知，世世代代荫封千户职，替四川总兵官万鏊。并以李化龙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主持平播战事。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春，明军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于重庆主持讨伐全局，贵州巡抚郭子章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十年正月，各将攻克丁山、铜鼓、严村，于是进军直捣楠木、山羊、简台处，因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故而杨应龙以其子杨朝栋亲领苗兵数万重兵屯守。然而，苗兵畏惧刘，一听“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此后，刘率军攻下娄山，兵围海龙囤。六月初六，杨应龙见败局已定，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大军班师回朝，杨朝栋等69人被押解到京师，磔于闹市。史载“与诸将共平贼，功为多”。

此番刘率兵4万，由宽佃，副使康应乾监之，游击乔一琦别监朝鲜国都元帅姜弘立等统率的1.3万兵马并进。刘因为于万历援朝之役中与杨镐结怨，结果被派往东路，并且器械龃龉，又无大炮火器，兵弱将寡，为四路中最弱的一支，皆为刻意杨镐安排，并安排亲信二人监察刘，欲置刘于死地。若刘短留，即时夺取兵权，由杨镐亲自指挥。并且因为东路刘军孤军深入，所以全然不知西路杜松军和北路马林军已经败没的消息。按照计划，东路军是从东面宽甸堡进攻赫图阿拉，不过由于东路军是佯攻，因而要先于西路明军及北路明军出师，东路军是二月二十五日出发的，东大军自宽甸出塞后，过凉马佃。时风雪大作、大树塞道使得道路难通，东路军多数由南方士卒组成，未能适应辽东严酷气候，加上孤军深入，粮草也渐渐未能及时供给，以致而东路军一直行军缓慢。

据记载：“镇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由此可见，其实刘此番并不是指挥自己所率的精锐，而是偏师，但刘这一路行军路线危险而遥远，重峦叠嶂，以至于骑兵不能布成阵势。二月二十八日，刘率军攻克牛毛寨、马家寨，深入到榛子头，结果军粮耗尽。直至三月初一军粮运达，再进军四十余里至董鄂路，后金500士兵防守董鄂路。听说刘部队到来，迎战。刘派兵重重包围后金军，后金军寡不敌众，两员裨将被阵斩，大败溃逃，明军亦有将领如刘吉龙等战死。此时，刘军继续深入300多里。终于大雪初停，天气放晴，但仍然十分寒冷，直到三月二日才渡过深河。然而，此时的刘并不知道杜松所部已经覆灭，他在整顿大军后，依然率军向前进发。过深河不久之后，刘军便与后金军遭遇，然而东路军作战十分勇猛，迅速击溃了后金军，使之死伤2000余人。三月初三。东路刘军已经距赫图阿拉约70里，将至阿布达里冈。

努尔哈赤先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诱骗刘孤军深入。刘唯恐杜松独得头功便急命轻军前进。阿布达里冈一带地形重峦叠嶂、隘路险夷，刘督令兵马单列急进。三月初四凌晨，努尔哈赤再令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大军4万余人，迅速前往东路迎敌。努尔哈赤则率领2万大军坐镇赫图阿拉防守，以防南路李如柏军的进攻。三月初五，皇太极占领阿布达里冈山顶，从上而下攻打，代善则攻打明军侧翼，刘败退往瓦尔喀什山前时遭达尔汉、阿敏假冒西路杜松军的后金军，刘误以为援军到达，后金兵发动攻击，明军猝不及防，兵马大乱。刘败走至瓦尔喀什之旷野时，后金军蜂拥四起，将刘军包围，刘死战厮杀，最终战死，其义子刘招孙最是骁勇，结果身中数箭而死。管宽奠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兵管备御周翼明、赞理为同知黄宗周全部阵亡。

此后，后金军再进击刘余部与朝鲜军。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海盖兵备副使康应干率明军与朝鲜主帅姜弘立率朝鲜军，到达富察之野，下令军队安营。营刚扎下，后金二贝勒代善统领数万骑兵于富察之野打败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海盖兵备副使康应干，康应干仅以只身逃脱。乔一琦则兵败，率残兵奔向朝鲜营。后金军转攻朝鲜军，左助防将金应河战死，右助防将李一元被击溃。三月初五，朝鲜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总领大将副元帅平安道节度使金景瑞、中军官虞侯安汝讷、分领边禆防御使文希圣及中军官原任节度使李继先战败投降。而明军将领乔一琦亦走投无路，留下遗书，投崖而死（一说自缢而死）。东路明军全军覆没。

满洲实录中姜弘立率兵归降图

关于朝鲜军的投降，其实很值得一说，当初大明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其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大明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国王光海君却是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就在光海君对大明之要求百般推诿时，而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光海君李珲为宣祖的庶二子，自幼足智多谋，其长兄临海君李珒虽为长子，但是不为宣祖所宠爱。于是，身为庶次子的李珲自幼便被视为王位继承的合理人选。“壬辰倭乱”爆发后，宣祖仓皇出奔平壤，以时年17岁的李珲总摄国事，在这场战争中，李珲也的确表现得很是出色，更是为他继承王位攒足了政治资本。于是在万历二十三年，宣祖正式册封光海君为世子，随后依制上表大明，请求批准。然而，大明帝国礼部却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为由不许。

此后在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王国又多次上表请求易储，但由于这个时期的大明帝国正因为“国本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故而屡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而这在朝鲜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以至于令光海君颜面尽失。从此之后，光海君开始对大明帝国暗有怨言。万历三十六年，宣祖薨，光海君继位，并上表大明帝国，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然而，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而礼部也拒绝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幸亏朝鲜使臣李好闵声称临海君患有精神疾病，自愿让位于光海君，并通过大量白银贿赂，才终使大明礼部敕使入汉阳，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王。虽然最终被册封为王，但大明帝国的态度对于光海君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耻大辱，以至于这位国王从此对大明心存芥蒂。

此后不得已，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1.3万，往援辽东。但是 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卒与后金军开战外，大部分朝鲜军是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史载：“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穴。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载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

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逃。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

客观地说，光海君倒不是无道之君，他自即位起，励精图治，对内实行改革，为稳定民生而努力。但所万万不幸的是，此时正是大明帝国灭亡之前与大清帝国崛起之前的历史大环境。萨尔浒之战前，大明帝国令朝鲜出兵助剿，但光海君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而剿灭”，但又不敢拒绝大明帝国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并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此后，他又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大明帝国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则“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至后来，但凡大明帝国要求朝鲜王国增兵辽东，光海君都是以各种借口搪塞，拒不出兵。乃至于到后来，宣承大明皇帝圣旨的“贺登极使”吴允谦赍敕而回、推官孟良性奉敕而来的时候，他竟是托病不出，屡次退日而“终不得迎”，很显然此举公然拒绝接旨，形同背弃大明。而在当时的李氏朝鲜，儒教思想根深蒂固，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视大明天子为君为父，光海君的此举虽然在本意上是挽救了朝鲜王国不被卷入到辽东的战争，但却使得自己陷入危机中。

高句丽、百济亡灭的教训，使得此后统一新罗、高丽的王朝一直都是持有、奉行着“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但有时候这种“以小事大”也会因为统治阶层所产生的误判，从而给朝鲜半岛带来政权更替的祸事。洪武二十五年，右侍中裴克廉胁迫恭愍王妃废黜“恭让王”后，李成桂在松都寿昌宫即位，取代高丽王国建立了李氏朝鲜。此后，“事大主义”成为了朝鲜王国的基本国策，乃至于朝鲜不仅视大明帝国为君父，甚至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大明帝国册封才算为合法。这种全身心投入的“以小事大”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光海君李珲对大明的态度自然是为自己惹来了灾难。

“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宣祖奔义州，向“父母之邦”求援，神宗遂派大军援朝，正是因为大明帝国的庇护，朝鲜王国才避免了亡国之运。此后，举国上下都感激于大明帝国的“再造之恩”，故而士大夫们是不能容忍出现对天朝不忠的事情。也因此，光海君所持有的“不背明，不怒金”的外交政策自然而然地引来了群臣的攻击，以至于群臣不分党派对光海君群起而攻之，甚至表示宁得罪光海君也不愿得罪大明帝国。备边司本是总领中央和地方军务、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全面事务的机构，然而以备边司为首的群臣却是不仅公然反抗光海君，甚至不顾光海君的抗议，强迫光海君上尊号：“建义守正彰道崇业”，这其中的“义”“正”“道”代表了朝鲜对大明帝国应有的道义。很显然，以备边司为首的群臣是想借此警告光海君身为大明之臣的立场。这个时候，对光海君来说，他已经是彻底地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而如果没有了这股支撑王权的力量，他被废黜的命运便也是几成定局了。

大明天启三年，在国王左右任事的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阳城，城中的训练都监竟是倒戈相向，以至于政变兵不血刃便已达成。次日，叛乱主谋绫阳君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仁祖。对于光海君的处置，仁祖是以宣祖的继妃“仁穆大妃”的名义颁布懿旨，从而将自己的叔父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废黜，继而用石灰烧瞎双目，贬为庶人，流放于江华岛。此次政变便是在朝鲜历史上有着极为深刻影响的“仁祖反正”。

倡议讨倭图

在刘綎大军覆灭之后，四路大军，也就只剩下了南路了，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余所组成的南路军，出师最晚，于三月初一由清河堡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史载，李如柏由父荫为锦衣千户。因饮酒误事，被免职。再以父荫授铁岭卫都指挥佥事，历任密云游击、黄花岭参将、蓟镇副总兵等职。万历十六（1588）年被劾，解职。后充宣府参将，因疾辞官。嗣明征朝鲜，如柏署都督佥事，率师援拔平壤、夺开城有功，晋都督同知，继任贵州总兵；万历二十三年（1595）转守宁夏，晋右都督，再因病辞官。家居20余年，明末辽东危，无将可守，再起用李如柏。击退蒙古炒花部，加封将军、右军都府右都督。李如柏晚年贪生怕死，亦毫无战意，所以南路军进军援慢。

此时西路杜松军、北路马林军相继战败，李如柏大惊失色。三月四日，副参将贺世贤向李如柏建言火速与刘会合，拯救东路刘军。李如柏没有采纳，结果东路刘军全军覆没。三月初六，经略杨镐急令南路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接令后，急命回军，后金军游哨探二十见之，登山鸣螺，大声呼噪，作大军追击状，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者千余人。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此战，大明帝国倾全国之力，前后调兵遣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结果从杜松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十余万大军被努尔哈赤彻底打垮，四路大军三路丧师，伤亡者4.58万余人、阵亡道、镇、参、游、都司、通判共310多人，丢失马、骡、骆驼等兽2.8万余匹，损失火器大小枪炮2万余件。此战本来明军军力上是以多战少，却因兵力分散，各路联系困难，加上将帅不和、用人不当、师期泄露、叛将通敌和欲速战速决，反而让后金军有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以攻为守，集中兵力由以少战多变成以多战少，最终取得了胜利。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说，可以说此役是大明帝国与后金在辽东地区进行的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战。此战之后，彻底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态势，大明帝国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

而对于臣属于大明的蒙古、李氏朝鲜、叶赫等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仁祖反正后，李氏朝鲜仁祖奉行的继续亲明的立场，直接导致了后来满清两次毁灭性的军事报复，终不免丧权辱国，沦为满清藩属。

而蒙古则分裂成东、中、西三大部分，东部科尔沁部则结交后金，而中部由林丹汗统治与大明帝国结交共抗满清，直至被满清打败为止，西部准噶尔部等部落则一直抗争至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才被满清征服。

叶赫，则因作为大明帝国的北路军出兵参与了萨尔浒之战，而引来了后金的报复，趁着明军大败，无力再对后金发动攻势之机，努尔哈赤决定趁势发兵再征叶赫，并发誓不灭叶赫绝不还。当年八月，努尔哈赤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统率一军，谎称征讨蒙古，实则绕路奔袭布扬古驻守的叶赫西城；另一路由额亦都等假扮“蒙古兵”攻打金台石驻守的叶赫东城。努尔哈赤则亲率大军将叶赫东城团团围住，彻底切断东西二城之间联系。

西方画家笔下的明军

叶赫东西二城均为山城，十分坚固，尤其叶赫东城有城四层、木栅一层，城内防御工事齐全。禁城中有八角楼，是金台石的家眷、财产之所在，是攻坚的重点所在。布扬古、金台石见后金兵到，出城迎敌，两军混战，叶赫不敌，布扬古、金台石遂各自退入城中坚守。而后金兵猛攻东城，先后毁其栅城和数重外城，但东城守军仍于内城死战，后金军不断用云梯猛攻内城，伤亡很大。努尔哈赤遂命将士挖其城墙，后金军冒着飞矢巨石，终于攻破内城。金台石见内城被攻陷，带妻和幼子登上八角楼。努尔哈赤让其子、也是金台石外甥的皇太极对其劝降，被金台石拒绝。金台石举火自焚，未果，被后金军缢杀。

布扬古见金台石已死、东城已陷，加之代善许以不死，遂开西城而降，但随后即被努尔哈赤以参拜不恭为由处死。大明帝国派来助战之游击马时楠等1000人也被全歼。后金对包括金台石、布扬古家眷在内的所有叶赫降民“父子兄弟不分、亲戚不离、原封不动”地带回建州。至此，努尔哈赤消灭扈伦四部的最后一个对手叶赫，将海西女真全部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