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储嗣未定，故而引发了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的皇位之争，相持不下时，多尔衮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嗣位为帝，由自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于是，在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并誓告天地后，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诏以次年为顺治。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也就是所谓的硕讬、阿达礼“扰乱国政”案。

阿达礼、硕讬“扰乱国政”案，在朝鲜史书中有详细记载。此案发生在议立嗣君，也就是确立福临即位的两天后，史载：“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讬谋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衮发其谋。阿达礼、硕讬伏诛”。这件扑朔迷离的奇案在大清初年曾轰动一时，硕讬是代善之子，当初硕讬不满父亲对自己的虐待，曾闹出投明一案来，导致代善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赖，由此失去了继承汗位的机会，而硕讬则在圈禁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出来，后来累积军功封为贝勒。天聪四年，硕讬随叔父阿敏因为放弃永平等城败归，而被革去贝勒，夺所属人口。大凌河城之战后，硕讬因伤功而被封为固山贝子。但此后，他就霉运不断，屡次论罪受罚。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崩，多尔衮与豪格争夺皇位，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多尔衮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由他与济尔哈朗辅政。不过嗣君虽已定议，但诸王却人心未定，也就在这个时候，硕讬却和阿达礼到处活动，企图改由多尔衮继位。

史载，阿达礼与硕前往睿王府，告诉多尔衮：“王如坐大位，我当从王。”而硕讬则派遣亲信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都赞同我的谋划，王可自立为君。”此后二人又同往代善家，借探视足疾，私下对他说：“今立幼儿，国事可知，请速做决断。”又附在代善耳边低语：“众人已决定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王，王为何还默不做声？”

但代善却不为二人的劝说所动，并称：“既然已对天立誓，为什么又说这话？不要再改变主意！”二人见代善不从，又前往豫王多铎家，多铎闭门不见。阿达礼、硕讬吃了闭门羹，不得已返回礼王府重申来意。结果代善大怒，亲自告知多尔衮，两人把这件事公布于众。于是，阿达礼、硕讬被以“扰乱国政”罪论死。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阿达礼、硕讬背后似乎另有指使，因为皇太极暴逝时，内大臣图尔格属拥戴豪格一派，而且他与白旗诸王（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一向不和，为何会在定立福临的两天后，转而拥戴多尔衮？又有既然硕讬已告知多尔衮，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都赞同其谋划，在审讯阿达礼、硕讬时，多尔衮为什么不就此进行追查？而是在事发当晚就将二人处死。故而也就有了多尔衮是阿达礼、硕讬背后指使者的这个说法。事实上，当时的多尔衮的确是有一定的资格继承皇位的，他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努尔哈赤死后，阿巴亥从先帝之命而殉葬，但也有说法是四大贝勒逼宫，以所谓的“帝遗言”，强迫阿巴亥从先帝之命而殉葬，最终阿巴亥自缢殉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阿巴亥被逼殉死的情景：

清摄政王多尔衮

“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

母亲死时，多尔衮只有15岁，天聪二年（1628），年仅16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此战，多尔衮破敌于敖穆楞，故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天聪五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多尔衮掌吏部事。天聪九年（1635），多尔衮等率军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番，他不仅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还获得元传玉玺，于是在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后，群臣纷纷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大清初建，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24岁。

此后，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大明，此后松锦之战中，多尔衮更是战功赫赫，皇太极死后，帝位空缺，而多尔衮之所以最终选择奉福临为帝，其实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特别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大清内乱，才出此策。

而当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之时，关内的大明帝国却走向了末路。崇祯十五年（1642），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这种情况下，崇祯密使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与清兵图和议。一日，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情泄露，群臣哗然，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崇祯更加愤怒。给事中马嘉植又弹劾新甲。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崇祯不许。新甲只得贿赂高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大力援救，拒不听。刑部侍郎徐石麒曰：“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陈新甲既死，大明帝国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至崇祯十七年时，大明王朝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其实在此时，大明帝国并不是没有选择，朝内曾经有过南迁之议，也就是把京师迁往南京，徐图恢复。

自永乐十九年，成祖皇帝诏令“六部政悉移而北”后，大明正式以北京为都，并改北京为京师。不过成祖迁都北京后，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机构。南京和京师一样，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师相同。北京所在为顺天府，南京所在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

虽然南京六部的权力远不如北京六部，而且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但是南京六部也有一定职权。主要是因为南京所在的南直隶地区辖15个府又三个直隶州，却不设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三司，故而原来三司执行的职权便由南京六部负责，这其中又以南京户部的权力最重。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而此四地所交税粮几乎占了大明帝国的一半左右，同时南京户部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及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思宗鉴于内外交困，曾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并叮嘱他不得向外泄露。结果，所谓不得外泄，却仅仅数日之后，这个机密就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懿安皇后（熹宗的皇后)那里，懿安皇后随后与周后（崇祯皇后周氏）谈及此事，并说这是周延儒误皇叔，宗庙陵寝在此，迁往何处？而周后则把这些话转告思宗，结果引来思宗大怒，皇帝甚至严查向内宫透露消息之人，不过由于懿安皇后一字不说，且思宗对懿安皇后极为尊敬，视若母后，故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此后，左中允李明睿又提起“南迁”之事。

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启时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罢官回乡，由都察院左都御史立邦华、总督吕大器推荐，思宗召其至京师，任职左中允。史载，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思宗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务”，李明睿请帝屏去左右，趋近御案，向皇帝进言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唯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思宗因为有上次南迁之议的教训，十分谨慎地回答：“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及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缓也。”

思宗四顾无人，遂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至于如何南迁，李明睿说“不如四路设兵，山东、山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思宗听了表示同意，再次叮嘱：“然，此事不可轻泄。”李明睿见皇帝有意，故而又说“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于是思宗颔首退入内宫，并命近侍在文昭阁赐宴招待李明睿。

此后，皇帝还曾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娶光宗之女安乐公主），向其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并称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并称：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10万兵士。山东的一些王府也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此外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而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结果皇帝将此疏交给内阁议论，可内阁首辅陈演却反对“南迁”，还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弹劾李明睿，称“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此番皇帝倒是强硬了一番，斥责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虽然支持“南迁”，但他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那就是遣太子“南迁”，监抚南京，以维系民众希望。

不过由于内阁首辅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而此人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于是，大臣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原本倾向于“南迁”的思宗在压力之下，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载，皇帝在召见内阁辅臣商议南迁之事时，面带怒色地说：“宪臣（指左都御史李邦华）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阁臣们看了奏本后说：“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论。”思宗问：“二臣何人？”阁臣奏过姓名及各自主张后，思宗却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此外，对“太子南迁、延续国祚”的建议，思宗也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几十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其实，皇帝的心思变化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人就认为，此时皇帝的心态是复杂的，所谓“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事，将俟举国请而后许。诸大臣才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不过，虽然皇帝说“国君死社稷”，却在着手做着南迁的准备，例如，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又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300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而冯元飏早在南迁之议初起之时就向皇上力陈：寇在门庭，南北道路将梗，宜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所以此番才有思宗命他做好准备的密旨。

可是导致皇帝最终在南迁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因素还是内阁首辅的态度消极，由于陈演反对南迁态度非常坚决，所以思宗在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他，使陈演深感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思宗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在武英殿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而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是如此，只不过他是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两任首辅，一个坚决反对，一个不置可否，自然是令思宗感到处于孤立无援的哀伤中。史载“耸身舒足，仰叹而起”。思宗的皇后周氏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故而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于是颇为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利持之者。”

由于内阁首辅陈演、魏藻德的反对，南迁一直议而不决，至于三月初一，思宗在中左门召见陈州生员张攀，这位生员向皇上提议：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一二老成忠爱大臣辅佐。但为皇帝所否决，皇帝说“朕方责诸大臣以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是谓社稷何”。此后，三月初三，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奏请皇上南迁，并表示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皇帝对内阁辅臣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尽皆请求先护送太子抚军江南，然而此言又遭到给事中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既然都拿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亡成都，太监挟持李亨前往灵武，被拥立为帝为例子，谁还能够说什么，此后思宗询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众臣一片沉默，无话可说。于是思宗皇帝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此次之后，大臣一提及南迁，思宗便勃然大怒，而也就在此时，天津巡抚冯元飏派其子冯恺章携奏章进京，并在奏章中说“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无一可待，臣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行幸留都”。然而面对皇帝“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的态度，加上户部尚书倪元璐劝说“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上决计固守，疏必不省”，而内阁辅臣范景文、方岳贡二人则私下对其说：“天子方怒，疏上且死。”于是冯恺章在京彷徨七日，报国无门，只得饮泣返回天津。

当皇帝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和不情愿负责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时，各地的民变已经成燎原之势，而这把火在崇祯十七年时已经烧到了北京城下。至此时，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

明末的农民起义始于天启五年（1625），当时饥民迫急，人人迁怒，欲反官豪，以求生路，各地纷纷有所暴乱，整个大明已经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样，随时可能爆炸，而真正点燃导火索的则是两年后的“王二举事”。

天启七年七月，陕西全省饥荒严重，加之疫病流行，百姓死毙愈多，“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赡”。但陕西巡抚乔应甲不但不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所谓“新饷”“均输”等赋役，严令官吏督。于是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白水农民王二、仲光道等，聚集灾民数百人。王二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

史载，农民军手持刀械，以墨涂面，攻打官仓，散粮于饥饿的百姓。此后，王二担心被官军合围，遂退至白水县洛河以北。此时，跟随农民军的饥民日益增多，声势大振。于是农民军转战于渭北山区各县，攻镇夺寨，劫富济贫，斩杀贪官污吏。崇祯元年，又有陕北府谷农民王嘉胤集结一群饥民造反，于是王二率军与之汇合，使得农民军迅速壮大。不久，王二、王嘉胤起义军向南进入黄龙山，继续杀贪官、破监牢、开粮仓，朝廷多次派官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屡屡败于义军。

而在王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甘肃庆阳韩朝宰，武都周大旺等尽皆率领饥民起义，又有张献忠在延安米脂举事。农民军所到之处，饥民和官军逃兵纷纷加入，一时间韩城、蒲城、宜君、洛川、白水等地尽皆燃起战火。最初的时候，朝廷试图以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到了崇祯二年春，皇帝诏令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围剿农民军，督捕王二等头领。

面对所谓“流寇”，杨鹤采用了“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略，来逐步瓦解农民军。于是在他的这一剿抚兼施的方略下，陕西义军一度瓦解，王二被俘，并被陕西兵备商洛道刘应遇杀害。但此后，高迎祥所部却成了大明新的威胁。

按照史料的记载，高迎祥最初是在熹宗天启年间聚众于甘肃境内起事，号称“闯王”。崇祯元年，高迎祥转战于甘肃、陕西，后转战山西、北直隶等地，当时义军纷起，不下数百。其中以王嘉胤、王自用等部最强。于是皇帝以洪承畴为三边总督以围剿。至崇祯六年，农民军一度突破明军包围，向河南、湖北、四川进军，后发展为13家流寇，共72营。但也在这一年五月，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此后高迎祥与张献忠、罗汝才等转战于山西、河南、北直隶三省交界处，消耗很大，逐渐处于困境。崇祯七年，朝廷以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围剿事宜。崇祯八年一月六日，农民军陷荥阳。高迎祥与诸将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顺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等13家流寇首领，72营大会于荥阳，研议拒敌，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

此后，高迎祥、张献忠与李自成等攻略东方，同年高迎祥攻占中都凤阳，毁皇陵楼殿，焚龙兴寺，杀宦官60多人，树起“古元真龙皇帝”大纛，后回师河南，再入陕西。由于凤阳是太祖朱元璋故里，凤阳失陷消息传至北京后，思宗皇帝惊惶不已，身着素服，声泪俱下。于是，漕运总督尚书杨一鹏被逮下狱。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赐尚方宝剑，分遣贺人龙、左良玉等诸将。

李自成，米脂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少年喜好枪马棍棒，其曾在驿站担任驿卒，“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最初的时候，李自成率众转战汉中，并加入王左挂的农民军，后王佐挂被朝廷招降，他又转投奔张存孟。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逐渐剿灭陕西境内农民军时，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于官府。于是崇祯六年，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不久之后，曹文诏率关宁铁骑击败山西境内的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并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但由于次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帝国不得不抽调大军北上勤王，于是被围农民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走兴安车箱峡，结果此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于是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50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籍。结果“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

崇祯八年，因争夺俘虏的凤阳皇宫小太监和鼓吹乐器，李自成与张献忠结怨，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

崇祯九年时，高迎祥在南直隶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同年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由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突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这时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崇祯十年（1637），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实施围剿，此举在一年内颇见成效。一时间，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墙子岭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最终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撤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自成率部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并娶妻生子。

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反叛，而李自成也趁机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李自成趁杨嗣昌的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根据郑廉在《豫变纪略》的记载，李自成此时于河南大赈饥民，所谓“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由于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于是其所部迅速发展到数万。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张献忠所部逃出四川，而与此同时，李自成则在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2月27日）攻克洛阳，杀神宗皇帝之子福王朱常洵。

当初神宗则想册立朱常洵为皇太子，而按《皇明祖训》立储的原则，则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故而引来了“国本之争”，最后在慈圣太后的干预与大臣们的坚持之下，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此后神宗因此事而几十年不上朝，是为“万历怠政”。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朱常洵就藩洛阳，得庄田2万顷。由于朱常洵接受了神宗大量赏赐，加上历年来横征暴敛，财宝无数，“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很显然大明王朝如此不堪，显然是有他的一份“功劳”。

史载，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朱常洵及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宫眷内官百余人自杀或被处死。此外，李自成还割朱常洵肉，与取自园林里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分而食之，名曰“福禄宴”，并“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此后，李自成趁明军惊魂未定之时，长途奔袭，意图攻下河南省城开封。而开封守将高名衡、陈永福、王燮、黄澍等人竭力抵抗，使得农民军受到重创，不得不于二月十九日撤兵。是年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一日夜驰300里出四川，奇袭襄阳。初五，在西门城楼杀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杨嗣昌忧惧交加，旧病复发，已病入膏肓，监军万元吉问他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此后，杨嗣昌病死沙市徐家园。

杨嗣昌死后，自此农民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兵部尚书陈新甲以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替督师，并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继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剿寇。此后张献忠攻破武陵，特恨杨嗣昌，掘其七世祖坟，焚其夫妇灵柩，并把其尸体斩断出血。而也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的农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再次遇到了顽强抵抗，其开封百姓也与守军共同抵抗。史称“巨商巨族，各送饼千百不等”，于是在次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再次撤军。

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使得开封形成了一座孤城。九月十五日，黄河决口，十六日，洪水首先冲开曹门，然后四门皆被冲开，城中平民遇难者甚众。日后李自成部先后杀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李自成所部日益壮大。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并在襄阳称“新顺王”，招抚流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而李自成自身的生活简朴，史载，“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

天下糜烂如此，思宗皇帝岂会不知。史载，皇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皇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以及被杀的各位亲王，思宗皇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罪己诏，同时催促督师孙传庭加紧围剿农民军。

孙传庭乃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入朝廷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崇祯八年秋，孙传庭返职，升为验封郎中，后来改任顺天府府丞。崇祯九年三月，孙传庭请缨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农民军。史载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秦兵）。

而在当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来到陕西，欲自汉中进攻西安。传庭领秦军镇守，高迎祥无法攻克，遂意图自子午谷入，直逼西安。传庭料之，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而其外甥李自成继任闯王。

崇祯十一年时，李自成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与孙传庭设伏击溃，带着残部17人往陕西商洛山逃亡，李自成几乎灭亡。此时明军情势大好，可是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思宗皇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李自成大难不死。由于孙传庭与流贼鏖战多年，屡建战功，卢象升战死后，孙传庭代任其职，但因与杨嗣昌等人不和，颇受抑制。崇祯十二年，为杨嗣昌弹劾，而被思宗皇帝下狱。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于是李自成所部得到迅速扩张，这种情况下，思宗皇帝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使之兵援汴梁。但上任不久之后，刚刚代汪乔年为陕西总督的孙传庭就斩杀了大将贺人龙，由此惹来一场纷争。

贺人龙是万历年间武进士，初以守备官隶属洪承畴麾下。崇祯七年十月时，贺人龙曾经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向贺人龙约降。不久，高杰降明，受封为兴平伯。崇祯十三年二月七日，杨嗣昌与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张献忠于玛瑙山。史载“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最初，左良玉屡违节制，而贺人龙破贼有功，于是杨嗣昌私许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后来玛瑙山大捷，嗣昌告诉人龙须再等候成命，人龙以此大为不平，竟将实情告知良玉，良玉亦不满。后来两人皆不受嗣昌节制。杨嗣昌调左良玉，九檄不至，而贺人龙亦三檄不至。嗣昌其势日孤，终至覆亡。

崇祯十五年，贺人龙跟从总督汪乔年出关击流寇起义军，至襄城不战而走，城破，汪乔年为贼兵所杀。思宗皇帝大怒，密令陕西总督孙传庭杀贺人龙。于是五月，孙传庭大会诸将于西安，于固原总兵郑家栋，临洮总兵牛成虎等一众人前，命左右擒缚贺人龙。贺大呼“冤枉”，孙传庭责其：“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傅宗龙、汪乔年）也。”诸将莫不战栗动色。史载，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尽皆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

杀贺人龙之后，孙传庭又转战河南之地，连战连胜，李自成遂向冢头寨转移，途中大量抛弃财物，一时间明军竞相争夺，于是乱阵，“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此为“柿园之败”。柿园一役，明军损失将校70余及步骑数千，由此元气大伤，再无能力对农民军展开攻势。此战后，复社吴伟业甚至以为孙传庭阵亡，于是在写下“独身横刀，冲贼阵以殁。从骑俱散，不能得其尸”。

败归陕西的孙传庭最初是打算以大军坚守潼关，但崇祯十六年五月，思宗皇帝却在以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的同时，命其出战，虽然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但思宗皇帝不从。

最初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于是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十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九月，孙传庭在汝州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400里，直指孟津，明军4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此后，李自成以10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史载，孙传庭死后，皇帝却认为其是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同年十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后，孙夫人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年仅8岁的幺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率大军50万东征北京。二月初二，在沙涡口造船3000，渡过黄河，攻下汾州、阳城、蒲州，隔日攻下怀庆，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5000人出战尽殁。初八，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后，李自成再次率军北上。十六日，克忻州，官民迎降，代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20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

三月初一，李自成克宁武关，大明前后死将士7万余人，伤亡惨重，按照《罪惟录》所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陷宣府。史载，“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

而自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以来，皇帝便是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不过因为国库空虚，故而皇帝要求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可结果只得20万两。三月初四，下诏，封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

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军或逃、或降。此后，担任居庸关守关太监杜之秩衔李自成命令回紫禁城向曹说降，谈判破裂。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此后，曹化淳开彰仪门投降，农民军立即进占外城。不过还有说法是，此时曹化淳并不在京师，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化淳告老还乡，其时已乡居六年。清兵入关后，杨博、杨时茂等分别上疏弹劾曹化淳“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万民心”时，曹化淳还曾经极力上疏辩诬，后来他面对野史笔记中的“捏诬之语”时，还写下了《忽睹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一诗：“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临终前更作《被诬遗嘱》极力为自己辩诬。此外还有说法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

当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时，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又有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皇帝一剑刺死。此后，皇帝书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内臣持至阁；因命进酒，与周后、袁妃，同坐痛饮数金杯，慷慨决绝。皇帝长叹：“苦我民尔！”此后命人分送太子慈烺、永王慈炯、定王慈焕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

在安排好了这一切之后，崇祯皇帝哭着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皇后顿首道：“妾事陛下十有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敢不死？” 史载，“乃抚太子、二王恸哭，遣之出宫。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此后，“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

周后自缢后，皇帝手刃昭仁公主，至又“召长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号哭不已，皇帝叹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挥刀，主以手格，断左臂，闷绝于地，未死，手栗而止。’”其后命人，去传口谕要皇嫂懿安皇后和李太妃自缢。关于懿安皇后的下落，《明史》中记载，其在寝宫中上吊自杀身亡，殉国明节。但也有说法是张皇后自缢未死，被李自成的部将李岩所获。李岩知其是张皇后，想送她回太康伯家。结果，她再次自缢身死。此外，还有说法是崇祯帝派人劝懿安后自缢，“仓促不得达”。懿安后青衣蒙头，徒步入朱纯臣家，然后自杀而死。文献记载不同，莫得其详。总之，当日李自成进入皇宫时，懿安皇后从此再无下落。

此后，崇祯帝离开紫禁城。史载，出紫禁城后，思宗手执三眼铳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禁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手自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遂散遣内员，手携王丞恩，入内苑，人皆莫知。皇帝叹曰：“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于是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时上逡巡久之，叹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如先朝靖难时，有程济其人者乎？已而叹息曰：想此辈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自经于亭之海棠树下。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随后王承恩也吊死于一旁。

据载，崇祯帝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曰：“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凉德藐躬（也有一说薄德匪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迎刘宗敏所部军入城。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灭族”。但此时崇祯帝已死，随后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于是李自成下令“礼葬”，遂将思宗皇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诸臣哭拜者30人，拜而不哭者60人，余皆睥睨过之”。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后，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崇祯帝自缢处

客观上说，崇祯帝并不是昏庸之君，其一生操劳，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继日地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以至于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正如《明史》评价说的那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甚至就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承认“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但其一生是非功过却是充满争议，崇祯帝登基十七年来，悯恤黎民疾苦，数下罪己诏，但苛捐杂税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虽然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此外，任用大臣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反复则严酷无情，果于杀戮，以至于出现崇祯朝十七年，竟然有50相。此外，自万历以来，大明积重难返，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外有辽东边事，故而虽然皇帝勤政，但大明帝国依然最终倾覆。

其实，李自成之所以能够顺利攻入北京，还与当时北京正在爆发的疫病有关。史载，“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而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六中则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又有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中写到 “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如此病疫之前，北京城自然是无法防守的了。

史载，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而从崇祯六年（1633）开始，疫病再次流行而开，“山西兴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随后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而在崇祯十三年，瘟疫传入京畿，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也均有大疫，所谓“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又有“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随后京师也发生了疫病，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在北京郊外的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而在昌平州则是“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天津则是“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也就在北国大地“瘟疫流行，十室九空”的情况下，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

史载，大顺军入燕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甚至刘宗敏还制作了5000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而李自成则入紫禁城后，是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又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一说五十）两，镌有永乐字”。故而下令“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一时间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并在各地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譬如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而在绛州则是“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此外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

在索饷大潮下，就连思宗皇后周氏的父亲周奎也不能幸免。史载，周奎之女在思宗皇帝为信王的时候，被选为信王正妃。思宗皇帝登基后周氏立为皇后，周奎封为嘉定伯，赐第于苏州葑门，家有女乐，然而周奎性甚吝啬。崇祯十七年，上悬令助饷，特遣司礼徐高加奎嘉定侯，多方动员之后，很不情愿地捐出2000两银子。徐高曰：“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北京陷落，周奎及全家都被大顺政府捉拿，在妻子、媳妇被迫自缢、长子被打死、自己和次子、侄子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之后，不得不交出70万巨款和全部家财。

就在此时，关外的清军也看到了机会，其实，早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正月时，多尔衮就曾以清帝之名致书大顺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但李自成未予理会。四月初九，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统率满、蒙、汉八旗军10余万人，离盛京西进。十一日，至辽河，闻李自成大顺军于三月十九攻取京师，大明江山倾覆，于是遂采纳洪承畴“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后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的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蓟州南下，直趋北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李自成决心出兵山海关，以“灭吴保关”。

所谓灭吴，就是灭吴三桂。史载，吴三桂少年英挺，善骑射，其“白皙通侯最少年”，18岁时，其父吴襄带领500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被皇太极的数万大军重重包围，祖大寿与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大寿以城内兵少不肯出兵相救，三桂竟率二十多名家丁将其父吴襄救出重围。皇太极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崇祯四年八月，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弃城奔锦州，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总兵。史书载说三桂治军严谨，其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精锐骑兵1000人，分20队，50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官，吴三桂在自己的靴筒上放这20名领骑官姓名，一旦抽中谁，便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50人骑队，跟随他冲锋陷阵，可谓“无往不利”。

松锦之战时，吴三桂用蒙古降人之计，决定从大路突围，直奔杏山城，皇太极闻讯感慨“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此后吴三桂率兵四万驻宁远，阻止清军径入山海关。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京师为之震动”。初四，崇祯决定放弃关外，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于是，吴三桂率兵进关入卫京师。三月十六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三月二十抵达河北丰润，闻京师已破，思宗皇帝朱由检自缢，遂折返山海关。李自成乃令降将唐通领兵8000赴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反复思虑后决意归顺，率军离山海关进京，但行至永平西沙河驿时，遇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夺占。于是顿改初衷，打着为思宗皇帝复仇旗号，拒降李自成，还师山海关。李自成闻讯，即召众人商讨对策，确定征抚兼施。

关于陈圆圆，史载，其母亲早亡，从姨父姓陈，因“倾国倾城，能歌善舞，色艺冠时”，故而为“秦淮八艳”之一。崇祯时外戚周奎欲给皇帝寻求美女，以解上忧，遂派遣田贵妃的父亲田戚畹下江南选美，一时间，东南骚动。后来田戚畹将名妓陈圆圆、杨宛、顾秦等献给崇祯皇帝。其时战乱仍频，崇祯无心逸乐。陈圆圆进宫后被退回田府，后田戚畹占为私有。一日吴三桂在田府遇见陈圆圆，一见倾心，于是纳圆圆为妾。此番听闻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三桂愤怒之下，“冲冠一怒为红颜”。

是年四月十三日，在唐通一再告急求援时，李自成派明唐通率兵2万从山海关北一片石出长城，而自己则与大将刘宗敏率领大军6万向山海关进发，并携崇祯帝之太子朱慈烺和吴三桂之父吴襄随军同行。吴三桂料不能敌，遂遣使致书多尔衮求援。关于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查继佐《罪惟录》卷31和《孤臣纪哭》说是“兵六万”，《明史》流贼列传称率兵20万，《吴三桂纪略》记“发兵十万，号三十万”；而《甲申传信录》说10余万，此外《流寇志》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清实录》中认为李自成军有“二十余万”。

史载，多尔衮在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求援的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吴三桂在求援信中称清为“北朝”，自称“我国”，官职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并声明是“求助”：“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借兵之举大喜，但又恐怕吴三桂有所图谋，于是把杨坤留作人质，并命自己妻弟拜然和郭云龙一起去山海关探听情况，并书信一封，称：“予闻流寇攻陷京师……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伯虽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试图劝降吴三桂，随后多尔衮又下令大军转向，改道从连山、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清兵自四月初九出发，四月二十日，清兵抵连山，吴三桂一再催兵，并在信中称：“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三桂已悉简精税，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从吴三桂的这封求援信中，清兵知李自成军迫近山海关，于是日夜急行。

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在山海关演武堂 “合关、辽两镇诸将并绅衿誓师拒寇”。四月二十日又在校场“与诸将绅衿歃血同盟，戮力共事”，杀“奸细张有起、张五”祭旗，激励士气，准备和大顺军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就是记载中所谓的“南郊誓师”。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主力抵达山海关下，布阵于石河，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部成对峙之势。随后李自成先命令吴襄去劝降吴三桂，结果吴三桂以火箭射吴襄左右人，再次示以之前与父亲划清界限之意，并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于是李自成令唐通、白广恩部近2万兵马从一片石出边立营，断吴三桂退路，同时以主力6万分别对西罗、北翼和东罗城猛攻。

山海关北依角山，南傍渤海， 城高墙坚，外筑罗城、翼城互为犄角，易守难攻。守军除吴三桂部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部一万、乡勇约3万人。史载，吴三桂以主力列阵于西罗城石河以西一线，阻止大顺军攻关。双方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为摆脱困境，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在城上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而在北翼城，大顺军利用居高临下地形，猛攻城垣，激战至翌日黎明，大顺军曾一度攻破北翼城。关于此战，吴三桂部将副总兵冷允登曾写到“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逼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堵战，正在呼吸存亡之间，急请亲王拔兵协剿”。不过虽然大顺军一度攻破北翼城，但因其他各城未下，大顺军未能进据罗城。

二十一日夜，此时多尔衮所统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军进至山海关外15里处一线集结。此后，吴三桂先后派出了三批使者去要求多尔衮进军，路上探子往返相望于道达八次之多。据《临榆县志》载，乡绅佘一元、曹时敏、冯祥聘、吕鸣章、程印古五人被派为代表：“出见摄政王于威远台，拜毕，命坐，谕云：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等惊慌。语毕，赐茶，免谢，各服马先回。”但由于多尔衮已知大顺军虚实，故而遂采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慎战之策，欲待大顺军与吴三桂部连战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故而清军兵马未动。

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见情势危急，率轻骑寥寥数员冲出重围、飞奔至关城东2里的威远堡清军营垒，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但多尔衮虽然见吴三桂归顺非诈，但依然表示吴三桂必须要顺清，薙发，他才能出兵。所谓：“然无誓盟，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薙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无奈之下，吴三桂最终“今兵少固然，薙发亦决胜之道也”。于是与多尔衮“白马祭天，乌牛祭地，歃血斩衣，折箭为誓”。

在吴三桂剃发归降后，多尔衮马上下令，由图赖率军攻击正在攻城的唐通所部，唐通措手不及，前面又有山海关和关宁铁骑拦路，退无可退，全军被歼，仅余100多骑脱走。随后清军大将和硕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左翼从北水门入关，多罗郡王多铎等率右翼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中门入。至此，清军主力已经入关。

当多尔衮偕和硕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多铎率劲旅八万，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进入关内后，当即令吴三桂部系以白布为号任前锋，清军则鳞次列阵于其后，待机出击，并告诫各部不得急进。

于是，吴三桂率领全部关宁铁骑列阵山海关西面，而其之后是阿济格、多铎所率清军。而李自成见此情形也是大喜，大顺军因攻坚一昼夜未能夺关，此番野战似乎对其有利。于是，自角山至渤海投入全部兵力，布一字长蛇阵，成决战架势。《明史》记载，李自成作战通常是“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

战斗一开始，吴三桂便是率关宁精锐，一马当先杀进了大顺军阵中，一时间“炮声如雷，矢集如雨”，由于大顺军不明情况，不知道清军意图，于是向吴三桂军紧逼，令旗左右挥动，来回冲杀。吴三桂因有清军压阵，顽强抵御。就这样大顺军与关宁军厮杀疆场，双方展开肉搏，大顺军不顾伤亡，奋勇冲击，把吴三桂部团团围住，血战至中午，双方均已疲惫，损失甚众。

一直以“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的心态冷眼旁观的多尔衮见势，急令阿济格、多铎各率2万精骑发起进攻。此时大风突起，飞沙走石，扬尘蔽天，大顺军处在下风，在迎面而来的风沙下，连眼睛都无法睁开，而清军乘风势、挥白旗，对阵直冲大顺军。一时间飞矢如蝗，疲惫不堪的大顺军见清军骤至，猝不及防，阵脚渐乱，伤亡惨重。

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督战，忽见无数骑兵“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白标兵二队，绕出其后，如发风潮涌，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他身边人急忙对他道：“此非吴兵，必东虏也。上位宜急避之。”李自成顿时跌足叹道：“三桂真挟北兵来耶！”二话不说，转身策马离开了战场。又有说法是有一僧人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

未尾申初，李自成的大顺军溃败，刘宗敏中箭伤，大顺军死者数万。史载：“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而《藜燃室记述》中则记载，当天傍晚，“战场皆空，积尸相枕于旷野之间，贼从城东海边而走，为追兵所掩，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翌日，九王下令军中勿侵百姓，吴三桂以下，皆剃发胡服，率数万兵与清兵一时向西。”

此后，当清军追至范家店，李自成杀吴襄以泄忿，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38口。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称帝，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后，离开北京，向西撤退。自此，从攻入至离开，大顺军占据北京前后仅42天。

清世祖顺治帝

同年五月三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入北京城。而当清军进入北京后，其朝中在是否将首都由盛京迁北京的问题上，曾经有所争执。以阿济格等人反对迁都，而多尔衮等人则主张迁都北京。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方才统一诸王、贝勒、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北京，并遣辅国公屯齐喀等携奏章迎驾。

七月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十二，顺治帝驾车从盛京出发。九月十九，到达京师，从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顺治行定鼎登基礼于武英殿，告祭太庙社稷，并告祭天地：“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