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破冰——明宣宗朱瞻基和足利义教恢复中日关系的努力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倭寇侵扰劫掠浙江之松门、金乡、乎阳一带，明军剿捕捉获倭寇数十人，解送至京。明吏欲杀之，但明成祖朱棣却认为“成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乃派使臣送还日本，并责问足利义持不通和好及纵民为盗之罪。

永乐十六年（1418）吕渊至日本兵库，不准进京，只得呈上国书和倭寇俘虏回国。但途经九州之时，萨摩大族岛津氏却遣使随吕渊赴明请求贸易。船至宁波，州官上报朱棕。按以往惯例，无国书一律不准贸易，但明成祖考虑倭寇为患，有意缓和矛盾，特破例准其贸易。可是，岛津氏只是一地方家族，只能约束九州南部自己所辖区域的倭寇活动，而无力制止其他地区的倭寇。在这种情况下，岛津氏也不愿限制自己辖区的倭寇，减少自己财富的增加。因此，倭寇活动有增无减。成祖于永乐十七年（1419）再派吕渊资国书赴日，谴责义持纵民为盗之罪。

吕渊第二次抵达日本之时，恰逢“望海埚之战”及随后朝鲜远征对马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之时。足利义持虽然只派一僧人去兵库见吕渊，并且不接受明帝国国书，只将抄本带回。但看到明成祖朱棣在国书中谴责足以义持“违背前王意愿，持险不通朝贡，且纵民为盗劫掠沿海边民。如不迅速俊改，当兴师问罪”之时，足利义持却有些不淡定起来。更有趣的是明成祖朱棣鉴于以前明使有被杀者，对于吕渊的凶吉亦难料知，故在国书中指出“安书使臣，或囚或杀，任其所为”。

足利义持当然没有囚禁甚至处决吕渊的勇气，更不愿把对明关系过分搞僵，随即只令近臣元容西堂带去一个不愿与明再通和好的谈话笔录，交与吕渊。足利义持实在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只好向神求援，因此在笔录中说，日本不通和好并非持险不服，实顺神意。神不准和好，神意难违。至于小民犯边实属不知，岂有人主教民为盗者，如有当今沿海之吏制止之。对于倭寇之侵掠一笔推过。最后足利义持还不忘搬出历史来为自己壮胆，宣称“元军之来有神助而溺于海，明军如来结果可知”。

明代勘合章

足利义持话说得虽然漂亮，但骨子里却不免外厉内荏。在吕渊回国后不久，日本国内便开始盛传明帝国与朝鲜将要联合进攻日本的谣言。足利义持恐惧元军侵日的重演，对明加强警惕。在第二年，日本应永二十七年（1420），朝鲜使臣至日，足利义持特命僧人惠洪讯问，明政府是否有伐日之举。室町幕府尽管“倒打一耙”地称朝鲜这次惩戒活动为“应永外寇”，但却也自知不是中朝两国的对手。公元1428年，足利义持因为在沐浴时挠伤了臀部感染而死之后，其弟足利义教不得不再度向明称臣，随即恢复了与中、朝的“勘合贸易”。所谓“勘合”，本指古时盖有骑缝章的契约文书。双方需同时出具所持的两符，比对一致后方可开展交易。

在足利义教看来，自己的哥哥将军中断对明外交和贸易关系，只对搞走私贸易和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集团有利，对幕府本身毫无益处。幕府本身的财政收入原本就很困难，需要从对外贸易和商人那里取得铜钱，中断对明贸易实际上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切断财政来源。那些以武力雄踞一方，对幕府保有某种独立性的地方武士，反倒有赖于走私和倭寇劫掠日益壮大，其奢侈程度和对明商品的嗜爱并不亚于将军。在南北对峙中兴起的大内弘世初进京时带钱不多，被京都武士看作乡下佬，受到轻视。他愤而回国，携带数万贯铜钱和明代珍奇二次进京。广为结交奉行、头人、评定众、艺妓、田乐等各阶层人士，不久便誉满京都。大内氏雄踞长门、周防，便于通商，又便于组织倭寇。他进京所带的数万贯铜钱和明代奇珍，主要来自对明私商贸易和倭寇劫掠。西部的宗氏、涟川氏、松浦党各氏、少贰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等，都是倭寇活动的直接受益者。

足利义满晚年，各地大武士的势力已经形成。其中一些大武士如上杉显定总收入为66万石，大内持世为61万石，细川胜元为59万石，斯波持种为57万石，而将军的收入不过100万石左右。这几家的收入不比将军少多少，只要有两个以上大武士的联合势力，就可动摇将军的统治。朝鲜使者去日本，目睹了当时幕府与各大武士势力间的关系，将军的命令只涉及于京城附近，土地皆为豪族所瓜分，国家无仓库，只由富者支持。

因此当正长元年（1428）正月，足利义持死后，永享元年（1429），非常了解情况的新任将军足利义教就职后，立即着手改变这种不利于幕府的政策。足利义教在永享元年（1429）六月，对赴日朝鲜使臣朴瑞生表示愿意恢复对明的外交、贸易关系，同时请其转告朝鲜国王从中斡旋。12月朴瑞生回国，立即向朝鲜世宗汇报。朝鲜君臣商议的结果，认为明日关系紧张不宜斡旋。因此，足利义教恢复明日外交关系的想法，没有及时地传至北京。

另一方面，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死于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后，明帝国王位经过朱棣长子明仁宗朱高炽10个月短暂接力之后，传到了朱棣长孙朱瞻基的手中，是为明宣宗。朱瞻基因外形酷似其祖父，而从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在巩固皇权领域，朱瞻基大有其祖之风。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朱高炽突然病故之时，身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但得到父亲病故的消息，朱瞻基便火速赶回北京。途中还成功地摆脱了自己的叔叔——汉王朱高煦的设伏邀击，这对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政变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

明宣宗朱瞻基

但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发。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封地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

御驾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

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朱瞻基。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朱瞻基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后，朱瞻基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

但在外交领域，朱瞻基却对自己祖父的一系列举措采取了改弦易辙的政策。朱棣执政后期，由于皇权专制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朱高炽短暂的执政期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朱瞻基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趾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解决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朱瞻基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建造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趾。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发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胡汉苍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明代安南疆域

胡汉苍在国内豪霸一方，对外竟然侵夺明帝国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发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汉苍侵夺七寨。胡汉苍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汉苍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汉苍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发兵征讨。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20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1200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承。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趾，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15府，36州，181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29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应当说明，朱棣攻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发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趾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骚动。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发生了动乱。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拨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12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尽而死，交趾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

次年2月，朱棣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11月，张辅擒获安南叛军首领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朱棣正着力于北征，交趾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趾新战乱的导火线。

永乐九年（1411），朱棣不得不第3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趾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趾重新平定。但朱棣凭借武力征服对交趾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趾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趾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朱棣本人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直到朱棣病故，交趾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朱棣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趾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趾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趾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当这个包袱落到明仁宗朱高炽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趾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趾触怒朱棣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趾问题了。10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朱瞻基虽然明知黎利此举是“借尸还魂”。但在向群臣出示交趾奏表的同时，仍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趾。朱瞻基此举可谓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史称“仁宣之治”。

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朱瞻基也在考虑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解决倭寇扰边问题。宣德七年（1432）四月，琉球贡使回国，宣宗命内官柴山资国书随员使赴琉球，令其王尚巴志转告日本，关于朱瞻基愿恢复明日关系和制止倭寇侵扰的倡议。宣德八年（1433）六月，柴山至琉球，与琉球王议定于宣德九年（1434）五月柴山亲自赴日资送宣宗沼书。但至期，柴山突然改变初议，于六月回国，将朱瞻基沼书委托琉球王转交。因此，朱瞻基的诏书未能在宣德九年（1434）五月送至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