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买卖——南宋经济的崩溃和贾似道的“土地财政”

高高在上的贾似道日子也不好过。诚如他刚刚执掌南宋政府时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所说：“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著擎禾手，多少旁人冷眼看。”在“鄂州之盟”后，尽管蒙宋之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但是刘整叛降、李璮入款。双方的战线也反复拉锯，几乎没有一天消停过。而真州军营里还拘押着蒙古郝经使团这颗定时炸弹。贾似道可以选择无视，但是忽必烈不可能遗忘郝经的存在。1263年农历二月，忽必烈的第二批使节团在王德素充、刘公谅率领下又准备南下了。被拘押的郝经也多次上书宋理宗赵昀，贾似道只能继续隐瞒不报。无奈之下郝经只能安慰自己的下属说：“我们虽然不幸一起患难。但是只要耐心等待。按照现在的局势，我想南宋政府不可能维持太久了啊！”

外交事务或许还可以拖拉一下，但是南宋政府日益吃紧的财政却是贾似道永远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蒙古崛起之前，一般史学家都认为南宋的经济状态是当时全世界所有政权之中最好的。最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全世界各国财政收入的60%。但是支撑这一说法的理论依据大多是南宋政府在和平年代的财政收支表，在连年战乱，四川地区大半国土沦丧的情况之下，南宋政府的财政情况只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要改变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与蒙古媾和，以每年二十万缗的“岁币”来买一个“和平年代”。对于南宋这笔“保护费”如果可以换来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甚至边境贸易往来，应该还是划算的。但偏偏这条路被贾似道自己所吹嘘的“鄂州大捷”给堵死了。继续拘押郝经、拒绝蒙古使团入境，只能引发新的战争。走投无路的贾似道必须迅速筹集一笔庞大的军费，以支撑南宋政府和军队在更为艰难的战局中的运转。

贾似道此前推行的“打算法”虽然逼迫那些名臣良将从自己口袋掏钱补贴国家军费。但是这点钱和战争的消耗相比根本不成比例。而此时南宋政府长期以来采用增发纸币，借通货膨胀来转移战争开支的道路也走到了尽头。早在“端平入洛”时期，南宋政府便已经开始增加货币投放量了，一时间物价疯涨，民怨沸腾。民间流传着“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的说法。不过当时宋理宗赵昀任用的真德秀等人却除了大谈理学之外并没有什么有效的经济政策，因此民谣只能发出“吃了西湖水，当作一锅面”的感叹。而到了贾似道时代，南宋政府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国计困于造楮，富户困于和籴”的死循环了。也就是说一边是国家大力印发纸币，一边却又要向以更高的价格向富户征收军粮。而此时临安知府刘良贵和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提出的回购“公田”政策便成为了贾似道的救命稻草。

所谓“公田”，顾名思义就是南宋政府的国有土地。但是国有土地又怎么会存在回购一说呢！这不得不从南宋政府建议之初抛售“公田”说起。宋高宗赵构执政初期的局面与贾似道时代有些类似。金帝国的步步进逼，使得草创的南宋政府面临着巨额的军费赤字。为了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前线抗金战争，宋高宗赵构可以说是无所不卖，不仅大小官爵待价而沽，甚至连僧侣的身份证明——度牒都要花钱认购。在这个情况下抛售没收不法官僚及逃户、尽户没人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以及军队开垦的营田似乎还不算离谱，而为了鼓励私人买公田，政府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田地30年以上的，价钱减少20%；凡是买有公田一千贯钱的免劳役3年，一千贯以上的免5年，五千贯以上的免10年；承买荒田的免三年的田租。从这个角度来看抛售“公田”不算是什么“恶法”，相反还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之一。

但是贾似道提出的回购“公田”的模式却完全不同，尽管在贾似道授意的提案官员口中，回购公田有五大好处：“如果可以回购此前抛售的一千万亩公田，那么每年国家便可以自行生产六七百万石粮食。用于支撑边防部队的开支绰绰有余。这样一可以免除国家每年征收粮食的烦琐，二是可以用于军饷开支，三能控制中央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四是平易物价，五还能遏制土地兼并。”而回购公田首先针对的是南宋的政府官员名下的田产。根据贾似道及其施政团队所指定的限田制，规定一品大员名下的田产不能超过五十顷，然后逐品递减五顷，也就是九品官员只能拥有五顷土地。而超出部分一律由国家购买其中的1/3，收归国有。

应该说到这个层面，“公田法”针对的还只是南宋的政府官员。在贾似道自愿贡献出自己在浙西的万亩良田，以及赵氏亲王的响应之下。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并不强烈。内阁之中只有礼部尚书徐经孙提出明确反对。不过宋理宗赵昀此时头脑还算清醒，他虽然一时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是依旧觉得不妥，于是便向贾似道商量：“现在正是春耕时期，这一项政策能否等到秋后再推行。”不过贾似道立即以辞呈相要挟。在贾似道的大力推动之下，“公田法”于公元1263年农历二月在浙西平江（今江苏苏州）、嘉兴、安吉（今浙江湖州）、常州、镇江、江阴等地进行试点，随后向全国推广。

为了推行这一新政策，贾似道特意成立专门的政府机关——官田所，任命自己的亲信前往各地督办。这些肩负“督催之责”的官员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刑部侍郎包恢，包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包恢也确实有乃祖之风，在他就任地方官员和刑部侍郎的过程中也处理过一些冤假错案。而包恢虽然是以督办“公田法”的名义兼任平江知府的，但他在就任之后却发现南宋的财政弊端不在于军费开支过大，而在于许多政府的迎送开支都被分摊到普通商户的头上，而主要财政收入如酒税则被南宋的税务官员私自截留。因此在上任之后，包恢一方面缩减政府开支，另一方面整顿地方税务。在他的任期内，平江地区不仅正常供应前线粮饷，填补了前面九任地方官员所遗留下来的财务亏空，还结余了六百余万钱。可见南宋财政的问题并不在于改变土地的所有制，而在于整顿吏制。

不过包恢的个人努力并不能挽救“公田法”在南宋的全国各地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因为到公元1263年农历六月，基本上南宋政府官员手中的超限田产已经全部回购了。但是仅有三百五十余万亩，仅满足了此前设想的一千万亩的三分之一强。这其中除了贾似道的施政团队此前订立指标过高外，应该也有南宋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隐瞒自身田产的因素。毕竟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这样的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何况贾似道所领导的“官田所”所制定回购价格不高且支付方式极其复杂。

凡经回买的公田，名义上按亩产量的高低给以经济补偿：田租一石以上的，每亩为二百贯；九斗的为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以下依次类推。这个价格看似不算太低。因为在史弥远执政时代，南宋地区一亩良田的平均价格在八十贯左右。但那是在“公田法”推行的近三十年前，而从史弥远到贾似道的这三十年中正是南宋通货膨胀最为剧烈的时期。何况各地的地价不同，首先推行“公田法”的试点地区都是南宋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浙西地区曾有过“千缗之田”，这虽然是说每亩的纸币价格在一千贯左右，但是换算成铜钱也在二百五十贯上下。

定价不高或许还能接受，而官田所还不是给现金。买公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半成，官告五成，度牒二成，会子二成半；五千亩以下者，给银半成，官告（委任状）、度牒各三成，会子三成半；一千亩以下者，不给银子，给度牒、会子各五成；五百亩以下者，只给予迅速贬值的会子。看来贾似道不仅在公田问题上铁了心和宋高宗赵构时代的同僚反着来，在官告、度牒问题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当年可以当作商品抛售，现在当然也能当作货币支付。而贾似道所管理的印钞厂——会子所更是开足马力，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专门用于回购公田。

如果说“公田法”只针对南宋政府官员的话，那么问题或许并不严重。毕竟作为公务员，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那些告身、度牒也不愁没有地方变现。但是由于指标远没有完成，贾似道所制定的“公田法”的矛头很快便转向了普通民众。而对于普通民众所能拥有的田产，“公田法”终于露出了可怕的獠牙——起初每户限制两百亩，随后又降低到一百亩。而收购价格比针对政府官员时更低。田租一石的只给予第十七界会子二百贯或所谓“十七界”（就是南宋政府统一印发的第十七次纸币）。第十七界会子的市场牌价，一贯相当于铜钱五十文。也就是说每亩的价格不过每亩铜钱十贯而已。随后改为第十八界会子四十贯。第十八界会子的市场牌价，一贯相当于铜钱二百五十文。虽然表面上看每亩的收购价还是铜钱十贯。但是由于每天加印十五万贯的第十八界会子冲击市场，这一版的货币在市场上已经无法再兑换到等价的产品。二百文的第十八界会子，居然还买不上一双草鞋。因此当“公田法”针对普通民众几乎就是明抢土地。

而即便是这些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回购“公田”的过程中也不是足额支付的，只要金额略大，官田所立刻拿出官告、度牒来冲低买款。而这些荣誉头衔的委任状价格倒是高得惊人，一个正八品的修职郎竟然可以顶三千贯的纸币。而军衔如校蔚、承节郎之类的官职由于其“含金量”不同基本上都能冲低万贯纸币以上。

政府这样以虚职换取百姓实产的做法，自然激起了空前的抵制声浪。而为了进一步贯彻“公田法”，官田所负责人刘良贵将回购“公田”和各地官员的政绩相挂钩。凡是推行不力，一律就地免职、永不叙用。在贾似道和刘良贵的指挥棒下，“公田法”试点推行的六个郡县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而在这一环节，“公田法”所损害的依旧是南宋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虽然有一些非议，但依旧没有引起群体性的反抗。毕竟有家有业的地主阶级还不至于为了额外的田产而发动骚乱。而宋理宗赵昀此时也颇为支持贾似道，对于朝野上下对“公田法”的抨击。他亲自出面宽慰提出辞职的贾似道，替他辩护：“言事易，任事难。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反对公田法的人很多，我当时也不抱太大希望。但是你却能将这个公私兼济的法令已经推行下去了，每年政府的军饷也都仰赖于此。这个时候因为有一点反对的声音便停止甚至倒退，无非是令议论者逞口舌之快而已。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你一向任劳任怨，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理论呢！来，姐夫挺你！”

而为了推行“公田法”，南宋政府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经界”。所谓经界，就是逐户丈量土地，绘图造册。官僚、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税的情况，南渡以来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确保财政收入计，国家当然有必要把全国官户和民户的田产明确无误地登入账籍。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至绍兴二十年间，由户部侍郎李椿年主持，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过“经界法”。经界对确保国家财税、抑制土地兼并是有积极作用的，唯其如此，也遇到来自官僚、地主的顽强阻力。李椿年终于罢官，绍兴经界也没能彻底进行到底。其后，宁宗、理宗时期，部分官吏在局部地区也实行过经界，只是小打小闹，规模无法与绍兴经界相比。但咸淳经界的目的，主要不是清查隐田，抑制兼并，而只是为回买公田提供数据。由于不必丈量土地，只需根据原有田产记录，核查其后变动，准确度自然不及经界，故而称为推排。推排手续简单，因此很快便得以完成。

而回购的“公田”由南宋政府统一运作，出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而为了鼓励农户的生产热情，官田所对于耕种“公田”的佃农采取“八折”优惠，即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现租只收八斗，如遇到灾年则给予进一步的减免。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各地国营农庄却为了追求产量，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同时国营农庄还采用一石三升乃至到一斗六升的大斗征收，使得原先满怀热情的佃农们逐渐对租种“公田”失去了热情，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而针对在实施“公田法”的过程中，大量用于向官员和民众购买的土地的第十八界会子充斥市场。为了遏制南宋政府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贾似道又在公元1264年农历十月推行货币改革，停止第十七界会子的流通，发行铜钱本位的新货币——“金银见钱关子”，在严格限定民间所有第十七界会子必须在一个月内兑换成第十八界会子的同时，又推出了“金银见钱关子”的官方牌价：每一百“金银见钱关子”相当于七十七文铜钱，可以兑换三百第十八界。这样的做法堪称南宋版的“休克疗法”，变相又在流通领域从普通民众手中抢走了大笔财富。

无从抗辩的南宋百姓只能拿新发行的“金银见钱关子”开涮，说这种纸币上上黑印如品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个繁写的“贾”字。而因为纸面上印有宝盖幢幡之状的花纹，因此“金银见钱关子”又被民间称为“金幡胜”。所谓“幡胜”是南宋民间一种金银箔纸绢剪裁制作的装饰品，言下之意自然说是这种所谓“金银见钱关子”在当时物价飞涨、市场萧条的情况根本没有流通能力。还编出“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的政治笑话，这个笑话比较有内涵。除了表达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和货币改革，在蒙古灭亡南宋可以说是功居榜首之外，还有一个潜层含义。麒麟阁是汉帝国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的库房，同时也保存着功臣的画像。汉代麒麟阁的第一功臣是霍光，而唐帝国也有类似的设施——凌烟阁，其中第一功臣官方的说法是长孙无忌，而民间普遍认为是秦琼。因此“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也可以理解为：“花（霍）光尽穷（秦琼）”。

南宋纸币——会子

而在贾似道忙于推行他所制定的“公田法”和货币改革的同时，蒙古方面也没有停止对南宋施加军事压力。而重点依旧是放在西线的四川地区。在蒙哥去世之后，蒙古帝国在四川一线采取分而制之的战略，主要承担对宋作战任务的是东川四帅府。所谓“四帅”指的是由汪德臣之弟——汪良臣统一指挥的三名南宋降将——杨大渊、张大悦和蒲元圭。而鉴于汪良臣在川陕一线忙于与阿里不哥派系军队的内战，东川四帅府虽然名义上由蒙古统帅钦察以及汪良臣领导。但是实际军事事务则交给了杨大渊管理。杨大渊向忽必烈进献的灭宋战略是“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也就是进一步向南宋合州、重庆一线推进。

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之中，南宋方面在四川地区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击。不过这种所谓的反击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而非军事领域。贾似道和接替俞兴出任四川制置使的朱禩孙多次派出密使携带空白委任状和丰厚礼物劝说杨大渊等人反正。但是此时颇受忽必烈信任的杨大渊却借贾似道密使的人头向忽必烈进一步证明自身的忠诚。

公元1263年农历九月，从陇西战场回镇东川四帅府的汪良臣一步将在南宋前沿要塞钓鱼城附近的母章德山、武群山修筑营垒，采取“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进一步压缩南宋军队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是要“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而南宋四川制置使朱禩孙企图趁敌立足未稳的反击也被汪良臣在野战中击溃。南宋合州防线再度摇摇欲坠起来。但是在曾经击败过蒙哥大军的南宋名将王坚被贾似道排击、调走之后，又一位南宋将领——张珏崛起于被后世称为“东方麦加、上帝折鞭处”的钓鱼城上。1263年农历十月张珏被任命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面对汪良臣和杨大渊的步步进逼，张珏并不急于反击，而是着手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与此同时，张珏和四川军区新任领导夏贵也不断地派出运输队强化位于合州以北的得汉城一线的防御。通江得汉城是余玠时代构筑的“巴蜀八柱”依旧还在南宋掌握之中的三座要塞之一。得汉城的存亡直接关系到合州钓鱼城乃至整个南宋四川方面防线的安危。

蒙宋双方在四川一线的反复拉锯，令忽必烈多少有些厌倦。而此时前往燕京觐见忽必烈的刘整更向这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提出“急攻缓取”的思路却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应该说在叛降蒙古之后，刘整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吕文德的反击之下，刘整被迫放弃了自己在泸州一线的地盘。而此前招降他的“刘黑马”刘嶷也因病去世。因此刘整在叛降蒙古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尴尬的“冷板凳队员”位置。因此他利用自己对吕文德的了解，向忽必烈建议：“南宋所依靠的无非是吕文德这个‘黑炭团’而已。此时人好利，可以派人向他提议在襄阳前线设立两国通商口岸。”而局势的发展也地区如同刘整所预料的那样，吕文德不仅同意了在襄阳、樊城等地设立“榷场”，更任由蒙古方面以防备盗贼为由在“榷场”周围设立土墙，而蒙古方面则更进一步通过违章搭建将通商口岸转变成逼近襄、樊的要塞。而此时的忽必烈可以说已经开始接受刘整灌输了放弃了四川一线，转向荆湖战区的战略思路。

而就在蒙古帝国逐渐转移其进攻轴线之时，宋理宗赵昀终于走完了他61年的人生历程。继任者自然是皇太子赵禥。而在南宋政府的权力分配方面，文官系统顶住了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的设想。在这一轮的权力争夺之中，虽然冲锋在前的是高呼“母后垂帘，岂是美事”的权参知政事（代理副总理）叶梦鼎，但是最终得益的还是长期以来和叶梦鼎政见不和的贾似道。对于这一点贾似道可以说是投桃报李，虽然叶梦鼎一再推辞自己“参知政事”职务的转正，但是最终还是勉强留任。从此南宋政府进入了宋度宗赵禥时代。而贾似道和这个年轻的皇帝以及皇太后谢道清的暗战此刻不过是刚刚开始。

宋度宗赵禥

在宋度宗赵禥手下工作，贾似道虽然获得了太师、魏国公的荣誉头衔，宋度宗赵禥对他的态度也异常的客气，但是贾似道此时的实际工作却是“总护山陵使”，负责宋理宗赵昀的陵墓修建工作。对于这样的投闲置散贾似道自然是不甘心。于是在宋理宗赵昀的陵墓修完之后，他便辞职回乡，同时又让自己的政治盟友——吕文德伪造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的警报。无奈之下宋度宗赵禥和皇太后谢道清只能下诏邀请贾似道复出，但是对于授予自己镇东军节度使的任命，贾似道显得颇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节度使，粗人之极致耳！”于是在出任后不久便以“时日不利，亟命返之”的名义回归临安。不过贾似道这种“狼来了”的把戏，最终真的引来了蒙古帝国的狼群。公元1265年农历八月，蒙古悍将兀良合台之子阿术从云贵高原转战到了河南平原，在两淮轻松击溃了南宋的多路野战部队。

不过此时的贾似道没有心思关心这些，他一再以辞职为筹码向宋度宗赵禥要权。甚至逼得宋度宗赵禥要起身拜留他。好在一旁的参知政事江万里及时制止了这一闹剧，表示“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对此贾似道事后也觉得不妥，私下向江万里致谢说：“没有你，似道几乎成为千古罪人！”但是表达谢意和继续施压并不矛盾。既然从宋度宗赵禥方面打不开突破口，贾似道便转向朝野百官。贾似道在召集政务会议时，曾对在座的官员发出了“诸君不是我的提拔，安得至此”的警告。虽然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但是权礼部侍郎李伯玉却正面回答道：“我是殿试第二名，就算你不提拔，我也能到这个位置。”但是这样有胆色的人在南宋末年“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的大环境之下终究是少数。随着李伯玉以显文阁待制的身份被派到隆兴（今江西省南昌市）挂职锻炼去了。贾似道最终以特授平章军国重事重掌大权。

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重新登上权力巅峰的贾似道显得更为嚣张跋扈，他常年居住在自己西湖葛岭的府邸之内，所有的国家政务全都在自己家中签署。内阁俨然成了他的橡皮图章。因此当时南宋朝野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感叹。而每次处理完政务，贾似道就在自己家中的半闲亭打坐。对此不乏有附庸风雅者填了一首《唐多令》的词来献媚于这位权臣：“天上谪星班，青牛初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问，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但是在当时的南宋所面临的环境之下，贾似道很快便不能再这样“忙中偷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