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攻宁远，因袁崇焕率军坚守，而未克。同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死。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一直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所伤，郁愤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病死说出自《清史稿》。据记载，在天命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至“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而重伤致死出自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于宁远观战，战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也就是说，宁远兵败后，努尔哈赤整日悒悒不自得，最终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创伤的情况下，郁郁而终。

但事实上，中炮伤重而死可能性不大，因为从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来，努尔哈赤一直在忙于 “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以准备再攻宁远。此外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因毛文龙进攻鞍山，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宁远兵败对于这位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创伤，使得其整日心情郁忿，再加上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最终积劳成疾。于是在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于五日之后，八月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与前来迎接大妃乌拉那拉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时，驾崩。

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大妃乌拉那拉氏以身殉葬，年三十有七，同时殉葬的还有庶妃阿吉根、代因扎。史载，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乌拉贝勒满泰之女，万历十八年生，二十九年十一月，其叔父贝勒布占泰（卜占台）将她嫁努尔哈赤为侧福晋。前一任大福晋去世后，被立为大福晋。史载，乌拉那拉的殉葬“或曰大妃之殉焉，为太祖遗命，诸子执而逼之乃死”，也就是她很有可能是被逼自杀的。

其实殉葬制度自古以来屡见不鲜，所谓殉葬，也就是用人或器物以葬，如《墨子•节葬下》中所说的那样“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由此可见，殉葬自古以来，屡见不鲜，《礼记•檀弓下》记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武公死时，“初以人殉死，从者66人”，秦穆公死时候“从死者170人”。

秦汉以后，殉葬在中原已经有所收敛，很少有人殉葬，往往代之以木俑、陶俑。但至辽代，人殉之风死灰复燃，《辽史•第七十一卷列传第一》有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时，皇后述律平甚至强迫一百多名大臣为其殉葬，而她自己则是：太祖崩，后称制，摄军国事。及葬，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

至金代，女真人更是颇为推崇殉葬之风，其贵族下葬虽然不用棺椁，但殉葬却是必不可少，所谓“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蒙古成吉思汗死去时，其用40名贵族女子殉葬，而蒙兀死时，沿途杀了2万人殉葬。至明代，此习俗也被延续。

太祖死时，共陪葬及殉葬40名嫔妃，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明孝陵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而成祖殉葬的嫔妃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16人，而另一种则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的30余人。不过《李朝实录》的数据虽然与《大明会典》有所冲突，但却细记载了给成祖殉葬的嫔妃集体从殉的过程：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帝崩，宫人殉葬者30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之后宣宗时，死也有人殉。史载 “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盖宣宗殉葬宫妃也”。至英宗时，大明才断绝了人殉制度，史书中说英宗病重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殡御殉葬，凡四事，付阁巨润色”。从此以后，大明再无人殉。

不过在辽东女真部落中，人殉习俗依然风靡，所谓满人好殉葬，上下皆然，夫死妻殉是定法。由此看来，乌拉那拉氏的殉葬也就不奇怪了。

乌拉那拉氏有三个儿子，分别是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四子多尔衮、皇十五子多铎，而努尔哈赤病逝之时，身后除了这三个儿子之外，还有代善、阿拜、汤古代、莽古尔泰、塔拜、阿巴泰、皇太极、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赖慕布、费扬果，总共15个儿子。

努尔哈赤一生有16个儿子，长子乃是褚英，后金建国之前，褚英随同其父南征北战，广有战功，于是努尔哈赤因其英勇，封号曰“阿尔哈图土门”，万历四十一年（1613），褚英以嫡长子身份，又凭借多年战功，被立为早期后金政权的汗位继承人。但由于“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和扈尔汉及“四贝勒”皆与褚英不和，于是“五大臣”首告嗣储褚英，似有贰心之嫌。于是努尔哈赤开始疏远褚英，这种情况下“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他还扬言：“若出征之师被击败，我将不使被击败的父亲及弟弟们入城。”并曾言：“我即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就这样，这位本有希望继承汗位的长子被以“诅咒”之罪，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处死。次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褚英被罢政以后，次子代善于天命元年被封为和硕贝勒，参与国政，为四大贝勒之首，称大贝勒。其在诸子中年岁居长，骁勇善战，军功卓著，统领正红旗、镶红旗二旗，史载，努尔哈赤曾令大贝勒代善代政，并说：“等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指代善）收养。”于是代善权势显赫。然而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他却因为家中事务不和，而被废除嗣位。史载“先前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自此之后，努尔哈赤再也没有明确指定汗位的继承人，以至于其死后，汗位的继承者也就成了问题。其实，在天命七年（1622）时，努尔哈赤以其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多尔衮（一说阿济格）、多铎、岳托为八和硕贝勒（旗主贝勒），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之制，所谓“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并指示在其身后应坚持实行此制。是谓“八王共治”。于是，汗位继承者也就自然是应该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产生了，当时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手握重兵，怀有夺取汗位的野心。此时，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决定拥皇太极嗣汗位。史载，代善等以“皇太极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为由，向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提议，以四贝勒皇太极为汗，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次年为天聪元年。

清太宗皇太极

皇太极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月二十五申时出生的，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名孟古哲哲，是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的妹妹。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后金举行新年朝贺仪式，皇太极居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由于努尔哈赤创制八旗的本意是一旗一主、八家旗主共治天下，大汗之位由八家推举旗主之一出任，亦可将其罢免，于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事实上是由四大贝勒共同执政、四小贝勒议政，也就是皇太极是与大贝勒礼亲王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一同主持朝政，而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四大贝勒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身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四大贝勒第四的皇太极因其是经过议政会议诸王推举而继承汗位的，虽然当时诸王均享有很大权力，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和硕贝勒，均年长于皇太极，故而权力受到很大限制，甚至皇太极临朝时，其他三大贝勒并坐左右同受臣属朝拜。

于是皇太极开始计划结束旗主并立、事权不一的局面，他首先废除了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政事的旧制，改以诸贝勒代之，其后扩大了议政会议人选，在八旗各设总理旗务大臣，与诸王共议国政，以达到分散诸王权力的目的。此后，皇太极又颁行《离主条例》，规定“凡八旗贵族犯有私行采猎、隐匿战利品、擅杀人命、奸污属下妇人等罪愆，准其属人和奴仆告讦。告讦属实，准予离主。”从而以裁抑八旗旗主的特权。此后，取消“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坐受”的仪式，改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与此同时，借故囚禁二贝勒阿敏，处罚三贝勒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中仅剩代善一人，对皇太极唯命是从，在取得了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实际支配权之后，皇太极便已然打破了八旗的权力平衡，也因在出席八旗会议时，皇太极已不再是某一旗旗主之身份，而是作为最终的决策者，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他得以强化汗权。

后来皇太极为了进一步限制诸贝勒的权力，又对每一旗的护卫数实行严格限制。每一旗只可选用护卫20人。从而使得诸贝勒几无兵权。此外，他仿明制，设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两衙门（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从而集中了汗权，加强了专制统治。

与此同时，皇太极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些对汉人的政策做出了调整。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曾经出台过对辖内汉民的诸多苛政，导致汉人的生存空间被缩小，大部分人被编入满洲人庄园成为农奴。许多汉人不堪忍受而出逃，但一旦被抓回会则被处决。即便后金国内的汉人官员也非自由之身，他们从属于女真人，家产不能受自己支配，身故之后甚至妻子还要归入贝勒家为奴。而这些因素都导致天命后期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矛盾激化，常有汉人用投毒、暗杀等方式进行反抗，并与辽东明军相呼应，以至于对后金国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皇太极继位后，即着手实施改变，他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故而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于是此后“逃者皆止，奸细绝迹”。此外皇太极还强调女真人、汉人“均属一体”，之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劳役，故而汉人常受欺凌，于是皇太极为每个备御只给壮丁八人，牛二头，而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这种采取汉人壮丁与满洲人分屯居住的方式，极大地使得汉人得以安定下来，同时皇太极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并采取了攻陷城池时不杀降民、为降人编独立户籍、放宽对逃人的惩治等等举措，从而使得后金内部满汉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此外，皇太极将分离于满洲八旗之外的汉人独立创建为汉军八旗，使得旗下汉人充分地发挥出了自身的优势，增强了八旗军的作战力。

当时的汉军八旗，兵卒主要来源是主动归附或在战争中被后金所俘获的辽东人丁，故而以汉人为主，也有少部分汉化女真人和曾入明为官的蒙古人，起初均编隶于满洲八旗之下。由于努尔哈赤时期对汉人的种种苛政，起初汉军八旗的地位并不高。直到皇太极继位后，汉军才得以重视。参加过宁远之战的皇太极对于红衣大炮的印象十分深刻，而当时，后金军中尚无大炮，攻城时难免会受到很大阻碍，于是皇太极以王天相会造炮，命其铸造“红衣炮”，并始编汉军一旗，旗纛为青色，由额驸佟养性率领这支“重兵”。汉军之所以在满语中被称为“重兵”，也正是由于归降汉人铸造、掌管火炮而得名。因此，可知汉军创制之初其实也就是掌握着火炮，而火炮对于后金军队的重要性也使得汉军地位获得了提高。

虽然皇太极继位后，还继续充分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但他却通过变革，使八旗越发充满生机，在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和完善、扩大蒙古八旗基础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对汉军八旗的发展。在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而皇太极继位后对黑龙江流域多次用兵，征讨所得来的民、地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在把新满洲编入八旗之后，极大地补充了满洲八旗的兵员。譬如，他曾经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5673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此外还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42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除了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其旗色、官制与八旗满洲同，惟地位略低于八旗满洲，而高于八旗汉军。

其实从天命六年（1621）开始，蒙古旗人就开始被编入满洲八旗了。史载，“镶黄旗满洲都统国柱佐领。系勋旧佐领。国柱始祖顾尔布什，原系蒙牛夸尔夸贝子。太祖皇帝时，率部众来归，封为‘驸马’，授为三等子，将部属之众成立佐领，属于白虎赖管理……于康熙九年分为两个佐领时，将部属满洲30家、蒙古10家，分与察哈尔蒙古诺门达来之子，一等侍卫和尚管理”。不过，最初的时候，真正的蒙古八旗只编有“蒙古二旗”，称为“右营”和“左营”，后又将这两个旗的人丁划归代善、济尔哈朗等所辖的满洲八旗中。皇太极时，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察哈尔，漠南蒙古大部分归顺后，“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人数约7800人。旗色官制与“八旗满洲”同。据记载，当时蒙古壮丁共有16953人，分编为11旗，其中，古鲁思辖布、俄木布楚虎尔和耿格尔、单把四人所辖的三旗就有9123人仍然隶属于原来的八旗满洲下。

但皇太极在位时，汉军八旗的发展最快，最初时，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但旗纛统一为青色，后扩大为四旗，旗纛为纯青镶黄、纯青镶白、纯青镶红和纯青色，每旗设牛录章京18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不过，无论是汉军一旗、二旗还是四旗时期，旗下人丁的本籍均属满洲旗分之下，当时汉军的旗色只是为了对兵种加以区分。崇德七年（1642）六月，正式组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至此，汉军才开始拥有独立的旗籍。

满蒙八旗

皇太极对此颇为满意，他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正如《八旗通志•序》上说的：“太祖……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在建立了完善的满、蒙、汉八旗后，每逢行军作战，“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譬如，皇太极曾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内满洲、蒙古、汉人二十四固山各固山额真官军一半，外番蒙古兵一半往征明国。毁边关入，纵横无敌”，通燕京，下山东，克城“共八十八”，“俘人畜九十二万”。此处的“二十四固山”，即由满、蒙、汉八旗所组成。而也正是这24旗的建立，才使得皇太极能够在此后，对大明帝国的进攻中，获得一次次的胜利……

当然了，除了建立汉军八旗之外，皇太极还重用汉官，并赐以田宅等私有财产，以优礼对待。努尔哈赤在位时曾经对后金辖内的汉人生员中所谓“通明者”全部处死，仅有300人得免，却沦为旗下奴仆。皇太极继位后，对这些人进行考试，有200得中，他们均被豁免奴籍，恢复了自由身，并得到嘉奖。此后，皇太极再度开科取士，尽取而用之。此外，皇太极设立文馆，以将汉人士子选入文馆，并予以充分的信任，文馆诸人于是也就渐渐成了皇太极身边的儒臣势力，从而逐渐呈现出与以女真贵族为核心的军功集团相抗衡的态势。当初皇太极为大汗之初，设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查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虽然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加强了汗权，但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于是在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下，皇太极才做出了“仿明国政体，正式设立六部”的决议，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各司其事，事不留行”，而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

此外，通过那些儒生士人的影响，皇太极才决心废除三大贝勒“值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而如果想要加强集权统治，那就必须收回权力，于是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值月之事，从而使得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此外，原来国人朝见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也改为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过去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也改变成了“按旗分，依次朝见”。

于是自皇太极掌权之后，很少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正是他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的措施，使得满汉矛盾得以缓解。史载，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重用汉人和汉官所带来的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使后金的经济得以发展。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诸申”（女真），定族名为“满洲”。此后，都城沈阳易名“盛京”，而诸贝勒大臣则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初未允。后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此后，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而“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

于是，天聪十年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王公大臣齐集。由多尔衮奉满字表、巴达礼奉蒙字表、孔有德奉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跪于宫门，皇太极于内楼传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于是，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于是，皇太极决议，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实际也就是改“金”国号为“大清”，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接受群臣所上尊号，并授四宝，登基称帝，自此大清建立。关于将国号改为“大清”的原因，未有史料明确记载。“清”之国号，或云是金的谐音，而且满人尚青，加水字边以符合“五德之说”，用“水德”免去朱明之“火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借词，原意为“好战者”，故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或“善战之国。”

皇太极登基为帝、建立大清时，所授四宝，乃“皇帝之宝”“天子之宝”“敕命之宝”“奉天之宝”。此外，还有一块宝玺，乃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关于这块玉玺的得来，其实颇有一番曲折。自从被推选成为大汗之后，皇太极在内政改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大明的进攻，在即位后，处于在“邦家未固”时，皇太极一方面对明廷采取议和策略，同时又屡次入关，掳掠汉地大批人畜、财物，同时为解除后顾之忧，两次出兵朝鲜，黑龙江流域，同时还对漠南蒙古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当初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于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国，年号为“天命”时，曾使用过两方宝玺：其中一方为六行老满文玺，译成汉文为“天命金国汗之宝”，印文为无圈点满文楷体，而另一方则为“后金天命皇帝”印，这一点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所记载。据传光海君见到书信中盖有的此印时，曾大吃一惊，认为努尔哈赤居然敢自称皇帝，于是命各边司迅速查清，果然如此。而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在给李氏朝鲜及大明的文书上，一直钤用明朝颁发给他的“建州左卫之印”。此番另铸宝玺，显然是其公然与明朝分庭抗礼的象征。

皇太极继位后，改年号为“天聪”。他所使用的宝玺除了“天命金国汗之宝”外，还有一方四行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满文老档》中称此宝为“金印”。随后，皇太极又通过击败林丹汗的察哈尔部，而获得了所谓的“元传国玺”，而关于这方玉玺，曾有过一段传奇的经历。相传此玺曾收藏在元朝大内，后明太祖皇帝以徐达北征，元顺帝弃都携眷，北走沙漠，同时也带走了这方玉玺。后来元顺帝在应昌府去世，宝玺从此便杳无音讯。两年后的一天，有一个牧羊人发现他所放的羊群中有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只是不停地用蹄子刨地，牧羊人感到很奇怪，便挖开这个地方，结果就发现了这枚玉玺。不久之后，此玺被元皇室后裔博硕克图汗取走。后来博硕克图汗被林丹汗击败，宝玺又到了林丹汗手中。

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也是蒙古最后一任的大汗，其祖父布延薛禅汗去世后，作为布延薛禅汗的长孙的林丹汗，因为其父亲莽骨速的早逝，年仅13岁的林丹汗继汗位。即位后的林丹汗，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蒙古诸部落的分裂及努尔哈赤的崛起，这两大难题，为了巩固以自己作为黄金家族后人的蒙古大汗地位，林丹汗首先在辽庆州的旧址上修建了瓦察尔图察汉城，并以此处控制着内喀尔喀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剌五部。然而，就在林丹汗刚刚开始经营蒙古的时候，努尔哈赤以其长子褚英领兵攻打女真乌拉部，由于乌拉部与科尔沁接壤，故而在不能抵挡建州兵的时候，乌拉部选择向科尔沁蒙古求援。面对后金的势力日益逼近蒙古地区，在此之前又有不断来自科尔沁、内喀尔喀部等各部王储的要防范后金的进犯，在林丹汗的同意之下，科尔沁部王储奥巴父子统帅科尔沁大军进抵乌拉部，与乌拉部联手击退了褚英的进犯。之后，叶赫部又受努尔哈赤的威胁，遂向林丹汗求援，林丹汗又命奥巴父子领科尔沁大军驰援叶赫部。此战中，努尔哈赤的爱将布扬古阵亡。之后，林丹汗又数次与后金交手。当时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大明和蒙古同时作战。于是努尔哈赤选择至以通婚联姻为手段以笼络科尔沁、内喀尔喀部，同时削弱林丹汗的影响。

萨尔浒大战之前，林丹汗所统治下的蒙古已经强大一时，他连年进攻明朝的辽东边界，要求市赏。而大明则选择考虑希望借助林丹汗的力量牵制建州，于是同意在广宁镇与蒙古通商。很显然，在建州的威胁面前，大明与蒙古达成了统一。此后，萨尔浒大战爆发，明军一败涂地，为了进一步能够遏制努尔哈赤，大明与蒙古联合。但无论是铁岭之战，还是沈阳之战，明军与蒙古军都不占上风。

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内部发生了分裂，林丹汗即位后，他和蒙古众多部一样也信奉黄教，可当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来到蒙古后，林丹汗却为其法术所打动，于是封沙尔巴呼图克图为国师，接受其灌顶。这样一来，使得林丹汗与信奉黄教的蒙古各部发生了分歧，此后一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

皇太极登基之后，决心利用蒙古各部的这个分歧采取行动，而且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想对大明构成致命的威胁，那么就必须先解决蒙古这个后方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于是，为削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策略，从而蚕食瓦解林丹汗所控制的各蒙古部落，而皇太极本人甚至也纳娶了科尔沁部寨桑之次女布木布泰（孝庄文皇后）为妻。在萨尔浒战役后，内喀尔喀等五部就已经背着林丹汗与后金单独媾和。此后，科尔沁的好儿趁部又归顺后金，林丹汗率军征讨时，好儿趁向后金求援并与后金军联兵击退林丹汗。

皇太极的精心引诱以及林丹汗为急于统一蒙古而对其他各部动辄以武力相逼，使得短短的三年期间，察哈尔部外围的那些部落纷纷弃林丹汗而投往后金。在瓦解林丹汗统辖各部的策略得手之后，皇太极曾试图以那些归降的蒙古旧部劝说林丹汗归降，但被林丹汗所拒绝。于是皇太极以劝降使臣被察哈尔的多罗特部所杀害为理由，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此战役击败了林丹汗所辖的多罗特部，俘获万余人，此后他又于沈阳会盟归附的蒙古诸部，这次会盟就是为了征讨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于是归顺后金的敖汉部、奈曼部、内喀尔喀部、喀喇沁部以及科尔沁蒙古各部与后金军组成了满蒙联军，再次出兵察哈尔。此战，皇太极亲率的大军攻入察哈尔的锡尔哈锡伯图等地俘获众多人畜，只因科尔沁部的奥巴有意放纵，林丹汗与其弟和其他部下才得以逃脱。

此后又有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落、阿鲁伊苏特部、噶尔玛伊勒登等部相继归降皇太极，使得林丹汗愈发势孤。后金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决定对林丹汗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征战，这次出征加上归降后金的蒙古各部落总兵力为十万之众。四月，皇太极率大军越过兴安岭，在皇太极的大军压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的喀尔喀部，然而，喀尔喀部不愿接纳他。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带着十万余众向西逃遁，渡黄河、抵鄂尔多斯。

林丹汗在西逃途中，丢人弃马，其部下有数万人马被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最后，林丹汗只得来到甘肃境内的大草滩一带安营扎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然而，没等他东山再起，由于常年的戎马征战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两年后，林丹汗就因病而死。自其死后，其子额哲率部撤回到鄂尔多斯。在得知林丹汗病故的消息后，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四月，派多尔衮等人率军前往鄂尔多斯寻找额哲，并于当年四月找到了他。皇太极将察哈尔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以自己之女许嫁给额哲。次年三月，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爷会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为其上尊号博格达汗。至此，漠南蒙古各部为后金所有。

也就在天聪九年，多尔衮等率军前来察哈尔时，获得了这方所谓的“元传国玺”。据说多尔衮西征察哈尔，得知玉玺还在苏泰太后手里，便强行索取。据史书记载，此玺刻文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蛟龙为钮。皇太极闻听获得“元传国玺”之后，大喜，以至于当多尔衮得胜班师回朝时，皇太极破例出行百里之外，到辽河以西的阳石木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接宝仪式。

很显然，获得“元传国玺”，为皇太极立国称帝提供了契机。因为相传“传国玺”始于秦，始皇帝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后汉高祖皇帝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所谓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也由此，在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下，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此后，传国玺归东汉光武皇帝，三国时，“传国玺”被曹操据有，此后天下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历经南北朝之动乱，“传国玺”为隋文帝所得，隋亡，萧后携隋炀帝孙杨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贞观四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俘萧后与隋炀帝孙杨政道，传国玺归于李唐。沿数百年，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天佑四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潞王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宣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虽然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有所谓“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耶律延禧，金辽交战时，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此外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又有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而此番，皇太极从林丹汗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只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争议颇大，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瑭制的伪玺。但不管怎么样，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

皇太极得到这枚传国玺后，遂在敕谕上钤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用以说明“天命攸归”，同时将此玺的印样向朝鲜等国颁示，并在盛京八门张贴同样内容的文告，以此笼络人心，从而形成了“天下一心”的局面，继而在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下，使之接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此后，皇太极又率军亲自征讨不服从后金统治的朝鲜，试图迫使朝鲜向其臣服，削弱大明的势力，从而使得自己能够专心进攻明朝，以便于最终能够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当初萨尔浒大战时，李氏朝鲜也发兵1万兵马至富察之野协助。此后光海君畏惧后金的实力，试图保持在大明、后金之间的中立，可其“不背明，不怒金”的政策却惹来了群臣反对。天启三年，在国王左右任事的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阳城，城中的训练都监竟倒戈相向，以至于政变兵不血刃便达成。次日，绫阳君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仁祖。对于光海君的处置，仁祖是以宣祖的继妃“仁穆大妃”的名义颁布懿旨，从而将自己的叔父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废黜，继而用石灰烧瞎其双目，贬为庶人，流放于江华岛。

“仁祖反正”后，朝鲜开始奉行反后金亲明的政策，停止了与后金的贸易，次年副元帅李适发动兵变。史载，李适本贯固城李氏，是兵曹参判李陆的后裔。宣祖在位期间，曾任明川县监，因其熟知女真之事、有将才，故而得以出任刑曹佐郎。后充泰安郡守，又调镜城判官。当时建州女真频频骚扰朝鲜边境，于是李适率兵防御，并因功而得以出任永兴府使、济州牧使、咸镜道兵马节度使。仁祖反正后，李适受到了仁祖的倚重，录为二等靖社功臣。最早，仁祖没有派他前往北方边境，而是任命他为都城的左捕盗大将。但此时李贵、金鎏等人为首的西人党开始排挤李适。大将李贵弹劾李适纵容属下多次以稽查盗贼为名，闯入大臣的住宅，执辱大臣毁家夺财。于是，当北方边境传来后金即将入侵的消息时，仁祖便派副元帅李适前去北方边境防御。西人党便制造事件，诬陷李适、郑仁荣、柳庆宗等谋反。在左赞成李贵的谗言下，仁祖将李适的儿子李栴下狱。得知此事后，李适便杀禁府都事高德祥和沈大临、宣传官金芝秀、中使金天霖等人举兵叛乱。慌乱之下，仁祖向大明东江总兵毛文龙求援。而毛文龙也迅速遣游击王辅点兵于蛇浦，支援仁祖，可结果李适还是攻入汉阳，并拥立兴安君李瑅为王，但不久叛乱就被都元帅张晚率兵平灭。

明军

而与李适共同叛乱的韩润、郑梅等则侥幸脱身，逃往后金，这些朝鲜人纷纷劝说努尔哈赤讨伐朝鲜，以削减大明羽翼。最初的时候，努尔哈赤是考虑南下进攻朝鲜的，但由于代善等人的反对才没有实施。皇太极称汗之后，于天聪元年（1627）正月，便是遣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硕讬等将，领3万大军，以姜弘立、韩润、郑梅、李英芳、朴兰英、吴信男等八名朝鲜将领为先导，大举南下。

后金军先渡鸭绿江，击败毛文龙所部明军于铁山，迫使毛文龙败退皮岛，随后于十三日包围义州，正式入侵李氏朝鲜。次日，后金军包围凌汉山城，迫近宣州、定州，威胁安州。后金派出使者劝降朝鲜守将，凌汉山城大将金搢、宣川府使奇协、郭山郡守朴惟健等皆将后金来使斩首，表示绝不投降，并驰报汉阳。

仁祖直到十七日才得到后金入侵的奏报，而此时后金兵已于十六日攻克义州，并已包围安州，而且安州也将要沦陷。于是慌乱之下，仁祖下令启用张晚为都体察使，与金起宗率军北上，同时派畿甸之军前往海西支援，又以李时白率军防御汉阳，同时还派李曙守南汉山城、以申景禛守临津、以金自点守江都，并将户曹杂物和版籍全部运往江都，以便于战事不利时，能够迅速迁都。此外又派金完率海西别胜军前往支援。

二十一日，后金兵攻破凌汉山城、定州、郭山等地，大将定州牧使金搢、郭山郡守朴惟健被俘，宣川府使奇协则不屈而死。由于后金兵强迫被俘者剃发易服，故而遭到众多朝鲜人的拒绝，也因此后金兵实施了血腥的屠城，死难军民数万人，焚毁粮草百余万。平安兵使南以兴得报后，遣人遗书于姜弘立、朴兰英，希望能够合议。

接连的败报传到汉阳，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仁祖派壬辰倭乱时的老将李元翼前去南方征募壮士，以扩军备战，同时收拾人心。二十二日，阿敏派人献书，要求和谈。但仁祖却命令张晚回书拒绝，声称誓死不从城下之盟，并向大明帝国讨求救兵。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后金兵在郑梅的引导下渡过青泉江，围攻安州。后金兵至平壤，平壤守军不战而溃。平壤以东诸城全无士气，张晩、金起宗飞书驰报。而黄州、平州兵器极其缺乏，仁祖遣申景瑗进救黄州、平州。后金兵至肃川城下，城中守军溃散，守将平安监司尹暄率军官四十余人逃往中和。仁祖急催忠清、全罗两道水军北上增援。

二十五日，安州陷，守城的平安兵使南以兴率诸将聚集中军大营，引燃火药自焚而死。而大明派来的援兵也在此战中损失惨重，都司王三桂阵亡。同日，后金骑兵长驱直入，渡大同江，直抵中和。黄州兵使丁好恕率千余人弃城而走，逃往蒜山。为了稳定军心，仁祖下令将平安监司尹暄斩首，以黄州兵使丁好恕戴罪立功。此后，阿敏以平壤为后金中军的大本营，派先锋往黄州。由于申景瑗所率的援军夜惊溃散，故而平山成为一座毫无防守之力的城池。

由于后金铁骑逼近王京汉阳，一时间，朝鲜国中震恐，虽然仁祖多次遣使求和，但皆被后金置之不理，故而仁祖留金尚容守汉阳，自己以戎装南巡的名义逃往露梁，随后沿着阳川、金浦、通津，逃往江华岛。当得知平山、开城遭到后金兵的屠城之后，仁祖决定将都中所有民众一起迁往江华岛避难。又命南方新征得的三道精兵防卫江华岛，又派李曙将粮草辎重送往江华岛。

然而就在此时，皇太极与诸贝勒担忧大明和蒙古诸部会趁机袭击后金，遂命阿敏同朝鲜议和。于是阿敏驻军平山，遣使向朝鲜提出议和。正月二十九日，后金将遣使议和的消息传到江华岛，虽然朝鲜许多大臣不愿与后金议和，但仁祖力排众议，决定要亲自接见来使。于是，权琎亦持朝鲜求和国书前往中和，阿敏大喜，将驻屯中和的大军调回平壤。

李氏朝鲜人

二月二日，阿敏、济尔哈朗遣使赴江华岛，正式向朝鲜递交要求议和文书。据史料记载，由于议和文书为“大金国二王子，答书于朝鲜国王。两国和好，共言美事。贵国实心要和，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 贵国为弟。若南朝嗔怒，有我邻国相近，何惧之有？果如此议，我两国告天誓盟，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事完之后, 赏格在贵国裁处，可差担当国事大臣，速决完事。 不然，途道往返，羁迟不便，毋视我为不信也”。故而使得这次合议事实上根本没有能够进行下去，因为无论是仁祖，还是李氏朝鲜的普通官员都不会接受此文书中与明朝断交的要求，在权衡一番之后，仁祖将后金使者留在江华岛，遣晋昌君姜前往阿敏军中投递求和文书，同时加强南汉山城的防卫，还派兵增援张晚所部。

由于后金使者未归，故而阿敏怀疑朝鲜不想议和。七日，阿敏遣使赴江华岛，诘问朝鲜继续派兵的意图，以及国书继续使用天启年号的缘由，威胁将拒绝不退兵。于是双方一直僵持达一个月之久。直到二月十四日，朝鲜仁祖派原昌君李玖献马百匹、虎豹皮百张、绵绸苎布四百疋、布万有五千赴后金军中，以示愿意谈判，双方才重新开始和谈。二月二十八日，后金使者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至江华岛。三月三日，朝鲜仁祖与后金使者刘兴祚等人在江华岛宣读誓文，正式和好。

据史料记载，朝鲜方面的誓文为：

“朝鲜国王，以今丁卯年某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 朝鲜国三国老、六尚书某等，今与大金国八大臣南木太、大儿汉、何世兔、孤山太、托不害、且二革、康都里、薄二计等，宰白马、乌牛，立誓。今后同心同意，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

而后金方面的誓文为：

“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

此后，双方约定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双方订立兄弟国的盟约，而朝鲜停止使用大明帝国的天启年号，同时遣王子李玖赴后金为人质。后金、朝鲜互不侵犯对方疆土。

但由于交涉期间，阿敏贪图平壤城的财宝，有意占据朝鲜之地自立为王，故而多次故意不承认和约，并纵军在平壤掠夺数日。李玖只好再次与阿敏盟于平壤城。而在得知和议对后金有利而阿敏又有野心的情况下，皇太极当即要求从朝鲜撤军。此后，后金大军开始撤回，仅留3000人马驻守义州。九月，在朝鲜仁祖的再三请求下，后金从义州全部撤军，释放李玖及朝鲜俘虏，双方定议春秋输岁币、互市。

此番后金大军入侵朝鲜的战争因发生在丁卯年，故而得名“丁卯战争”，又称“丁卯胡乱”。不过这次入侵之后，朝鲜被迫与后金议和，与后金结盟，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天聪二年（1628），朝鲜依据与后金的协议，开市于中江。同年，皇太极企图进攻大明帝国，向朝鲜征调兵船。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此举显然让皇太极很是不满。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派巴都礼、察哈喇等人前往朝鲜颁定贡额。仁祖仅同意贡献贡额的十分之一，推托说金银、牛角不是朝鲜的特产，拒绝献出。皇太极大为恼火，于次年致书仁祖，责其减岁币额，并窃参畜、匿逃人之罪，欲罢遣使，专互市。朝鲜索性拒绝同后金在会宁城的互市。此后又多次拒绝互市，并在京畿、黄海、平安三道加筑白马等12城，以加强对后金的防备。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攻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献传国玉玺投降。各贝勒与蒙古王公皆建议皇太极称帝。皇太极遣英俄尔岱告知朝鲜。朝鲜群臣皆言不可，于是朝鲜仁祖将英俄尔岱囚禁在议政府。结果英俄尔岱等人夺民间之马，破门北逃。仁祖派人追上，宣布不承认“丁卯胡乱”后的城下之盟。英俄尔岱逃回后金，于是皇太极便有遣兵入朝征讨之意。

次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时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回答使李廓正在盛京，虽然二人参加了登基大典，但却坚持认为明朝是朝鲜的宗主国，并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使皇太极非常愤怒，于是同年十一月，皇太极以朝鲜违背盟约为由，准备入侵朝鲜。此番皇太极先遣回朝鲜使臣李廓，通报仁祖，随后于腊月二日，派济尔哈朗守盛京，阿济格、阿巴泰守辽河入海口以遏明军，皇太极亲自率领清军12万入侵朝鲜。大军以多尔衮、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又以户部承政马福塔、英俄尔岱等率兵300人，装扮成商人，突袭朝鲜王都汉阳城，同时多铎、岳讬等人率数千兵马接应，而皇太极与代善率其他各路军马缓缓南下。

腊月十日，清军主力迅速渡镇江。十二日，兵至郭山城，面对清军滚滚铁流，定州、安州尽皆投降，只有义州府尹林庆业死守白马山城抗击清军，使得清军始终无法攻陷义州。就在坚守义州的同时，林庆业还向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请求增援，但金自点等人却未派兵往增援。

腊月十三日，朝鲜仁祖得到清军入侵的消息时，都元帅金自点已经派人向仁祖告急，奏称清军攻至安州。仁祖大惊，在令沈器远负责王京汉阳的防卫的同时，还命老弱之臣尽皆前往江华岛避难。史载，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翌日，仁祖得知清军已过松都的消息，派人将宫眷、神主、王族迁往江华岛，自己则退往南汉山城。

由于仁祖车驾过崇礼门时，马福塔所率的300众突然出现在城外，于是仁祖只得一面令申景禛率兵出城防御，一面派崔鸣吉前去劳军，以拖延时间。就在马福塔要求仁祖派一名王弟、一名大臣为人质，方才同意和谈时，仁祖已经出逃汉阳，并于当夜逃到南汉山城。翌日，仁祖听从金瑬的建议，准备逃到江华岛去，但由于暴雪大降、路途难行，只得固守南汉山城。

此后，仁祖遣绫峰守李偁称“王弟”，以判书沈諿加大臣衔出使清军求和。皇太极斥责朝鲜在丁卯年派出假王子为人质，又诘问沈諿，李偁是否是假王弟，沈諿不能答，虽然投靠清人的朴兰英坚称李偁是真王弟，但皇太极还是大怒，并杀之，继而驱逐朝鲜使者，要求朝鲜送王世子李溰为人质，否则大军当继续南下。

此后，仁祖亲自登上南汉山城城楼，以鼓舞士气、笼络人心，又赦免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平安兵使柳琳、义州府尹林庆业互相倾轧之罪，谕以急速进兵抗敌。又发檄各道，要求入兵增援。就在仁祖和群臣都对主战还是主和莫衷一是的时候。十九日，清军已经到达南汉山城下。于是崔鸣吉等主和派建议与大清和谈，但面对大清要求送出世子方可议和的条件时，朝鲜上下还是难以接受。

腊月二十日，皇太极率清军主力至松都，又遣使劝降。仁祖拒绝，并召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率军回援，令各地兵马前来勤王，又令金庆征前去南部三道召集水师，准备与清军决战。二十四日，南汉山城内开始出现粮草不足的情况。朝鲜各处守军见仁祖被围，纷纷前来勤王。但公清兵使李义培畏惧清军，驻扎竹山不进兵，而江原道营将权井吉领兵到俭丹山，遭清兵击败。此外，公清监司郑世规领兵在险川，依山布阵，遭清兵击败，全军覆没，郑世规本人仅以身免。

二十七日，皇太极率清军主力至临津江北岸，此时南汉山城几乎断绝了外界的音信。次日，因留都大将沈器远送来击退清军进攻的消息，故而体察使金瑬派兵出北门而战，结果遭到清兵的偷袭，大败。此后，都元帅金自点、副元帅申景瑗在黄海道的洞仙击败清兵，庆尚兵使闵栐亦率兵至忠州水桥。一时间，局面倒也陷入僵局。

但短短两天之后，崇德二年（1637）正月初一，皇太极趁江面结冰之际渡江攻汉阳，慌乱之下，沈器远弃城退驻光陵。而此时多铎也率部已攻破平壤，并与皇太极会师。此后皇太极率兵驻扎炭川，俯瞰南汉山城。仁祖听从吏曹判书崔鸣吉的建议，派洪瑞凤、金荩国、李景稷等前去求和。虽然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云云。但包围南汉山城的清军还是伐木列栅，绕城驻守，使得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

正月四日，满清大军渡汉江，驻屯汉阳东20里江岸。由于此时朝鲜各道的勤王之军陆续赶来，故而双方接连展开厮杀。七日，清兵击败全罗监司李时昉部，此后南兵使徐佑申、咸镜监司闵圣徽合兵，屯兵杨根、薇原，号称2.3万，但却不敢前进，平安道别将领800余骑至安峡，也只能远观，庆尚左兵使许完领兵到双岭，未及交锋，就军败而死，右兵使闵栐率军进击，最终力战良久，亦败死，而忠清监司郑世规进兵龙仁、险川，亦战败，此外平安道观察使洪命，与清兵大战于金化，兵败阵亡。

就在朝鲜勤王大军接连遭到重创的同时，多尔衮、豪格统帅的左翼军由长山口克昌州城，败安州、黄州兵500，宁边城兵1000，截杀援兵1.5万，并在七日与皇太极会师。此后贝勒杜度率兵送来大炮，清兵合力围攻南汉山城。十三日，仁祖遣洪瑞凤、崔鸣吉、尹晖等出城议和，遭到拒绝。十九日，再遣李弘胄、崔鸣吉、尹晖求和。

二十日，仁祖正式决定向清朝称臣，翌日，遣李弘胄出使清营，献书投降。但皇太极要求仁祖下城亲自投降，此外清军还在望月峰上升白旗书招降二字，又致书仁祖，令其出城投降。仁祖则复书“重围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请降，又说“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

就在仁祖坚决不出城时，二十二日，皇太极遣多尔衮袭破江华岛，俘虏朝鲜王妃、王子、宗室、群臣家属等众，江华岛沦陷之时，前右议政金尚容、前右承旨洪命亨、司仆寺主簿宋时荣、前司宪府掌令李时稷等人不愿成为清兵的俘虏，自杀身亡。

此后，皇太极再次要求朝鲜仁祖亲自出城投降，并威胁若是不从，城破之后便要屠城，这种情况下，世子主动要求出城做人质，并称：“泰山既垂于鸟卵之上，国步谁措于磐石之坚，事已急矣！予既有弟二人，又有一子，亦可奉宗社。予虽死于贼，尚何憾焉？”

二十三日，仁祖决定送世子李溰代他出城投降，称“予为宗社、生灵，出不得已之计矣……渠为父出去，不害于义理，而人子之至情也”。但英俄尔岱传谕，必须要仁祖亲自出城，并威胁说皇帝此时准备回到盛京去，若不答应就不要再求和了。

而就在双方僵持期间，清兵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希望通过攻城来迫使朝鲜投降。仁祖只得在二十七日答应了这个要求。次日，皇太极同意了仁祖的求和，并要求他亲自出城，同时提出“三田渡盟约”，要求朝鲜以“长子及再一子为质”。

二十九日，仁祖先缚斥和派人物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献清军。次日，仁祖与王世子李溰率侍从50余人，穿青衣亲自出城，群臣哭送于西门。史载，朝鲜仁祖出城时，英俄尔岱和马福塔已率军在城外迎接。朝鲜军民看见仁祖随清军离去，误以为清军要把仁祖绑架到盛京，尽皆痛哭失声。此后，仁祖随清军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与皇太极会面，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除明朝的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丁丑下城”。

此后，双方和议，并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国王接受清朝的册封，朝鲜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成为大清的藩属国，朝鲜使用的年号由大明年号改为大清年号，此外，朝鲜仁祖以其长子李溰、次子李淏赴奉天做人质，以及朝鲜应向清朝朝贡，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200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叶千包、水獭皮400张、青黍皮300张、胡椒10斗、腰刀26口、顺刀20口、苏木200斤、大纸千卷、小纸千500卷、五爪龙席4领、花席40领、白苎布200疋、绵绸2000疋、细麻布400疋、细布1万疋、布4000疋、米1万包。

在议和文书中，还明确规定，如果清军攻打皮岛，朝鲜则应该出兵船50艘及其他兵马以助之。

此后，在朝鲜表示归附了大清之后，皇太极随即撤军归国。不过在撤军归国时，皇太极要求朝鲜建立一座功德碑，以颂扬大清皇帝的功绩。在满清的压力下，仁祖被迫同意了，大清皇帝功德碑于崇德四年（1639）竖立于当年皇太极受降的三田渡地区。此碑的碑文用满文、蒙古文和文言汉文写成，正面为满文和蒙古文，背面为汉文，其内容大致相同。此后，每当清朝敕使到达朝鲜，都会前往三田渡，拜谒大清皇帝功德碑。

这场被称作“丙子虏乱”的灾难中，清军渡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而南，仅仅12天便抵达朝鲜王京城下，数十万朝鲜人被押回盛京，此外“斥和反满”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大臣也被清军索要，押赴盛京处死，枭首示众。

不过，“丙子虏乱”后，朝鲜虽然战败归降，但心里并没有服气，甚至对大清产生了很深的仇恨。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大明年号。此后，仁祖还建议与日本德川幕府联合，以“假道朝鲜，出送援兵”，光复大明。后来的显宗更是声称：“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 盖直抵关外，有不甚难者。虏不事武备，辽沈千里，了无操弓骑马者，似当如入无人之境矣。且以天意揣之，我国岁币，虏皆置之辽沈，天意似欲使还为我国用矣。且我国被掳人，不知其几万，亦岂无内应者耶？今日事，惟患其不为而已，不患其难成。”又有“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更为激烈的还是朝鲜孝宗李淏，其甚至精心准备了北伐计划。

天启六年（1626），七岁的李淏被封为凤林大君，此后的丙子胡乱，他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等数十万朝鲜人被清军掳到盛京。清军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但这并没有获得朝鲜人的好感，此后昭显世子等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由于父迎子不合儒教礼法，且此举是承认大清敕使代表天子，所以朝鲜两班士大夫很是不满。回国后不久，昭显世子暴毙昌庆宫欢庆殿，因死状是“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故而疑似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可面对这个疑案，仁祖李倧居然上报大清其是“病亡”，于是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此后，大清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仁祖大王死后，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孝宗。

或许是在盛京为人质时受气的缘故，孝宗对清朝十分蔑视，坚信古训曰“胡人无百年之运”，依然向明朝尊崇。而他手下的那群两班士大夫也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故而从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遂倡议北伐。

为了挥兵北伐清朝，孝宗起用西人党的宋时烈，此外在非正式场合中，清朝的年号皆被弃而不用，而使用崇祯的年号。他还积极扩军备战，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多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全部改编为骑兵。此外御营厅增加大炮，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万名，但由于财政困难，其实很能实现，于是孝宗加快了朝鲜宣祖时开始的大同法。大同法将贡物统一为米谷，该制度能够加快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的同时，还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外，对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不过，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于是孝宗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结果大清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而且孝宗打算联合日本江户幕府，以攻打清朝北伐的企图也被曝出来，于是顺治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此后，孝宗死于昌德宫大造殿，这一北伐计划也就自然未能实施。

据史料记载，朝鲜一直以来，都对大清鄙视仇恨，虽然恪守藩属朝贡制度，但却一直遥思大明。康熙四十三年，朝鲜肃宗曾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明神宗。所谓“大报”出于《礼记》，是郊天之义，且兼有报德之意。甚至在乾隆十四年，朝鲜还以明太祖、神宗、思宗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氏朝鲜末年……

在平定了蒙古、朝鲜之后，皇太极开始全力以赴地对付大明，而他的首要目标就是镇守辽东的袁崇焕。

天启六年（1626）三月，袁崇焕因功升至辽东巡抚，负责辽东及山海关等地的防御，并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史载，袁崇焕起初辞赏，后熹宗坚持原意，方才为巡抚。然而，魏忠贤见其地位上升，于是派遣其亲信太监刘应坤、纪用到宁远监军。袁崇焕上疏反对，但不被采纳。后朝廷为安抚袁崇焕，提升其为兵部右侍郎，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在此时，他的麾下却是矛盾重重，因满桂认为在宁远之战中，赵率教未能援兵来援，故而与赵率教发生矛盾，两人互相指责，因赵率教是自己的心腹，故而袁崇焕与满桂之间也产生激烈冲突。因袁崇焕上奏请求遣其镇守其他城镇，故而满桂被召还北京。而虽然当时经略王之臣极力反对，并请求朝廷命其镇守山海关。但朝廷为了缓和各方矛盾，还是命令王之臣专守关内，而关外兵马将领皆由袁崇焕派遣。之后袁崇焕自悔，请求朝廷依照王之臣建言。满桂遂被调遣镇守山海关，并持尚方宝剑、统领关内外部分大军。

此后，基于对廷臣诽谤的担心，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自己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主张：用辽人守辽土，屯田辽土以给养大军，从而减少海运，此外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行出击。此奏折得到熹宗的嘉许。此外，袁崇焕还上奏进言称明军不善于野战，只能凭借城池固守和火炮实施防御，并要求增派四万人马去修筑松山城等防御设施。此奏也得到了熹宗的批准。

于是这年冬天，袁崇焕率领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逐渐修复高第此前放弃的辽西土地。事后，袁崇焕上奏称赞这两太监的功劳，从而使得魏忠贤、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由此，袁崇焕与魏忠贤之间关系颇为紧密， 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后又为魏忠贤请立生祠，这也使得他显然为东林党人所不齿。

就在天启六年时，北京发生了“王恭厂大爆炸”事件，这次事件亦称天启大爆炸、京师大爆炸、王恭厂灾、明末北京奇灾。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端午节次日巳时（上午9时），位于北京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了离奇爆炸事件。史载“京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室云气，有如乱丝者，有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又及，“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大木远落密云”。

而根据《天变邸抄》的描述，则为“天启丙寅五月初六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西及平则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数万间，人二万余，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重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而震声南至河西务，东至通州，北至密云、昌平，甚至远距京城数百里的遵化、宣化、大同、山西广灵县及天津等地都发生剧烈震动。

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大木远落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个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掷出顺成门外，其后，“木、石、人复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在爆炸中，“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而且“死者皆裸”。事后，有人入京报告，西安门附近落下铁渣滓，衣物飘至西山上或东北郊，高挂树梢，昌平的州教场中，衣物、银钱、首饰、器皿也零散一地。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

官员薛风翔、房壮丽、吴中伟等人的大轿被打坏，伤者甚众，工部尚书董可威双臂折断，御史何廷枢、潘云翼在家中被震死，两家老小“覆入土中”，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并长班关七人不见踪影。承恩寺街上行走的轿子，事后被打坏在街心，女客和轿夫都消失不见。还有粤西会馆路口的塾师和学生一共36人，一声巨响之后，尽皆全无踪迹。更离奇的是，到京才两日的绍兴周吏目之弟于菜市口遇六人，拜揖尚未完，周某的头突然飞去，身体倒在地上，而六人却无恙。而爆炸之时，许多树被连根拔起，掉落在远处，猪马牛羊、鸡鸭狗鹅，甚至残破的头颅及手脚更时纷纷被卷入云霄，又从天空中落下。这场碎尸雨，持续一个时辰。木料、石块、人头、断肢，还有各种家禽的尸体，纷纷从天而降。其中，尤以德胜门外落下的人臂、人腿更多。

爆炸发生之时，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餐，突然地动殿摇，起身便冲出乾清宫直奔交泰殿，情急间“内侍俱不及随，只一近侍掖之而行”，途中“建极殿槛鸳瓦飞堕”，近侍的头部遭飞瓦击碎而当场死亡，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皇贵妃任氏宫中器物纷纷坠落，而襁褓中的太子朱慈炅也因爆炸而受惊身亡。

王恭厂是工部制造盔甲、铳炮、弓矢及火药的兵工厂暨火药储存库，自永乐年起，大明帝国火器制造就有了很大发展，边事紧张时，北京城内先后设立了六处火药厂局，凡是京营火器所需的铅子及火药都是由王恭厂预造，以备京营来领用。由此可见，王恭厂当时是作为工部制造及储存火药的火药库所在。也因此，这次离奇爆炸也普遍被看作是火药库爆炸所引起，但又有强烈地震、龙卷风、陨石引起之说，但不管怎么样，王恭厂灾变规模之大，甚至连蓟州城东角亦震坍坏房屋数百间，自然使得早就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的大明帝国一时间朝野震惊，中外骇然，人心惶惶了。在众人认为此灾变“乃古今未有之变也”时，众臣自然认为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纷纷上书，要求熹宗皇帝匡正时弊，重振朝纲。皇帝不得不下了一道罪己诏，表示要痛加省醒，告诫大小臣工“务要竭虑洗心办事，痛加反省”，希望借此能使大明江山长治久安，万事消弭，且下旨发府库万两黄金赈灾。

也就在此后不久，努尔哈赤死。据称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派遣使者去悼念，以窥视其虚实，而皇太极则做出回应，派遣使者到袁崇焕处，双方欲议和，甚至皇太极还自降身份称臣，袁崇焕议和之初，其实大明并不所知，当奏报传来时，熹宗起初赞许其方，后改变看法认为并非良策，于是频繁下旨禁止。袁崇焕则因为要修筑防御工事而坚持己见。

可就当大明帝国朝廷议论议和之事，后金却趁机进攻了朝鲜，于是朝廷中言官认为是因议和所招致的，辽东经略王之臣更是以“宋金和议”为例弹劾袁崇焕。对此袁崇焕上疏道：“关外四城有四十里地，有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现在地少人多。必须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才能转移商民、大量屯田。如果城墙在修筑前，建奴入侵，届时势必撤退，那么此前的努力都谓之失败。现在趁建奴进攻朝鲜，于是用缓兵计为上。当建奴得知消息后，城防已成，于是关外四百里地则可固若金汤了。”对此，熹宗甚为赞许，此后虽然朝廷议论纷纷，但朝廷还是召还王之臣回京，并取消辽东经略职位不再设，同时将山海关内外兵马皆由袁崇焕调遣。而袁崇焕则趁后金转向朝鲜之时，迅速派兵修建锦州、中左、大凌，并在朝鲜受困、毛文龙告急之时，发兵救援。史载，袁崇焕在以水军援助毛文龙的同时，又派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人率领精兵9000进攻三岔河，以牵制皇太极，不过由于朝鲜此时已经与后金和议，于是诸将返回辽东。但也在此时，袁崇焕精心准备的山海关、宁远、锦州（关宁锦防线）防线也基本构建完成。

天启七年五月，朝廷命令尤世禄代替赵率教守卫锦州，尤世禄尚未抵达时，皇太极亲率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精兵，进攻辽西，攻陷明朝大凌河、小凌河两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五月十一日，后金大军直抵锦州，四面合围后绕过锦州南下，攻克防线中的诸多堡垒，掠其物资。赵率教率部环城而守，并以缓兵计派遣使者求和，使者三次返回并未成功，而皇太极攻城愈急。巡抚袁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4000，令尤世禄、祖大寿统率，绕出后金军后，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同时朝廷命山海关的满桂移师前屯，以驻守三屯的孙祖寿移师山海关，宣府的黑云龙移师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师山海关，又派遣昌平、天津、保定兵驰援上关，并命山西、河南、山东的大军进行备战。

而与此同时，锦州城内，赵率教与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后金自五月十一激战二十八日，之后皇太极久攻不下，转而去分兵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军肃督将士登陴守战，列营濠内，用大炮轰击后金军。而驰援的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在城外与后金大军展开激战，士卒多死，仍力战不退，此战双方死伤惨重，此战满桂更是身负数箭。

见无法攻下宁远，后金遂解宁远围，增兵围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猛攻锦州，锦州城中使用大炮、火炮、火弹和矢石等武器，后金兵士卒损伤无数，然锦州终不可破。于是次日皇太极退兵，并拆毁大凌河、小凌河两个堡，史称“宁锦之战”，是为大明与后金交战的第二次大胜，此战满桂、赵率教功劳最大。

宁锦之战中，明军亦如之前宁远之战中的策略，凭坚固守，并使用红夷大炮，使得八旗军队的骑兵长处无法发挥，加之毛文龙此时率东江军直逼辽阳，后金退军被迫后撤回援。就连袁崇焕本人也承认“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宁锦之战后， 袁崇焕受到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交章弹劾，以不救锦州为“暮气”及主款议和，招致后金东侵朝鲜，西征宁锦等罪名，要求“从重议处”。于是袁崇焕于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以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为由，又在李应荐的奏本中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准其所请，于是大明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满桂镇守宁远。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与宦官魏忠贤、王体干等去西苑深水处泛舟，却因风强，小舟翻覆，皇帝落水，虽然随即被救，但从此惊豫不堪，逐渐病重。尚书霍维华献“灵露饮”，以五谷蒸馏而成，清甜可口，但几个月后病情加剧，浑身浮肿。八月十一日，召见信王朱由检，即行驾崩，时年23岁。熹宗无子，遗诏立五弟朱由检为皇帝，是为明思宗，改元“崇祯”。

思宗朱由检登基以后，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于是，皇帝召魏忠贤至殿上，命一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忠贤面如土色，以重金托一位皇帝身边的老侍徐应元求情。徐应元劝他辞职，于是忠贤请辞获准。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于同年十一月一日，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因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师。李永贞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行至直隶阜城的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太监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自缢而亡。此后，思宗又杀客氏，令崔呈秀自尽，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一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再加上漏网之鱼57人，共计315人，尽皆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而忠贤侄魏良卿等则俱被杀。

与此同时，崇祯帝还下诏，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东林党人，并起用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袁崇焕表示其在边关立功，唯恐朝廷人士妒功中伤。思宗请袁无须疑虑，其自有主持。此后，大学士刘鸿训上书请思宗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于是崇祯皇帝即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方便行事。此外，皇帝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

袁崇焕

然而就在袁崇焕踌躇满志，准备赴任时，却发生了“宁远兵变”。史载，由于欠饷四月，故而在崇祯元年，宁远13营的蜀、楚士卒，以张正朝、张思顺为首，歃血为盟，欲讨回欠发的四个月薪饷，众人攻入幕府，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向两人索饷。而毕自肃则表示无力支应。事实上在此之前，毕自肃曾经九次向朝廷申报欠饷，朝廷都不理会。由于毕自肃亲兄毕自严是户部尚书，主管财政，因为财政无钱，也只能不闻不问，可也就是这层关系，使得毕自肃被众人殴打成重伤，以至于头部血流不止，几乎死亡。幸亏兵备副使郭广以身体护卫毕自肃，才保住其性命。此外，郭广为了营救毕自肃、朱梅两人，窃发官库的白银2万两，并向宁远商民借5万两，以7万两白银才赎回毕、朱二人。哗变始解。此后，郭广将毕自肃载至塔山堡调养，但毕自肃心灰意冷而引罪自杀。同年八月，袁崇焕到达辽东，为督师后，命副将何可刚将兵变首谋张正朝、张思顺等15人并斩首于集市。此外，斩杀中军吴国琦、惩罚参将彭簪古，并罢免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兵变始定。

这场兵变加强了袁崇焕权力，并改变了辽东明军的部署。事后，因为毕自肃已死，故而袁崇焕奏请崇祯帝撤销辽东巡抚职位，并罢免登莱巡抚孙国桢、取消该巡抚之职，崇祯帝均同意。尔后辽东大权由袁崇焕亲掌握，以统一事权。此后，袁崇焕又抚慰哈剌慎36家，以稳定边疆，同时以祖大寿仍镇守锦州，何可刚升任都督佥事，代替解任后的朱梅，而宁远、锦州合镇，赵率教则转屯至山海关，而袁崇焕亲自镇守宁远。此后，崇祯帝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并赏赐蟒衣、银币。

但也在这时，却发生了诛杀毛文龙之事。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时，提及其欲诛杀毛文龙。自天启四年至七年中，毛文龙便在皮岛驻屯，由于毛文龙的东江镇耗费兵饷众多，故而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尚宝卿董茂忠上书弹劾请撤毛文龙，兵部商议时，袁崇焕提议派遣官员至皮岛管理兵饷核查银钱账用，却遭到毛文龙抵制，因此招致袁崇焕不悦。

同年六月初一，袁崇焕与毛文龙在旅顺附近的岛山相会，并商议军事。在连续三日的交涉中，毛文龙始终不接受袁崇焕主张的“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等建议，于是袁崇焕劝其归乡，而毛文龙则称自己了解辽东局势，并能解决辽东事务。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通宵部署诛杀毛文龙。初五，袁崇焕邀毛文龙同往检阅将士，但中途袁崇焕突然发难，斥责毛文龙，虽然毛文龙抗辩，但袁崇焕还是命人除下其衣冠并捆绑，尽管毛文龙仍称自己无罪有功，可袁崇焕还是对毛文龙判以“十二大罪状”：

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

全无战功，却报首功；

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侵盗边海钱粮；

自开马市，私通外夷；

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

劫赃无算，躬为盗贼；

好色诲淫；

拘锢难民，草菅民命；

交结近侍；

掩败为功；

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从而以此12条当斩之罪，祭出尚方宝剑，并面向京城方向叩拜请命，“缚文龙，去冠裳”，斩杀毛文龙于帐前，一时间，众将痛哭。袁崇焕虽然诛杀了毛文龙，但虑其部属有变，于是谕示只诛杀毛文龙一人，其余免罪。此后，又祭拜了毛文龙的尸首，并拿出10万两白银，分赠毛文龙下属，并将东江军分为四部，命原皮岛副总兵陈继盛、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等分统。此后又增加兵饷至18万两白银。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袁崇焕上疏陈述毛文龙因拒绝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瞒报兵力、杀良冒功等罪恶，而决议诛杀毛文龙。虽然思宗皇帝以兵减饷增而生疑，不过仍然接受袁崇焕的提议。而其实思宗皇帝对于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杀死毛文龙，是非常不满的，因为毛文龙本人也有一把尚方宝剑，为熹宗皇帝所赐。史载，“帝骤闻，意殊骇”，但“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此后，袁崇焕整顿全部辽东及登莱、天津部队，共有兵士15.3万余人、马匹8.1万余。自此，辽东大权一律归袁崇焕所有。

事实上，毛文龙被诛事件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初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时，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等人对其汗位虎视眈眈，尤以阿敏所辖镶蓝旗兵力最多，有61牛录，而皇太极自己的正黄旗却只有18牛录，而其子豪格统领的镶黄旗更是只有15牛录。此外，后金若是攻击辽西，则受制于皮岛的毛文龙，虽然多次征讨，但每次都无法及远。为了解决后顾之忧，皇太极遂决定首先派阿敏等率部攻打毛文龙建立的东江镇，此举同时亦有削弱阿敏等人实力，解除其对汗位威胁之意。

而为了避免后金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皇太极在起兵攻打东江的当天，即派使者前往宁远，与时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议和。在议和前后，袁崇焕派遣心腹徐敷奏带领数十号大船，前往东江镇，以优厚待遇诱骗生活极为艰苦的东江镇官兵加入关宁军。据袁崇焕自己奏报，以旅顺参将李鑛为首，共有4000多人从东江前往关宁。很显然，此举削弱了东江镇的实力，为后金发起“丁卯之役”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毛文龙当时在干吗呢？自从于东江开镇之后，毛文龙便派遣了大量密探到后金统治地区刺探情报，扰乱人心。史载“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从而使得后金“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以至于后金对毛文龙甚为痛恨。故而虽然毛文龙在皮岛期间争议很大，但他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如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对毛文龙所遣密探在后金境内的活动情况，上奏时所说的那样：“臣近有谍于东，谍回具述文龙有谍为贼所发，而广宁人铁信，其谍主也，近亦逃来言其事。则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此外毛文龙曾投书于后金官员、将领，又故意泄露之，以造成后金对于大将的猜忌、杀戮，从而借敌之手以灭敌。史载，后金“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毛将军用反间计以离之，奴竟杀阿骨。”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毛文龙再次用反间计除去后金官员柯汝栋、戴一位。

天启四年（1624），后金曾派人招降毛文龙。此后，在天启五年二月，因为捕获了一些毛文龙派出的细作，故而努尔哈赤又借机至书毛文龙招降，但毛文龙并未理睬。不过努尔哈赤仍未死心，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三次至书招降毛文龙，结果毛文龙将来书奏闻朝廷。史载，努尔哈赤因身患毒疽，而于天启六年八月间，曾出沈阳，前往狗儿岭附近的清河汤泉洗浴。毛文龙安插在沈阳城里的密探耿仲明探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飞报东江，于是毛文龙派遣了千总毛永科、石景选率领壮士150人计划于八月初十夜袭汤泉，但努尔哈赤却在八月十一日返回沈阳，结果死于途中。在此之前，后金于八月初三抓获五名毛文龙所遣奸细，并供称东江军近期没有任何行动，于是后金也随之放松了警惕。九月初二，毛文龙得知努尔哈赤已死的情况后，即奏闻朝廷。

皇太极继位后，改变了努尔哈赤过去的做法，重用汉官，善待汉人，后金统治日渐稳固，而毛文龙则也在此时，以投降归顺后金为饵，诱捕后金官员，于是也就有了与后金的书信往来仪式。史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但事实上，毛文龙曾主动多次将与后金通书的情况奏明朝廷。如《国榷》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十四日，朝廷接到奏报“总兵官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此后又分别于崇祯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五月初六、五月十三日，简练四疏奏报与后金的通书，奏明自己“放还来鞑，引诱要人”之计，甚至直接将皇太极来书奏呈御览。

崇祯二年（1629），蒙古与女真发生严重饥荒。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认为这是偷袭女真的最佳时机，而王怀达、陈国威二人又预料到了皇太极也有可能会采取行动，但袁崇焕督师下的辽东明军却没有展开进击，不过袁崇焕虽然没能采取行动，仍上奏称后金会绕道蒙古进攻明朝。

而此时的皇太极不知从何处，知道了袁崇焕声称自己要“五年平辽”，在发现之前自己“屈尊”议和，竟受到对方如此愚弄后，皇太极写信斥责袁崇焕：“我欲和好，尔复败和议，不念军民将士之死伤，更出大言，则兵并非易事也。”又云：“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加上崇祯二年二月，后金的汉人副将高鸿中曾上疏皇太极：“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何如？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就比朝鲜事例，请封王侯，从正瘚，此事可讲。若说彼此称帝，他以名分为重，定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而且皇太极认为“坐视汉人开疆拓土、修建城廓、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于是决心起大军，出兵征明，让阿敏留后。

由于蒙古诸部曾请求袁崇焕开粜互市，但思宗皇帝严令只准按口换粮，于是当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联合喀喇沁，以约10万大军，绕境蒙古朵颜部地盘破长城喜峰口而入。十月二十八日，是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在宁远得警后，当即令山海关总兵入援遵化，锦州总兵祖大寿入关后继。赵率教乃陕西人，《明史•赵率教传》称其是“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其高祖父赵昇，任指挥佥事，迁籍陕西靖虏卫。万历十九年（1591），率教中武进士，任甘州都司，为宁远之战后，赵率教赴锦州经营关宁锦防线北段，并在宁锦之战中坚守锦州，击退后金的进攻，而受到朝廷嘉奖。此番其率兵增援大安口，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率教无奈，纵马向西，十一月三日至遵化。十一月初四，在遵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的大军激战，所部被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包围歼灭，率教中流矢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灭，巡抚王元雅自杀。五日，遵化失陷。一时间，京师震动，北京戒严，诏令各路兵马勤王。

就在十一月初四，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时，袁崇焕方才率兵至山海关。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进入蓟镇。十一月初六，袁崇焕到达永平，得报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被攻陷，巡抚王元雅被杀。在得知爱将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后，袁崇焕已知情势危急，也就在这一天，袁崇焕在榛子镇接到皇帝诏书，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

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达顺天府蓟州。次日，袁崇焕进入蓟州，并以关宁兵布防蓟州西部各地，而孙承宗则不以为然，他指出应该守蓟州三河一线，否则皇太极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果然，十一月十四，袁崇焕获报，后金军已经蓟州穿越而过，袁崇焕被动急追。

十一月十六夜，在急行军300余里后，袁崇焕所部赶在后金大军前，到达北京左安门，在广渠门外驻营。据载，此番疾行，9000骑兵有竟4000掉队，步军更是不能兼进。得知袁崇焕到来之后，思宗迅速召见大加慰劳，赐御膳和貂裘，君臣二人还就战事展开谈论。但袁崇焕以士兵疲劳为由请求入城休整时，却未得到批准。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祖大寿领关宁兵9000人和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带领的后金左翼大军、护军及蒙古兵大战于广渠门。史载，祖大寿阵于南侧，王承允阵于西南侧，袁崇焕阵于西侧，一战将后金左翼大军击溃，随后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取得左安门之捷。二十九日南海子袭营，后金军大乱，遂解京城之围。此战之中，满桂率领骑兵5000人千里勤王，其率领铁骑与清兵大战，奋战不息，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贯体，两支嵌于铠甲之上，刻有袁崇焕所部之记。

由于先前后金军在北京郊外大举劫掠，袁崇焕兵少不能制，固守营寨，等待主力援军。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惨遭蹂躏，引起戚畹权贵的极度不满，向朝廷告状。后金军早先在得知袁崇焕入援后，散布流言：“袁督师约我来。”于是京城内议论纷纷，谣言日炽。十二月初一，崇祯召对袁崇焕、满桂及其部将黑云龙于平台。崇祯以杀毛文龙、勾结满人、射伤满桂三事责问崇焕，后发锦衣卫南镇抚司监候。

根据《明季北略》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为袁遣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遣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

袁崇焕下狱后，所部闻讯，顿时大愤，全军望城痛哭，三日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毁山海关东走，欲投降后金，朝野震惊。当关宁军东溃后，情势再度逆转。屯兵京师的满桂被拜为武经略，赐尚方宝剑，指挥前来的勤王大军。而此时，皇太极复至京城安定门，崇祯令满桂出战，满桂却以“敌劲援寡，未可轻战”婉拒之，崇祯不准。此后，皇帝多次催促，于是十五日满桂还是不得已，领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大将，移营永定门外二里。十六日，被后金军以精骑四面包围，双方在安定门大战。此一战，皇太极亲自督兵，明军大败，满桂及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这时距离袁崇焕下狱仅有半个月。

明紫禁城

当初，后金军得知关宁军溃走后大喜，以书信招降一时激愤不已的袁崇焕部下，但关宁军并无投降之意，只有用战功救出自己主帅之意。于是，当祖大寿被袁崇焕修书召回后，先是斩杀了皇太极的招降使者，随后欲以战功救袁崇焕而拼死血战，接连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迫使皇太极退回辽东，是为“己巳之变”。

而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仍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被判凌迟，死于北京甘石桥，并流放其妻妾、子女及兄弟等人2000里，其余不予究问。

据称袁崇焕刑前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保辽东。”史料记载，其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都认为袁通敌，恨之入骨，纷纷生吞其肉。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

此外，兵部尚书王洽也因“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而下狱，隔年四月，病死狱中。

“己巳之变”之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长城，其中两次兵临北京城下，甚至还曾经泛海至山东，迫近济南，每次入塞皆大举劫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明称“丙子虏变”。而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清军第三次入塞，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无兵无饷，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拼死奋战，最后战死。自此大明帝国可谓是气数已尽。

其实，思宗皇帝即位以来，虽然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但他已经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王朝了。

自崇祯元年（1628）起，帝国的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根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洛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三年（1630）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整个大明其实已经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而皇太极的不断骚扰入侵，使大明更是苦不堪言，每年的所征“三饷”开支高达2000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频频出现骚乱哗变的情况。譬如崇祯元年（1628）七月二十日，蓟门驻军由于饥饿索饷鼓噪，焚抢火药，经多方措处，始解散。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固原发民兵变，当时边兵缺饷，士兵乘民变爆发之机，一齐造反，劫夺固原州库。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互相推诿，哗变士兵多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崇祯二年正月，固原兵攻泾阳、富平，执游击李英。

这样的局面下，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故而中后金反间计，杀袁崇焕。

袁崇焕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此后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史载，总督中被诛者七、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而朝内更是党争不断。史载，崇祯元年十一月初三，诏会推阁员。廷臣列吏部左侍郎成基命及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名人。同时被会推者有郑以伟、李鹏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等共11人，而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以素无人望不与。遂因此酿成党争。

党争带来的后果就是崇祯帝虽然想要与后金议和，以处理民变、灾荒，但却因为朋党之争，而被反对，于是皇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虽然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可是卢象升却认为：“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于是，皇帝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最终，卢象升战死沙场。大明朝也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