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变乱——“忠义军”系统的摇摆和忽必烈对汉族世侯态度的转变

在贾似道忙于肃清朝野异己的同时，忽必烈在与最为强大的帝位竞争者阿里不哥相持的同时也筹措再度南下了。不过蒙古帝国山东版图内的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却拖住了忽必烈的脚步。叛乱的领导者是蒙古帝国新任江淮大都督李璮。从时间上来看，李璮举起反蒙的旗号恰好在忽必烈以南宋政府“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为由向各地军政长官发出征讨檄文之后，似乎为这位忠义军的后裔抹上了一层民族大义的光环。但事实上李璮的叛变很大程度上完全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蒙宋双方订立了内容含糊不清的“鄂州之盟”后，李璮始终是在江淮一线挑起边境冲突的急先锋。但是他出发点始终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提升自己在蒙古帝国中的政治地位。而对于这一点正忙于手足相残的忽必烈洞若观火，除了一再驳回李璮煽动大举南下的战争请求之外，忽必烈一边对李璮褒赏有加，另一边却开始逐步削弱李璮在山东一线的固有势力。其中最为阴险的一招莫过于派出曾经和忠义军系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贞出任益都、济南和山东临近地区宣抚使。而一直与李璮关系恶劣的张宏也被提升为济南路大都督。

张宏是蒙古帝国在山东地区汉族世侯的代表人物。他的父亲张荣在金帝国末期便利用战乱，割据一方。最终虽然不得已才归顺蒙古。但是在晋见铁木真时，张荣对自己之所以长期抗击蒙古军队的原因，竟做了如下的回答：“山东地阔人稠，不能都给您了。”铁木真觉得此公倒也诚实，也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山东一带的势力。于是便顺势册封其为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部都元帅。这样的地头蛇和李璮在山东势力范围犬牙交错，自然龌龊不断。面对忽必烈厚此薄彼地将山东地区悉数交给自己的政敌掌管，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姚枢

1261年冬，李璮利用忽必烈领军北上再度征讨阿里不哥的机会全力筹备叛乱事宜。但是出乎李璮意料之外的是忽必烈的大军并没有深入大漠，在昔木土脑儿（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便遭遇到了攻克和林的阿里不哥主力兵团，双方恶战一场之后便各自撤军。当年的农历十二月，忽必烈已经回到了燕京。而此时李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面对骑虎难下的局势，李璮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公元1261年正月底，他利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随后开始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蒙古驻军展开突袭。

李璮的叛乱尽管准备不足，但也同时打乱了忽必烈此前逐步削弱他的部署。面对江淮一线的蒙古驻军全面覆没，宣抚副使王磐只身逃入济南的不利局面。忽必烈也一时不知该从何入手。因此他特地请教了自己的高级幕僚姚枢。姚枢对李璮所可能采取的战略作了如下的分析：“如果李璮利用我方北征阿里不哥的机会。由山东迅速北上，席卷华北平原，依托燕山防线阻击我军南下。那么必然天下震动，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李璮的最佳选择。而退一步联合南宋，依托江淮一线，与我们长期对峙，再不断进行骚扰，也足以令我军疲于奔命。但是李璮如果直接出兵攻略济南，坐等其他各地的汉军将帅响应。那么就是自寻死路了。”这一番话当然说得忽必烈颇为紧张。不过姚枢很快便给他吃了颗定心丸，认定李璮一定会采取最愚蠢的办法，集中兵力向济南进军。

事实上李璮也不是傻瓜，在战略选择上他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在叛乱发动的同时，他宣布支持阿里不哥的檄文便迅速地在河北、山西一带扩散开来。不过忽必烈很快便处死了准备在政治上投一把机的太原路和平阳路地区的蒙古军政官员。太原路和平阳路长期以来都是亲阿里不哥派的蒙古宗室术赤和察合台系的封地。李璮的叛乱顺便扫除这两地潜伏的第五纵队也算是忽必烈的因祸得福。

而在外交上，李璮也早已向南宋方面伸出了橄榄枝。他通过自己战场的老对手李庭芝与贾似道展开了书信往来。虽然说起来贾似道和李璮算是世交，但是在对方正式举起对抗忽必烈的旗帜之前，贾似道自然不会做出任何积极的反应，而是要李璮先吐出此前从自己手里夺走的涟水、海州，以示诚信。直到李璮率军北上，南宋政府正式接收涟、海诸城之后，贾似道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在鄂州战役之后，捞取政治资本的绝佳时机。因此由其主持的南宋政府不仅对李璮本人大肆封赏，甚至还恢复了当年举兵南下的李全的官爵。

对此南宋朝野也并非全无看法，东路安抚使司兼明道书院院长的周应合便向宋理宗赵昀提出了反对意见：“李璮以所控制的山东地区向我方输诚，无非是有求于我而已。其所统帅的兵力在蒙古帝国的武装序列之中不过是‘区区一旅’而已，一旦我军应援失败，那便是自取其辱。而即便接应李璮南下成功也很可能重蹈当年梁武帝萧衍接纳侯景的覆辙。”不过向来容易头脑发热的南宋君臣此刻根本听不进去。宋理宗赵昀还兴致颇高地赋诗一首送给贾似道：“力扶汉鼎赖元勋，泰道宏开万物新。声暨南郊方慕义，恩流东海悉来臣。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潜消万里尘。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玉历喜环循。”可见对纳降李璮继而收复山东寄予了厚望。

宋理宗赵昀如此热情，贾似道自然也不能含糊。他迅速调集了三路大军在北上支援李璮。但是在战术层面的选择上，李璮恰恰走上了姚枢早已判决了他死刑的绝路。他从两淮前线回师自己的势力中枢——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打开府库犒赏部下之后便急吼吼地向济南进军，去找自己的“宿雠”张宏的麻烦。此时山东地区包括张宏在内的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世侯的精锐部队都跟随忽必烈北上了，虽然已经班师但还没有返回各自的驻地。因此张宏根本无力在济南与李璮决战，只能弃城而走。事实上此时李璮虽然已经走错了一步，但依旧有反盘的机会。但是他却选择了在济南坐等蒙古帝国从容的集结兵力，阻断他与儿子——时任平滦总管李南山之间的联系，逐步收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对于忽必烈而言，他最担心的并不是李璮叛乱本身而是由此在蒙古帝国内部的汉族世侯中的连锁反应。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高参姚枢显然比忽必烈更了解同为汉族的各方诸侯的心思。李璮虽然经营多年，兵强马壮。但是终究不过是一个军阀而已，因此可以说政治几乎没什么号召力。何况他本身是南宋忠义军的后裔，与山东、河北一带依靠蒙金战争崛起的土豪势力不仅没有什么渊源，更是后者除之而后快的异类。李璮和张宏的矛盾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忽必烈向河北、山东一线的汉族世侯们发出“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的号令之后，史天泽、严忠范等昔日的汉族土豪纷纷动员自己的领内作战部队成为了镇压李璮的主力军。老牌蒙古汉军将领张柔此刻虽然已经申请退休，但他的两个儿子——张弘略、张弘范在这场平叛之战却各自展露了头角。

作为张柔事业的主要继承人，张弘略统一指挥着蒙古帝国在皖西北重镇亳州一线的野战部队。在平定李璮叛乱的战役之中，他的主要任务是阻击南宋方面北上的地面部队。尽管南宋军队在夏贵和青阳梦炎的指挥之下一举收复了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和新蔡、符离、蕲、利津四县，但是张弘略却采取侧翼迂回的战略，夺取了南宋方面水路补给枢纽——涡口，令夏贵不得不撤回了自己的出发地——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而途中又遭遇到了张弘略的伏击，损失惨重。另一路的南宋增援部队失去了侧翼的掩护，自然也不敢孤军深入。南宋方面从陆路支援李璮的行动归于失败。

除了陆路的夏贵和青阳梦炎两军之外，在增援李璮的军事行动中，南宋方面还第一次动用了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南宋海军由海州出发，北上在山东沿海的登州、莱州一线展开突击。不过以当时南宋的军事力量，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还是无力展开的，南宋海军的行动至多只能起到袭扰和牵制作用。面对蒙古方面大军云集，担任北上主力的地面部队又行动迟缓的局面，最终南宋海军在山东沿海也只是“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对济南战场的李璮只能“声援”而已。为此指挥南宋海军的“赵马儿”都统还编造了一个“海神擎日”的神话。说舰队在山东沿海每天早晨日出之时都看到一个红色皮肤、眼睛碧绿的巨人，用头顶着太阳缓缓升起。正是因为这种应该是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大大地影响了南宋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士气云云。

在南宋方面三路策应大军都止步不前的同时，李璮在济南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李璮在夺取济南之后，也曾主动出击。但是在与蒙古军队初期的野战中却连遭败绩。而随着蒙古方面各路增援部队的抵达，李璮在兵力更处于劣势，只能选择负隅顽抗。不过史天泽等汉族世侯都不愿意主动攻坚，秉着保存实力的宗旨，负责统一指挥的史天泽以李璮“多谲而兵精”为由提出的“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的战略自然得到了一片拥护之声。

不过同样参与围城战，老于军旅的张柔却对自己的儿子张弘范有另一番教诲。张柔以自己多年的经验要求儿子在修筑营垒之时一定要选择在李璮的突破口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自己的部下不至于在长期围困中消磨斗志，同时也可以引起自己上级领导的重视，一旦出现险情必定全力支援。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稳操胜券的战争中，屯兵险地才能建立功勋。而张弘范对自己老爸的训诫也是言听计从，当李璮初期不断袭扰蒙古各军营垒却独独没有对自己下手之时，保持了一个清醒的头脑，连夜挖深加宽了自己阵地前沿的壕沟，果然在第二天对手的全力猛攻中，李璮军队预先制造好的“飞桥”根本不足以跨越张弘范的战壕，大量有生力量在翻越壕沟时被张弘范所部轻松射杀。

和张弘范奉行同样策略的还有史天泽的堂侄史枢。在叔叔的照顾之下，史枢的防区地理位置比张弘范更好，直接扼守济南城西南方向的历山一线。作为李璮最有可能突围的方向，史枢依托河涧修筑防御工事。但是由于连续降雨河水暴涨直接冲垮了史枢所设立的木栅屏障。不过这在史枢看来却未必是坏事，因为李璮必定会抓住这一战机而发动夜袭。果然在当天晚上，史枢以投掷火炬作为原始照明弹一举击溃了李璮的突围大军。

在连番突击失败之后，李璮在济南城中的粮食储备迅速消耗一空。对前途日益悲观的部下纷纷出逃。眼前大势已去的李璮手刃了自己的妻妾，但却没有勇气用刀剑解决自己。他坐船跑到因为“夏雨荷”而闻名全国的大明湖中投水自尽。但偏偏水浅淹不死。于是无奈地成了蒙古帝国汉族世侯们的俘虏。不过作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李全和杨妙真的后代，李璮人生的落幕也同样充满着戏剧成分。

对于已经成了阶下囚的李璮，史天泽似乎颇为忌讳。他向围城大军的名义总指挥哈必赤建议不必将李璮送到忽必烈的驾前，直接在济南杀掉比较好。而理由是颇为玄妙的“以安人心”。这个理由表面上看是安抚济南的百姓和参战将士，但是在处死李璮之前的公审大会之上，我们却可以发现真正要目睹李璮身首异处才能安心的恰恰是史天泽本人以及其他汉族世侯们。根据明代著名的八卦文章大师祝允明（也就是民间传说的“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的《前闻记》中的描述，这次公审大会几乎就是一场闹剧。首先义正词严地喝问李璮的是世袭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忠范，但是在李璮一句“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的回答之后便不敢再问了，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便跑掉了。这或许也算是一种“两肋插刀”吧！史天泽问李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对方依旧是一幅哀怨的样子反问：“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最终气急败坏的汉族世侯让刽子手对李璮施以凌迟酷刑才能是心满意足。

也许李璮在公审大会上的表现和他故意在写给自己身居蒙古帝国高位的岳父王文统的信中流露一些敏感性字眼一样有拉人下水的嫌疑。但是随着李璮主要根据地益都的开城投降之后，一场空前规模的蒙古政坛大地震悄然展开。首先遭殃的是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汉族大臣。这些人中间地位最为微妙的莫过于商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之中，商挺作为陕西、四川一线的军政长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时却被急召回京受到了严格的盘查和软禁。而赵良弼则更被严刑逼供，一度险些被处以断舌之刑。不过这几位毕竟都与李璮没什么交集，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日后依旧活跃于蒙古帝国的中枢。

在李璮叛乱中真正受到冲击的最终还是史天泽等汉族世侯。尽管对于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的史天泽，鉴于对方“擅杀自劾”的态度忽必烈未加罪责。毕竟此时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忽必烈不希望在中原出现一个李璮倒下去、无数个李璮站起来的局面。因此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而这些曾经和李璮暗通款曲的汉族世侯，最终也没有逃过秋后算账的命运。即便是在平定李璮之战中出力颇多的张弘略，尽管在蒙古政府事后追查的李璮通信记录之中，张弘略每次和对方通信“皆劝以忠义”，还是被解除了一线军事职务，被调任首都卫戍区。而长期与李璮关系恶劣的济南路大都督张宏首先被赶出了济南，派往蒙宋前线的濠州。更在几年之后以“乘变盗用官府财物”的名义被罢免。而在李璮叛乱期间，面对南宋军队的兵锋选择弃城而逃的张宏之叔邳州万户张邦直更以违规贩卖马匹而被处死。济南张氏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从此荡然无存。

不过尽管史氏、严氏、张柔等名门望族在各地的军政权力纷纷被剥夺或者削弱。但其毕竟在中原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忽必烈在对其展开压制的同时，却也不得不继续任用他们的子弟。忽必烈在张柔诸子中特别选拔出张弘范来代替张弘略的工作，任命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为顺天路管民总管。而同样在济南围城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史枢在几年之后也以左壁总帅的身份，统领蒙古帝国的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各路人马。

张柔铜像

在蒙古帝国再度忙于内部事务之时，北上策应李璮失败的贾似道也在巩固自身的权力。不过这一次他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将目光转向的是那些曾经位高权重，但此刻已经失势的前丞相们。而他逐一解决这些人的顺序竟也是按照他们倒台的时间逆向排列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前任领导——左丞相吴潜，吴潜在被宋理宗赵昀免职之后，贾似道进一步罗织罪名将他流放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不过吴潜在循州虽然只是一个刑徒，却为当地做了不少实事。吴潜对水利向来颇有研究，当年出任浙东制置使便修筑过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到了循州之后，他更牛刀小试，针对东龙江（东江上游）常年水患，修建了大路田防洪大堤。此外吴潜还在东山寺创设了“三沙书院”，又名“东山书院”，常偕士大夫、文人墨客在此讲授道经，先后收取了过百余名学生。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贾似道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连忙任命刘宗申到循州当知州，让刘宗申找机会毒死吴潜。不过吴潜毕竟是几起几落的老官僚了，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刘宗申一上任他就在自己的床下挖掘水井，从此之后只喝自己床下打出来的水。刘宗申请他吃饭，他一概推辞。最后逼得刘宗申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带上厨师上门请客。吴潜在避无可避之下，最终只能说一句：“吾将逝也，夜必雷风大作。”果然当天晚上在广东地区常见的雷暴雨天气中，吴潜从容地写好遗书，端坐而逝。吴潜死后，南宋朝野上下立即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贾似道。而贾似道则将刘宗申推出来作替罪羊。不过他或许没有想到十五年之后，他自己也会险些出现在循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