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吴王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的相持和决战，本来是张士诚坐收渔翁之利的绝佳机会，但张士诚虽然出兵，但是注意力却集中在向元帝国讨要王爵的事情之上。元帝国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虽然以“今若逆其意，则目前必受害，当忍耻含垢以从之耳”的态度写了几份申请递交上去，但是这个老官僚显然也早已预见到了“朝廷虽微，必不为其所胁”的结果。最终张士诚在迟迟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自称“吴王”。因为和朱元璋的称谓出现了“撞名”的情况，因此老百姓只能将朱元璋在建康的政权称为“西吴”，而以苏州为中心的张士诚政权则被称为“东吴”。

而就在张士诚称王的同时，朱元璋的部下也发动了对他的劝进声浪。朱元璋虽然表示：“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但是随即还是从吴国公晋级为吴王，而对于在滁州的小明王韩林儿，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采取了和刘基一样的态度：“彼牧竖耳，奉之何为！”不过表面上还是继续采用“宋”红巾军的龙凤纪元。

1364年农历二月，在采取“若来冲突，慎勿与战，且坚守营栅以困之，不患其城不下也”的围困政策近四个月，又消灭了陈友谅集团有名的悍将“泼张”张必先的增援部队之后，陈友谅之子——陈理在得到了朱元璋“使陈氏之孤得保首领”的保证之后，开城出降。名将张定边不愿在朱元璋麾下任职，从此解甲归田、削发为僧，自号沐讲禅师。后世对他推崇有加，说他文武双全，还懂阴阳，通医术，善谋略。不过从陈友谅败亡的过程来看，张定边的能力未必特别出众，但是他从一而终的忠诚以及失败后悬壶义医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而武昌城内朱元璋还意外发现了陈友谅生前用过的镂金床，一向简朴的朱元璋当即表示：“这和后蜀皇帝孟昶的七宝痰盂有什么不同！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馀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随即将其摧毁。而对于不断跑来请求封赏的部下，朱元璋显得也很吝啬。他说：“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如果有功劳就算我不知道，难道你们的直系领导也不知道？你们看徐达，他已经作了丞相了。但是过去的同僚也还有作中下级军官的！这个封赏不是乞讨来的！回去好好努力吧！我这边官爵多得是，只怕你们自己不给力！”一个黑心老板的形象呼之欲出。

徐达画像

应该说在消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已经有“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自信了，他对郎中孔克仁说：“现在天下的大军阀无非这么几家，河北的孛罗帖木儿有兵而无纪律，河南的王保保稍有纪律而兵不振，陕西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道途不通，馈饷不继，江南则只有我与张士诚。张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不过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显然有一点是朱元璋没有对孔克仁说明的，那就是元帝国的四路大军本身还不团结。就在朱元璋灭亡陈友谅，将矛头转向张士诚之际，元帝国新的一轮内斗又拉开了序幕。

1363年，出于对御史大夫老的沙不满，奇皇后母子怂恿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将他封为雍王，逐回高丽。老的沙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娘舅，在朝野之中也是有势力的大人物，自然不甘心任人摆布，于是在途经大同的过程中跑进了孛罗帖木儿的军营要求“政治避难”。

奇皇后母子在要求孛罗帖木儿交出老的沙无果的情况下，就诬告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图谋不轨，让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下诏削除孛罗帖木儿的官职和兵权，把他流放四川。这样的做法在元帝国的全盛时期当然没有问题，但此时的孛罗帖木儿早已将军队转化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当然不甘心轻易就范，以“此诏非皇帝本意”为由不仅拒绝执行，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突破了居庸关，向大都进军。元帝国的首都卫戍部队无力抵抗。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只能带着自己的卫队逃往辽东。

不过孛罗帖木儿似乎不想把事情做绝，他的部队只是驻扎在清河一线。真正负责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交涉的是曾经在漠北被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叛军打得单身逃亡的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事实证明秃坚帖木儿军事才能可能有限，口才倒是不错，他首先逮捕了政敌——右丞相搠思监和奇皇后的“初恋情人”——宦官朴不花。随后对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说：“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习不改，奈天下何！臣今执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过，卓然自新，一听正人所为，不复为邪佞所感，然后天下事可为，祖宗基业可保也。”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此刻只能点头称是。

孛罗帖木儿对贪婪成性的右丞相搠思监似乎很熟悉。在将他带到自己的军营之后。孛罗帖木儿笑着说：“我当年送给相国的七宝数珠一串，您可不可以还给我！”在生命和珠宝面前，右丞相搠思监当然知道该怎么选择。他随即拿出了六串七宝数珠。孛罗帖木儿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发现都不是自己送的终于愤怒了。以“在君侧者贪婪如此，我可以姑容乎！”的名义将搠思监和朴不花处决。

客观地说孛罗帖木儿并没有取代元帝国皇室的政治野心，在获得了太保的名誉职位之后，他便很欣喜地退守大同了。但是年轻气盛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返回大都之后随即命令和自己私交不错的王保保出兵讨伐孛罗帖木儿。王保保的部队还没有抵达战场，孛罗帖木儿便又从自己的防区杀到了大都城下。虽然旗号打的还是“清君侧”的名义，但是由于这次针对他的人是已经再度出逃的皇太子，孛罗帖木儿在进入了大都之后除了自己出任中书左丞相之后，倒也没有进行新的政治清洗。

尽管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在孛罗帖木儿的控制之下，发出了“孛罗帖木儿、王保保俱朕股肱，视同心膂，自今各弃宿忿，弼成大勋”的号召。但是在会合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后，王保保还是在准备北上争夺大都的控制权。在这个情况之下，已经辞职的前任监察御史张桢不得不仗义执言，表示：“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纷纷藉藉，神分志夺，国家之事，能不为阁忧乎？”请求王保保以大局为重，不要急于挑起内战。王保保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足，暂时也就选择了忍让。

在元帝国的内战之中，长期和张士诚保持“良好关系”的元帝国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终于因为拒绝让自己的位子让给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而被囚禁。这位老官僚在失去自由之后据说还很淡定：“日对妻妾，放歌自若”，直到行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自杀，行省印章被强行夺走，才无奈地表示：“大夫且死，吾不死何为！”也跟着服毒自杀。

达识帖睦迩的死似乎也敲响了张士诚的丧钟。在政治报复上张士诚本来就只满足于小富即安。他提出的政治理念是“化家为国，以底小康”，也就是说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庭来治理。这种模式在初期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势力范围的日益扩大，张士诚集团迅速成为了“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的新兴豪门。不过对于知识分子，张士诚还是敬重的，因此他虽然经常不处理政务，但时间也都放在和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上。

而替他管理日常事务的张士信私生活则更加放浪，他竟然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学习“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而在正式接替达识帖睦迩之后，张士信更将所有政府工作都交给自己的亲信黄敬天、蔡彦文、叶德新三人掌管。对此苏州老百姓编了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乾鳖！”“黄菜叶”指的就是黄敬天、蔡彦文、叶德新三人，而所谓的“西风”则是盘踞建康的朱元璋。

对于张士诚的昏庸，朱元璋显得很得意，他表示：“我诸事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欺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受欺乎！”不过陈友谅的余部还要一一平定，元帝国内战之后的政治局势也仍不清晰，在给予张士诚决定性一击之前。朱元璋再度写信给王保保，这一次他除了继续肉麻的表示“英雄相与之际，正宜开心见诚，共济时艰，毋自猜阻，失此旧好，惟阁下图之”外，朱元璋还大肆挑拨王保保和孛罗帖木儿本来就很微妙的关系，朱元璋说：“孛罗犯阙，古今大恶，此正阁下正义明道、不计功利之时也”。俨然一幅要王保保舍身取义的道学先生面孔。当然朱元璋也知道大道理说服不了一个军阀，于是又加上一句：“然阁下居河南四战之地，承颍川新造之业，而孛罗寇犯不已，虑变之术，不可以不审。”最后竟然提出正式结盟的请求，说什么：“予地虽不广，兵虽不强，然《春秋》恤交之义，常切慕焉。且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又何彼此之分哉！”邀请对方：“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约！”

其实不用朱元璋挑唆，王保保也早有与孛罗帖木儿一决高下的计划。不过他联盟的对象不是朱元璋，而是以自己养父的老战友——李思齐为首的陕西诸将。以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名义，王保保于公元1365年农历三月起兵北上，打的旗号自然依旧是“清君侧”。在确认了元帝国再度陷入分裂之后，朱元璋放心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命令常遇春进军襄阳之外，还分兵向浙江、福建地区的地方政权方国珍和陈友定发动进攻。

孛罗帖木儿控制元帝国朝政的一年多时间里，事实上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百姓和恢复统治秩序的政策——比如杀处死了一批奸佞的大臣，幽禁了干涉朝政的皇后奇氏，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等等。但是在元帝国朝野眼中他依旧是一个狂暴的军阀。而面对打着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旗号的王保保和李思齐，孛罗帖木儿派出迎战的将领先后倒戈。孛罗帖木儿自己出马又在通州遇到了大雨，蹒跚了三天不得不撤回大都。战场上的诸多不顺令孛罗帖木儿只能用酗酒来麻痹自己。甚至还企图霸占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喜欢的女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找来了著名的“长腿亲王”——威顺王宽彻普化的儿子——和尚，让他秘密招徕了六名杀手，由儒生徐士本指挥，在延春门外假冒宫廷侍卫伏击守候。

这次刺杀行动开始并不顺利。大权独揽的孛罗帖木儿本来就把早朝看成走过场。在预定对他进行暗杀的七月二十九日当天，更早早地就准备回家了。而就在杀手们都认为计划失败之时，孛罗帖木儿派往上都阻击皇太子军队的秃坚帖木儿恰好有捷报传来。在部下们的怂恿之下，孛罗帖木儿勉强折回，准备将这一“好消息”向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报告。而就在延春门的李树下，几个孛罗帖木儿表示“此人面生”的侍卫跑了过来。如果只是一个杀手的话，孛罗帖木儿即便是徒手也还能抵抗，但是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之下，这位战将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听着事先约好的得手信号——鸽铃，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从容地走出了自己的密室，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的党羽。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虽然保住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却未必保得住自己的皇位。因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早在太原就有效仿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此刻最主要的对手孛罗帖木儿被剪除了，他更有理由以平乱功臣的身份从自己的父亲手里接过帝位，不过这一计划王保保并不支持。他在部队抵达大都城外三十里处时突然宣布就地解散，让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顿时失去了武力支持，只好接受自己父亲的摆布。我们不知道王保保这么做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不过从客观上来讲一个昏庸的君王总比一个强悍的太子要容易掌控得多。

就在孛罗帖木儿倒台前后，朱元璋再次写信给王保保。这一次已经坐拥大半个江南的朱元璋要比之前不客气得多了。他先严厉地谴责了王保保长期以来拘押自己使者以及出兵犯境的恶劣行径。不过还是不愿意把脸撕破，表示自己所占领的区域“虽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予从他人得之，非取于元者也。”同时指出“阁下外假元名，内怀自逞，一旦轻我，遂留前使。予虽不校，但以阁下内难未除，犹出兵以欺我，使其势专力全，又当何如！果若挟天子令诸侯，创业于中原，则当开诚心，示磊落，睦我江淮，殆非所宜。”

朱元璋对王保保的态度向来是将挑唆进行到底。在孛罗帖木儿倒下之后，他又将矛头转向了陕西。他在信中写道：“况有自中原来者，备言张良弼、李思齐等，连和合从，专并阁下，此正可虑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数雄，结连关内，反舍近图，欲趋远利，独力支吾，非善计也。”甚至还吓唬王保保说：“予尝博询广采，闻军中将欲为变，恐不利于阁下，故特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闻，阁下其图之！”。

而在挑唆完了王保保之后，朱元璋还向盘踞四川的明玉珍伸出了橄榄枝。在写给对方的信中，朱元璋再度以三国时代为比喻。他说：“足下处西蜀，予处江左，盖与汉季孙、刘相类，王保保虎踞中原，其志不在曹操下。予与足下实唇齿邦，愿以孙、刘相吞噬为戒。”同时还故意对明玉珍南下攻略云南的军事行动中出现的军纪涣散表示遗憾。

王保保和曹操相比，各方面才能孰高孰低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他在接收了元帝国总领天下兵马的任命之后确有大举南下的计划。但是此刻他的幕僚却认为江南强盛，应该“缓其行”，首先处理元帝国内部的军事指挥权问题“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良弼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宜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

但以李思齐为首的陕西四将显然也对元帝国的人事任命很有意见。特别是资格颇老的李思齐，在接到征调檄文之后甚至破口大骂说：“乳臭小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我与汝父同乡里，汝父进酒，犹三拜而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随即和其他三位统帅约定：“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双方在鹿台一线展开兵马正式开练，于是元帝国好不容易稳定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了内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