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平江南

利用王保保在李思齐内战，无暇南顾的有利时机，朱元璋顺利地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的势力范围。而此时盘踞四川的明玉珍也因病去世。朱元璋在筹划着对张士诚核心控制区域——苏州、杭州发动总攻的同时，再度写信给王保保，不过这一次他的态度开始转向强硬。虽然比较肉麻地替王保保解释了几次都扣押自己使者的原因：“阁下恐在其号令中，故力与之竞，若归使者，必泄其谋，故留而不遣。”朱元璋依旧把王保保比作曹操，但是却明确表示王保保的政治局面不如魏武帝——“意者阁下不过欲挟天子令诸侯，以效魏武终移汉祚；然魏武能使公孙康擒袁尚以服辽东，使马超疑韩遂以定关右，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抚定中原。阁下自度能垂绅搢笏，决此数事乎？恐皆出魏武下矣。”

最后便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了。所谓“倘能幡然改辙，续我旧好，还我使臣，救灾恤患，各保疆宇，则地利犹可守，后患犹可弭。如或不然，我则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阳之师，经唐、邓之郊，北趋嵩、汝，以安陆、沔阳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濠、泗之将自陈、汝捣汴梁，徐，邳之军取济宁，淮安之师约王信海道舟师，会俞宝同入山东，加以张、李及天宝努腹心之疾，此时阁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计，不足为利而反足以为害矣。惟阁下与众君子谋之，毋徒独断以贻后悔！”

不知道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王保保随后也试图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向李思齐提出联手对抗张良弼的方案。应该说李思齐和张良弼本来就是冤家对头，而和王保保倒还有些香火之谊。但是从来就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张良弼不惜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李思齐军前的情况之下，关中四将的联盟似乎牢不可破。王保保的多路进攻都被对方击败。

在元帝国忙于内斗的同时，朱元璋顺利的拔除了张士诚势力范围外围的湖州、杭州、嘉兴等地的军事据点，不断歼灭其野战部队。随后采用叶兑所提出的“锁城”法。对“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猝拔”的苏州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四川的明玉珍之子——明升向朱元璋派来使节。这位来使在朱元璋的面前大吹四川地形险固且富饶，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对方的牛皮，笑着说：“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其险且富，非为国长久之道。且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而乃称富饶，此岂自天而降耶？”为此还将四川的来使作为反面教材，告诉自己的部下要“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取笑于人。”而随后朱元璋派去四川的使者便成功的带回了明升暗弱、群下擅权的消息，顺手还带来了四川各地的军事地图。

元末惨烈的攻城战

朱元璋对苏州的围困长达十个月，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分兵驻守各门、各方，在城外四周筑长围困之之外，还建造了高大的三层木塔敌楼，监视城中动静，不停地施以弓弩火铳。而政治劝降的工作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朱元璋亲自写信给张士诚，劝其“全身保族，如汉窦融、宋钱俶故事”。还不断地派出说客进入城内。而随着徐达在城外展开四十八卫，每卫五门襄阳炮，其它炮架各五十余座的炮兵阵地。苏州的攻防战随即进入了最后阶段。据说张士信上城督战，部下献上桃子，还没来得及品尝就被攻城的炮火轰死。

在朱元璋即将解决张士诚之时，王保保对李思齐的军事打击也逐渐占据了上风，但元帝国政府高层并不希望这场内战以王保保的全面获胜而告终。因此不断派出使节要求双方停火，然后协力向江南进攻。为此一度还划定了战区：王保保“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对此王保保多少还敷衍了一下，派出了一支部队从徐州南下。虽然没有挺进多远就被击溃了。而李思齐、张良弼则直接表示当地“信号不好，没听见”。

张士诚遗像

元帝国的试图南下，依旧搞得朱元璋很紧张，认为战场上的小规模胜利不过是王保保的骄兵之计，随即要求淮北一线进入全面戒备。事实证明朱元璋是在自己吓唬自己。王保保根本没有心情南下。为了可以一举拿下李思齐，王保保甚至不惜向元帝国的战场观察团行贿。随后派出一支精锐部队直扑李思齐的重要军事基地——凤翔。

偏偏这支精锐部队之中夹杂了许多孛罗帖本儿的旧部。他们向来对王保保心怀不满。独立行动之后，随即就打出“政府军不打政府军”的旗号拒绝向凤翔进军。而指挥官貊高也表示：“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帝国显然很乐意看到王保保的部队陷入了内部分裂，于是立即任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王保保只能无奈地交回兵权。不过他没有按照元政府的安排返回自己的封地，而是率领着自己的骨干力量退守泽州（今山西晋城）。

施耐庵故居及其塑像

王保保失势的同时，朱元璋终于拿下了久攻不下的苏州。张士诚在令其妻妾自尽之后，自己闭门上吊，结果被朱元璋的部下救活。在抵达建康的一路上，张士诚绝食求死。但最终还是被作为战俘经受了李善长的一番审讯才再度上吊自杀。据说张士诚死前曾在朱元璋前“踞坐甚不恭”并表示说：“天日照尔不照我，视尔何为哉？”将自己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天命”。但事实上张士诚集团最终崩溃更多应归咎于他的蜕化变质。

张士诚本无推翻元朝的决心，向往的只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蝇营狗苟，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张士诚对这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这一伙新生地主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运粮支持残元政权，加紧对其控制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昆山一地为例“张氏以来，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松江地方也是“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

巨大的经济负担，令张士诚治下的百姓怨声载道。 1363年张士诚为增加农业收入，疏通常熟白茆塘，当地民谣却唱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其中“西帅”指的就是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对这伙新贵恨之入骨。有趣的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中国两位古典小说巨子——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先后在张士诚的政府中任职。这段特殊的经历自然深刻地投射到了两人的小说中。

朱元璋剪除了自己在江南的一大对手，随即又写信给王保保，揶揄他说：“阁下如存大义，宜整师旅，听命于朝。不然，名为臣子，而朝廷之权专属军门，纵此心自以为忠，安能免于人议！若有它图，速宜坚兵以固境土。”朱元璋的这封信表面上看是替王保保着想，但仔细一分析还是挑唆。因为他并不只满足于江南半壁。就在苏州攻防战结束之后，朱元璋就对自己的部下们说：“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第二天又问徐达等人：“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大家比较诚实地回答：“荷恩，皆置酒相庆。”朱元璋显然不想自己的部下们就这样开心下去，于是随即提出：“吾岂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酣歌逸乐，今竟何如？”1367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正式任命徐达为征讨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掌军国重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由淮入河率军北上。

朱元璋之所以敢于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连续作战，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元帝国内部情况的理性分析之上的。朱元璋对徐达和常遇春说：“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王保保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元祚将亡，其几已见”。而常遇春也表示：“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馀，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胜也。”

在具体的战略部署上，朱元璋不同意常遇春“直捣元都”的计划，认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朱元璋的计划是：“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如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并陇，可席卷而下矣。”

对于徐达和常遇春的这对搭档，朱元璋还是有信心的。不过考虑到这两个人的从属问题，朱元璋在出兵之前还特意对全军指战员表示：“御军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遇春，然身为大将，好与小校角，甚非所望也。”对于部队的纪律，朱元璋也再次强调：“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在起兵北伐的同时，朱元璋还任命自己的老战友汤和为征南将军，前往讨伐浙江的方国珍。在各路起义军之中朱元璋和方国珍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在朱元璋崛起之初曾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派典签刘辰前去“招谕”方国珍，方国珍认为：“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无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况与我为敌者，西有张士诚，南有陈友谅，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方国珍表面上虽然纳款，但却始终与朱元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朱元璋第一次在江东桥击败了陈友谅，方国珍的态度立即有了鲜明的转变。他不仅派自己的幕僚张本仁献上自己控制的温、台、庆元三路，还将自己的儿子方关作为人质送到建康。朱元璋为了表示自己的豁达，对张本仁说：“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明誓不信，变而为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质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如青天白日，何自怀疑而以质子为哉！”派人把方关又送了回去。方关随即改名为方明完。

而在鄱阳湖决战前后，从庆元返回建康的朱元璋部下夏煜向朱元璋告之了方国珍依旧首鼠两端的情况。朱元璋此时正处于“吾方致力姑苏，未暇与校”、只能派人前去警告对方“及今能涤心改过，不负初心，则三郡之地，庶几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败亡，妻子为修，徒为人所指笑也。”而对于朱元璋的警告，方国珍显然还是害怕的。他随即派人送来了金玉饰马鞍舆，不过朱元璋并不领情，表示：“吾今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米布帛，其他玩宝，非所好也。”

当朱元璋一方面担心王保保的南下，一方面和张士诚反复鏖战之时，方国珍的观望心态再度萌发。朱元璋对此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尔能深烛成败，高览远虑，自求多福，尚可图也”。而在夺取了杭州之后，朱元璋的领地已经与方国珍的领地直接壤了。朱元璋一方面要求对方支援军粮二十三万石，另一方面继续施加政治压力，写信给对方说：“尔早改过效顺，犹可保其富贵。不然，为偷生之计，窜入海岛，吾恐子女玉帛反为尔累，舟中自生敌国，徒为豪杰所笑也”。

对于朱元璋的威胁，方国珍的部下很多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苏州未下，彼安能越千里而取我！”或者“江左兵多步骑，其如吾海舟何！”只有邱楠表示：“二人所言，非公福也，唯智可以决事，唯信可以守国，唯直可以用兵，公经营浙东，十馀年矣，迁延犹豫，计不早定，不可谓智。既许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谓信。彼之征师，则有词矣，我实负彼，不可谓直。幸而扶服听命，庶几可视钱俶乎！”不过要方国珍这样的老牌起义军领袖俯首称臣显然并不容易，他所做的工作是日夜运送珍宝，集结船舰，准备继续做一个海盗。

过惯了钟鸣鼎食的日子，方国珍显然已经无法再适应海上的流亡生活。他很快便选择了屈服。派出自己曾经被推为人质的儿子方明完向朱元璋奉表乞降。朱元璋对方国珍的反复无常虽然气愤，但是对方明完这个小孩子倒似乎没什么恶感。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又发现由詹鼎所写的降表写得不错，感慨了一句：“孰谓方氏无人耶！”随即豁达的表示：“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正式结束了他和方国珍之间彼此猜忌和试探的历史。方国珍的实力有限，投降之时只有陆军9200人，海军14300人，官吏650人，马190匹，海舟420艘，粮151900石。在元末诸多割据势力之中只能甘陪末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