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钱来——明日贸易的繁荣背后的经济得失

在朱瞻基派柴山赴琉球的同时，日本永享三年（1431），足利义教也决心恢复对明外交、贸易关系，命令组织遣明船。但此时幕府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垄断对明贸易了。遣明船共五艘，其中幕府只有一艘，山名氏船一只，自山氏、一色氏、细川氏大武士及醍醐寺、大乘院等13家寺院共组成3只。永享四年（1432），足利义教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八月从兵库起锚赴明。由于倭寇猖獗，幕府不得不对镇西府下令，命人加强遣明船途中的安全保卫。

宣德八年（1433）五月，龙室道渊一行至北京，二日，献方物和国书。国书称：日本国臣源义教，用宣德年号奉明正朔，但取消了“王”字。八日，朱瞻基召见日本使团并设宴款待，24日，破例赠正使以下220人纱、罗、金织袭衣、铜钱等。如此丰厚的赏赐无非是朱瞻基见日使朝贡，极为欣喜地以为倭寇问题今后将可解决，因而赠赐礼物极厚，尤其铜钱很多，以致后期历次贡使都要求按宣德八年（1433）例赠赐铜钱。

日使与明政府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的基本内容是：10年一贡，贡船勿过3艘，使人勿过300，作为商品运送的刀剑勿过3000。与永乐条约的船200、人200、不得携带军械的限制相比，大为放宽，表明双方贸易额有所增加。由此，室町幕府恢复了与中、朝的“勘合贸易”。所谓“勘合”，本指古时盖骑缝章的契约文书。双方需同时出具所持明帝国发放的银符，以朝贡的名义向明帝国派出贸易船只，在规定地点进行互市贸易。

同时明政府重申：将军应约使如制，不得为乱，制止侵寇，严禁倭寇船下海。宣德条约的基本内容，在此后相当长的贸易往来中，幕府和日商在人数、船只、刀剑数量等方面，虽屡有违犯，但大体上保持下来，特别是倭寇劫掠明显地减少，可以说，朱瞻基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外交目的。由于双方会谈非常顺利，朱瞻基极其高兴。在日使回国之前，六月六日朱瞻基特授龙室道渊以僧录司右觉义之职，回国后令主持天龙寺。但道渊和尚显然没有这份“福气”，在他率使团回国路经杭州的过程中竟圆寂于仁和县中馆驿之中。

令日本豪族趋之若鹜的“勘合贸易”

第二年，宣德九年（1434），朱瞻基派内官雷春为正使率500余人，乘五船，携带宣德勘合、数倍于贡值的回赠品和给予足利义教将军夫妻的赠品以及国书，于五月起航，五月底至兵库。足利义教携妻妾以及众公卿大名，同去兵库参见明使。雷春等内官三人外官二人乘轿、其余骑马，一行数百人于六月初至京。六月五日，足利义教接见明使。接见的仪式基本上沿袭已经过世父亲足利义满的规定，但略有修改。足利义满时，令公卿二人出总门迎接明使，改为令公卿在四足高处迎接明使。接受明国书时，足利义满焚香三拜后，跪坐启封宣读；而足利义教则改为焚香二拜后，站立启封宣读。

在安排雷春等大明使节的过程中，室町幕府方面也颇费周折。按惯例，明使应住于城外仁和寺和法住寺，足利义教的顾问满济和尚认为不妥。因为已与明使约定，在京进行贸易。住处过远每日往来途经旷野，万一有人遭逢不测，于日本不利。因此，将雷春安置于城内六条法华堂，其余分散住于各道场。九月，雷春完成使命回国，足利义教派恕中中誓为正使率船6只，携宣德勘合一至六号随同雷春赴明贸易。宣德十年（1435）十月，日使至北京，但此时年仅38岁的朱瞻基在短期患病后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离世。其长子朱祁镇以9岁的幼龄成为大明帝国的第6任天子。

因新君继位，明日贸易一切条约需要重新厘定，除了重新颁给朱祁镇的“正统”年号勘合符，并命日本将宣德勘合符送回，明日贸易基本维系了原有的模式。室町幕府持明帝国发放的银符，以朝贡的名义向明帝国派出贸易船只，在规定港口——宁波交割货物，大明帝国则以“国赐”的名义交付日方所需要的商品。不过在勘合贸易船上往往还载有大量的附载物，对于这些商品，明帝国在通过宁波市舶司进行“抽分”（即实物关税）之后，予以“官买”或由“官准牙行”（类似于今天的贸易公司）进行互市贸易。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扇子、名刀、漆器等手工业产品之外，明帝国还大量从日本进口硫黄、银、铜等矿物。明帝国对硫黄的需求自然是源于军事领域，而以铜钱收购白银和日本铜，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一方面日本国内银贱而钱贵，明日贸易后期，明帝国15%左右的白银皆从日本流入。而日本的铜矿石中也含有大量的银元素，由于日本没有技术进行提炼，因此明帝国虽然以高价收购，但依旧利润颇为丰厚。

尽管日商在宁波等地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官准牙行”的压价和欺骗，但在“勘合贸易船”停泊期间，当地市舶司便提供日常饮食、用品的免费供应，款待周到。日商采购的中国产品如生丝、药材、字画、书籍更在日本列岛获利丰厚，甚至明帝国货币“永乐通宝”也在日本国内类似于今天美元的信用和购买力，以至于每每勘合贸易船返航之时，日本国内都是一片“唐船归朝，宣德钱到来”的喜悦之情。

明日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回报令日本国内不再以向明称藩为耻，甚至在船头竖起“日本国进贡船”的大旗来彰显得意，一时之间日本各地的豪强和巨富无不趋之若鹜。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垄断日明贸易的室町幕府自然吸引了众多“羡慕妒忌恨”的目光。公元1441年，足利义教为亲信赤松满佑刺杀，固然这与其个人崇尚严刑酷法，成为令“万人恐怖”的“恶御所”有关，不过其中却也不无独占日明贸易巨额利润，强化幕府权威的因素。

由足利义教遇刺所引发的“嘉吉之乱”，尽管最终以凶手伏法，自赤松则村以来延续四代的赤松氏没落而告终，但室町幕府却无可避免地由盛转衰，作为室町幕府的第7任“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教之子足利义胜仅仅在位8个月便离奇死亡，其弟足利义政继位之后，一度试图维持幕府对日明贸易的垄断，但是幕府派出的勘合船在返航途中遭遇时代盘踞长门、周防等地的大内氏抢劫，血本无归之后，足利义政不得不向控制濑户内海的大内氏和细川氏让渡日明贸易的权益。

令“万人恐怖”的“恶御所”足利义教

大内氏在室町幕府乃至日本历史上都可算是一个异类，其自诩为百济国琳圣太子的说法或许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但其是朝鲜南部移民的身份却基本是坐实了的。世代的繁衍和经营最终令大内氏从周防国大内村的小族群逐渐发展为世代盘踞本州西部的“西国霸主”。无论是镰仓幕府、后醍醐天皇还是足利氏，尽管对其屡有打压，但面对大内氏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势力网，最终仍不得不对其采取怀柔的政策。

明帝国方面此时也同样深陷“纲纪松弛”的政治危机之中。小皇帝朱祁镇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67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之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因此进入朱祁镇“正统”年代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

朱祁镇年幼即位，遵照明宣宗朱瞻基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太后张氏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朱瞻基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朱祁镇当即应声受命。太后张氏这种“委政阁臣”的做法。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朱祁镇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3800余人，罢山陵夫役1.7万人，又放库役2640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9.2万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即诏发禁军3万到京畿地区屯田。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

对此朱祁镇询问户部尚书胡濙，胡濙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就全局而言，正统二年（1437）之前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明帝国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还算是符合现实的。但随着正统二年（1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又因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明帝国纲纪遂日趋紊乱。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首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复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官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3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可是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及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朱祁镇执政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朱祁镇时代开始的。作为朱祁镇昔日老师的“东宫局郎”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更是权势熏天。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朱祁镇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

正统元年，杨士奇年72岁，杨荣66岁，杨溥65岁。“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朱祁镇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1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因明英宗朱祁镇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同时趋于恶化。

正统三年（1438）三月，京师多次发生地震，陕西大饥。六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起兵叛乱。明英宗朱祁镇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朱祁镇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3万余人、贵州1万人、四川8000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发。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发夫役近50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骚动”。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0）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朱祁镇更为亲近宦官，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15万，大举进兵麓川。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请止麓川之役，加强对北方瓦剌的防御。疏上，而朱祁镇不用。

明代麓川及周边地图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逝世。张氏在世时，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阁”。及张氏一死，明英宗朱祁镇完全受制于王振，杨士奇等人虽仍挂名列位，但对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谓“不过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毁去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大铁牌，自是益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擅权乱政。

正统八年（1443）五月二十五日，雷击奉天殿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朱祁镇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横，应诏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圣学以正心德；二曰亲政务以揽乾纲；三曰任大臣以崇国体；四曰选礼臣以隆祀典；五曰严考核以肃吏治；六曰慎刑罚以彰宪典；七曰罢营作以苏民劳；八曰宽逋赋以恤民穷；九曰息征讨以重民命；十曰饬武备以防外患。刘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这次疏入，他益恶之，大怒不止。六月初三日，将刘球抛入监狱，十二日夜令人杀之。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至此，“三杨”已失东、西二杨，“南杨”杨溥年迈而孤立。王振更加无所顾忌，威势日重，自都宪以下，见之皆下跪。北边瓦剌也先，亦已实力大增。明帝国面临着内外交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