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高丽——窝阔台执政之初对蒙古帝国战略的全盘调整（下）

身为“皇叔”的铁木格斡赤斤虽然在窝阔台即位的过程中，虽然在窝阔台即位的过程中成功“搅局”，挤掉了拖雷以“幼子守产”之名继续“监国”的可能。但其领袖“东道诸王”的政治地位及以“皇太弟”身份收高丽为附属国的举动，仍令窝阔台感到不安。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窝阔台一方面将中原的益都路及平、滦二州赐给铁木格斡赤斤，作为其家族在中原的飞地。将“东道诸王”的力量引入蒙金战场。同时以蒙古帝国中枢的名义正式接管对高丽王国的外交事务。

蒙古帝国与高丽王国的接触始于1218年。当时契丹反金义军首领耶律留哥之弟——耶律撒不背蒙自立，于澄州（今辽宁省海城市）建立所谓的“后辽帝国”。但耶律撒不在契丹义军中的威望远不如其兄，旋即为部将所杀。内部失和的“后辽”政权自然无力抵御蒙古大军的征讨，只能向东越过鸭绿江，重文轻武、笃信佛教的高丽王国无力抵达这股契丹大军。因此当蒙古帝国军以“追剿”之名尾随进入高丽王国境内之时，高丽国王王皞丝毫没有抵触情绪，还命枢密院使赵冲等领兵与蒙古军队联合作战。

在攻克了为契丹族叛军所占领的所谓“后辽”首都——高丽江东城之后，蒙古与高丽正式相约“两国永为兄弟”，但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同盟。高丽王国虽然借口“道远，难于往来”，但每年仍要“遣使十人入贡”。事实上宣告了高丽臣属于蒙古。在高丽王国表示臣服之后。蒙古东道诸王连年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其中1221年使者著古便以铁木格斡赤斤的名义前往高丽，索贡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两千匹，绵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以及其他诸物。铁木格斡赤斤狮子大开口，著古本人更是骄横贪婪，竟然一路任意索要，最终激起高丽民众的愤怒。1225年，著古与在索贡归国途中被当地百姓杀死，蒙高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也随之断绝。

据说在韩国很火的抗击蒙古入侵的油画

铁木格斡赤斤的特使为高丽所杀，自然不免引起了蒙古“东道诸王”的愤怒，但此时恰逢蒙古大军刚刚结束西征，又忙于准备攻伐西夏之际。随着铁木真病故而空悬的汗位，更是引发了铁木格斡赤斤问鼎的野心。因此对朝鲜半岛用兵的计划便一再拖延，直到窝阔台即位之后，这一问题才再度浮出水面。而此时金帝国方面也正在积极通过叛将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东真政权与高丽王国结盟，试图在蒙古帝国的东线打开局面、牵制对手。有鉴于此，1231年，窝阔台在南下攻掠金帝国的同时，命昔日领军进入过朝鲜半岛的老将撒里台再度统兵出征。

撒里台当年与高丽王国联手围剿契丹叛军，不仅熟悉朝鲜半岛的风土人情，更与高丽王国将领赵冲、洪福源等人结下了不错的私人情谊。此次蒙古大军再度横渡鸭绿江，负责高丽王国边防的将领——麟州都领洪福源随即成为了“带路党”。在洪福源的指引下，蒙古大军轻松攻陷四十余城，进围高丽王国首都王京。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责高丽杀使之事，在令其投降的同时又索取“好金银、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贡物，并命送高丽王室以王公大臣之子女作为人质。高丽国王王皞随即派自己的弟弟王侹到蒙古帅营请降，同时献上大量的金、银、衣、马、器皿，在各项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之后，蒙古大军于1232年初班师还朝。

经过一年的战争，本来蒙古和高丽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初步稳定了。但是于1232年农历二月抵达王京的蒙古使者都旦的举动却令高丽王室不得不奋起抗争。都旦是契丹人。他本来只是前来催促高丽王国纳贡和进送王公贵人子女的。但是出于个人野心，都旦却说自己是奉窝阔台之命前来“都统高丽国事”，还想直接从招待所搬到王宫居住。忍无可忍的高丽国王王皞听从权臣崔怡的意见迁都江华岛。不仅处死了使者都旦和蒙古帝国在朝鲜半岛派驻的72名特派员（达鲁花赤），还带着首都的群众“上山下海”，准备和蒙古帝国展开持久战。

面对高丽王国的不合作态度。撒里台奉旨再征高丽，洪福源依旧以“带路党”的身份率领着朝鲜半岛北部的民众迎接“王师”，蒙古大军轻松的夺取了已经成为空城的王京，在没有海上力量无法登陆江华岛的情况下。撒里台领兵继续南下，在夺取了高丽王国的南京之后，撒里台却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处仁城，被流箭射死。由副帅铁哥领蒙古军队随即回师。将以西京为中心的占领区交给洪福源管理。

1233年，窝阔台诏谕高丽国王王皞，列举了对方拒命、杀使、迁都、不上民数等五罪。高丽王国再度被激怒了，在以崔氏家族为首的武派的坚持之下。高丽军队出兵对洪福源展开了北上攻势。无力抵抗的洪福源只能带着诸多降民逃到了辽东半岛。高丽王国之所以得以“雄起”一时。很大程度上缘于此时窝阔台已将注意力转向了盘踞辽东的东真王国。利用蒙古西征之后又用兵西夏、同时与金力争中原，无暇分兵辽东的有利时机，蒲鲜万奴所建立的东真王国不断发展壮大，其疆域最盛之时：东至日本海，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省依兰县），西至长白山脉，南至与朝鲜青州（今朝鲜咸镜北道）接壤，基本涵盖了今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部地区，正是有了相对雄厚的实力，蒲鲜万奴才敢于向高丽王国发出：“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斡赤斤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希望结成抗蒙同盟的倡议。

面对高丽王国的反复和蒲鲜万奴的张狂，窝阔台与其说是无力征讨，不如说是在坐待良机。1233年农历二月，窝阔台“诏诸王，议伐万奴”。但最终却没有任用富有战场经验的老将挂帅，直接将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长子贵由。而从窝阔台为自己儿子所配置的将领来看，更不难发现此举背后的深意，除了木华黎的长子塔思、速不台长子兀良合台等蒙古新生代将领之外，贵由此次远征军中还囊括了大批昔日契丹反金义军的后裔，如移剌捏儿之子移剌买奴、石抹也先之子石抹查剌等悉数从军。如果说这些宿将元勋之子从征，是窝阔台有意在培养贵由未来的政治班底的话，那么其特意挑选铁木真三弟合赤温之子按赤台作为贵由的副手“将左翼军讨之”，则无疑是为撬动整个“东道诸王”政治版块所插入的一根杆杆。

在自己的诸多兄弟之中，铁木真最为忌惮的莫过于二弟合撒儿，因此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在铁木真已经决定不再重复过去部落统治的固有模式，开始寻求自己独揽大权的新道路的同时，骁勇善战的合撒儿必然成为其绊脚石。虽然最终在母亲诃额伦的干预之下，合撒儿保全了性命。但是却失去了此前的特殊地位，麾下的部署大多被铁木真调走，沦为普通的将领抑郁而终。而对于英年早逝的三弟合赤温，铁木真倒颇有几分香火之情，作为合赤温之子的按赤台，很早便跟随伯父铁木真南征北战。但由于毕竟是后生晚辈，按赤台在“东道诸王”中的地位始终不及叔叔铁木格斡赤斤，窝阔台此时重用按赤台自然是有心在“东道诸王”中扶植一个新贵，以分化铁木格斡赤斤的势力。

面对贵由和按赤台所统帅的蒙古大军，蒲鲜万奴没有在野战中一决胜负的勇气，只能全力据守自己的新都——开元城（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但此时的蒙古军队早已在战争中练就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攻坚战术，即便东真国的首都“城坚如立铁”，但仍在石抹查剌“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飞橹”的猛攻下沦陷了。 虽然蒲鲜万奴一族在城破之后被悉数诛灭，但窝阔台对于东真国的政权却予以了保留。毕竟东海女真一族在当地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其耗费气力的斩草除根，不如收为己用。而沦为蒙古藩属的东真国，此后也对蒙古攻略高丽颇多助力。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真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洪福源等朝鲜叛将也带着“还乡团”又杀了回来。这一次高丽国王王皞不得不派出王族成员王佺北上朝见。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使节频频往来，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的宗藩关系。

窝阔台不遗余力地在辽东、朝鲜半岛用兵，固然有蒙古帝国南下攻金的同时，解除侧翼威胁的军事需要。但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通盘考量，随着东真和高丽的臣服，“东道诸王”基本失去了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的空间，只能跟随着窝阔台的指挥棒进入中原战场。而作为“东道诸王”的领袖，铁木格斡赤斤在窝阔台在世期间，只能小心翼翼地收敛着自己的野心，继续经营自己的封地。

而在窝阔台调整自己帝国内部的诸多问题的同时，彼此对立的金宋两国之间也不断在修正着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蒙古与金帝国之间的战争对于偏安东南的宋皇朝而言，起初并不引起重视。唯有湖北路安抚使赵方认定“金人北逼于蒙古，计必南迁。”于是进一步强化长江中游的重镇江陵一线的防御体系。果然在蒙古的压力之下，金帝国选择了南下。对于金帝国军队在边境附近不断招降纳叛、步步紧逼的局面，师从张栻的湖湘学派巨子表现出了南宋士大夫特有的战斗激情。他对自己的部下们说：“朝廷和、战未定，益乱人意，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尔！”在边境上一再挫败金帝国的野战部队。

而金帝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南下的希望渺茫。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提出：“南宋有江南蓄积之馀，而我们只有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现在理应和南宋联合，使我们不至于两线作战。那么蒙古方面得到消息，可能还有所收敛。”但是金帝国的骄兵悍将却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继续向南用兵。最终虽然一度攻占了南宋的一线边境城市却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而蒙古和山东方面的红袄军也利用宋金战争的机会扩大了其在中原的势力范围，金帝国的统治愈加削弱。

面对危局，完颜珣颇多感慨。虽然有心南下攻宋但却没有可用之人。“天下之广，缓急无可使者，朕安得不忧！”而无论是对南宋边防部队还是红袄军战局都异常艰难。而山东方面奋起的“红袄军”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李全和杨妙真夫妻统帅。杨妙真之所以青史留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百年之后的两位“粉丝”——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和何良臣。戚继光在他的军事操典《纪效新书》中首先提出：“枪法之传，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天下成尚之，变幻莫测，神化无穷，后世鲜有得其奥者”。随即在自己书中列出了据说杨妙真所创的“九转梨花枪”的图解。而何良臣虽然在军功上与天下闻名的戚继光相差甚远，但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军事理论家，他在自己全书四卷，二十三类，六十六篇的《阵纪》也颇为推崇的表示“天下无敌者，惟杨家梨花枪法也”。

但在正史之中杨妙真却并不以长枪见长。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杨妙真）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宋史》中则说杨妙真“狡悍善骑射”。唯一提到杨妙真枪法的是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不过也并没有渲染其枪法精妙，只是说杨妙真“勇而有力，能飞马植枪，深入一尺”。由此看来出生于山东淄州、青州交界处的杨妙真可能是一个同时善于使用长、短兵器的复合性军事人才。

杨安国的起义军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在以“母舅刘全为帅”，“从子（杨）友伪称九大王”的情况之下，武艺出众的杨妙真自然也要参与军事事务。不过可能考虑到杨妙真是个女孩子，杨安国交付给她的任务更多的是守备自己的老营——杨家堡。而正是这一安排，令杨妙真随后结识了自己的丈夫——李全。李全是山东潍州（今山东潍坊市）人。根据《宋史》中的说法李全虽然出生于北海一户农民家庭。但是在普遍习武的山东地区却也“弓马趫捷，能运铁枪”，加上他本人脑子比较聪明，又擅长社交。很快便在潍州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李铁枪”。

在“开禧北伐”中李全作为南宋特工一度在敌后不断展开“特种行动”。而其正式揭竿而起，是在金帝国为了躲避蒙古军队的兵锋迁都汴梁之后。他和自己的二哥李福聚众数千，随即又得到了其他各路起义军的响应和依附。随即成为了山东地区仅次于杨安国的地方武装。不过李全和杨安国虽然都“衣红衲袄以相识”，号称“红袄军”，但起初彼此之前却并无交集。李全甚至一度打起了杨安国根据地——杨家堡的主意。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说李全的部队所过之处，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家堡不以为意。李全知道之后打算“攻劫之”。根据《齐东野语》中的说法，李全的部队抵达杨家堡之时，杨安国已经回师救援了。两军对垒之际，杨安国对李全说：“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时，我妹与你为妻。”结果李全和杨妙真“酣战终日”也没有决出胜负。于是在“忿且惭”的情况下竟想出了“伏兵诈败”的路数，最终才俘虏了杨妙真。杨安国倒也不介意，随即“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婣”。不过在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中却说李全和杨妙真并没有正式交手，杨妙真只是“飞马植枪”之后，请李全“飞马而拔之”，结果李全“不能拔”，于是只好“下马屈服，遂为夫妇”。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杨妙真的武艺都不在李全之下却是公认的。而杨安国也顺利通过“政治联姻”避免了与李全的直接冲突，组成了军事同盟。

杨妙真与李全成婚之后根据汉族女子出嫁从夫的风俗便留在了李全的军中。而身为大舅子的杨安国随即也为李全指了一条明路——归降南宋。杨安国是山东民间武装之中最早试图与南宋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的领导人，他通过往来于南北的江淮商人季先、沈铎向南宋政府的京东经略按抚使兼楚州知州应纯之表达了“豪杰愿附之意”。不过在南宋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之前，杨安国的起义军便遭到了金帝国驸马都尉仆散安贞的全力镇压。在仆散安贞率金帝国重兵集团前来围剿之际，杨安国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以其为首的“红袄军”主力一度控制了莱州、登州、密州等地。一度建立了年号“天顺”的地方政权。而其妹夫李全也扼守穆陵关，威胁着金帝国军队的侧翼。但是在1214年农历七月的主力决战中，杨安国的“红袄军”却惨遭大败，连续丢失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杨安国本人在乘舟入海的过程中被贪慕金帝国“获杨安儿者，官职俱授三品，赏钱十万贯”赏格的船夫曲成等人袭杀，落水而死。

杨安国从据“三州之众十万”到死于逃亡途中前后仅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跟随着自己丈夫的杨妙真不仅来不及救援，连共赴艰难的机会都没有。毕竟李全驻军的穆陵关距离前线仍有三四百里的距离。不过在自己的哥哥败亡的过程之中，杨妙真还是轻骑北上，和自己的舅舅刘全一起收拾残局。也就出现了《宋史》中“刘全收溃卒，奉（杨妙真）而统之，称曰姑姑，众尚万餘。掠食至磨旗山”的情况，之所以称杨妙真为“姑姑”，是因为此时杨安国所部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杨安国的从子——杨友。不过南宋政府对于山东地区的情况不甚了解，于是在《宋史》中含糊的记述道：“（李）全以其众附，杨氏通焉，遂嫁之”。当然也可能是为了安定军心，杨妙真和李全不得不在磨旗山“再度结婚”。

杨妙真、李全在磨旗山会师之后，随即与金帝国主力野战部队的完颜霆所部展开激战。完颜霆不是女真人而是出生于燕京宝坻的汉族人，原名李二措。在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之中李霆以组建民兵而获得了金帝国的信赖和重用，赐姓完颜氏。改名为完颜霆之后，这位数典忘祖的汉族将领表现的空前积极，不仅成为了镇压山东“红袄军”的主力，不久之后还在宋金边境冲突之中以四千人击败驻军朐山的南宋正规军三万之众，堪称“忠勇绝人”。面对这样的对手，李全夫妇显然没有讨到便宜，李全本人甚至一度被完颜霆麾下号称“赛张飞”的勇将张惠险些刺于马下。

就在“红袄军”起义进入空前低潮的情况下，南宋政府却开始大肆招降纳叛。而身为南宋政府的京东经略安抚使的应纯之首先任用的便是杨安国派来联络的江淮商人季先和沈铎。应纯之任命沈铎为武锋军副将跟随南宋正规军将领高忠皎一起北上。而季先则随军北上，沿途联络山东各地的民间武装。在与季先会合之后，李全随即出兵五千配合高忠皎对海州的进攻。随即又频繁出击，连续攻克了金帝国在山东一线的莒州、密州、青州等地。应纯之尝到了甜头之后，随即向南宋政府提出大规模收编山东民间武装的建议。此时大权在握的史弥远虽然以“频岁小稔，朝野无事”为由拒绝明纳，但还是私下同意应纯之设立一个“忠义军”的番号，暂定编制为一万五千人。不过不等李全南下，头脑灵活的沈铎便先一步招纳了东海马良、高林、宋德珍等小股民间武装的一万多人，挤占了“忠义军”的大部分名额。对此李全的心情多少有些复杂。

为了得到南宋政府粮食和军饷的接济，尽管对于应纯之这样泥沙俱下的扩充“忠义军”的方法感到不满。但是李全最终还是选择了率军南下，并将其家眷、辎重迁到了南宋制置使所在楚州的附近。杨妙真也随之移居，成为后方留守营房的主管。而随着李全不断北上与金帝国交战，于嘉定十二年（1219）俘杀金帝国的“四驸马”而晋封为刺史，杨妙真也随即被南宋政府封为“令人”。这个所谓的“四驸马”虽然身份存疑，但是李全多年以来出生入死的战功却是实实在在的。而考虑到杨妙真本身也是武艺出众，因此她对李全而言可能不仅是“贤内助”那么简单。

对于以李全为代表“忠义军”出任淮东制置使的贾涉向南宋中央提出“忠义之人源源而来，不立定额，自为一军，处之北岸，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需！饥则噬人，饱则用命，其势然也”因此对其采取比较弹性驾驭的政策。用“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不断鼓励李全等人向北发展。以至于金帝国中央也惊叹：“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但是身为南宋政府的官僚，贾涉对于李全等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最终不过是利用而已，他在写给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的报告中提出：“天意隐而难知，人事切而易见。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过于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宜亟图之。”

由于南宋政府断绝了每年的财政补贴，金帝国很快便陷入了国库空虚的状态。为此完颜珣决定发动更大规模地对宋战争，对此翰林学士杨云翼提出反对意见：“今天的事势，与泰和年间反击南宋北伐时期有着太多的不同。首先时间选择上泰和年间是在冬天用兵，而今天则选择夏季作战。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掉，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西夏方面的情况来看， 向日弓箭之手在西边者，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掳守臣，败吾军而擒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谓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其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但是完颜珣此刻完全听不进去。最终南下的金帝国野战兵团在淮河流域遭到了李全统率的忠义军的全力反击，最终铩羽而还。

鉴于李全击退金帝国南征兵团的战功，南宋政府授予他保宁军节度使兼任京东路镇抚副使的官职，对此一直都对忠义军口惠而实不至的贾涉感叹道：“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宁知骄之将至于不可劝耶！”对于羽翼丰满的李全等忠义军将领，贾涉逐渐失去了驾驭的能力，最终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而请求辞职，最终病死在返回首都的路上。而他死后，他的继任者由于种种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忠义军内部的分化，将领们进一步蜕变成了控制山东、两淮一带的军阀。而贾涉此时年仅11岁的儿子贾似道也逐渐登上了南宋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