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南宋灭亡过程中的抵抗和幻灭

在文天祥及后世许多史学家的眼中刘整有幸位居“亡宋贼臣”的榜首，但事实上纵观刘整的一生，他对南宋所造成的损害远比不上其政府内部的派系倾轧。向忽必烈提出攻取襄阳、然后顺江而下战略构想的并不只有刘整一个人，在他之前蒙古帝国的汉族大臣史天泽、郭侃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刘整的意见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出现在对四川战区已经失去信心的忽必烈耳中。而训练水师尽管是刘整一手主抓的，但是从蒙宋此前的水上战役的记录来看，拥有国力和兵员优势的蒙元帝国要打造一支水上劲旅并不困难。而真正将刘整的内河舰队从汉江领域投入到长江战场之中终究还是伯颜和阿术。或许刘整对蒙元帝国最大的贡献是他病亡的消息被远在临安的贾似道误认为了转机，率领着自己庞大的机关系统和南宋从全国调集的十三万精锐从首都出发。

此时的贾似道已是一位62岁的老人，多年以来养尊处优、痴迷于斗蟋蟀和古玩的“半闲”生活早已令他不复当年指挥鄂州战役时的坚韧和果断。在效仿诸葛亮向宋恭帝赵显上了一道《出师表》之后，携带着众多辎重和金帛的野战部队终于缓慢地向前线进发着。而比武装部队先行一步的是曾与忽必烈签署“鄂州之盟”框架协议的职业外交官——宋京。不过这一次忽必烈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伯颜轻松地回答道：“我们的部队如果没有渡过长江，这个‘议和入贡’的事情还可以商量商量，不过现在你们长江以南的地方官员都争着来投降，我也很难办啊！”随后表示宋京说了不算，还是请贾似道亲自前往磋商。贾似道自然没有勇气去以身试险，派了两个幕僚阮思聪、束元嘉代为前往。可惜这两位连宋京都不如，领受了命令之后始终不敢前往，只是准备好了小船以便随时跑路。

南宋主力战舰——车船

与无能的幕僚相比，贾似道长期以来信任的武将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南宋安庆战备区司令范文虎不等元帝国的部队进入自己的防区，便派人前往江州请降。作为长江中下游的咽喉之地，兵不血刃便能收取安庆自然令伯颜很是兴奋，立即授予了范文虎两浙大都督的委任状。对于自己的这个女婿，贾似道似乎也不好意思太过指责，于是将责任推给了范文虎的直接领导——沿江制置使赵缙。而当贾似道麾下连绵百里的内河舰队一路磕磕绊绊地从新安进入长江领域，在芜湖与从前线撤回的夏贵所部会师之时，这位沙场老将也早无余勇可贾，面对贾似道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的小纸条，其寓意很明显——“日子到头了”。

在芜湖，贾似道还遇到了一位老熟人——此刻正以端明殿学士、沿江置使、江淮招讨使的身份前往建康招募新兵的汪立信。虽然还不曾万里，但却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两个老头在各自的末日之旅中相逢显得格外感怀。贾似道拍着汪立信的背说：“端明、端明，我没有听你的意见，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啊！” 汪立信则回答说：“平章、平章，今天我这个死瞎子还有一句话要说。”贾似道此时自然是从谏如流，可惜汪立信说的是：“今江南无一寸赵家地，某去寻一片干净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最终汪立信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病死在了沦陷区之外的江北高邮。对于他的死，后人给出这样的评价：“厚我藩垣长彼贪，不然衔璧小邦男。庙堂从谏真如转，竟用先生策第三。”

和汪立信分别之后，贾似道似乎也被对方的壮烈所感动。终于拿出了拼死一战的勇气，任命孙虎臣率领七万精锐陆军在刚刚沦陷的池州下游构筑防线。夏贵指挥南宋内河舰队在长江中布阵，自己则坐镇鲁港。可惜的是贾似道的勇气无法感染所有人，作为南宋这支最后重兵集群的一线指挥官——孙虎臣和夏贵都属于那种只能打“顺风仗”的将领。随着元帝国远程攻击部队架设在长江两岸的回回炮（此刻已经改名为襄阳炮以增加威慑力）齐声轰鸣，孙虎臣首先跳上自己小妾的船开溜。夏贵也选择了不战而走，不过他比孙虎臣厚道一些，路过贾似道所乘坐的战舰还打了个招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在这一盆冷水的当头浇灌之下，贾似道顿时被打回了原形，发布了全军总撤退的命令。而在元帝国水师的全力追击之下，撤退随即演化成了崩溃。正是“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而在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的珠金沙河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之上，孙虎臣和夏贵对芜湖战役却有另一番描述。孙虎臣哭着表示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部下不拼命。担任南宋陆军先锋的勇将姜才如果听到这话估计只有泪流满面了。也许是觉得孙虎臣的说法过于搞笑。夏贵在说出“吾尝血战当之矣”这句谎话时，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对于这两个一线指挥官足以防弹的脸皮，贾似道此时也不想再追究了，只是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夏贵认为部队士气低落，不堪再战，贾似道应该撤往李庭芝的防区，然后带着小皇帝效仿宋高宗赵构海上。而自己则准备“死守淮西”。尽管对夏贵的承诺不抱希望，但是前往扬州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贾似道和孙虎臣沿江而下。面对不断遭遇的溃兵，贾似道还颇有责任感的进行收容。并表示将增加军饷。但是这些莫名其妙被击溃的将士此刻却不知道哪来的幽默感，轻松回答：“我们要军饷干什么？前两年的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一个怯懦的统帅是无法用钱买来部下的忠诚和效死的。就在贾似道向扬州“转进”的同时，在已经孤立于敌后的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唐震在野战部队全部被抽调往前线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民兵登城守备。唐震的努力最终保证了负责南宋郢州要塞的张世杰可以顺利地从前线撤往大后方。而在途经饶州之时，张世杰同样去拜访了赋闲在家的江万里。与文天祥那样的坐而论道不同，张世杰和江万里是以酒会友。大醉之时张世杰问道：“国事已经恶化到这样的情况了，您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江万里此时已经无力报国，只能表达了必死的决心。张世杰此时也坦诚：“他家事世，杰尽知之。”自己的远方堂叔张柔虽然已经去世，但自己的堂兄弟张弘范却是元帝国军队中正在升起的新星，张世杰如果想要“转会”，并不比吕文焕、吕师夔困难。但是他最终却以杯中物为比喻。即便效忠南宋是自己命运赐予的苦酒甚至毒酒，他也将一饮而尽。张世杰的军团开赴临安之后，饶州最终在杀死元帝国劝降使者之后被攻陷，唐震和江万里也相继自杀。而由于饶州沦陷与张世杰所部通过当地的时间颇为接近，因此抵达临安的张世杰一度被误解为元帝国潜伏过来的“第五纵队”，无法获得信任。

抵达扬州的贾似道向南宋政府发出了迁都的倡议书。从客观上来说按照贾似道的计划，从海上迁都福建虽然同样有“我能往彼亦能往”的问题，但至少可以为南宋政府争取一定时间，以调整国防部署。但此时的南宋政府高层早已在芜湖惨败的消息中集体崩溃。左右丞相王爚、章鉴先后挂冠而去。而长期依附贾似道的枢密院知事陈宜中则忙于发动宫廷政变，在自己的府第之中谋杀了贾似道所任命的内卫部队司令（殿前指挥使）韩震，一度在临安城内引发内卫部队之间的火拼。

在南宋朝野之中陈宜中可以算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没有显赫的身世——自幼家贫如洗，但是却满腹经纶热衷于政治。他曾经以太学生的身份发动了对当权者丁大全的弹劾，一度被取消继续进修的资格、发配地方而被称为“六君子”。而在丁大全倒台之后，他却效忠于贾似道，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为贾似道打击政敌，推行国策。而随着前线战败的消息传来，第一个跳出来要求以误国之罪革除贾似道所有职务的也是陈宜中。好在对于权力斗争太皇太后谢道清比陈宜中要成熟和稳重得多，她以贾似道是三朝老臣，不能因为一次的战败就一撸到底为理由，只给予了对方降职处分。在先稳住对方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政府机构。而贾似道在离任前期还为未来的和平作了最后的努力——他释放了被囚禁了十六年的元帝国外交使团中的郝经及其他幸存者，算是结束了元宋之间长期纠结的外交事件。虽然郝经此时的身体健康不容乐观，但是比起在他之后踏上南宋国土的很多后来者，他也许还是幸运的。

郝经的归国以及战场上的空前胜利，令远在上都的忽必烈嗅到了和平解决南宋问题的气息。因此在以张晏然为代表的南宋降臣们“止罪擅命之臣，保留南宋皇室优待”建议之下，忽必烈大度地表示：“即便是擅自拘留我方使节的贾似道我都不要求一定将他治罪，何况是南宋皇室。”这或许只是一个安抚南宋降臣们的姿态，但忽必烈毕竟在派出以礼部尚书廉希贤和工部侍郎严忠范为首的使节团的同时，也要求伯颜的大军也止步于建康地区（今江苏南京）。

从芜湖一路南下，伯颜的处境只能用“受降受到手发软”来形容。各地的南宋官员除了临江军（今江西新干县附近地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抵抗之外，不是望风而逃，便是望风而降。其中比较倒霉的宁国知府赵与可，在众多逃亡官员之中他由于是南宋宗室而被作为典型，被判处“除名、勒停”的“双开”处分。而当忽必烈在要求伯颜停止前进的命令传来之时，伯颜正忙于处理占领区的地方事务。忽必烈似乎没有着重提起已经派出外交使团准备和谈的事宜，只是说考虑江南的酷暑即将到来，应该给予部队一段时间的休整，等到秋高气爽再继续前进。而伯颜则认为南宋背靠大海，此时大军驻守建康威逼临安等于是扼住了猎物的咽喉，只要稍加松懈便可能前功尽弃。忽必烈在战与和之间似乎也很随便，就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处理前线军事事务的自主权交给了伯颜。因此在公元1275年的农历三月，元帝国南征大军的主力虽然停止了继续前进，但是小股部队却依旧不断地在长江以南扩大占领区。

宋末代宰相陈宜中

而此时一心想要替代贾似道的陈宜中，日子也并不如自己此前想象的那样好过。在临安城内随着局面的逐渐稳定，此前逃走的左、右丞相王爚和章鉴又前后脚地回来了。为了压制这两个政敌，陈宜中不得不发动新一轮针对贾似道及其党羽的弹劾风潮。这次政治运动的打击面极大，许多曾经依附于贾似道的南宋中央官员纷纷落马。而对于坐镇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等地的潜说友、吴益等人，陈宜中却因为提出弹劾的是王爚派系的人物，又主张网开一面。在南宋中央政府的权力斗争之中，大批骑墙派的官员逃出了戒严中的首都。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为能逃离是非之地，竟主动要求同僚弹劾自己，但是弹劾的报告还没送上去，他本人已经急着出城关逃走。太皇太后谢道清为此下诏痛斥廷臣出逃，仍无济于事。在王爚和陈宜中的角力之中，集结于临安的十多万勤王之师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只能在临安周遍建立其以独松关为中心的“首都防卫圈”，坐视着越来越多的国土沦丧。

独松关位于今天浙江省安吉县南独松岭上，东西有高山幽涧，南北有峡谷相通，是临安经广德通建康的咽喉要道。在南宋末日构筑的“首都防卫圈”之中，负责守备这座要塞的是浙西安抚司参议——张濡，之所以选择张濡来担当这一重任，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曾祖父——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并称为“中兴四将”的张俊关系密切。在张俊崭露头角的年代，南宋政府所要面对的国防形势比公元1275年更为糟糕，南下的金帝国大军不仅突破了长江防线，南宋方面连临安都没保住，而正是张俊在明州掩护宋高宗赵构成功地“转进”了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市），才保住了东南半壁。因此明州虽然最终还是沦陷于女真大军之手，但却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因此那些对于张濡寄予希望的人或许都想让他重显其曾祖雄风。而张濡也没有令大家失望，很快成功伏击元帝国一支前锋部队的捷报便传到了临安。而被送往首都的俘虏之中更有一个身负重伤的将领，他的名字叫“廉希贤”。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那么张濡的功勋或许远远超过他的曾祖的所谓“明州大捷”，因为只是在一次战斗之中，他便一举击毙了元帝国的工部侍郎、俘虏了兵部尚书。但事实上张濡所伏击的并不是什么敌方先头部队，而是前来和谈的元帝国廉希贤使团。可以想见独松关的这次伏击战自然成为了元宋之间远比郝经被拘押更为严重的外交事件。

表面上看这次事件完全是张濡和他的部下过于冲动所导致的。但是联系到廉希贤和严忠范在元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以及伯颜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态度，我们却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另有玄机。严忠范是元帝国汉族世侯势力中山东严氏的掌门人，在平定李璮的叛乱中虽然出力颇多，但是最后却和史天泽一起将被俘的李璮擅自处死，从而引起了忽必烈的猜忌。事后严忠范虽然没有受到责难，但是却很快被调入中枢。严氏在山东东平一带的地方势力被完全削夺。而廉希贤和他哥哥廉希宪一样都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但是正因为熟悉，他的哥哥廉希宪经常在忽必烈的面前摆出一副老资格。忽必烈甚至不得不提醒对方：“以前我是宗王，你指出我的过失，我可以包容。现在我是天子，你是臣下，你怎么还能那样直言无忌呢？”虽然廉希贤比他的哥哥要小心缜密，但是相信同样掌握着许多忽必烈崛起过程中原始积累的秘密。因此在平定阿里不哥的行动中，忽必烈已经有意指派他作为特使，前去冒险，而这一次只能说是故技重施了。

而在廉希贤抵达建康之后，伯颜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廉希贤向伯颜要求派卫队护送自己。但是伯颜却回答说：“使团是去谈判的，又不是去打仗的。带着人马过去只能引起对方的怀疑。”直到廉希贤反复要求之后，伯颜才勉强答应派出一支五百人的骑兵部队护送。如此高规格的使节团要穿越当时仍在不断拉锯、犬牙交错的战线，却只有如此薄弱的护送力量，伯颜似乎有些过分吝啬了。而在决定派出使团之前，忽必烈的话中更早有玄机：“如果南宋政府继续执迷不悟，发生一些不可预料的变故。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是天意吧！”

临安前线的对峙不等于整个战局的稳定。公元1275年的农历二三月之间南宋政府在长江中上游的控制地域呈现全线糜烂的局势。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

湖北安抚副使兼岳州知州的高世杰在调集上流诸军战舰一千六百艘、二万野战部队由荆江口（今湖南城陵矶）反击失败的情况，向元帝国投诚。长期与贾似道不和的名将高达，在岳州、沙市相继失守之后，也打开了江陵的城门。而南宋最后一任荆湖军区司令朱禩孙在吃了毒药都死不了的情况下，也“无奈”加入降将的行列，随后主动写信招降了鼎州、澧州、常德府、寿昌军等各地的部队。此后南宋荆、蜀地区再也无法联兵东下，忽必烈颇为得意地表示：“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

当然忽必烈是站在战略的角度看待问题。事实上在长江下游，伯颜的侧后依旧有固守扬州的李庭芝以及视淮西为自己禁脔的夏贵。忽必烈有意让阿术集中兵力先解决两淮问题，但是元帝国的同签书枢密院事赵良弼却提出：“宋重兵在扬州，宜以大军先捣钱唐。”从实际兵力上来讲，赵良弼的话并不确切。因为在临安地区南宋所云集的正规军及民兵有十七万之多，这些所谓勤王之师的士气却显然无法与屡斩劝降使节的李庭芝麾下的那些两淮精锐可比。

而不断从各地传来的不利消息也令忙于和王爚勾心斗角的陈宜中不得不放下自己主战派的空架子，由度支尚书吴浚派人向伯颜递交了自己所写的信函，表示：“前杀廉希贤，乃边将所为，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伯颜虽然认为：“彼为诈计，视我虚实耳。”但还是派出议事官秦中、张羽前往临安，希望可以督促南宋政府尽快投降。但这一支战地使团在途经平江地区的驿站时再度离奇被杀。不过如果说“独松关事件”背后可能有元帝国上层的阴谋成分的话，“平江驿亭事件”则更可能是南宋内部意见不统一和派系斗争所致。因为在这个期间张世杰正不断发动反击，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东北）、广德、溧阳、常州等地。

和谈希望渺茫，公元1275年农历六月初一又出现了可怕的日食现象。各种流言在临安四处传播。童谣传唱着：“江南若破，百眼来过。”已经开始将元帝国的统帅伯颜征服江南视为必然。为了打破这种心理上的暗示。南宋军队展开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张世杰和李庭芝商定，由扬州方面出兵瓜州（今江苏镇江北），张彦率领常州方面的地面部队向镇江挺进。而张世杰亲自率领南宋海军主力从杭州湾直趋金山（今江苏镇江东）。集中所有兵力与元军进行决战。

但是几路大军在协调上不免出现问题。伯颜虽然没有北上夺取扬州，但始终派遣阿术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在长江以北监视李庭芝的行动。曾被孙虎臣指责为“吾兵无一人用命者”的南宋陆军此后在都统姜才的指挥之下在三里沟、扬子桥与蒙古铁骑多次拼死鏖战。但最终未能突破阿术在扬子桥的防线。而身为殿前都指挥司的张彦更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在南宋南北两路的地面部队都无法按期抵达的情况下，阿术所要面对的就只有飘荡在长江入海口的张世杰一支孤军。

张世杰无疑是南宋覆灭过程抵抗最久也是最为坚决的一位将领。但是出身河北的他却并不是一个军事天才，而在指挥水战方面他甚至不如来自蒙古的阿术。面对顺流而下的元帝国内河舰队，张世杰打算发挥自己舰队多为大型航海船只的优势，以十艘为一个单位，连以铁索，全部下锚组成海上长城。虽然在当时《三国演义》还没有问世，阿术可能也没有机会翻阅《三国志》这样的汉字史典。但看见这个阵势，老于军旅的阿术也本能地采取了诸葛亮和周瑜当年的策略——火攻。面对元军从江面和两岸射来的密集火箭，张世杰败得虽然没有曹操在赤壁那么惨，但焦山江面上也是溃不成军。南宋政府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反攻随着那燃烧的船帆而归于灰飞烟灭。

而焦山战败的同一时间内，南宋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军区也在元帝国纽璘之子——也速答儿和汪良臣的攻势之下遭遇重创。曾经多次在西线发动反击，甚至一度收复成都的南宋嘉定安抚使昝万寿在困守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近半年之久后，最终选择了开城投降。消息传到临安，再度引发了本就处于惊恐之中的南宋政府内部的大地震。此刻已经被提升为平章军国重事的王爚以：“大敌押境，战线已经距离首都不远了，但是六月出师，却没有人肯出来指挥各路大军，我不在这个岗位上，又说不上话。还是请求辞职吧。”巧妙地将责任推诿给自己的政敌——都督诸路军马的陈宜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虽然没有批准王爚的辞职，但却也没有对陈宜中进行处罚。于是王爚又让自己的儿子煽动在临安的太学生们闹事，由太学生代表刘九皋上书指责陈宜中的过失数十条，其中有些固然是泛泛之论，如“集议而不行”本来就是南宋政府内部的通病。但是有些却的确是军事部署上的问题，由于对麾下将领的不信任，陈宜中曾对其指挥权进行过调换，以至于出现“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的现象。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陈宜中放弃，跑回福州老家去了。

遭遇火攻的南宋大型战舰

同时王爚还顺手摆了此刻仍在扬州的贾似道一道。以“既不死忠，又不成孝”的名义要求贾似道回家为他芜湖之战前病故的母亲守孝去。应该说贾似道政治上虽然失意，但是在扬州终究远离政治中枢，又有李庭芝的庇护，日子还不算难过。但是从扬州返回自己的故乡绍兴却无异于自投罗网，从此走上了人生的末路。

经过陈宜中和王爚等人的大清洗，贾似道昔日的党羽和幕僚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曾经征相依附的权贵此刻自然也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家乡绍兴的地方官员首先拒绝他入境，改徙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之后当地又出现了坚决要求驱逐他的大字报。太皇太后谢道清想把他派到建宁（今福建省建瓯市）去，作为未来南宋迁都福建的储备干部，又遭到了政府内的理学大师翁合的反对，理由是建宁是朱熹的故乡，怎么能让这么一个臭名远闻的人去呢！无奈之下谢道清只能将贾似道贬谪到偏远的岭南，让他以高州（今广东省高州市）团练使之职前往循州安置。

安置不过是流放的代名词，在会稽县尉郑虎臣的押送之下，贾似道一路上受尽了侮辱。当时正值江南地区的农历七八月的时节，在暴晒的艳阳之下，郑虎臣故意让轿夫拆掉轿子的顶盖，唱着杭州当地的各种讽刺贾似道的民谣。而在途中一座古庙里，郑虎臣发现了当年同样被贾似道流放循州的前丞相吴潜的题诗，于是故意问道：“贾团练，吴丞相何以到此？”人生的境遇有时便是如此的巧合，后人对此特意填了一首《长相思》：“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以证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在泉州洛阳桥上，贾似道又遇到了曾经因为反对“公田法”而被自己流放的太学生叶李。此刻已经被平反的叶李毕竟是个文人，他并没有趁机羞辱贾似道，相反还赋诗赠之。这或许令落魄的贾似道终于感受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像叶李那么宽容。一路押送着贾似道的郑虎臣和他父亲郑埙都曾受到过贾似道的政治迫害。或许是在叶李的行为面前感到有些卑微，也可能是此前那些羞辱对方的手段都玩腻了。最终在福建漳州城南的木棉庵内，郑虎臣在多次督促贾似道自杀无果后，不得不亲自动手。而他在锤死这个已经62岁的老人时仍不忘抬出大义的名分：“我为天下杀你，虽死何憾！”贾似道的一生颇为复杂，如果简单地以忠奸而论，未免失之片面。但是在他的后半生，贪恋权柄、痴迷享乐，以及所推行“公田法”对民间财富的疯狂掠夺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恰如后人所说的“襄阳累载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生灵。”

南宋灭亡的命运不会因为贾似道的死而出现转机。就在贾似道流放的路上，临安城内再次上演了大逆转。陈宜中的以退为进，最终迫使太皇太后谢道清逮捕了闹事的学生代表刘九皋，免除了王爚平章军国重事的权力。由于陈宜中此前撂挑子的做法，从福州赶回来时他的岗位已经由左丞相下降半级成为了右丞相，南宋政府内阁中名义一把手的位置让给了长期躲在家里请病假的留梦炎。而这个过程中一直被以“乌合之众”的名义排斥在“首都防卫圈外”的赣州知府文天祥所招募的民兵部队也终于得以抵达临安。

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勤王，始于公元1274年农历十二月太皇太后谢道清所颁布的《哀痛诏》，谢道清以“继君年幼，自己年迈，民生疾苦，国家艰危”号召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急王室之所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朝廷将不吝赏功赐爵。在这道诏书面前南宋许多封疆大吏和军事主官采取了围观的态度。其中身为福州观察使加保康军承宣使的吕文福更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以勤王的名义北上抵达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市）之后杀死使者，然后横渡鄱阳湖到江州加入了自己侄子吕师夔的降将行列。而真正全力响应的只有文天祥和湖南提刑李芾等少数人。但是赣州毕竟不是前线重镇，当地几乎没有可以动员的驻军。因此文天祥所组织的民兵部队的主体是“郡中豪杰”以及“溪峒山蛮”。

这样一支由略带黑社会性质的地方帮会势力以及少数民族组成的部队，战斗力自然无法与正规军相提并论，因此在组建之初就有人向文天祥泼冷水，认为“元帝国三路进军，已经攻破长江防线。你率领这些乌合之众前去迎战，等同于赶着羊群去斗猛虎。”但是文天祥有着自己的理由和坚持：“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应召，我万分悲痛。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希望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聚集众人力量，也许能保存社稷。”从树立一个榜样这一点来说，文天祥的确是做到了，不仅在南宋末年，在此后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他都被作为是“国家有难，冲锋在前”的旗帜而为世人景仰。

在文天祥“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的口号召唤之下，这支三万多人的民兵部队开始向临安进发。但是维持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即便是文天祥散尽家财也无法维系的。因此在乐安、宜黄一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军纪涣散的现象。不过比起夏贵在汉鄂会战后一路沿着长江放火的“焦土政策”来，文天祥的民兵对地方上的肆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而一向妒忌文天祥的江西制置副使黄万石等人却以此为理由阻止文天祥继续前进，导致这支部队被长期羁留在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辖区内。

也许是焦山战役之后，南宋政府手中可用的正规军已经枯竭，因此终于开始重视起文天祥的民兵来；也可能是文天祥本人的长期申辩终于得到了认可，总之在公元1275年农历八月，文天祥的民兵进军临安，他本人也随即被任命为兵部尚书。针对南宋政府此时还不切实际的大搞两淮军区长官大调换的举动，提出了建立长沙、隆兴、番阳和扬州四大军区的提案，采取多线袭扰的战略。可惜这一方案不仅没有被采纳，他本人也被从临安调到了前线的平江去作知府了。

而进入农历八月份以来，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长期按兵不动的元帝国南征兵团也在北上觐见忽必烈后返回前线的伯颜指挥下再度发起了新的攻势。南宋在长江南北的前沿据点——淮安、泰州、吕城（今江苏省丹阳市）相继失守，孙虎臣自杀、张彦被俘后投降。此时张世杰所收复的常州便成为南宋抵挡元帝国兵锋的最前沿。从公元1275年农历九月到农历十一月，在文天祥民兵部队的支援之下，常州阻击了元帝国中路军长达三个月之久，最终逼迫伯颜撕去了南下以来伪善的假面具，又拿出蒙古大军纵横欧亚的种种残酷的攻坚手段，驱策无辜民众在火线上堆起土山，填埋战壕。以至于远在大都的元昭文馆大学士姚枢向忽必烈建议有必要重申“止杀之诏”以便江南的城市都效仿常州死战到底。

常州战场宛如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除了绞碎了城内的南宋守军之外，还大量消耗了文天祥由平江派出的增援部队。由尹玉、麻士龙等赣州豪杰所率领的民兵骨干在常州外围战场上的拼死血战与提军隔岸、不发一矢的南宋正规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此时南宋政府此前集结的勤王大军已经消耗殆尽。而在临安当地，陈宜中以十五岁以上男丁征召所谓“武定军”则大多是一些老弱病残，甚至还有身高不足四尺的半大孩子。

在常州沦陷之后，元帝国左翼军经溧阳、广德之后直扑南宋“首都防御圈”的门户——独松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独松关张濡率领几千精锐出关阻击元军，在野战中被对手的骑兵击溃，独松关随即失守。而由忽必烈的亲信、前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率领的元帝国海军以范文虎为先锋，由江阴入海一路招降了南宋方面由朱清、张瑄率领“海上游击军”，朱清、张瑄本是以崇明岛为基地的海盗集团首领，利用蒙元帝国和南宋政府都忙于地面战场的有利时机，两人“啸众剽劫”， 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逐渐形成了气候，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南至通海（今江苏南通一带），北至山东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尽管接受了南宋政府的招安，但是在董文炳的庞大舰队面前，这两位海盗头目还是顺理成章地“见风使舵”，加入了元帝国海军南下的行列。在朱清、张瑄的引导之下，董文炳的舰队顺利攻克了许浦（今江苏常熟东北）、澉浦（今浙江海宁东南）等沿海港口之后，控制了钱塘江入海口，基本断绝了南宋政府从海上南逃的生路。而对于朱清和张瑄而言，他们的这一次临阵倒戈不仅换来了元帝国代理管军千户的委任状，而且还打开了其家族未来富可敌国的大门。

面对逐渐形成合围之势的元帝国三路大军，再度宣布进入戒严状态的南宋首都临安也顺理成章地再度出现了官员逃亡潮，不过这一次左丞相留梦炎跑了，右丞相陈宜中还在。面对着一心准备保卫临安的文天祥与张世杰等人，陈宜中却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方式——和谈。作为陈宜中全权代表的柳岳很快抵达了位于无锡的伯颜前线指挥部。首先再度申明“廉尚书之死，非朝廷意”。不过这一次南宋政府连误杀都不承认，直接把张濡归入了强盗的行列。随后又开始以宋恭帝赵显的年龄来做文章，请求元帝国能讲点人情 “礼不伐丧”。最后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尔。” 对于南宋使者这种无耻的说法，伯颜倒也很讲道理。他首先强调了南宋的战争责任：“汝国执戮我行人，故我兴师。”把自己放在正义一方，其次江南这片土地也不是什么自古以来大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太祖赵匡胤是从南唐和吴越等割据政权手中夺过来的。你们是暴力夺取、我们是武装占领，没什么两样。最后你说宋恭帝赵显还是个小孩子，当年陈桥兵变宋帝国的建立不也是欺负人家柴氏的孤儿寡母吗？可见柳岳所说的不过是什么“礼不伐丧”的道理，而伯颜的回答则是弱肉强食的“天理”。这次所谓的和谈自然无疾而终。

但是至少伯颜没有像此前南宋各地的那些忠臣名将那样用使者的人头来传递信息，柳岳至少安全地回到了临安。元帝国关上了一道门却留给了一扇窗。南宋政府倒也心领神会，立即追封已死的吕文德为和义郡王，任命吕文德的另一个儿子吕师孟为兵部侍郎，以此向元帝国表达一个信号：吕文焕不是降将，只不过担任贵军的导游而已。那么贵军自然也不是侵略者，而是来观光旅游的。随后在柳岳的带领之下，宗正少卿陆秀夫和吕师孟作为特使再度北上，不过此刻伯颜已经不在无锡了，既然南宋政府已经表示吕文焕是导游了，那么平江一线的通判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觉得自己作作地陪也没什么，直接开城迎接。

进入平江的伯颜显然没什么兴趣再和陆秀夫等人讲道理，只是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南宋政府开出的停火条件是称侄纳币，底线则是如果忽必烈觉得赵显做自己的侄子规格还太高的话，赵显不介意叫声忽爷爷。这种口头上的便宜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此伯颜直接回答“不许”。而在陈宜中和谢道清一番磋商之后，南宋政府决定在牺牲了宋恭帝赵显的“人格”之外再牺牲“国格”——南宋愿意成为元帝国的从属卫星国。客观地说，作为城下之盟的条件，南宋政府表面上很委屈，但实际上已经大占便宜。毕竟向忽必烈上尊号不过是一个虚衔，而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对于南宋的经济条件而言也不算太高，但却可以保全整个江南的版图。但是主动提出约伯颜在长安镇（今杭州东北）相会的陈宜中关键时刻却掉了链子，在伯颜抵达会晤地点之后，迟迟不敢动身，于是再度将南宋的政府信用透支为零。

于是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中旬，伯颜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由平江进一步推进到皋亭山上（今杭州东北，临平镇西南），元帝国大军的游击骑兵已经频繁出现了临安城北。此时身为南宋政府实际领导人的陈宜中完全乱了方寸。他先是再三请求迁都，好不容易说服了谢道清。可到了晚上，却不见陈宜中来，谢道清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母仪天下的风度，大声吼道：“我本不欲迁都，而大臣几次来请，我才答应，哪知竟是忽悠我的！”随后脱下簪珥，掷予地上，关上房门谁也不见。

事实上作为一个女人，谢道清还是有些规划的。她本人虽然不想离开临安，但却沉着地安排了宋室后嗣的转移。她册封了宋度宗赵禥的另两个儿子——吉王赵昰和信王赵昺分别为益王和广王，分别授予福州和泉州的行政权，也算是做了两手准备。不过文天祥与张世杰背城一战的计划却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因为交战双方都有人不希望看到承平已久的临安城沦为战场。

既然和谈不成，那么就直接投降吧！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十八日，谢道清派遣监察御史杨应奎向伯颜转交传国玉玺和降表，正式请求投降。伯颜表示接受，不过点名要那个曾经放过自己鸽子的陈宜中前来商议投降事宜。不过伯颜没有想到的是陈宜中不仅没有胆量来谈判，连出来投降的勇气都没有，直接从临安逃往自己的老家福州去了。同一时间离开临安的还有张世杰、刘师勇、陆秀夫等人统率的野战部队，毕竟南宋政府已经放弃了抵抗，他们继续留在临安也没有任何意义。而文天祥则接任陈宜中的岗位，但此时他名义上都督诸路军马，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有关以执政的名义前往与伯颜谈判有关投降的事宜而已。

事实证明，文天祥的口才要比先前的柳岳强太多了。他与伯颜在明因寺的会谈首先就抓住了问题的中心点：“贵国是把南宋当成一个政权来受降，还是准备将其彻底毁灭。”伯颜当然只能回答：“我们是来受降的，不是来杀光你们的！”利用受降和毁灭是两个概念这一点，文天祥接下来大做文章：“竟然是受降，那么请将部队撤退到平江或嘉兴一线，然后我们再讨论赔偿军费的问题。这样对大家都好。而如果你们是打算彻底毁灭我们的国家。那么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你们没有占领的地方还很多，大家摆开阵势继续打，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伯颜这个时候才回过味来，于是自动转换到军人模式，开始以武力相威胁，不过文天祥也是有备而来回答说：“我是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

谢道清铜像

文天祥的软硬不吃令伯颜理屈词穷，只能将他软禁在军营里。与此同时派人以南宋政府的降表书写不规范为由进入临安，要求撤换文天祥。而此时元帝国大军虽然被禁止入城，但是由吕文焕、范文虎所率领的先头小分队已经穿过了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好投拜”字样的城区，进入皇宫大内，觐见太皇太后谢道清。吕文焕多少还有些良知，在写给太皇太后谢道清的谢表之中，他坦言：“兹衔北命，来抗南师，视以犬马，报以仇雠，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而谢道清则下诏临安城内的所有南宋正规军及民兵组织解除武装，并以“庶几生民、免遭荼毒”为理由并号召江南各地归附。由贾馀庆接替文天祥的工作，以祈请使的身份前往元帝国的首都。随后元帝国的部队陆续进城，接管库房、图书馆以及南宋各级官员的行政权力。

被软禁的文天祥直到伯颜邀请他出席招待贾馀庆等人的宴会之时才知道自己此前的努力都已经白费了。他在酒席宴间大骂贾馀庆卖国、伯颜失信。陪同的吕文焕想要劝说几句也被文天祥当作了发泄对象，文天祥认为：“吕氏家族父子兄弟都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全部都是叛逆。”吕文焕自知理亏选择了沉默，不过他的侄子吕师孟多少有些不知趣，竟反驳说：“丞相曾经上疏请斩叛逆遗孽吕师孟，现在为什么不杀了我呢？”于是引来文天祥更为严厉的呵斥：“你叔侄都做了叛贼，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们投靠敌人，要杀我很容易，但却成全我当了大宋的忠臣，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一番言论引得元帝国的将帅也跟着喝彩，大呼：“骂得痛快！”

不过文天祥慷慨激昂的言辞并不能改变南宋灭亡的命运。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南宋新任左右丞相吴坚、贾馀庆率领的祈请使团从伯颜军营出发，文天祥被裹胁其中。此时临安城内的南宋政府彻底瘫痪。农历二月初一，伯颜开始命令征缴临安城内民间所藏匿的兵器。农历二月十二日，抽选南宋皇室后宫中的宫女、内侍、乐官诸色人等出城劳军。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宋恭帝赵显以下包括后妃、宗室亲王、各级官员以及太学、宗学生在内的数千人被命令北上大都。只有太皇太后谢道清因为生病暂时还留在空空荡荡的皇宫之中。南宋作为一个国家至此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