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迷雾——南宋官方年报中的金蒙早期军事冲突

公元1161年，在历经两年的全力备战之后，金宋两国的主力部队已经于淮河两岸全线展开。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南宋方面派了徐仿、张抡两名官员作为“起居称贺使”前往金帝国，寻求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金帝国方面当然不会给予对方使团窥探前线的机会，在完颜亮的首肯之下，翰林侍讲学士韩汝嘉抵达两国交接的泗州宣读了一份颇有玄机的口谕：“自来北边有蒙古达勒达等，从东昏时数犯边境，自朕即位，已久宁息。近准边将屡申，此辈又复作过，比前生聚尤甚，众至数十万，或说仍与夏通好。若不即行诛戮，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尽在中都，密迩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日久，全无得力宿将可委专征，须朕亲往以平寇乱，故虽宫室始建，方此巡幸，而势不可留。已拟定十一月间亲临北边，用行讨伐，然一二年却当还此。”

韩汝嘉所说的大体意思无非是由于完颜亮要御驾亲征骚扰北方边境的蒙古、塔塔尔诸部，所以不方便接待南宋使节。对于金帝国方面的回应，正使徐仿不敢表达异议。倒是武官出身的副使张抡问了一句：“蒙古小邦，何烦皇帝亲行？”韩汝嘉一时竟也无言以对。

完颜亮借韩汝嘉之口所说的“亲征蒙古”果然是基于战略欺骗所释放的烟雾。因为仅仅在不到两个月之后，金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便咆哮着扑向长江流域。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身为一国之君的完颜亮口中所说的那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的确曾长期困扰着金帝国。而有趣的是系统保存着金帝国与蒙古草原诸部早期军事冲突的，恰恰是取材于南宋政府半官方年报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按照南宋政府的说法，蒙金交兵始于公元1135年。“是冬，金主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完颜）宗磐提兵破之。蒙古在女真之东北，其人劲捍善战，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 南宋方面的这则记录，遭到了后世诸多史学家的质疑，其疑点主要集中在“蒙古在女真之东北”和“以鲛鱼皮为甲”两点之上。认为文中所说的蒙古其实是今天生活于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流域，以大马哈鱼皮为衣的赫哲族。但值得注意的是赫哲族虽然在明代被归入东海女真的范畴，但却被满族主流称为“鱼皮鞑子”。显然这个清代初年才逐渐形成较稳定族体的民族，本身就有着来自蒙古的基因。而广义的蒙古也并非单指策马牧羊、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百姓”，还包括了广泛分布于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森林地带、以渔猎为生的“林中百姓”，而这些“林中百姓”的生产、生活模式大体与近代的赫哲族相近。

身着鱼皮衣物的赫哲族

至于民国史学家王国维以《金史》没有相关记录，而认定南宋方面有关蒙金战争的记载均为道听途说，实无其事的说法。也随着近年以来金代史料的不断发掘被证明过于主观。通过现存于吉林省博物馆中《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中“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的记载，不仅可以确认公元1135年蒙金交兵的确存在，更证明领军参战的除了太师完颜宗磐之外，还有尚书左丞相兼侍中的完颜希尹。那么为什么从唐末纷乱一直到辽宋对峙期间都仿佛人畜无害的蒙古部族，会在金帝国崛起的同时成为来自北方的威胁？而这系列的战争记录又缘何会在元帝国官方修撰的《金史》中彻底消失？这一切的答案或许要从草原政治生态系统的演化说起。

民国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

自唐帝国贞观年间连续灭亡东、西突厥以来，蒙古草原之上原有的庞大中央集权便归于覆灭。不仅突厥集团的主体部落被迫或内附，或西迁，即便是原本臣服于突厥的铁勒、回鹘诸部也在争夺其政治遗产的过程中逐渐归于消亡。从公元745年最后一任突厥可汗阿史那鹘陇匐为回鹘所杀，献首长安。至公元10世纪，契丹族确立其在漠北的统治地位。近三个世纪的时间，对于地球的历史或许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却足以令其在恐龙般横行的突厥、回鹘等庞然大物灭绝后，逐渐进化成新的主宰。起源于科尔沁草原、半农半牧的契丹人固然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成功者，那么未来横行欧亚大陆的蒙古诸部又何尝不是呢？

根据王国维先生的《鞑靼考》和《蒙古考》等专著，我们不难看到自唐代中叶以来，塔塔尔部和蒙古诸部便出现于中原史料之中。前者被音译为鞑靼，后者则易写为室韦。在中原帝国眼中这两个部落虽然同为北狄范畴，但源流却并不一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认为：“鞑靼，靺鞨之遗种”。而蒙古则被归入“契丹之别类也”的范畴。而其活动区域也泾渭分明，蒙古诸部广泛分布于“东至黑水（黑龙江），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贝加尔湖）”的蒙古高原之上，而鞑靼则“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大体上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至阴山山脉一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宋代之前中原对蒙古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还是有相对清晰的概念的。而之所以出现后世蒙鞑不分的现象，主要还是缘于契丹崛起之后，中原与蒙古草原的联系被切断所导致的。

契丹人称鞑靼为阻卜，而对蒙古诸部则称谓颇多。如谟葛失、毛割石、袜劫子等不一而足。后世所常用的蒙古之名也主要脱胎于契丹人口中所称的萌古子、萌分子、盲古子、蒙国斯之名。有趣的是辽帝国很早便将鞑靼纳入其统治范围，而对蒙古诸部则敬而远之。按照曾长期滞留契丹国内的汉族士大夫胡峤的说法，是因为蒙古诸部“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因此“契丹诸国皆畏之”。甚至出现“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的情况。

胡峤于公元947年跟随契丹贵族萧翰北上，在辽上京（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附近生活了七年之久。他对蒙古诸部生活习性的描述显然要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南宋人李心传要深入和贴切得多。不过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袜劫子并非蒙古诸部的统称，而是特指活动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惕部，而未来与其爆发多次抢亲大战的铁木真家族所在的乞颜部此时仍是浩瀚草原中的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

根据铁木真家族的祖谱——《蒙古秘史》的记载，乞颜部发轫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一次西迁：“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这里的大湖指的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不儿罕•合勒敦山则对应今蒙古国的肯特山。孛儿帖•赤那为何要进行这样的一次西迁？《蒙古秘史》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后世学者则大体倾向于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武力威胁。

在柯劭忞所编著的《新元史》中是这样描述这次西迁的：“其（乞颜部）先世与他族相攻，部族尽为所杀。惟余男女二人，遁入一山，径路险山戏仅通出入，遂居之。”这段描述虽然不无道理，但显然过于夸张。事实上孛儿帖•赤那在蒙古语意为“苍狼”，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这两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人名，显然代表着乞颜部最初的图腾信仰，未必是真的只剩下一对男女。

从家族谱系来分析，孛儿帖•赤那是铁木真的二十二世先祖。而最终得到蒙元帝国官方追认始祖的则是他的第十二代子孙——孛端察儿。从孛儿帖•赤那到孛端察儿中间的家族传承，《蒙古秘史》记载的颇为简略。但从其记录的几处细节仍不难管窥出乞颜部早期的生活方式。如孛端察儿的伯父都蛙•锁豁儿据说是一个额头长了第三只眼睛的“二郎神”。而他的第三只眼睛不仅能看到三天路程之外的地方，甚至站在肯特山上还能看到顺着鄂嫩河上游支流迁徙来的一群人中有一位还没嫁人的美女。最终将通过由孛端察儿的父亲朵奔•蔑而干聘娶那位名叫阿阑•豁阿的女孩，实现了蒙古部与突厥分支豁里•秃马惕部的政治联姻。

草原部族离散无常，生聚的同时往往也埋下了离散的种子。都蛙•锁豁儿死后其四个儿子选择了与叔叔分家，迁徙到呼伦湖的姐妹湖贝尔湖居住。形成了意为“四子部落”的朵儿边部。而朵奔•蔑而干死后，他同父异母的五个儿子也分了家产，而其中唯独少了最年幼的孛端察儿那份儿。深感世态炎凉的孛端察儿只能骑上一匹患了脊疮的短尾青白马离家出走，他临走说的那句“死就死吧，活就活吧！”的气话，后来被《元史》改为：“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顿时显得霸气侧漏。

孛端察儿沿着斡难河流浪了一年多的时间，靠着附近兀良哈部牧民的接济才侥幸没饿死。但当他的哥哥们良心发现前来接他回家之时，他却第一时间提出那群接济自己的牧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他的几个哥哥顿时对这位小弟刮目相看，各自出动家中的壮丁，一举将那些牧民掳为奴隶。

孛端察儿这种恩将仇报的行径虽然不怎么厚道，但却折射出蒙古部由原始部落走向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虽然早在其父朵奔•蔑而干时代，蒙古部便已经出现了豢养奴隶的现象。但朵奔•蔑而干的做法不过是用自家多余的鹿肉换取穷苦牧民的子女留在家中奴役。这种明火执仗掳人为奴的做法，则由孛端察儿首开先河，也难怪他的后世子孙忽必烈对他颇为欣赏，钦点其为“毅玄皇帝”，上庙号为“元熙祖”。而孛端察儿所开创的蒙古部分支也被称为孛儿只斤氏。

孛端察儿的第一个妻子便是他掳来的那些兀良合惕部牧民中的一个女子。不过这个女子被掳之时已身怀六甲，孛端察儿倒也没有嫌弃，为其取名札只剌歹，意为“外姓之子”。札只剌歹成年之后自立门户，其家族经过四代营聚，最终诞生了一位险些统一蒙古草原的豪杰，他就是与铁木真三结安答的札木合。

如果说孛端察儿时代蒙古部的扩张和劫掠还只是针对“无所属附”的小股牧民的话。那么在其曾孙海都一辈，蒙古草原的纷争逐渐上升到了整个部落生死存亡的层面。据说海都的幼儿时期，他的祖母莫挐伦（蒙古语中的意思是“给力”）因为牧草而与邻近的札剌亦部发生战争。札剌亦部曾是当时蒙古草原上较为强盛的部族之一。但是因为拒绝成为辽帝国的从属，而被契丹军队驱逐赶到了莫挐伦的牧地，流亡的札剌亦部无所依赖，小孩只能掘草根来果腹。而恰逢“给力”的莫挐伦乘着自己的大车路过。对于札剌亦部的遭遇，莫挐伦不仅毫无同情心，反而大加呵斥。随后驱策自己的牛车前去冲撞，随即造成了死伤。

札剌亦部以抢走了莫挐伦的马群作为报复。莫挐伦是一个颇能生育的光荣妈妈，她的儿子们听说了自己的马群被抢，第一时间蜂拥而出，甚至连战甲都没来得及穿。此时挑起争端的莫挐伦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吾儿无甲，何以御敌？”马上让自己的儿媳妇们“载甲从之”。但是为时已晚，等这些女人们赶到战场，家族的男丁们已经悉数战死。札剌亦部又乘胜杀死了“给力”的莫挐伦和她的儿媳妇。整个家族只有被自己的奶妈藏起来的小孙子海都和他此前便早已入赘巴尔虎部的小儿子纳臣幸免于难。

遭遇如此惨重的打击，孛儿只斤氏本该一蹶不振。但在纳臣的帮助之下，海都却很快完成了部族的复兴，并轻松完成了对札剌亦部的逆袭，将其征服为自己的附庸。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并非是海都天生英武不凡。而是在不断的冲突和联姻中，一种全新的游戏规则正在蒙古草原之上逐渐成形。随着奴隶制的日渐成形，蒙古草原各部族的生产力均有极大的提升，此时衡量一个部族实力的指标便不再是男丁的多寡，而是马群、奴隶乃至盟友部落的数量。

正因为如此，史料中没有记载海都击败札剌亦部的过程，而是不惜笔墨的描写了纳臣伪装成路人杀死札剌亦部看守马群的孩子，夺回家族马群的经过。有了这些失而复得的马群，孛儿只斤氏在经济上便对只能用草根充饥的札剌亦部形成了绝对优势。随后再通过联合巴尔虎部等其他盟友，合力绞杀札剌亦部这样的外来户就并非难事了。不过对于和自己有着血海深仇的札剌亦部，海都并未赶尽杀绝，而是与其建立起“世为主奴”的附庸关系。当然札剌亦部并非唯一依附海都的部落。根据《元史》的记载，随着孛儿只斤氏的日益强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及其子孙盘踞斡难河流域之时，正是辽帝国统治的巅峰时期。公元1004年，辽帝国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建立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要塞。正式确立了其对蒙古草原东部的统治地位。以镇州为治所的辽帝国西北路招讨司除负责驻军镇戍、开辟屯田之外，还负责管理鞑靼及蒙古诸部。起初辽帝国采取直接派员充任蒙古诸部节度使以加强统治，但面对辽帝国马、驼、貂鼠皮、青鼠皮的岁贡，且需应征出兵的劳役，草原诸部多不堪其扰。辽朝任命的节度使只要不善抚绥，便往往会引起群起反抗。

无奈之下，辽帝国不得不改变对蒙古草原的统治策略，改为由诸部首领管理部内事务。海都次子察剌孩便受封为“令忽”（为汉语中“令公”的音转），察剌孩之子必勒格则更进一步升级为“详稳”（汉语中“相公”的音转）。由此可见，海都的子孙不仅被辽帝国册封为地方官吏，更开始逐渐接受辽帝国输入的“二手”汉文化。

公元1125年，强盛一时的辽帝国在女真入侵和内部宗室叛乱的双重打击下最终归于崩溃。与辽帝国治下诸多汉族官吏、难民向南涌入宋朝领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诸多契丹贵族选择了向北，退入蒙古草原。其中便包括了辽帝国的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及未来在中亚建立西辽王朝的耶律大石。客观地说，大多数逃亡蒙古的契丹贵族或多或少都动过借用蒙古诸部力量复国的念头，耶律延禧以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为最后的容身之所，耶律大石取道蒙古汪古部的地盘西进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

蒙古诸部对于契丹流亡贵族大体上还是支持的。耶律延禧带着不足三十骑避难“入夹山四部族帐”。 为了配合辽帝国流亡政府反击云中的战略，蒙古诸部更出动三万之众：“天祚（耶律延禧）驱鞑靼众三万余骑，乘粘罕（完颜宗翰）归国，山后虚空，直抵云中府袭击。兀室（完颜希尹）率蔚、应、奉圣州、云中府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军马千余骑伏于山谷间，出鞑靼军之后，鞑靼溃乱，大败。”或许正是因为这次重创，在耶律延禧兵败被俘之后，耶律大石北逃汪古部后，蒙古诸部对其的支持更多的是物资上的——“进献马匹四百只、驼二十只、羊若干。”

离开汪古部之后，耶律大石抵达辽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可敦城（即镇州）。在那里他召集鞑靼、蒙古诸部的首脑，颁布了他“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的战略规划。但耶律大石虽然整军精甲，但他军旗所指的方向却不是辽帝国的故土，而是遥远的西域。耶律大石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如《辽史》所说，是因为盘踞高昌的西州回鹘曾与辽帝国订立过攻守同盟。更是基于蒙古草原的种种无奈之举。辽阔的大漠草原固然孕育了无穷无尽的良马和骑兵，但内无强兵之铁，外无富国之资。要获取武装部队的铁矿资源和赖以支持与中原长期战争的经济基础，向西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昔日的匈奴、突厥都将控制西域作为自身发展的首要任务，日后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们，在与金帝国多次交兵都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仍执意发动两次西征。

耶律大石率领驻守漠北的最后一支契丹族军团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留下群龙无首的蒙古诸部，独立面对如日中天的女真铁骑。应该说灭辽后不久便卷入与宋室漫长战争的金帝国，对经略蒙古草原始终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新元史》等诸多史料，都记载了金帝国试图招揽铁木真曾祖父合不勒的故事，但这点小恩小惠显然无法抵消金帝国所出台一系列政策对蒙古诸部日常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

作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渔猎部族，人口基数的不足可谓是长期限制女真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面对治下数倍于己的契丹人，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金帝国在其建立之初，便有计划地对契丹族人进行强制迁徙。除了长白山脉以东之外，蒙古草原也是金帝国安置契丹人的主要方向。而出于便于监管和前线军事需要的双重考虑，金帝国在蒙古草原之上恢复并加强了辽帝国时代便已成型的国营牧场——群牧所。

“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的群牧制度可以说是辽帝国的立国之基，但到其统治末期已经衰弱不堪。金帝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一口气强行上马多达22个群牧所的举动，非但得不到已转向农耕经济的契丹人支持，更因为要抢占“无蚊蚋、美水草”的优劣牧场而与蒙古诸部产生摩擦。而女真贵族对契丹群牧所的管理更可谓“简单粗暴”。不仅所牧牲畜长到三岁即转交公，遇有战事，则征括殆尽。更要受到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的勒索。

群牧所内契丹人的遭遇，或许也同样降临在邻近的蒙古诸部头上。而遍布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县）、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内（今内蒙古固阳）等地的民间走私贸易，更给了蒙古诸部敢怒也敢言的底气。在对蒙古部落控制力相对较强的辽帝国时期，曾屡次下诏“禁鬻生铁于蒙古等界”。而辽金交接之际，则官员唯利是图，铁禁遂弛，因而大量铁钱源源不断地流入蒙古草原。“北方得之，多作军器，甚而有以坚甲利兵与之回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终于在公元1135年左右，合不勒杀死了前来召他入朝的金帝国使者，正式举起了对抗女真暴政的义旗。

合不勒发动反金起义之际，正值宋金战争的高峰期。公元1134年农历四月，南宋将领吴玠、吴璘于西线的仙人关一线大破完颜宗弼的金帝国野战军主力。五月，岳飞自鄂州渡江北伐，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后收复襄阳六郡。十月初一，宋高宗赵构宣布亲征，率六军前往长江，俨然摆出一副总决战的态势。其后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金帝国的主力部队仍不得不长期驻守于陕西、河南、山东、安徽一线。公元1135年2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又恰巧去世，朝野人心惶惶。合不勒在此时插上的“背后一刀”，对正值内忧外患之际的金帝国而言可以说是致命的。或许正因为前线的强兵悍将无法抽调，且远水难解近渴。秉持朝政的完颜宗磐才不得不亲自领军出征。而或许正是鉴于完颜希尹曾有过在云中大破鞑靼、蒙古联军的记录。刚刚即位的金熙宗完颜亶才特地委派其为完颜宗磐的副手。

依旧停留在部落联盟阶段的蒙古诸部联军显然不是完颜宗磐麾下金帝国近卫军的对手。史料中虽然没有提及此战双方战场上的损失，但从“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以及事后其与完颜希尹还因为战利品分配的问题发生争持来看。此战应该所获颇丰。有趣的是在“来路不明”的金帝国民间编年史《大金国志校证》中，记录此战的过程中特意提到“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似乎完颜宗磐是先发制人，而且在交战的过程中有殃及其他部落的现象。而在遭遇重创的蒙古乞颜部中，退回草原的合不勒不久便因病去世了。虽然其有七个儿子，但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汗位最终由其弟俺巴孩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