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专政

全面解除了太平王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之后，1338年农历六月，逐渐巩固了自身权力的妥懽帖睦尔以谋杀自己的亲生父亲、阴谋害死乃马真八不沙皇后、长期将自己流放在外等罪名将卜答失里流放到安东州，随后又觉得不放心，还是下诏将其赐死了。至此昔日左右妥懽帖睦尔命运的重臣、后妃势力被连根拔起。但妥懽帖睦尔要乾纲独断仍需要面对大权在握的“拔都儿”伯颜的挑战。

元帝国权力中枢并没有呈现太久的真空期，以剿灭唐其势叛乱功臣自居的“拔都儿”伯颜虽然依旧只是中书省右丞相，但是朝野之上已经呈现了他自认第二，每人敢称第一的局面。唯一可以力压他一头是剡王彻彻秃，毕竟“拔都儿”伯颜虽然政治地位极高，但出身却是被铁木真家族收为奴隶的蔑儿乞部。因此“拔都儿”伯颜每次见到剡王彻彻秃都要叫一声：“使长”。

这一点在过去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此时的“拔都儿”伯颜而言却显得格外令人难以忍受，他说：“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于是便组织官员弹劾剡王彻彻秃“图谋不轨”，虽然妥懽帖睦尔拒绝将其处死，但“拔都儿”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一个后太平王时代似乎呼之欲出。

由于长期以来所奉行严苛的经济和民族政策，早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其社会状况便一直存在着若干不稳定因素。在追击南宋流亡政府的灭亡前后，江南各地反元义军四起。其中规模比较大有福建陈吊眼、广东大埔畲洞女豪杰许夫人、黄华、黄广德、林桂芳等人。而根据史学家的统计，仅1283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南方各地便发生起义二百余起，而1287年这一数字又上升到了四百余处。

元代农民起义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状态

如此频繁的民变，也难怪在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要感慨说：“自南宋流亡政府覆灭于南海之后，我依旧要和敌人连年鏖战，连脱下战甲的机会都没有！”而这些反元起义往往声势浩大“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而元帝国的血腥镇压更令江南大地满目疮痍——“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其四”。

在南宋流亡政府最终溃灭前后，元帝国可以轻易地将这些民变归咎于对手的唆使和煽动，而事实上在当时许多反元义军也的确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与南宋流亡政府的军队直接联手，或沿用南宋年号以增强自身政治号召力。但是在崖山战役之后，反元起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日益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日益扩大。可见真正造成江南鼎沸之势的是元帝国长期以来的“吏治不清”以及好大喜功造成的。比如忽必烈在灭宋之后所急于展开了频繁对外战争。不过这一时期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帝国政府军所镇压。总体来说，此时元帝国的社会矛盾还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1277年浙江沙县人谢五十领导当地人民起义，自称“挈天将军”。1278年浙江处州（今丽水市）农民张三八领导下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起义。随后衢州地区农民推选陈千二为领袖，遥相呼应。 1296年，江西赣州兴国人刘六十聚众起义，建号称王，声震远近。而在这些以数字为名的起义军领袖之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1315年在江西赣州宁都聚众起义的蔡九五。

蔡九五起义由于发生在元帝国的统治中期，因此其规模并不算太大。其顶峰时期也不过“围宁都、焚四关、分掠郡邑”而已。但是却引起了元帝国监察机构的充分重视，御史台大臣向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蔡五九之变，皆由鼐智密鼎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而其中的“经理田粮”指的是从1314年冬天开始，元帝国政府希望通过核实田地实际所有情况来甄别和控制土地兼并，核定粮食征收标准的一项新政策。应该说“延祐经理”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由于推行实施的江浙、江西、河南三省吏治腐败，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土豪劣绅纷纷抢在政府核查之前，大肆侵占土地。以至于出现新丰一县便强行拆毁民宅近两千户，除了与活人争地之外，许多人为“虚张顷亩”甚至连墓地都不放过，以至于“夷墓扬骨”。

而蔡九五虽然被元帝国宣称为强盗土匪，但是从此后受到政府嘉奖的汀州宁化县赖禄孙一家的遭遇来看，这些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揭竿而起的民众并不是泯灭人性的杀人狂。当农民起义发生之后，赖禄孙背着自己的老妈带着自己的妻子逃入了附近的山里，母亲生病之后，由于没有水，赖禄孙只能用自己的口水去滋润母亲干裂的嘴唇。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起义军主动送来了水，有人想要抢走赖禄孙的妻子，立刻遭到了起义军的群起呵斥：“怎么能侮辱孝子的老婆呢？”而随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取消“经理民田”的举措，蔡九五的起义军也随即瓦解。

早在妥懽帖睦尔接掌政权之前，元帝国经济状况便每况愈下。从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代元帝国便不断经受自然灾害的考验——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直到湖北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啸，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蝗虫成灾。而随着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去世而引发的内战，更令元帝国原本运转正常的国家机器逐渐开始失去了效率和作用。在“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的民谣声中，承平已久的中原大地再度呈现出一片鼎沸的态势。

妥懽帖睦尔统治时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先行者是山东的陈马骡、河南的胡闰儿以及广东的朱光卿。但这三位显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当平定了胡闰儿的元帝国河南行省右丞相庆童将所俘获的弥勒佛、小旗、宣敕和紫金印、量天尺等战利品送往大都之时，曾有蒙古族官员抓住汉族同僚长期以来“讳疾忌医”隐瞒各地民情的特点，特意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还是侍御史许有壬挺身而出：“胡闰儿自称李老君太子，还建立了自己的年号，组建反政府武装，摆明是造反。有什么好说的！”也就是说只要不是那么张扬，对于很多啸聚一方的地方豪杰，元帝国的各级官吏还是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的。就好像1346年，有一伙在山东聊城以南，以会通河中段码头活动的“四十大盗”常年抢掠元帝国的漕运船只和过往商旅，两淮运使宋文瓒提议应该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追捕，但是这份报告却如同泥牛入海从此没了消息。

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是在元帝国政府高层的不作为和地方官吏的贪污腐化中逐渐发展壮大的。在平定山东陈马骡起义的过程中，出任山东廉访使的高昌人答里麻便是先弹劾失职的地方官员，然后再组织军事镇压的。但是这一方法却没有得到元帝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除了针对平民的种种限制之外，在元帝国政府内部，“拔都儿”伯颜也希望逐步把汉族官员全部清理出队伍。 1335年，“拔都儿”伯颜便曾支持自己的党羽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所提出的取消科举考试的建议，虽然遭到了以许有壬、吕思诚等为代表的汉族儒士的全力反对，但是这一苛政依旧在元帝国施行了长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大量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拔都儿”伯颜的任命之下进入了元帝国的政治中枢和各级行政机关。而随后仍在元帝国政府部门任职的汉族官员则要定期接受“诛捕之法”的“再教育”。

事实上，在妥懽帖睦尔统治初期的农民起义中，并非所有的汉人都投身于反政府武装的行列，在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的畲民起义中，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县民萧景茂便自发地组织民兵进行了抵抗，萧景茂兵败被俘之后仍以“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为名拒绝加入起义军行列。龙岩尉黄佐才也积极地响应元帝国号召，与李志甫起义军鏖战，结果全家四十余口全部遇难。但是，这些民间的力量却被远在大都的“拔都儿”伯颜直接无视了。这位元帝国的权臣最为荒唐的决定是提出要将汉族的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氏全部杀光。好在最高统治者妥懽帖睦尔还有些理智，关键时刻表示反对，才免除了中原大地血流成河。

在对汉族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同时，“拔都儿”伯颜在元帝国内部的声势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除了大肆敛财达到“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的疯狂程度之外，他还大力扩充卫队“诸卫精兵收为己用”，每次出行所带的侍从都是满坑满谷，反倒显得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近卫军声势单薄。

除此之外，“拔都儿”伯颜还将收藏在太府监的历代玉玺全部磨掉篆文，改成镇纸及鹰坠等小玩意儿送给了自己的亲信。唯独逃出他魔掌的是当年唐帝国武则天的私人图章，这块玉色莹白的图章虽然是制作如官印，但极其袖珍仅半寸大小。因为无法改作他用，于是竟得以保全。

在“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的情况下，一场血腥的“帝相之争”随时可能会爆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拔都儿”伯颜的侄子脱脱认为：“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那么我们整个家族都会有危险”。于是在老师浦江儒学大师吴直方的教导之下开始暗中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亲信来往，为自己寻找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