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倭国介入

百济和高句丽相继灭亡之后，新罗成为朝鲜半岛无可争议的地区霸主。但由于新罗奉行的“骨品制度世袭”，严格限制了其他各地权贵加这个新兴政权的机会，因此百济各地的复国运动一度此起彼伏。

新罗国王室图谱

所谓的骨品制，其实就是一种严苛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当初新罗用武力统一辰韩各部后，由于新罗国的统治集团是由三姓王族和六部贵族组成，为巩固其特权地位，于是就制定了等级制度，以森严的“骨品制”来划分血统与身份的阶级地位，而之所以在贵族间实行的这一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制的“骨品制”，也就是为了确定朴、金、昔三姓的地位，这三姓是新罗统治集团中最大的贵族，不但可世袭王位，还独占整个官僚体系，拥有无上权力。朴、昔、金三家王族地位最高，是第一等，称为“圣骨”，而其他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四个等级，国家大事须经国王和高级骨品的贵族参加的“和白”会议决定。此外，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等级还有三头品、二头品、一头品、平民、奴隶等各个低级阶层，这些阶层属于非骨品。

在那个时期，按血统确定等级身份及相应官阶，各骨品都自我封闭，不同骨品互不通婚，而且骨品世袭不变。这一制度按个人骨品即世袭血统决定受尊敬程度，根据不同等级分别制定出担任官职的最高限度，达到一定骨品等级的，才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因此，人的仕途受到个人在骨品制中所具有的等级身份的制约，不仅如此，骨品还决定了一个新罗居民可以居住住所的大小。百济被灭国后，百济贵族虽然有一部分归降了大唐，另一部分却仍不死心。而百济被平定后，唐军主力随即回撤，只留下不多的唐军驻守百济王城，也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于是也就有了百济旧将扶余福信看准这个时机，降而复叛的事情。

扶余福信，也叫鬼室福信，至于“鬼室氏”，据日本学者的说法，是百济国的姓氏。日本典籍《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记载：“因鬼神感和之义，命氏谓鬼室。”《旧唐书•百济传》说他本为百济武王扶余璋的从子，义慈王的从弟，而且在《旧唐书•百济传》的记载，贞观元年百济武王曾经派遣侄子信福入大唐贡。“信福”在《三国史记》百济武王二十八年条写作“福信”，所以，此人是百济武王之侄，倒是应该可以确定的。

其实百济败亡的时候，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于是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道琛，《唐书》里作“浮屠道琛”，《日本书纪》里作“僧觉从”，此人和扶余福信迅速起来叛乱，聚众占据了任存山，并在任存山聚百济旧民造反。

百济灭国之后，局势也一直没有稳定下来，百济余部退守南部南岑、真岘等城，佐平正武在豆尸原岳频频袭击唐罗军队，所以刘仁愿所率驻屯百济的唐军主要任务就是清剿这些叛军。这些百济残余势力中，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黑齿常之了。

黑齿常之本是百济西部人，身高七尺多，勇猛有谋略，一度担任达率（相当于大唐刺史的职位），兼任风达郡将，苏定方平百济时，黑齿常之率领部下随百济人投降大唐。当时是苏定方囚禁百济国王义慈王及太子隆等人，纵兵劫掠，成年人多被杀死。黑齿常之感到了害怕，与和沙宅相如等人带着手下十多人逃归本部，收集被打散的士卒，保守任存山，结起栅栏以加强防守，一月之间归附的有三万多人。虽然苏定方一度派兵讨剿，但由于黑齿常之率领敢死之士进行抵抗，所以唐军无法彻底将之清剿干净。

不过史料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矛盾的，根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是“黑齿常之自苏定方军回后，鸠集亡散，各据险以应福信”，而《三国史记》记载也是“及苏定方既平百济军回，余众又叛”，似乎是说等苏定方走后，黑齿常之才敢反叛，不过《三国史记》又载，八月二十六日，派遣军队攻任存大栅，兵多地险，不能克，但攻破小栅。

然而不管怎么样，黑齿常之等人似乎只能自保，并没有挑起复兴百济的大旗，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基本上坚守任存山，处于观望的态势，但是由于他们的抵抗，带动了百济全国境内的反抗情绪。当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以任存山为据点开始崛起之时，扶余自进也以熊津城为据点开始起事。不久之后，黑齿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守险要以响应这些叛乱势力。

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大唐主力仅仅撤离二十天，叛军开始进攻泗沘城，由于开始的时候武器被唐军缴获殆尽，叛军以棍棒作战，抢挖地道，竟攻破外栅，抢夺兵器物资，逐渐实力强大，鬼室福信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并在泗沘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力图围困泗沘城的唐罗守军。

而新罗方面，一方面要尽量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行事，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防高句丽与靺鞨人的乘虚而入，行动颇为两端。九月二十八日，熊津都督王文度来到新罗的三年山城，向新罗王金春秋传达李治的旨意，当他正准备向新罗王递交圣旨的时候突然发病而死，死因不明。

王文度在两唐书中并无传，只能从史料中理出一个大概，曾在贞观十九年，以水军行军副总管从程名振征高句丽，攻卑沙城有功。永徽六年，唐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王文度任副大总管，讨伐贺鲁，以矫诏及指挥不善获罪，当诛，后除名为民。后为左卫郎将，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承命总兵留镇熊津，渡海，卒。随着王文度死去，百济局势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扶余福信自知仅以自己百济旧将的身份争取不了太多民心，为强化自己的“正统”，于是扶余福信两次派使者前往倭国乞援，并请求放还在倭国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回国继承王位。倭国即日本，关于“倭”字，《诗经•小雅•四牡》中有“四牡，周道倭迟”的句子。《毛诗正义》将“倭迟”释作“历远之貌”，《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倭”字：“顺儿，从人，委声”。“顺”在这里有“顺从”的意思。据此，故而有人以为，“倭”在古代本有绵延曲折之意，后引申出顺从之意。

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开始时，无人知晓这枚金印来历，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价值的中国汉印。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绶，倭奴国王视这枚金印为权力象征，十分珍重。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将其埋入地下。再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国也不复存在，于是这枚金印也就在地下埋了1700多年。东汉光武帝赐给倭王的这枚“汉倭奴国王”金印，可能就同时表达了东汉朝廷对倭方所寄托的“感其远道而来”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后汉书》中就有关于光武帝刘秀赐予倭国使者金印的记载，记载并不太详细，而在晋代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则对于日本有很多的记载，陈寿用了约两千字的篇幅介绍了三国时代倭国的情况。书中提到了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女王国叫作“邪马台国”，下属三十多个小国，统治该国的女王就是“卑弥呼”。此外，那些不接受邪马台统治的小国，则认为自己是吴泰伯之后，与吴国亲近。

据记载，238年，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帝曹睿，魏帝赐予卑弥呼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邪马台国与另一个由男王统治的狗奴国向来不和，她特地再次派遣使者来到魏国求助。魏帝派出使者表示支持邪马台国，但是狗奴国对魏帝的檄文却似乎并不在意。在长期的战争中，卑弥呼去世了。邪马台国拥立了一名男性为王，但是国中却引起大乱，只好再度拥立卑弥呼一族的女性“壹与”为女王，这才平息了内乱。326年，壹与再度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此时三国时代已经结束，晋朝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往后，邪马台国就从中国的史书中失去了踪影。

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畿内说与九州说较有力，但因史料限制，尚无定论。不过从史料中记载中，可以对邪马台国有个大概的了解：壹与为王，内乱始定之，其已由中国传入水稻栽种和使用铁器，居民种植禾稻、苎麻，养蚕栽桑，绩麻线，制丝锦、缣绢，武器用木弓铁镞，在交换上已经是“国国有市”。社会已有大人、下户与奴婢、生口之别，大人皆四五个妻子，是上层统治者，下户则有二三个妻子，两者间的地位与尊卑差别明显。但下户并不是奴隶，而奴婢和生口则具有奴隶性质。

邪马台国的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分七级。中央一级官员由大倭、大率、大夫组成，大倭管理市场,大率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大夫是刺史。邪马台国政府收入由下户交上的粮食组成，经济以水田农业与手工业组成。对外，卑弥呼遣使曹魏，两国通过带方郡频繁往来，自魏明帝景初二年后，邪马台国派到魏戍带方郡的使节前后达四次，同时赐生口、倭锦、珠、弓矢等，魏国也曾两次遣使至邪马台国。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中国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天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倭国王多利思比孤遣小野妹子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寺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很显然倭国在使用国书敬语上，企图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虽则如此，隋炀帝还是决定派遣鸿胪卿寺掌客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裴世清带去的国书敬语是“皇帝问倭皇”。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后来，大概是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原因是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华夏居中,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国名为日本，也就是“日出之国”的意思，而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的事件，只知道是7世纪后期，其来历在日本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新唐书》则记载道：“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句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这意思就是李治咸亨元年（670），倭国派使者祝贺李治平定高句丽，因为懂点汉语，所以讨厌“倭”这一名称，故改国号为日本，使者自称这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日出之处而命名的。

其实，“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大唐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大唐的承认，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很显然，虽然倭国很希望自己能够改名，但却并没有能够被大唐所承认，《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依然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的字眼，直到701年，随着文武天皇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大唐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当时，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日本，只有一个“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