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折戟

由于最终的结果不甚理想，所以在明帝国的官方史料《太祖实录》中，将发动“北伐”的归咎于徐达和诸将的倡议：“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朱元璋）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似乎整件事都是军方‘鹰派人物’的主张，而朱元璋始终是颇为稳健。”

事后朱元璋在给自己儿子晋王朱棡的圣旨中也是如此自述。 1397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户支翰赉朱元璋敕晋王圣旨：“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十分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之变。其在朝诸人，日奏深入沙塞，初不准。日奏叠叠，试许之。不免兵疵于和林，轻信无谋者，以致伤生数万。此乃擅听群无谋者。”但从朱氏政权历次重大战役皆由朱元璋亲自决策及制订计划的历史来看，北伐这一事关明朝北疆安危的重大举措很难在朱元璋持疑虑态度的前提下展开。另外值得寻味的是，实录所载朱元璋关于王保保“困兽犹斗”的预测竟然与后来岭北之役明军惨败的原因完全符合，虽然实录馆臣采取如此记述的目的在于为朱元璋开脱责任，但“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暴露了实录为君王讳的动机与刻意弥缝的痕迹。可以相印证的是，非官方史籍记载了与实录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

明人陈建所著的《皇明资治通纪》直接指出岭北之役计划由朱元璋提出。该书并未记载朱元璋君臣在武楼上的议论，而直接记载：“议征沙漠。上（朱元璋）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而王世贞在《弇州史料》的记载，则大体将朱元璋与徐达的台词互换了一下：“高帝御武楼，与计边事。曰：‘扩廓（王保保）游魂尚在，出没奈何？’达乃请曰：‘亟发兵厄竖子耳。’”在这里，朱元璋仍然是发起五年北伐的倡导者。

《太祖实录》作为明朝历代都要修纂的官方文献，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对个别史事存在篡改之事，也是毋庸讳辨的。各朝实录中，尤以《太祖实录》经历三修，篡改最多。像这种完全改头换面、张冠李戴之事并不新鲜，黄彰健通过比照《毓庆勋懿集》与《明太祖实录》，便发现了实录将朱元璋赐郭英敕换成了赐燕王敕。《龙飞纪略》所载朱元璋所作战略规划，更可能构成了明军轻率冒进的根本原因。“壬子春正月，以大将军徐达帅师伐迤西，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帝以残虏未除，终为边患。乃以达帅师伐之。冯胜、傅友德、文忠各总东、西道兵。顾时、陈德为副将军，率兵以从。赐敕谕戒以务察胡人情状，审其来否，则慎督三军，一鼓可俘，否则坚守斥堠，以静朔方。”

此次北伐的战略计划，基本延续了两年前的成功思路，只是改两路并进为三路进取。明军北征前，朱元璋一如既往地对整个北伐行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对三支军队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甲戌，命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力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趍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

根据以上文字，不难对三路明军职责给出具体的解释：大将军徐达率明军主力引诱北元主力至近边作战，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奔袭北元朝廷，征西将军冯胜率西路军迷惑和牵制西北蒙古诸王，配合中路军作战。也即是说，三支军队中，徐达中路军是主力，东路李文忠军是奇兵，西路冯胜军负责牵制任务，中路军面临的是遭遇战，以歼灭蒙军主力为战略目的，是决定本次战役能否成功的重点与关键。

东路军与中路军不同，并不以军事作战为目的，而旨在中路军的掩护下，以实现消灭北元汗廷为政治目的。西路军是三支军队中战略地位最轻的，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其承担这双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占领甘肃，这只是一个公开的表面任务；另一重任务是牵制甘肃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王保保军。为便于西路军更好地实施掩护任务，朱元璋甚至在冯胜的将印名号上做起了文章。徐达佩“征虏大将军印”，李文忠佩“左副将军印”，而冯胜却不像之前那样佩“右副将军印”，改佩“征西将军印”，有意将其与其他两路明军相区分。

可以讲，中路军的作战任务是最重的，东路军是最容易出彩的，而西路军却恐怕是最容易默默无闻的。在三支军队首将的选择上，朱元璋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武臣，以其主持三路军务，与王保保展开决战，是最正常、最合适的选择。李文忠以奇袭开平而一举奠定其在明帝国武将集团第二把交椅的地位，此次继续负责奇袭任务，既发挥其所长，也是朱元璋扶持外甥的一项举措。

而冯胜与其兄冯国用则是最早追随朱元璋的将领之一。最初甚受朱元璋倚重，元末农民军内部经常发生叛乱，朱元璋政权内部亦是如此。1356年，朱元璋建立“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其麾下亲信猛将多属此系统，是朱氏政权的主力军，而充其首领者便是冯氏兄弟。 1358年冯氏兄弟任“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充其副职的是李文忠、康茂才。随后冯国用以疾卒，冯胜袭其职，“代领其众，居中宿卫”。 1361年，朱元璋改“帐前亲军”为“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冯胜担任最高职务“都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冯胜都是仅次于徐达的二号将领，常遇春尚居其后。但冯胜爱排挤他人，军事行动也多有失误，因此屡受朱元璋责罚，渐居常遇春之后。而此时北伐之中还有一员正冉冉升起的将星：担任徐达中路军先锋的蓝玉。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而对于徐达所给予的先锋之职，蓝玉也颇为用心，先于山西境败王保保所部游骑于野马川，随后又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击败王保保主力，可谓是旗开得胜。但此时明军主力已经远离本土，脆弱的后勤补给很快便成为制约其战斗力的“阿克琉斯之踵”。

徐达北上所走的是元帝国时代所开辟的联通和林与大都之间的所谓“孛老站道”。这条主干道从成吉思汗南下征金以来便逐渐成型，此后经元历代统治者修缮，一度拥有相对成熟的驿站和补给系统，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的战争破坏，驿站消失，驿站管理制度日趋瓦解。徐达所部北上沿途补给完全依赖于后方转运，压力可想而知。而此前蒙古军队出征，一人要备马三至五六匹不等，以备替换的便利，明帝国军队显然也并不具备。而本土作战的北元军队则可以获得兵力和物资上源源不断地补充。最终在岭北徐达遭遇了他军事生涯最大的一次惨败，损失数万精锐。

同样的问题在东路李文忠所部进击过程中也显得尤为突出，进至胪朐河时，李文忠命部将韩政等保护辎重，而自己率领轻装部队，每人携带二十天的粮食，迅速赶至土剌河。北元太师蛮子哈剌章率领部众全部渡河，列阵以待。李文忠率军进逼，敌军才稍微退却。到达阿鲁浑河时，敌军逐渐增多。李文忠马中飞箭，他下马之后，手持短器，继续战斗。指挥使李荣将自己的战马交给李文忠，而自己则夺乘敌军战马。李文忠重获战马，更加殊死作战，终于将敌军打败，俘获敌兵数以万计。追奔至称海时，北元军队重新聚集。李文忠只能收兵据险，杀牛犒劳士兵，将所获马匹释放野外。敌军怀疑有埋伏，慢慢引军而去。李文忠也率军返回，错过了旧路。到达桑哥儿麻时，缺乏饮水，军中将士十分口渴，于是向天祈祷。所乘战马跑过之地，泉水涌出，三军都得以解渴，于是杀牲口以祭上天。然后班师回朝。这一战役，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都已战死，因此朱元璋未予赏赐。

与中路、东路两军的情况相比，冯胜所指挥的西路军似乎进展颇为顺利。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戊寅，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剌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别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

从上条史料可以看出，冯胜军首先率师至兰州，经此进入甘肃，占领西凉（今甘肃武威），再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县），在这里歼灭了甘肃元军的一支主力军队。尔后经肃州“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一战，再次歼灭元军另一支主力军队，并招降上都驴部。从永昌至肃州，中间要经过甘州（今甘肃张掖），这里虽未交代占领甘州之事，想来应是先占甘州，后占肃州。至此，明军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进攻，若再往西，便是甘肃行省的最西境，也即察合台后王的一支出伯后代所占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与哈密三地。明军并未继续西进，而是为完成掩护中路军的任务，自肃州沿弱水北进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并获得重大胜利，很好地起到了牵制甘肃兵力，掩护中路军作战的任务。占领亦集乃后，明军开始回撤，途中占领瓜、沙二州。“至亦集乃，乃败俞宝兵，分兵守扼关塞。冯胜乃遣友德又率兵追击俞宝于瓜、沙州。”这样明军便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的所有地区。此后，西路军应是听到了岭北之役失利的消息，了解到策应中路军的任务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而全线撤退出甘肃。

但耐人寻味的是，冯胜返京之后，却与战败将领徐达、李文忠一样，皆未受到封赏。《明太祖实录》是这样解释的。“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上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这条史料显示贪黩马匹等物是西路军将领集体所为，并非冯胜一人。但王世贞《弇州史料》却将西路军将领不受封赏的责任完全归于冯胜一人：“时大将军达兵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所失得相当，独胜以捷闻，而有言其匿私虏槖駞马者，赏不行。”无论如何，冯胜因贪污不受封赏，是明代史籍的共同记载。

日本学者和田清并不满足于这个“浅显”的理由，而将其引向另外一个思路。“这或许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宠将徐达、李文忠都失败，有意抑制冯、傅两将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虽然这一推测很有吸引力，但毕竟没有史料佐证。由于明人讳言岭北之役惨败的缘故，相关史实的记载甚少，在《纪事录》发现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明人关于此事的其他说法。明初成书的《纪事录》记载了一个其他史籍皆未记载的惊人史实，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撤退时，采取的是彻底放弃的方式，导致朱元璋对其严厉责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