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与百济

根据地质学的观点，最早生活于今天日本列岛之上的“人类”是来自东亚大陆的“中国猿人”和东南亚地区的“爪哇猿人”。在距今约50万年至15万年前的“洪积期”和“第三冰河期”，由于海平面的下降和地壳运动，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之间曾存在着诸多可以徒步穿越的大陆桥，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日本海不过是一个为陆地所包围的“内湖”。正是这些地理上的联系，给了东亚地区的人类远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迁徙到日本列岛之上，并在当地定居、繁衍和进化。

尽管长期以来日本考古界努力证明着其大和民族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便自然孕育而成的本土文明。但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近代以来出现诸多有关日本文明外来的学说，其中比较常见的有日本文明来自中国南方的“渡来说”以及发轫于亚欧大陆游牧民族的“骑马民族征服说”，其他还有诸如日本民族来自印欧语系，甚至与希伯来—犹太文明一脉相承等观点。但总体来说，远古以来的日本本土文明基本是在自我演化的同时，不断地汲取着通过移民所带来的东亚文明的滋养，最终才逐渐发展成形的。

在经历了以渔猎为生的蛮荒“绳纹时代”之后，从东亚大陆传来的水稻和铁器，令日本进入了农耕文明的“弥生时代”。吃饱了米饭的日本先民开始相互攻伐，根据汉帝国乐浪郡的报告，仅在九州、本州岛北部一带便出现了“百余国”并立的局面。为了获得强大的外援，这些相当于“居委会主任”的“国王”争先恐后地向汉帝国乐浪郡的长官进贡。其中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皇恩浩荡”地允许“倭奴”使团抵达了帝国的首都洛阳，并授予“汉倭奴国王”金印一枚，算是正式承认了其藩属的地位。

当然汉帝国皇帝不会那么小气，在今天发现金印的福冈县境内，日本人还挖到了诸多用于陪葬的“奢侈品”，其中最多见的便是青铜镜、铁剑和琉璃制勾玉。由此可见日本人无限神化的“三神器”，不过是当年汉帝国赐予的“礼品套装”而已。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日本先民在感恩戴德之余，也在50年后（107）送来了“回礼”——160名奴隶。日本列岛的物产之贫瘠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日本列岛进入了空前惨烈的大混战之中。世人对这场“百年战争”的内幕知之甚少，因为《后汉书》中只没心没肺地记录了“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这12个字而已。倒也不是说汉帝国不关心藩属的内政，而是此时正处于东汉中期，忙于在外戚和宦官势力中间搞平衡的中国各级行政机关，无暇去理会邻国的是非。

现存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的“汉倭奴国王印”

“倭奴”再次抵达洛阳，已经是公元239年的三国时期。通过带方郡太守刘夏的引见，邪马台国的特使难升米、都市牛利向魏明帝曹叡进献了“厚礼”——奴隶10人、斑纹麻布两匹。考虑到邪马台国自称是先后灭亡了28个政权的“大国”，这点礼物实在略显寒酸。不过秉承着“礼轻情意重”的善良，曹魏政府还是给予了对方优厚的回报。

也许是尝到了甜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邪马台国频繁前来“朝贺”。礼物也不断推陈出新，除了保留节目：奴隶和纺织品之外，还出现丹木、短弓以及不知名的犬类动物，是否就是著名的“日本草狗”——秋田犬？这便不得而知了。在频繁的外交往来中，曹魏帝国了解到邪马台内部有些奇异的权力架构。

“天照大神”原型卑弥呼女王雕像

据说邪马台国长期以男性为国王，但是在长期的战乱之后，却推举了“事鬼神道”的少女卑弥呼主持国政。这种各派势力相持不下，最终“神化君权”的模式，在深谙权谋的汉族知识分子眼中本没什么稀奇的。无论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卑弥呼不过是“以妖惑众”而已。不过这并不影响日本的先民对“侍婢千人，少有见者”的卑弥呼的顶礼膜拜，甚至在其死后还非要拥立卑弥呼一脉的另一少女“壹与”为领导人。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卑弥呼或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其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却在此后不断发酵。在以部族为单位长期攻伐的情况下，掌握祭祀权威的女性往往有着超凡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本应被文明所淘汰的“神棍领导”却由于日本列岛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而被长期保留了下来，并最终进化成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而卑弥呼的形象更被异化成了日本历代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

根据中国史料的相关描述，邪马台应该是位于九州岛的地方政权。但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不愿正视日本列岛长期陷于分裂的现实，非要认定其是一个定都奈良县，势力范围遍及九州、关东近乎于统一日本的强大存在。事实上，即便采信日本主流的邪马台“近畿说”，这个日后以“大和”为国名的政权真正“统一”日本列岛也是在公元5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从邪马台到大和国之间的日本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不过也正好给了日本学者“发明历史”的广阔空间。公元8世纪之后，经过“遣隋使”、“遣唐使”历练的御用文人陆续回国，随即以天皇口述的名义写下了以《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为代表的多部架空小说，令这段历史更加云山雾罩。

事实上撇去那些拗口的人名以及过于推前的纪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也并非全无营养。至少这两部小说都承认了建立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国”是由濑户内海东渡而来的征服者建立的，而指挥这次远征的则是传说中的初代“神武天皇”——倭伊波礼毗古命。

长期以来日本都坚称“神武东征”发生于公元前660年，即略相当于中国春秋齐桓公“葵丘之会”的同期。但这种天马行空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特别是在中国史料的映衬之下）。因此近代有良心的日本史学家将这次改变日本的远征修正为公元3世纪左右，算是勉强自圆其说。

日本画家笔下的神武天皇东征

“神武东征”并非一蹴而就，相关记载虽然极尽神化和粉饰之能事，但其行军路线曲折飘忽、走走停停、屡战屡败却不像是故意的虚构。特别是《日本书纪》中关于神武天皇第一次东征失利之后，“居‘吉备’数年以蓄兵食”的记载，近代也得到了考古挖掘的证实。但令日本人感到尴尬的是出土的青铜兵器竟然大多数与中国的刀剑制式相仿，考虑到“神武东征”之时，中国正处于“三国两晋”的内乱时期，神武天皇“华丽”的东征是否依赖于来自大陆的“军火走私”，答案显然不言自明。

如果说卑弥呼的邪马台国孕育了“君权神授”的天皇制度的话，那么“神武东征”便是这一畸形制度的血腥分娩。但日本列岛为海洋及群山分割的地形，催生了诸多自给自足的“土皇帝”。因此“倭国政权”无非是占据中央沃土的“天皇”家族与各地土豪的松散联盟而已。这种基于权力微妙平衡之下的政治格局，自然无法长治久安。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近邻朝鲜半岛纷争的加剧，日本列岛开始进入了新的躁动期。

公元346年，盘踞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百济政权，在第13任君主“近肖古王”扶余句的领导之下进入了加速开疆扩土的快车道。而其第一个目标便是奄奄一息的属国——马韩。马韩与辰韩、弁韩，合称“三韩”，是朝鲜半岛相对古老的部族联盟，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的商周时代。有学者认为“三韩”是中国殷商移民的后裔，认为其便是《商颂》中所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商帝国海外属地。这一说法虽然没有达成史学界的共识，但商帝国灭亡后，大批殷商遗民远走朝鲜半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韩时代的朝鲜半岛政治版图

“三韩”在中国秦、汉帝国统治时期各自有所发展，定居于洛东江以东地区的辰韩率先从部落联盟进化为了城邦国家，并最终形成了取义“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的中央集权国家——“新罗”。盘踞洛东江南部地区的弁韩则土地肥沃，与大海相连且富有铁矿，最终形成了以商贾立国的贸易同盟——伽倻联邦。但“三韩”之中曾经最为强大，坐拥整个汉江流域、54个城邦、10余万人的马韩，却被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扶余族打断了其正常政治演进。

扶余族虽以农耕、渔猎为生，但却擅长畜牧，因此也兼具游牧民族的特征。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高朱蒙因宫廷斗争失利而被迫南逃。此时辽东半岛南部、朝鲜半岛北部依旧隶属于汉武帝东征燕国后裔所建立的乐浪等四郡的统治之下，朱蒙抵达当地之后一度依附于汉帝国地方政权，收拢当地的扶余等族势力，逐渐形成了所谓“卒本扶余”的政治势力，并利用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所引发的政治乱局，试图夺取乐浪郡的地方权力。高朱蒙本人虽没有亲眼见到“卒本扶余”由部族联盟进化为国家的华丽转身便为王莽手下的官员诱斩，但其子高类利、其孙高无恤还是成功地击败了周边的其他扶余部族，并于公元37年一度攻占了汉帝国的乐浪郡。正式以汉帝国对高朱蒙的封号“高句丽县王”的名义与东汉帝国分庭抗礼。

今天位于平壤的高句丽开国君主高朱蒙的塑像

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一度出兵远征朝鲜，击退了高无恤的部队，收复了乐浪郡，但考虑到劳师远征成本过高，且汉帝国同时还要应对北方匈奴等游牧部落的袭扰，因此在高无恤之子高解忧执政时期，汉帝国正式承认了高句丽政权的合法性，并对其采取怀柔的政策。而高解忧虽然一度出兵侵扰汉帝国边境，但此时却也不得不正视双方国力上的差距，选择与汉帝国通好。而与此同时，身为高句丽君主的高解忧也不得不关注其自己表亲——百济王室的发展。

百济王国的首任君主扶余温祚自称是高朱蒙之子，由于受到了同父异母的兄长高类利的排挤，而不得不逃往汉江流域。由于扶余温祚身边最初只有10位臣子辅佐，因此自称“十济”政权。此后队伍不断扩大，便改名为“百济”。百济立国之初虽然也试图向北发展，但很快便由于力量不足，而将矛头转向曾经接纳他们的马韩诸部。

扶余温祚建国之初虽然兵微将寡，但毕竟来自于相对发达的扶余—高句丽宫廷，眼界和政治手腕远非一盘散沙的马韩诸部可比。在他和他的子孙远交近攻的蚕食之下，至“近肖古王”扶余句执政时期，马韩诸部已经从54部被削减至20余部，再无力与百济相抗衡。百济之所以能够缓慢地灭亡马韩，除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之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当时朝鲜半岛的外部局势。北方的高句丽始终试图利用汉帝国的内乱蚕食辽东，最终却在244年为曹魏帝国的名将毌丘俭所击败，险些亡国灭种，此后一度元气大伤。而马韩的近邻辰韩诸部则始终陷入了新罗政权所发动的一次次内战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济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又大力发展与中国、日本、弁韩所形成的“伽倻联邦”的多面贸易，逐渐成为了朝鲜半岛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元369年，百济彻底灭亡马韩并将伽倻联邦纳为属国。这一彻底改变地区政治版图的举措随即招徕了北方邻国高句丽的强势介入。仅从领土面积来看，高句丽虽然占据绝对的优势，但联系到此前高句丽与中国辽东地区的慕容鲜卑政权的交锋情况来看，却不得不说发动这场战争的高句丽国王高斯由多少有些色厉内荏。从公元293年开始，崛起于龙城辽阳的慕容鲜卑便频繁出兵袭扰高句丽的边境。高句丽方面起初还能够抵挡，甚至与慕容鲜卑的对手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结成同盟，一度形成对慕容鲜卑的围攻之势。但随着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的先后灭亡，高句丽与慕容鲜卑的战况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

公元342年，慕容鲜卑重创高句丽军队，攻入高句丽的领土。不仅将高句丽历代积累下来的金银全部搜刮一空，虏走了百姓5万多口。还挖开高句丽前代君王高乙弗的墓穴，将这位国王的尸体以及其仍然在世的妻子周氏一同打包带走。面对被焚之一炬的首都，以及父母被掳走的屈辱，第16代高句丽国王高斯由虽然有心复仇，但无奈经此一役之后，高句丽元气大伤，只能遣使向慕容鲜卑输诚。慕容鲜卑此时虽已经调整战略方向，准备大举入关，与后赵政权逐鹿中原，但仍不时出兵袭扰高句丽的国土。直到公元355年，慕容鲜卑于中原建立前燕帝国，才正式与高句丽和解，归还高斯由的生母周氏。

今天仍保存完好的日本大仙陵古坟

接受前燕册封的“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的头衔，高斯由休养生息了一番之后选择向南发展。急于弥补与前燕战争消耗的高句丽迎头撞上了发展势头良好的百济，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随即全面展开。仅从高句丽和百济的实力对比来看，双方可谓旗鼓相当，但高句丽此时已经臣服于前燕，并无后顾之忧。而百济身后却有伽倻联邦和新罗的牵制，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近肖古王”扶余句执政之初便积极地寻求与日本的大和政权结盟，希望其能出兵助战。那么孤悬于海外的倭国政权又是否有必要来蹚这摊浑水呢？

从公元300年迄公元600年的日本列岛，由于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四周挖有深壕、前方后圆的巨大穴式坟墓，而被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古坟时代”。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尚无可信的文字史料传世，便给了后世的各种“发明”历史的空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便提出鉴于“古坟时代”的墓穴之中出现了大量的陪葬马匹和马型陶俑，提出“古坟时代”实为扶余族南下征服了“弥生时代”的日本先民所建立的。因此倭国与百济之间属于兄弟政权的关系，甚至有人借此提出倭国政权事实上是百济的殖民地。期间的历代天皇也大多由百济王室成员出任。

针对以江上波夫为代表的这种“骑马民族征服说”，日本国内出现了粉饰所谓“神功皇后三韩征讨”的反击浪潮。所谓“神功皇后”指的是日本第14代天皇足仲彦尊的妻子气长足姬尊（也称息长带姬命），由于著名的日本架空历史小说《日本书纪》之中明确记载神功皇后的生母是新罗王子“天日之矛”的后裔，足仲彦尊死后，“神功皇后”也以摄政的身份亲征新罗，并逼迫百济、高句丽进贡称臣。因此百济与大和应该是大和政权的殖民地和附庸才对。

无论是“骑马民族征服说”还是“神功皇后三韩征讨”，放在公元4世纪之前的东亚生产力水平和政治环境之下，均显得有些天马行空。百济王室自脱离高句丽政权依赖，便始终忙于与马韩、新罗、伽倻联邦等国交战，很难想象还能抽调出兵力远征日本，且在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持的情况下，百济军队即便拥有着骑兵方面的优势，也很难征服多山的日本列岛。而“神功皇后”按照日本《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大体上是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中叶的人物，经过一系列的史料修正之后，勉强可以认定其于公元369年的确出兵袭扰了新罗沿海地区，但即便其海盗般的突袭行动攻下了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也没有理由跟着表示臣服。

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型陶俑

正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骑马民族征服说”和“神功皇后三韩征讨”对于世人研究“古坟时代”的日本历史也并非全无帮助，事实上一衣带水的对马海峡从来都无法隔绝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联系，有诸多打着权贵之名的中、朝移民以“渡来人”的身份抵达日本列岛，如同所谓的新罗王子“天日之矛”。而日本列岛的大小豪强为了夺取相对富庶的邻国的财富，也可能如“神功皇后”般扬帆出海，袭扰朝鲜半岛的沿岸地区。而这些并不为史料所记载的孤立事件，共同构成了“古坟时代”日本与朝鲜半岛全方位的“民间交流”，而这种方式在未来还将长期延续下去。

日本画家笔下的神功皇后东征三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