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入朝——大视野下的万历援朝战争（上）

丰臣秀吉的犒赏极大地鼓舞了前线的日军诸将，其中最为激进的莫过于与丰臣秀吉沾亲带故的加藤清正。加藤清正出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父亲是当地锻冶屋老板加藤五郎助，母亲则是丰臣秀吉母亲的从姊妹。因此从血统上来说，加藤清正是丰臣秀吉的表弟。但由于加藤清正的父亲早亡，其很早便生活在丰臣秀吉的家中，因此又可以被视为养子。有了这样的双重关系。丰臣秀吉对加藤清正信赖有加，公元1585年，当丰臣秀吉就任关白一职的同时，加藤清正获封从五位下主计头一职。公元1586年，丰臣秀吉完成对九州的征伐后，于公元1587年以加藤清正取代施政失败的佐佐成政，从此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受封新领地，两人各分得半个肥后国。

虽然民间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但比邻而居的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关系却并不融洽。加藤清正一向就瞧不起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而远征朝鲜以来，两人更在汉城为了战利品和战功发生过争吵，加藤清正还一刀劈碎了小西视若神明的天主圣像，两人大起争端。五月十五日加藤清正率先出兵抵达临津江，因北岸江防较严，加之水深江阔而舟船皆为朝鲜军所收藏起来，难以渡江，遂在南岸待命。而小西行长因执行丰臣秀吉的诱降命令，没有迅速北上，但三次派使均未到达朝鲜国王李昖处。

好不容易加藤清正击败渡江出击的朝鲜将领申吉所部，成功强渡临津江。不久小西行长亦率军渡江。五月二十七日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所部攻入开城。但此后便分道扬镳，小西行长军向平壤推进，加藤清正部向咸镜道进军，而紧随其后的黑田长政部则向黄海道开进。

丰臣秀吉在得到占领开城的捷报后，立即准备进入朝鲜。但在德川家康与前田利家的极力劝阻下，加之朝鲜方面又传来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海军击败了日本海军的消息，丰臣秀吉才停止出发。他对侵朝日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8位将领分领朝鲜八道，以便征收税赋补充军用。自此以后，朝鲜各道的中心城市，相继落入日军之手。

加藤清正

小西行长进入平壤后，暂时没有继续向北推进。但日本开始在朝鲜八道的占领区以四公六民制向农民强行征收赋税和军粮，拟征数字达191.6188万石，这几乎等于朝鲜八道全年贡赋收入的综合。但如果考虑到日军所占领的地方不过是朝鲜的一些主要城市，尚有大片领土来不及占领，而四处出现的义兵也使他们难以派出征收官吏。不难想象，在这些地方征收这样数目的赋税，其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军还在所占领的各地强制推行日语，培养走狗，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各路日军，在军事行动中，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焚烧村庄，镇压反抗者，甚至掘坟墓，剽府库，强征暴敛，不一而足，朝鲜人民恨之切齿。日本占领军的小股斥候、向导、零散兵卒，不断地失踪或被杀。

朝鲜抗倭民兵

但此时朝鲜全国八道仅剩平安道以北，以及靠近辽东半岛的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攻占，无论是以李昖为首的朝鲜政府还是活跃于各地的民间力量，都认为如果要收复国土，必须要仰赖明帝国的支援，因此便派了几批使者去向明朝求救。朝鲜使臣们除向万历皇帝递交正式国书外，又分别游说了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等，甚至表示愿内附，力图促使明帝国尽快出兵援朝。

由于朝鲜王国的崩溃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大明帝国起初对日本入侵一事诸多狐疑，甚至遣使询问说：“贵国向为东国之强者，为什么突然失陷于倭贼？”倒是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颇为积极地向朝鲜王国表示愿意出兵助战。不过出于对努尔哈赤所谓“建州马军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这一夸张说法的怀疑，朝鲜王国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急公尽义”的酋长，继续耐心地向大明帝国求援。

明帝国方面之所以迟迟没有做出援助朝鲜的举措，除了外交上的狐疑之外，更多的是源于国内局势的无奈。此时“宁夏之乱”方兴未艾，辽东和北京一带明军主力被抽调往西北平叛，根本抽不出援朝兵力。明神宗朱翊钧对朝鲜方面的求援一直犹豫不决。而明廷的官吏也因之分为只加强辽东防务的“主守派”和主张立即出兵的“主战派”。对此主战派的兵部左侍郎宋应昌上疏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

明神宗朱翊钧和兵部尚书石星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决定援朝以巩固辽东和京师。庭议决策后，立即拨银二万两犒赏朝鲜将士，以鼓舞士气，并允许朝鲜国王李昖在危险时可以渡鸭绿江居于宽甸堡。六月下旬，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五千明军开赴朝鲜。七月至义州时，祖承训接到顺安郡郡守黄瑗的报告：平壤日军大部队调去京城，城中留守部队极少。祖承训对此情报未作认真调查，立即率军进逼平壤。祖承训素称辽东勇将，但对侵朝日军状况和武器特点不加以了解，也没有做任何研究，将倭寇的战斗力视作日军正规军的战斗力。轻举冒进乃兵家之所忌，这是祖承训与日军初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祖承训兵至嘉山时，问当地人：平壤日军尚在否？回答：尚在。祖承训举杯仰天祝之曰：贼尤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七月十五日，祖承训从安顺连夜抵达平壤，十六日黎明，乘日军无备，从七星门突入，同日军展开巷战。明军清一色的为骑兵，巷战极为不利，日军依险放枪，明军死伤极重。除祖承训外，所带的几个游击、千总皆战死。明、日两军第一次交战，以祖承训的傲慢轻敌而招致惨败。

朝鲜士兵的远距离武器以弓箭为主

祖承训兵败之后，一日之内败退过大定江，朝鲜急派兵曹参知沈喜寿往九连城，希望杨绍勋总兵能命令祖承训暂时留守在朝鲜境内，但祖承训撤退过速，已经渡过鸭绿江。对于自己的失败祖承训在其后上呈给杨绍勋的报告里面，为自己找了以下几个理由：粮草不继，朝鲜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够军队食用。军情不实，朝鲜情报指出平壤只有1000多名日军，实际交战后估计日军有上万人。指挥权不专，朝鲜群臣一直希望明军能由朝鲜将领指挥，并且迫使明军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出兵。明军对朝鲜军缺乏信赖，祖承训副总兵指出同时去平壤的也有500名的朝鲜军，结果临交战时，400名朝鲜军先溃逃，剩下的100名则是与对方有所交谈。同时，明军多有遭弓箭射伤与射死，根据朝鲜的情报，日军只有铁炮与长枪，所以怀疑射箭的是朝鲜人。

祖承训的这番说辞可能有其客观依据。但却极大地挫伤了当时仍相对脆弱的中朝同盟关系。朝鲜使臣不得不反复申辩：军情是由朝鲜的节度使提供的，可能侦查有误，关于射箭一事可能是因为朝鲜兵器落入倭军手中，或者是因为有朝鲜人遭到俘虏，才受到倭军指使。但在明帝国的廷议中，议和派开始抬头，不领兵的兵部尚书石星转向议和派，并向明神宗朱翊钧推荐据称沈惟敬充当议和使。明神宗朱翊钧授沈惟敬以神机营游击将军军衔，令其赴朝鲜对日交涉。

关于来自嘉兴人沈惟敬的出身来历，中国史料上众说纷纭，但世人大多采信其“市中无赖”的说法。但通过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其奏折《请计处倭酋疏》，我们却似乎看到了沈惟敬可能存在的另一种身份。自隆庆年间重新放松海禁以来，明帝国与日本的民间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随着日本侵朝行动进入高峰，明帝国开始筹划向日本方面派遣间谍。而福建巡抚许孚远正是这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在向明神宗朱翊钧的汇报的奏折中，许孚远这样写道：“臣于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内钦奉简命巡抚福建地方。入境之初，据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先后见臣，俱称奉兵部石尚书密遣前往外国打探倭情。臣看得沈秉懿，老而黯，不可使，随令还报石尚书。其史世用，貌颇魁梧，才亦倜傥，遂于二十一年四月内密行泉州府同安县选取海商许豫船只，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日本萨摩州。”

显然许孚远所接待的沈秉懿、史世用两人均为兵部尚书石星所派遣而来的，其后史世用一行于该年七月四日驶入日本庄内国的内浦港。此后，他潜入名护屋城，搜寻万历十九年将日本情报书送呈明朝的在日明人许仪后的行踪。八月二十七日，史世用和许仪后一道回到内浦港。九月三日，史世用与许豫通过许仪后的引进，面见了萨摩藩岛津家的重臣伊集院忠栋（幸侃）。十月，史世用扬帆归国，不幸在海上遭遇暴风，延误了归期。

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往赴日本萨摩的琉球使者一行与两名遭遇海难的明朝间谍邂逅。关于当时的情形，琉球方面的报告书中如是描写：“有中国二人，身服敝衣，蓬头跣足”，称该使臣指挥史世用、承差郑士元，奉差日本侦探，遇汛，船幸免死，脱至琉球。这两名间谍系明朝派往日本搜集情报的“指挥史世用”和“承差郑士元”。“指挥史世用”即是《请计处倭酋疏》中所记录的“名色指挥史世用”，“承差郑士元”当系随行史世用的一名明朝间谍。从内浦出发回帆明朝的途中，史世用一行遭遇暴风，船上的其他乘员似乎都已遇难，惟史世用和郑士元两人侥幸生还，在萨摩州过着“身服敝衣，蓬头跣足”的流浪生活。

为了帮助史世用如期回国汇报日本情报，明朝朝贡国琉球特意派遣使者，以朝贡船将史世用等人护送回国。但是，护送史世用回国的琉球使者一行在驶抵中国海岸时再次遭遇暴风，漂流到了福建泉州府的平湖山地区。史世用一行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自福建出航日本，次年一月完成在日本的侦察倭情任务，同月出帆归国，却不幸遭遇海难，在日本的萨摩州流浪长达7个月之久。他们最终在琉球的帮助之下，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驶抵明朝。史世用潜入日本的间谍活动，费时一年半之久，总算大功告成。

史世用所带回的日本情报。虽然在明朝史籍中概无所见，但是在琉球和朝鲜的史料中都留下了部分记录。琉球史料《历代宝案》记录了史世用回国后所汇报的部分情报内容：又据兵部原差指挥史世用呈称，琉球壹国，劫顺贰百余载，朝贡不绝，必倚册封，方敢称王，屡岁为关白扰害，因地势联属，倚山而行，风顺开洋逆收山，无波涛之险。由萨摩发船，四日可到。琉球北山，其山延寰300余里，为日本琉球之界，三日可到琉球国，随路有山，早行夜宿，关白见其路顺，欺其国弱，所以声言发船来伐，要在北山屯兵，若果据北山，则琉球必为所得，而闽广为其出没之地，盘据骚扰，将无宁岁。今中山王世子尚宁，年参拾岁，容貌英伟，颇有力量，不肯臣事关白，一意向化天朝，其年大为世子不敢请封者，因旧时封王官贰员随从五百余人，在彼半年，食费供给，最是浩繁，又连年为关白所扰，国贫民困，故力不能请，恳乞酌处奏请敕谕加封国王。

据上可知，史世用在其汇报中，极力强调邻接日本琉球北山地方地理的重要性。他指出，倘琉球的北山地方被日本所据，其国土势必为日本所吞，如日本以琉球为据点，则其将会频繁侵犯明朝东南沿海地区。因此，史世用强烈建议明朝拉拢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宁，迅速派遣使者册封其为国王，以确保琉球坚决倒向明朝，保证其东南翼的安全。关于琉球北山地区的相关内容，可以说是史世用取道琉球回国时所获取的一份额外情报。他在逗留日本一年多时间内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成果，在明朝和琉球史籍中皆未得以记载。所幸的是，史世用后来赴朝鲜参战，将其所掌握的日本情报带入了朝鲜。

在明日两国于朝鲜半岛交锋之际，像史世用这样的间谍并非个案。参加明朝间谍活动的福建海商许豫、张一学等人便潜入丰臣秀吉所住城郭，调查当地的地理情况以及丰臣秀吉的相关情报，还以商人的身份与以幸侃（伊集院忠栋）为首的萨摩州高层进行了交涉。那么同样曾以商贾身份前往过日本的沈惟敬，似乎也并非无赖那么简单。

沈惟敬于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初一抵平壤城外，在城北10里外的乾福山下与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会谈。此时的战场态势是小西行长虽依旧驻军平壤，但加藤清正却率锅岛直茂、相良赖房在海汀仓打败朝鲜将领韩克诚所部，俘虏了朝鲜王子临海君与顺和君。七月二十七日越过豆满江（中国称图们江），侵攻臣属于明朝的兀良哈建州女真的扈伦四部及海西女真各部落，加藤清正攻拔女真五营，女真余营皆遁去。八月，加藤清正再大破女真酋长卜占台，斩敌900人，攻破其部。丰臣秀吉得知加藤清正战果后，写书状给加藤清正指示“今略明地”。如果此时小西行长所部同时于平壤一线发难，那么朝鲜流亡政府的处境自然将更为危急。

而恰在此时沈惟敬抵达前线，以商人谈交易的方式与小西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无独有偶，出身于界町商人家庭的小西行长，也同样擅长商业诈术，当时的谈判，虽然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综合沈惟敬回北京的汇报和小西行长对丰臣秀吉的汇报，其主要内容如下：1．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属朝鲜，以东归日本。2．明朝准许日本封贡。 3．要求与日本和亲。 4．暂时双方于平壤城北十里处，立一界标，日本军、朝鲜军均不得越过此线。 5．回国汇报以50日为期。

单纯从这些条款来看，沈惟敬并未过多地出让明帝国主权，而小西行长也受制于后方补给不畅的压力，愿意接受以目前的战场态势为日朝边境的方案。而正是由于小西行长的按兵不动，加藤清正放弃丰臣秀吉假道建州入侵中国之战略，令锅岛直茂前往支援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自己率远征军返回朝鲜咸镜道。

西方画家笔下在朝鲜冬季作战的日军将领

沈惟敬回北京后未敢如实汇报，只将日本侵朝意在封贡的情节告示了石星。但是，在这时，明政府中主战派又占有了优势，八月十九日，明神宗朱翊钧任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使，经略蓟、辽、山东、保定各处海防备倭军务。宋应昌于九月离京，一路调兵遣将，巩固沿途防务。十月李如松自西北回师，明神宗朱翊钧任命他为提督蓟、辽、山东、保定军务总兵官，与宋应昌共同指挥赴朝大军。宋、李大军至辽阳时，沈惟敬从石星处回到朝鲜亦至辽阳。宋应昌命令他告诉小西行长：如要封贡，必须先行退兵。

另一方面，小西行长也将会谈内容向同僚宇喜多秀家和丰臣秀吉作了汇报，因原定不再向北推进，故会谈内容与日军行动无抵触。但是，由于朝鲜义兵的活跃以及天气逐渐转冷，国内运输困难，供应紧张，严重影响了日军的士气。高级将领毛利辉元生病回国，士卒病、死和开小差者不断出现，军马也多有饿死。平壤日军几乎人人盼望沈惟敬早日回到平壤实现和平，以便早点回家。有的日军士卒甚至登上平壤城头北望，希望能早些发现沈惟敬。

十一月下旬，沈惟敬来到平壤，与小西行长举行第二次会谈。沈惟敬向小西提出宋应昌的三项议和条件是：1．日军撤退至釜山；2．丰臣秀吉递降表称臣；3．返还占领的土地、城池以及被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履行了以上条款后，方才准许封贡。而小西提出的修正案是：二王子在咸镜道加藤清正部日军手中，交回肯定有困难；平壤可以交回明国，但大同江以南的庆尚、全罗、忠清、京畿四道，暂时由日本辖属；封贡后从日商船到达浙江之日起，日本开始总撤军。沈惟敬便带着小西行长的修正案回辽东，向宋应昌作汇报。李如松对沈惟敬带回这样一个丧失原则的条约极度不满，欲斩之。被随军参谋李应试劝阻，并说利用日军奢望和谈之际，予以偷袭，是一奇计。李如松方才留沈惟敬于军中，并开始调度各路大军，准备进击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