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折鞭——蒙哥灭宋的宏大战略及其最终的破产

谢方叔靠不住，宋理宗赵昀不得不重用自己的“前小舅子”（贾贵妃已经于公元1247年病逝了） ——贾似道。于是一直在荆湖、两淮前线屯田的贾似道被提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开始主持南宋政府的国防事务。而曾经在两淮和贾似道配合默契的吕文德此刻也以湖北安抚使、峡州知州的身份统一指挥长江中下游的防务。而四川方面，尽管处于赋闲状态的赵葵和史嵩之都向宋理宗赵昀表示愿意接下这个烂摊子。但是最终接替余晖的却是南宋政府內以填词而流名史册的资政殿学士李曾伯。李曾伯虽然也曾在淮西、荆湖、广西等地历任过军政长官，从资历方面考虑的确足以胜任。但对他的任命是四川宣抚使兼荆湖制置大使，也就是说李曾伯要同时兼顾四川和荆湖两个军区。作为补充，南宋政府很快便又让国家总装备部部长（军器监丞）蒲择之代理四川制置使的工作，在重庆指挥四川地区的抗蒙战争。

李曾伯和蒲择之都很清楚要想挽救四川的危局，靠士大夫的清谈是挡不住蒙古铁骑的，姚世安这样的四川当地土帅他们也指挥不动，因此必须提拔和重用一批真正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的职业军人。而李曾伯在出任荆湖制置使的过程中曾着力招揽了一批孟珙麾下的悍将，其中最为骁勇当然是打着孟珙亲书“赛存孝”军旗的刘整。刘整是邓州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人，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是金帝国公民。不过在金帝国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孔武有力、擅长骑射的刘整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孟珙指挥的南宋军队，而在孟珙指挥之下，刘整率领一支12人的突击队，竟成功地夺取了金帝国的边防重镇信阳。依照民间传说后唐的李存孝曾率十八骑夺取洛阳，而刘整所率的兵力比李存孝还少，因此当时兴致颇高的孟珙也没有多想就写下了“赛存孝”的名号送给刘整。而历史上李存孝除了骁勇之外，还有一个特质却被人们都忽视了，那就是他对自己养父李克用的背叛。

在刘整等一批来自孟珙和麾下的百战宿将的指挥之下，南宋军队在四川战区也获得了一些胜利，其中对未来战局影响较大无疑是收复了此前由于南永忠的叛降而落入蒙古手中的剑阁苦竹隘。对于南永忠这位降将，身为蒙古帝国大汗的蒙哥还是很重视的，在四川的战事趋于平稳之后，亲自召其北上觐见。但是南永忠一走，其麾下内心怀故国的周德荣等人便毅然反正。但是收复剑阁苦竹隘的军事行动却没有计划的那样兵不血刃。不等南宋方面前来接收的部队抵达，南永忠便已经率军赶回，不仅捕杀了周德荣等人，重新在剑阁苦竹隘上竖起了蒙古的军旗。深知剑阁苦竹隘战略地位的李曾伯无奈之下，只能将原来的接收改为强攻。

蒙宋两军以苦竹隘为中心反复拉锯，最终以南宋都统段元鉴成功全歼苦竹隘内的蒙古守军而告终。但是南宋军队在川北并没有一条稳固的防线，蒙古方面依旧可以利用侧后的沔州、利州据点频繁袭扰南宋方面脆弱的后勤补给线。就在南宋方面收复苦竹隘之后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汪德臣便成功地歼灭了两支南宋方面重兵护送的运输队。对此四川军区内部和南宋政府中枢之内都有人主张放弃川北，最终还是宋理宗赵昀一锤定音指示说：“四川军区各隘口、两淮地区以北的黄泛区都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理应长期经营，若根蒂已固，可无后患。”

而在四川军区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南宋政府中枢又完成一轮政治洗牌。谢方叔由于得罪了后宫的妃嫔和宦官系统而被迫下野。接替他的是曾在广西出任运判兼提刑史的董槐。应该说宋理宗赵昀的这一人事任命还是颇有一番考量的，毕竟随着大理的覆灭，南宋在西南方向上门户大开，迫切需要董槐这样有着丰富当地工作经验的干部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果然董槐上任后不久便向宋理宗赵昀传达了通过贵州地区的彝族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罗氏鬼国的重要情报：“蒙古已经攻占了大理国的陪都——善阐，目前正招募当地人为向导，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而在宋理宗赵昀“彼不能支，骎骎及我矣”的指示之下，董槐一边着手在泸州、溆州一线建立边防要塞，同时派人联络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思州（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当地的土司，要求其出兵支援罗氏鬼国。可惜的是董槐同样和宋理宗赵昀所宠信的阎妃系统的丁大全不和，不久之后便被罢免。

蒙古帝国对大理的最后一击是由兀良合台完成的，面对大理国陪都善阐的坚固城防和云集的当地少数民族军队。兀良合台采取“夜半鸡叫”的袭扰战略，每天晚上都虚张声势地展开佯攻，最终令对手疲惫不堪，而由兀良合台之子阿术率领的小股突击队则利用这一机会成功潜入，最终一举攻克了善阐城，俘虏了大理的末代国王段兴智。

不过蒙古帝国对云南征服此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曾经臣服于大理的周边少数民族纷纷揭竿而起，令蒙古大军疲于应付。在采取武力压制的同时，蒙古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温柔的政策，被押送到蒙古帝国首都和林的段兴智不仅保全了首级，更以大理总管的身份重返大理，要知道段氏在蒙古入侵之前早已被掌握大理军队的高氏架空成为了傀儡。经过这一轮覆灭和重起，其权力反而还得到了提升和强化，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而坚决抵抗蒙古入侵的高氏军阀首领高泰祥也因为在被俘后表现出的“不屈精神”被忽必烈“许以世其官”，后代继续在云南各地出任土司。

在云南各地基本平定之后，兀良合台才得以按照原先的部署，强渡沪江从贵州一线迂回包抄南宋在四川一线的战略枢纽——合州、重庆。在这一线兀良合台遭到了被蒙古称之为“乌蛮”的罗氏鬼国顽强的阻击，南宋军队也派出增援。尽管兀良合台成功地抵达了合州地区，与蒙古四川方面的汪德臣成功会师。但是很快蒙古与安南之间的战争便令兀良合台的注意力南移。南宋政府此前便已经意识到“罗（氏）鬼（国）不足恃”。开始全力经营长江下游防线，由吕文德、向士璧统率大军在湖南中南部、重庆等地全面布防，任命赵葵为宁远军节度使、京湖宣抚大使兼夔州策应大使，李曾伯为湖南安抚大使兼任潭州知府。甚至连此前由于“端平入洛”的失败而被开除公职的徐敏子此刻也被派往了广西。可以说南宋政府此时一举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名臣良将，全力迎对一触即发的战争。

蒙古方面在公元1256年也已经开始制定全面的灭宋战略。在这一年春天举行的忽邻勒台大会之上，铁木真的女婿帖里垓率先提出了南征的计划：“南宋距离我们这么近，并与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置之不理，拖延着不去征讨彼国呢？”这个问题蒙哥不仅作了正面的回应，并表示自己即将御驾亲征。在各路大军陆续开拔的过程之中，蒙哥还特意问责了纵兵劫掠山东的帖里垓。显然在蒙哥心目中这一次的南下已经不再是为了掠夺财富，他的目的是一举征服整个长江流域。

蒙哥对南宋的全面进攻以四川为重点，由其亲自统领的主力还在六盘山集结之时，蒙宋双方便已经在剑阁苦竹隘爆发了激烈的攻防战。南宋政府在赵葵的要求之下，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征召十万青年从军。而此时贵州一线再度传来了蒙古云南方面军大举开拔的消息。宋理宗赵昀和自己的祖辈一样亲自定下了“内外夹击”的战略，不过就在南宋内阁在地图将兀良合台的部队歼灭了无数次之时，对方却开往了安南战场。

在兀良合台征讨安南的过程之中，蒙古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南宋全面进攻的各项准备。在中原战场上由蒙哥远方堂兄弟塔察儿统率的部队对南宋荆湖军区发动攻势，在这个方向上忽必烈任用的汉族将领——“行军千户”董文蔚此前已经修筑了一系列前沿要塞，甚至一度攻破了南宋江汉重镇——樊城的外围。不过接替忽必烈执掌中原军事的塔察儿却遭遇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加上连月的阴雨，最终公元1257年的秋天塔察儿基本没有完成蒙哥所赋予的牵制南宋军队的使命便私自退兵了，引来了蒙哥的强烈不满。

塔察儿在荆湖战区“打酱油”的行为，令蒙哥不得不重新起用他颇为猜忌的忽必烈。1257年冬两兄弟在冰释前嫌之后，定下了“以明年为期”分道南下的灭宋战略。忽必烈统领左翼诸路蒙古、汉军直扑鄂州威胁南宋长江中下游防线。而蒙哥则统率蒙古帝国的主力兵团猛攻南宋四川军区。而与此同时，塔察儿将继续对南宋荆湖军区施加压力。已经从安南战场胜利班师的兀良合台则从云南出兵进入湖南、广西，对宋军进行牵制。在蒙哥看来如此多线推进，足以令南宋政府顾此失彼。而在这场灭宋之战中真正可以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自然是自己的四川战区。

蒙哥的自信有他的道理。在1257年到1258年夏天的西线战场上，由纽璘统率的蒙古前锋部队便搅得南宋四川军区几乎全线崩溃，不过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南宋四川军区代总司令蒲择之。在得到了赵葵从荆湖军区不断调来的有生力量之后，蒲择之颇为豪放地放弃了过去被动防御的战略，对蒙古军队采取了以攻对攻。因此当蒙古先头部队从川西的利州进入四川腹地，占据了南宋方面已经放弃的四川心脏地带——成都之时，蒲择之“敏锐”地嗅到了战机。他根据宋理宗赵昀驻蜀诸军收复成都的命令，布置了空前庞大的一张战略包围网：都统杨大渊率一军守御剑阁，以断蒙古北援；安抚使刘整、都元帅段元鉴各率一军扼守要道灵泉山城和箭滩渡阻击蒙古方面正在夔门、钓鱼城游击的纽璘所部，自己亲率主力向成都挺进。按照蒲择之的计划，此战不仅可以轻松收复向来易攻难守、且城防设置早已被蒙古人烧毁一空的成都，更可以将四川腹地近两万蒙古先锋部队各个击破。

但是蒲择之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南宋军队向来长于防御而不擅野战。对于蒲择之的计划，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刘整和杨大渊都竭力反对。刘整认为防守成都的蒙军兵力单薄，不足以为惧，应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成都之敌，然后聚主力再寻找与东路返还的纽璘军作战机会。杨大渊则提出不应该主动与蒙古军应战，而应该以余玠多年经营的各山城防御体系据险而守，以逸待劳对抗蒙军的侵扰，以保存四川军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兵力优势。蒲择之对杨大渊的建议予以驳斥，认为那是一个消极防守、困守自毙的做法。对刘整的建议也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手中的兵力解决成都之敌应该没有问题，围城打援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但事实证明在四川腹地这样的平原地带，蒙古骑兵有着强大机动作战能力。即便是刘整这样的悍将依托箭滩渡的河流屏障也未能抵挡住纽璘麾下的蒙古铁骑。双方鏖战一昼夜，纽璘还是突破了刘整的防线，蒙古外线兵团成功地回师成都。不过对于蒲择之而言，他的计划并未完全失败。因为南宋军队依旧控制着成都周围的要冲，蒙古军队虽然在会合之后兵力有所增加，但依旧难逃覆灭的命运。在令杨大渊等人继续扼守剑阁和灵泉山等外围据点的同时，蒲择之开始指挥部队全力攻坚。而此时另一个好消息从城内传来，蒙古方面成都最高指挥官阿答胡死了。这无疑意味着成都城内的蒙古军队将很快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此时蒙古方面在成都的确有多支互相独立的部队，论身份地位王室成员阿卜干或许是最有理由出来牵头领导各军的人物。但是阿卜干却似乎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对成都城内的诸将表示：“现在南宋军队步步进逼，得到我方主帅去世的消息一定会全力猛攻。我军远离中枢，等待上级重新任命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不如推选纽璘为首，指挥大家拼下去。”阿卜干的让贤和推举最终挽救了困守成都的蒙古军队。在纽璘的指挥之下，南宋军队对成都的长期围攻始终没有得手，而与此同时，纽璘送往利州的求援信也递到了汪德臣的案头。正处在上升期的蒙古军队内部此时虽然还没有“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陋习，不过地盘观念还是有的。因此汪德臣在向成都派出援军之时，也与纽璘定下了“先破敌者当奏请领此城”的君子之约。

或许是成都的城防的确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也可能是不愿为别人作嫁衣。就在汪德臣的援军大举南下之时，纽璘利用成都地区农历五月的雨季突围而出，在外线连续击破蒲择之早已疲惫不堪的各路人马。其中纽璘的部下契丹人石抹按只也攻破了灵泉山城，击杀了南宋都统韩勇，可以说是给了南宋军队致命一击，作为联系川东和成都前线的后勤枢纽，灵泉山城的易手彻底切断了蒲择之大军的补给线，无力再战的蒲择之只能选择全线撤退。纽璘趁势包围了南宋利州军指挥部所在地——云顶山城。曾经依托地形阻挡过汪德臣和余玠的山城终于无力招架内部的动摇，守将姚世安拱手将山城献给了其实同样虚弱的纽璘。

汪德臣铜像

云顶山城的叛降，宣告了蒲择之所策划的成都战役全面破产。此时关于成都战区的指挥权的问题，自然成为了纽璘和汪德臣争议的焦点。双方将问题交给已经南下抵达汉中的蒙哥亲自仲裁，对于麾下的这两员悍将，蒙哥并不想轻易得罪其中任何一个。于是含糊地表示，这个问题先暂时登记在案，等到征服南宋之后再作处理。不过成都之战终究是纽璘打的，因此一向吝啬的蒙哥在大肆奖赏了纽璘之后，更任命其为四川军区的前线最高指挥官，统一指挥成都一线的蒙古大军。

而对于有些失意的汪德臣，蒙哥则亲自前往安抚。1258年农历十月，蒙哥抵达了汪德臣所修筑的利州要塞。身为帝国大汗的蒙哥与汪德臣并马立于北山，环视四周，问起这一带敌我双方的态势之余，蒙哥也不忘口头鼓励一下对方。赞叹说：“朕在和林，自南来者，盛称汝立利州之功。不过我看你虽然胆略不小，但身材不是很高大，不知道敌人有没有在城下见到过你啊？”汪德臣此时自然不会说出自己当年在利州要塞杀马充饥的丑事，于是回答道：“赖陛下洪福，未曾一来。”蒙哥自然继续奉承说：“那一定是忌惮你的威名吧！”于是君臣尽欢之余，汪德臣也自然接下了充当蒙哥主力大军南下前锋的工作。

从地图上来看，到1258年秋季，由蒙哥亲自指挥的蒙宋西线战场的局势可以说是空前的利好。在肃清了成都地区南宋方面残存的孤立据点之后，纽璘在留下部将拜延八都鲁、刘黑马及五千部队留守之后，以空前强盛的兵势从水旱两路向东推进。在泸州渡马湖战场，契丹人石抹按只再度为纽璘打开了胜利之门，他所统率的蒙古水军先锋配合夹江前进的蒙古铁骑一举击溃了南宋方面由500艘以上战舰组成的水上防线。并一举擒获了南宋四川军区昔日余玠麾下的名将——张实。而此时川北一线，通过汪德臣所修筑的浮桥，蒙哥的主力也渡过嘉陵江和白水江的交汇处，直逼剑阁苦竹隘的城下。为了配合蒙哥主力的南下，纽璘将表示愿意为蒙哥效劳的张实派往苦竹隘劝降，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名将在进入苦竹隘之后便立即化身为一个坚定的战士，和守将杨立并肩作战。剑阁苦竹隘再度成为了蒙古大军南下不得不拔除的钉子。

在蒙哥面前，汪德臣急于地表现出了他在四川战场历练多年的山地攻坚战术，即便是苦竹隘这样的要塞，在汪德臣麾下不顾伤亡攀援而上的山地步兵面前，最终也没能支撑太久。随后南宋在川北一线的各地州县无不望风而降，驻守阆州大获城的杨大渊虽然斩杀了前来劝降的前南宋长宁知县王仲，但是在水路补给线被切断之后也不得不派自己的儿子杨文粲到蒙古军前乞降，对于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行径，蒙哥原本打算将杨大渊直接处死。不过汪德臣显然更希望通过杨大渊来为其他南宋将领树立一个典型，因此竭力劝谏，将杨大渊力保下来。不过他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在未来的蒙古帝国四川军政版图之上这位自己在刀下救下的汉族将领将接替他的位置。

榜样的力量向来是无穷的，在杨大渊归降之后，在余玠指挥下曾经重创汪德臣的运山城在守将张大悦的眼中也成为了其转投蒙古阵营的见面礼。紧接着青居城中裨将刘渊也杀死都统段元鉴献城出降，至此加上杨大渊和姚世安所献的阆州大获城、云顶山城以及汪德臣攻陷的剑阁苦竹隘，昔日余玠所建立的“巴蜀八柱”已失其五。随着蒙古大军的兵锋继续东进，一旦突破了合州、重庆一线。那么蒙哥的大军便可以从侧翼迂回包抄长江中游的南宋荆湖军区与忽必烈会师于鄂州城下。

1259年的农历新年对于蒙哥而言似乎格外的意义非凡，在他看来四川战区的大局已定。因此在武胜山与麾下诸将同庆新嬉的过程之中，他很有前瞻性的向大家询问是否有意愿在向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度夏。此时便有人向蒙哥提议：“南土瘴疠，上宜北还。”可惜这一颇有见地的看法被众人嘲笑为怯懦的表现。在做出了分兵攻掠礼义山城、平良山城等地，纽璘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区）一线架设浮桥阻击南宋水路增援的部署之后，蒙哥亲率主力兵团开始进逼合州钓鱼城。一路上招降纳叛的蒙哥自然而然的派出了南宋的降将晋国宝前往钓鱼城。

但是这个世界永远都会存在着例外，不仅钓鱼城的南宋主将王坚借晋国宝的人头向蒙哥表示了血战到底的决心。礼义山城、平良山城等地面对蒙古大军的逼近也是誓死抵抗。令蒙哥首轮政治攻势以失败而告终。从公元1259年农历二月开始，蒙宋两军正式围绕钓鱼城展开了全面的攻防。而南宋政府此时也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增援四川军区，宋理宗赵昀要求国防部长枢密使贾似道以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的身份调集南宋后方军区江西、两广的部队北上驰援。而吕文德则接替蒲择之，以四川制置副使的身份领军入蜀。

吕文德的大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他首先要面对的自然是横亘在长江之上的蒙古军队浮桥防线。虽然吕文德所面对的对手纽璘曾有过泸州渡马湖水战的辉煌胜利，但是在长江之上蒙古军队终究不敌长于舟楫的南宋精锐。在南宋悍将曹世雄和刘整的并肩突击之下，纽璘的浮桥防线最终崩溃。吕文德的大军于公元1259年农历六月进入合州——重庆战区。但是从重庆继续向西，吕文德的水师却遭到了蒙古方面史天泽的夹江拦截。吕文德对钓鱼城的解围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极大地牵制了蒙古方面的进攻节奏。更重要的是吕文德抵达重庆封闭了蒙古大军绕过钓鱼城沿长江南下的可能。

就在吕文德的援军抵达前的公元1259年农历五月，正在雨季艰难攻坚的蒙古军中便有宿将述速忽里向蒙哥建议在重庆、钓鱼城之间，部署五万精兵，以牵制南宋援师。然后避开钓鱼坚城，迂回夔州、万州（今四川省万县市），等到冬季长江水位下降，在出三峡入两湖，抵达鄂州与忽必烈及兀良合台会师，一举可定东南。但是蒙哥却自持兵强马壮，执意要夺取钓鱼城杀出一条血路。在强攻无果的情况之下，汪德臣只好单骑策马抵达钓鱼城下，高呼：“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但是城墙之上回应他的却是由投石车抛洒而来的致命飞石。

重伤不治的汪德臣对前来看望自己的蒙哥说：“陛下贵为天子，还冒着酷寒盛暑征战在外，我本来是行伍之人，战死沙场是分内的事啊。”他这些话或许是发自真心，但却也表达了一个道理，战场之上同样是人人平等。不仅冒死攻城的普通士兵有尸填沟壕的风险，连将帅、君王也未必能保得自身周全。就在汪德臣因伤去世的一个月之后，蒙哥也死在钓鱼城下。

今天的钓鱼城遗迹

关于蒙哥的死因，史学界向来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无论是因病还是因伤，蒙哥死于南征大军的营垒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阻击了蒙哥大军长达半年之久的钓鱼城，蒙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释怀。特意嘱咐麾下诸将：“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死）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不过可惜的是早已被钓鱼城搞得身心疲惫的蒙古大军已经无心恋战。在蒙哥死后，蒙哥西线军团随即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