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化革新

而在当时，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内变。自从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创立大和国以来，传至武烈天皇，已历二十五代，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武烈天皇是仁德天皇一系子孙在自相残杀之后的唯一余孤，由于这位堪比桀纣的暴君治国无能，所以本就衰微的王室权力愈加衰落，中央对地方政治的约束力日减。

北魏正始三年（506）时，武烈天皇去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且皇族中没有合适的继位人选。之所以武烈天皇并没有留下后代，一方面是当时的日本皇室由于近亲通婚，生育力低下，人丁不旺，另一方面则是皇族近亲之间因争夺权位而自相残杀，皇室子孙本来就人丁不旺，经过这一番杀戮，更是有断子绝孙之虞。在近亲中已经没有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权臣大伴金村提议道：“方今绝无继嗣，天下何以归心？自古迄今，祸由斯起！今仲哀天皇五世孙倭彦王，在丹波国桑田郡。请试设兵仗，夹卫乘舆，就而奉迎，立为人主。”

大伴金村的主张得到了大连、大臣等权臣的赞同，大和朝廷派出兵马欲迎立倭彦王。倭彦王看到前来迎接他的兵马后，大惊失色，逃至山间，不知所踪。大伴金村又建议道：“男大迹王性格慈仁孝顺，可承天绪，我们殷勤劝进，男大迹王必能绍隆帝业!”大连物部粗鹿火、大臣巨势男人等都附和道：“贤者唯男大迹王也！”于是大和朝廷的人马前往越前，迎立是年五十八岁的男大迹王为大和朝廷的大王。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男大迹王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父亲是彦主人王，在他的幼年时期，彦主人王去世，其母叹道：“我现在远离故土，怎么能好好将儿子养育？我只能归宁故土，养育儿子。”于是带着他回到娘家。史载男大迹王成年后，爱士礼贤，性情豁达，倒也是继承王位的不错人选。

男大迹王在第二年行至河内国樟叶宫，大伴金村等向男大迹王行跪拜之礼，并献上天丛云剑、八咫镜、八尺琼勾玉三神器。男大迹王谦让道：“治民治国，是国之重事。寡人不才，不足以称。愿另择贤者，寡人不敢当。”大伴金村等伏地固请，男大迹王仍屡次推让。大伴金村等都劝进道：“臣等认为由大王来治国是最合适的，臣等为宗庙社稷，乞求大王听纳臣等之愿！”男大迹王道：“大臣、大连、诸臣等咸推寡人，寡人不敢不受。”于是男大迹王接受了象征王权的玺、符，于当天即大王位，也就是所谓的“继体天皇”。

继体天皇继位后，继续以大伴金村为大连，巨势男人为大臣，物部粗鹿火为大连，一如前朝。在大伴金村的建议下，继体天皇立武烈天皇的姐妹手白香皇女为皇后。继体天皇在其任内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割让了任那四郡给百济。

任那，是古代被认为存在于朝鲜半岛的地域，有人说是弁韩旧地，还有人说是加罗各国的别名，又据说4世纪中期倭王权曾派大军占领原弁韩地区，设置官家作为统治朝鲜半岛的军事据点，以日本府为统治机构。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直至今天依然是有着学术上的争议，但不管怎样，任那自古以来就是乐浪和带方两郡的重要中转地。

不过如果综合中、日、朝三方的史料，可以做出一个推论，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部在中国的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那片称“弁辰”的地域，存在有很多小城邦，而为了应对高句丽、前燕等强国巨大的压力而组成了任那联盟。当时尚未统一的日本列岛，很可能只是位于北九州的地方政权，比如邪马台国这样的倭国政权此时就已经将势力渗透到任那。这个时期开始，半岛南部应该很早就有倭人的移民和军事据点，倭国通过从本土派遣官人，来达到将势力渗透到任那的目的，所谓的“任那官家”很可能就是管理倭移民和军事据点的机构。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左右，与以金官为中心的卓淳、安罗等亲倭联盟不同，加罗从“任那”中分离出来并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大伽倻联盟。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百济败于高句丽南迁之后，为弥补北方损失的领土，又于南朝梁天监十一年（512）获取了“任那四县”，次年又得到了己汶、带沙之地，大伽倻联盟为此与百济和倭国交恶，转而与新罗接近。

随着新罗的强大，任那被日渐强大的新罗蚕食，虽然此时已经大致统一本土的倭国试图联合百济努力维持自己在任那的势力，然而百济和倭国一直处于僵持状态，百济要求倭国召回亲新罗派的倭府官员，而倭国则一再要求百济任命的下韩郡令及城主听命于任那日本府并支持任那联盟。二者分歧无法弥合，这就导致了联合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也就能阻止以金官为首的洛东江下游流域在北魏中兴二年（532）左右被新罗吞并，随后以加罗为首的大伽倻联盟由于最终选择支持百济，因而在百济被新罗击败后遭到灭顶之灾。随着新罗入侵，大伽倻联盟灭亡，任那官家也被灭亡，至此，任那终于在北齐太宁二年（562）左右被彻底消灭。

由于任那地域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倭国获取铁等珍贵资源和大陆先进文化技术的来源，倭国对其极为重视，一直谋求恢复自己在朝鲜半岛南部曾经有过的势力范围，所以让任那四郡给百济，似乎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性是当时，在朝鲜半岛，随着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任那被百济吞并。

不过继体天皇在位期间，日本也的确卷入到朝鲜半岛的战争中，继体天皇大概在即位十九年后的526年，定都于大倭（日后的大和国）。不久，应百济的请求，从九州北部派援军前往朝鲜半岛。但是此时却爆发了与新罗勾结的筑紫君磐井（北九州的豪族）在九州北部的叛乱，史称磐井之乱，大和朝廷很辛苦才把叛乱平定下来。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继体天皇自507年即位后到定都大和的约二十年里，大和朝廷内部或者说各地区间围绕着大王宝座的争夺而处于混乱状态，也暗示了继体天皇（大和朝廷）无法掌控九州北部地区的豪族。

磐井之乱并不是偶然，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豪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这就使得皇室和豪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上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此外，大和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物部氏和苏我氏两者相互斗争，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势力逐步扩大。苏我氏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密切，当时，苏我氏是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势力。当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苏我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力图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争。

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

当用明天皇死后，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开始爆发，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于是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马子推举外甥女炊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推古女皇继位的翌年，即593年，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句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严重危机之中，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圣德太子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别国文化，充实国力。

而倭国使节在隋了解到，文帝已革除北周武帝毁佛政策，正致力于提倡佛教，这与倭国的崇佛政策极其相近。因此当倭使回国向摄政厩户太子（圣德太子）汇报后，厩户太子遂决定再次遣使入隋，以求佛经佛法的名义，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七年之后，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译员鞍作福利等组成第二次赴隋使节团，携带侯王国书，启程赴隋。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小野妹子完成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两个代表团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当倭王政权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到达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侯王政权主要执政者认为，小野妹子一行如能完成赴隋使命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奢想隋炀帝派使节回访。因此，倭王政权立即派出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专程去九州迎接。与此同时，倭王政权认为以前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特令在难波城高丽馆舍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等一行在筑紫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据《日本书纪》载，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人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迎裴世清等至难波新馆。到达难波时，“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行走十日，接近都城。

据《日本书纪》所载，隋炀帝国书如下：

皇帝问候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肤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罩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遗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这封诏书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继魏明帝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诏书之后，由日本保存下来的中国方面的第二个诏书，无疑，它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是，据日本史书称，厩户太子看到这份国书与隋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一样，很不愉快，厩户太子“恶其酗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

尽管倭国执政者对隋炀帝不以君主之礼平等相待表示不满，甚至不赏其使，但是，同隋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一事，对倭国说太重要了。所以，厩户太子与苏我马子决定，不因国书中的礼节问题有碍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当裴世清完成使命要求回国时，倭国执政者不仅设宴欢送，而且立即以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仍任译员，组成护送隋使回国使节团，送裴世清归国。与使节团同路赴隋的尚有八名留学生，其中四名留学生：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奈罗译语惠明，另外四名为学问僧：新汉人雯、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在隋学习很长时间，归国后在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倭对隋的交往目的在于交流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不过有人认为遣使“不单是为交流佛法，更是为了输入大陆文化”。还有人认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倭国来说，尽快更多掌握佛教，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交流书籍”，中日之间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

然而圣德太子的改革，随着他的逝世而销声匿迹， 而且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很有成效，但没有解决日本内部的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依然日渐激化，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此外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加上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广大部民苦不堪言。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他们或逃亡，或聚集山泽，不断发起起义，这从根本上动摇了部民制的基础，部民制因此衰落。

而随着部民制的衰落，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朝廷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执掌朝廷政权的厩户太子（圣德太子）死后，再没有能压制大豪族苏我氏的人，苏我氏的专横日甚一日，其权势到了欺凌天皇家的地步。

譬如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天皇拒绝。苏我马子之后病死，其子苏我虾夷继承了“大臣”之位。推古女皇去世之后，虾夷更是独断朝政，由于推古天皇没有指定继承人就去世了，有力的皇位继承者有田村皇子和山背大兄王（圣德太子之子）。虽然山背大兄王有苏我氏的血统（圣德太子之母是苏我马子的姐妹苏我小姊君，山背大兄王之母是苏我虾夷的姐妹），但是山背大兄王贤能，同时有上宫王族（圣德太子一族）势力的支持，这些都是苏我氏专权的阻碍，所以苏我虾夷反而拥立没有苏我氏血统的田村皇子。苏我虾夷消灭了拥立山背大兄王的叔父苏我境部摩理势，拥立田村皇子即位，即舒明天皇。苏我氏的权势日盛一日，豪族们无法在朝廷中出仕，只有苏我氏一党能出仕。

舒明天皇在位时间不长便去世，皇后宝皇女即位，即为皇极天皇，苏我氏的专横更甚往夕。皇极天皇元年七月，因为久旱无雨，苏我虾夷在百济寺祭拜菩萨像、四天王像，众僧诵经、烧香，苏我虾夷进行祈雨。第二日，只下了一点点雨，之后就完全无雨，而皇极天皇在南渊川边祭拜四方，进行祈雨，不久雷雨大作，持续了五日，人们纷纷称皇极天皇为“至德天皇”。

这是苏我氏和天皇家在被认为是古代君主资格的祈祷力方面的较量，很显然天皇家取胜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苏我氏的不满，也加快了皇室和权贵之间的冲突。就在当年，又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为了营造自己的陵墓，势倾朝野的苏我虾夷及其子苏我入鹿下令征调人夫，连圣德太子一族的领民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圣德太子的女儿大娘姬王为此悲愤控诉……这种情况下，皇室和权贵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皇极天皇二年苏我虾夷托病，未经朝廷允许，私自将紫冠授予长子苏我入鹿。苏我入鹿成为大臣，此外，苏我虾夷还以苏我入鹿兄弟的祖母是物部守屋之妹为理由，使得自己次子取得了原属于物部氏的“大臣”之位。不过这并不能够让苏我家感到满足，当时苏我入鹿欲拥立有苏我氏血统的古人大兄皇子为天皇，因此有力的皇位继承权者山背大兄王成了苏我入鹿野心的阻碍。为了清除这一障碍，苏我入鹿派巨势德太、土师娑婆连率军进攻山背大兄王所居住的斑鸠宫。山背大兄王凭舍人数十人，拼死抵抗，击杀土师娑婆连，但最终不得不逃往生驹山。此时山背大兄王的亲信三轮文屋君劝山背大兄王逃往东国以图东山再起，山背大兄王不愿再给百姓带来战乱之苦，又回到了斑鸠寺，和上宫王族的王子们一起自杀，有圣德太子血统的上宫王族就此灭亡。苏我虾夷听说了苏我入鹿灭亡山背大兄王一族的暴行后，也惊呆了，以至于发出了“此举危及了苏我氏”的感慨。

正当此时，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苏我氏专权日益以后，那些遣隋使陆续回国了，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天朝交流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布，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在日益感到苏我氏骄横益甚，对皇室造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最初中大兄皇子只能忍辱，直到有一天他在飞鸟法兴寺大规树下踢球，不意鞋随球落。这时一位有为之士拾鞋跪呈，中大兄皇子对跪敬接，而这位有为之士便是中臣镰足，也就是这个缘分，让俩人亲近起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结识以后，如鱼得水，两人向留唐归来的南渊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并开始密议诛杀苏我氏的计划。

按照中臣镰足的策划，他们首先成功地劝说了苏我氏一族中的苏我石川麻吕加入反苏我入鹿的阵营，为了巩固关系，中大兄皇子还娶了苏我石川麻吕之女作为自己的王妃，此外宫廷警卫佐伯子麻吕，以及海犬养胜麻吕、稚犬养网田等人也陆续参加了这个秘密同盟。

在当时，要想诛杀苏我氏并不容易，苏我入鹿在甘樫丘修建邸宅，并称之为“天子之宫门”、“谷之宫门”，更称自己的子女们为皇子，代替皇室执政，独断专行。苏我入鹿在苏我氏的府宅外修建栅门，旁边建造兵器库，每个门设水槽各一个，木钩数十个，以备火灾，苏我入鹿身边经常有力士持刀护卫。苏我虾夷命人在大丹穗山建造削寺，又在亩傍山之东修筑城池，建造仓库储藏箭支。每当苏我虾夷出入，定有五十位兵士随身保护。苏我氏聚集健儿，号称“东方傧从”，又使各氏族派遣子弟为苏我氏充当侍卫，号称“祖子孺者”。

皇极天皇四年六月十二日这天，皇极天皇在板盖宫大殿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古人大兄皇子随侍身旁，苏我入鹿也奉诏入朝。由于苏我入鹿的猜疑心强，日夜剑不离手，辛亏俳优道化的劝说，苏我入鹿才解剑入殿。眼看着苏我入鹿等朝臣均在殿上，中大兄皇子立即命令卫门府紧闭宫门。

趁着苏我石川麻吕宣读上表文的时候，海犬养胜麻吕把两把剑交给佐伯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网田，并安排准备行刺的这两人悄然隐藏在暗处，伺机动手，此外，中大兄皇子也持长枪隐藏在殿侧，而中臣镰足取弓矢潜藏在一旁。然而事情远非想象的那样顺利，宣读表文的苏我石川麻吕声音嘶哑，双手颤抖，入鹿感到颇为惊异，本应动手行刺的佐伯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网田也因为恐惧而踌躇不前。

中大兄皇子看刺客佐伯子麻吕等人畏惧苏我入鹿之威，不敢动手，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冲入大殿，佐伯子麻吕等人也飞快杀出，苏我入鹿大惊，站起身来，被佐伯子麻吕砍到一只脚。苏我入鹿倒在皇极天皇御座前，叩首问道：“我有何罪？请天皇圣裁。”皇极天皇大惊，询问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答道：“苏我入鹿屠戮皇族，意图夺取皇位。”皇极天皇听了后，默默不语，退入后宫，佐伯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网田于是斩杀了苏我入鹿。这日天降大雨，庭院中溢满了雨水，苏我入鹿的尸体只被盖了一层纸障，扔到了庭院中淋雨。

虽然古人大兄皇子逃回自己的宫殿，并说“韩人杀鞍作臣（韩人指中大兄皇子、鞍作指苏我入鹿），吾心痛矣”，但诸皇子、诸豪族却都在第一时间就加入中大兄皇子的阵营，举兵讨伐苏我氏，而苏我氏则在归化人汉直一族的拥护下，纷纷聚集在苏我氏的城寨周围，做备战准备，然而随着中大兄皇子派遣巨势德陀做说客，苏我军不战而溃，纷纷逃亡。次日，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焚宅自杀，就这样，长年权倾朝野的苏我氏宗家灭亡。苏我氏灭族之后，皇极天皇让位于同母弟轻皇子，是为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则向皇极天皇奉上皇祖母尊的称号，并册立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

事实上此时权力都在中大兄皇子的手里，其以皇太子身份掌握着实权，而孝德天皇几乎只是一个象征。在任命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之后，中大兄皇子随即开始了被后世称为“大化改新”的政治改革。

天智天皇前后天皇系图

645年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645年，即为大化元年。 大化二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一事件又称乙巳之变，革新派以大唐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并诏书公布改新的内容，律令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将土地收归国有，使所有部民成为国有公民，建立户籍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新税法；废除世袭氏姓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等。可以说大化改新是日本由落后的部民奴隶制国家向中世纪封建国家质变的最关键一步，是日本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大唐高宗显庆四年闰十月二十九日（659），以津守连吉祥为首的倭国使者团抵达帝国的东都洛阳准备觐见李治，随行的还有两名虾夷俘虏，一男一女。至于坂合部石布，虽然《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659）记载：“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坂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但坂合部连石布所乘的使船遭遇风浪，与津守连吉祥所乘使船失散，流落到南海名为尔加委的岛屿时遭岛上土人的袭击，大使以下多人遇害，未能及时到达大唐。

在召见倭国使团时，李治还向使者详细询问了关于虾夷的情况，不过虽然在阿倍引田部比罗夫的率领下，大和朝廷对日本北部道奥、越国等地虾夷征讨中取得了值得炫耀的胜利，但大唐皇帝对虾夷人的命运如何并不关心。按照记载，津守连吉祥使团在洛阳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冬至之会时入朝觐见了皇帝陛下，然而就在一个月之后的十二月三日，却发生一件事，也就是《日本书纪•孝德纪》引《伊吉连博德书》中记载的“十二月三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大唐，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罪”。

西汉大麻吕是韩智兴手下的傔人，按照《日本书纪•孝德纪》引《伊吉连博德书》的记载：“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言其为“别倭种”，韩智兴的手下为什么要去“枉谗”津守连吉祥使团呢？这是一个历史谜团，不过从现有史料中可以分析出韩智兴的一些情况。韩智兴很有可能是一个混血的倭人，从其“韩”姓分析，其血统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的可能性很大。

韩智兴的两名傔人之所以“枉谗”津守连吉祥使团，很有可能是与此有关，不管怎么样，虽然在伊吉史博德的极力辩护下，津守连吉祥使团免除了流刑之灾，然而大唐政府已经对这批倭国使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李治以“来年必有海东之政”为由，传旨将津守连吉祥一行人羁押在西京长安，“海东之政”也就是李治接受新罗的请求，对百济进行讨伐。

津守连吉祥使团之所以遭到软禁，说明倭国统治者支援百济的政治意图暴露。早在永徽四年的时候，倭国曾经派出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使团，船上还有包括中臣镰足的长子定惠和尚在内的多名倭国贵族子弟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在此次遣唐使觐见皇帝陛下时，李治向倭国使者下达玺书，命令他们的国家发兵援助受到百济侵扰的新罗，显然倭国并没有理会。

倭国及朝鲜半岛三国人

这是由于倭国亲百济的核心人物是中大兄皇子，而且一直以来，百济和日本之间本来早有关系。佛教文化，大都是通过百济传播到倭国，与此同时，大陆的文化也经由百济流传到倭国，百济与倭国之间交流频繁与密切，当时的倭国十分重视与百济的外交，现今韩国尚留存有前方后圆坟，出土文物与日本畿内的古坟几乎相同，这些出土文物很可能就是由当时倭国身居高位的人送给百济的。此外日本的飞鸟川的一个支流取名百济川，百济川边有百济寺，百济寺旁有百济村，专门安置由百济来的技工。

《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六年条则记录了当年春正月，高句丽派遣了以乙相贺取文为首的一百余人访问倭国，直到七月十六日此人才离开，而仅仅两天之后，百济就灭亡了，史载，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入海口），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大唐与新罗联军很快进围并迅速攻克百济都城泗沘，百济的义慈王投降。高宗显庆五年（660），百济灭亡了，从开战到战争结束前后不到十天。消息传来，着实令倭国大感震惊。

也就是说，当乙相贺取文访问倭国的时候，其实大唐征伐百济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乙相贺取文等人与倭国商谈了什么，无法得知。不过这一年，倭国尚在征讨道奥、越国地区的虾夷，牵制了不少兵力，加之使者被扣留，缺乏足够的情报，自然无所作为。不过，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在骏河国（今日本静冈县中东部）加紧制造船只，以备将来投入大规模水上作战使用。

尽管留守百济的唐军不过一万人，叛乱的百济人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任存、豆良伊、加林、珍恶山、内斯只、雨述一线以南的百济领土，并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于白村江流域的水路，迫使唐军的活动只能限制在泗沘、熊津等百济北方有限的地域之内，但这些乌合之众却没有能力消灭驻屯在百济的唐军。

刘仁愿，在《新唐书》《旧唐书》没有为他立传，其事迹只有从诸如《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等一些史料中得其端倪，然而，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的《刘仁愿纪功碑》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此碑原立于扶余市境原百济都城泗沘城王宫遗址所在地扶苏山城内，纪功碑的前半部分依据拓本还可以辨认，后半部分则受损严重，难以辨认。依据此碑文，并结合其他的零星记载，可以对刘仁愿其人的早期事迹做出一些考证。

有关刘仁愿的身世，《纪功碑》记曰：“君名仁愿，字士元，雕阴大斌人。”依据碑文的记载，自北魏末年起，刘氏的先祖就居住塞上，进而成为塞北有名的豪族大姓。

刘仁愿纪功碑

贞观中期，刘仁愿因“地因膏腴，门承勋业,令闻之誉,佥议攸归”，起家为弘文馆学生，随后被选为右亲卫，因“膂力□健，胆气过人”，曾经随李世民出巡外地“手格猛兽”，受到李世民的赏识，特受恩诏“入杖内供奉”。后参与贞观十九年的征伐高句丽战争，因战功受到唐太宗的嘉奖，“超拜上柱国,别封黎阳县开国公，擢受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压领飞骑于北门长上”。贞观二十一年，任行军子总管，随英国公李世勣经略薛延陀，并迎接车鼻可汗，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改授右□卫郎将, 依旧□□供奉”。贞观二十二年，任行军子总管，经略辽东；同年，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永徽五年，任葱山道行军子总管，随卢国公程知节出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唐军无功而还；此次出讨，苏定方为前军总管，可能因为此次共同出征，加深了苏、刘二人的私人关系，同时，由于刘氏的才干，为此后苏定方选拔刘仁愿随军出讨百济提供了可能。

很显然，在这位当年曾经担任过李世民的亲卫，并随同李世勣、程知节、苏定方东征西讨，又作为大唐廷的使节，数次往返抚慰回纥九姓铁勒，前往突厥、吐蕃宣谕不辱使命的大唐将领的身上，鬼室福信讨不到任何的便宜，这种情况下，鬼室福信只能向倭国请援，试图借助外来势力改变半岛的力量均衡。

不过无法在刘仁愿那边讨得便宜、没有能力攻占泗沘城，不等于鬼室福信等人无法在唐军那边占点小便宜，譬如鬼室福信遣使要求将当时在倭国为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由日本接回去，以能够拥立其为王，并且请日本出兵相助的同时，还向倭国献上了掳来的百名唐军俘虏。

根据《日本书纪》中的记载：“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又有:“十一月，福信所获唐人续守言等，至于筑紫。”以及“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被送到倭国的唐军俘虏中其中有一个叫作续守言，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之后，被安置在筑紫，也就是今天的北九州一带，而“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就是说，这些唐俘及其后代在《日本书纪》的编撰时期已经被迁移到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了。

而续守言是何人？又如何被俘的呢？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在开成五年，登州所辖的文登县仵台村法云寺前看到两座佛塔，一石一铁，其中铁塔上镌刻着铭文：“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蕃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铁塔上记录的这件事，大概就是续守言等唐军被鬼室福信军俘虏的经过，可见那被送到倭国的一百零六名唐军是被整船俘虏的，被俘时间大概就在显庆五年九月左右。此外在日本的《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中所记载了那么两条信息，则更耐人寻味，其一“八清水连，出自唐左卫郎将王文度也”，又有“杨津连，八淸水连同祖，王文度之后也”。

这个八清水连与杨津连自称是王文度的后代，然而作为第一任熊津都督的王文度是在新罗猝死的，他的后代怎么会到倭国呢？所以显然不太可能，不过从这里可以分析，鬼室福信俘虏的唐军，就隶属于王文度的部下，或者说是他东渡时所率领的船队中的部下，也许是在王文度死后，他们前往被围的泗沘城时，遭到鬼室福信等百济叛军的伏击而被俘的，所以所谓八清水连与杨津连也未必是王文度的直系后裔，但很可能是王文度手下部将的后裔。

有意思的是，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后，后来还和同样是俘虏的萨弘恪出仕于日本朝廷，并在持统天皇三年（689）获赐稻子。持统五年（691）九月，又获赐银二十两。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续守言和萨弘恪还曾经担任过音博士的职务，也就是在教授儒家经典的时候，教学生正确使用唐语（中国语）发音的官员。持统六年十二月，又因参与“飞鸟净御原令”的编辑和日本国史的编纂，获赐水田四町。萨弘恪更是参与了《大宝律令》的制定，一时风光无限，他的后代此后还继续在倭国的朝廷中为官……至于续守言的后代，史料中没有记录。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多稀奇的事情，譬如在倭国为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扶余丰），也是被作为有识之士为大和朝廷所重用的。如果不是鬼室福信主动向倭国求援，则被扣在倭国为人质的扶余丰大概是此生难以踏上百济的土地，就如同被俘的唐人续守言、萨弘恪那样。

其实由于海岛物产贫瘠且自然灾害多发，日本对于大陆始终没有断过念想，而离它最近的朝鲜半岛显然就是最好的目标，直到现代，日本这套思路也基本没变过，总是想方设法染指朝鲜半岛，一旦成功便可向东觊觎。而在当时，如果强大的唐彻底攻占百济，那就意味着日本在朝鲜半岛将再无半点机会。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乘唐军立足未稳“赌”上一把，主动出击把唐军赶出半岛，那一切便又有了机会。一千多年后，日本人依然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有了清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全面战争、太平洋战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于是，日本人答应了鬼室福信的请求，决定出兵朝鲜半岛，不过日本人和鬼室福信都明白，扶余丰是最好的“招牌”，自然都要捏在手里。所以当鬼室福信为了重建百济王朝而对倭国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归还作为人质留在倭国的王子扶余丰(丰璋)，使其继任百济国王，并且希望倭国为了复兴百济派遣援军的时候，日本方面立即给予了回应。

为了积极响应鬼室福信的请求，同时实现对百济的遥控，中大兄皇子策动他的母亲，也就是齐明天皇，立即做出了决断，支持百济。而之所以中大兄如此肯定，是因为之前他所派出的阿倍比罗夫北讨虾夷，几乎是所向必克，自以为武力强大的中大兄此时认为可以西向开疆拓土了，并且他对任那的失陷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可以说，他始终未能忘怀那个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所谓日本府，现在他就是要趁着百济来乞援的机会，利用好这个绝好借口，干涉到战争中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庙议的时候，多数武将都表达了对渡海远征的支持，甚至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正是如此，大和朝廷很快就决定了出兵半岛，毅然慨诺做百济的后盾，加入了这一次的国际战争中，从而争取更大的利益。此外，鬼室福信的请求，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出兵，不仅可以获得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同时也能够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