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分治——刘秀和匈奴帝国分裂的背后博弈

按照史料记载，自王莽篡汉以来，中原大地便陷入到动乱之中，而导致这一动乱的根本，便是王莽的所谓“立新”及改制之举。虽然掌权之初，得到了一些朝中大臣、百姓人民的拥戴，但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譬如王莽代汉后，曾派使者召请新都相孔休为国师，但孔休却是“遂呕血托病，杜门自绝，不任新莽官职”。又有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而王莽专权时，大封其亲信，多达三百九十五人，而同时却废黜刘氏宗族诸侯王三十二人、王子侯一百八十一人。这种情况下，刘氏宗族相继起兵反抗也就是必然的了。

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而失败。次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称呼为国讨贼，以安社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大惊，连忙遣关东甲卒前往镇压，一时间，长安周围局势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大军才将翟义等人的举事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时，更是发生了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而拥立楚王的事情，虽然事发后，张充等人尽皆被诛杀，但直至新朝建立，各类反莽之事仍然层出不穷。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

不过纵观这些反莽活动，可以看得出，其力量十分微弱，虽然王莽相继将之镇压，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刘氏宗族及贵族、富贾与自己的矛盾此时已经开始激化。而与此同时，平民百姓的反抗也开始出现，甚至到了“此伏彼起，层出不穷”的地步。王莽对这类反对自己的“叛乱”不以为然，因其以新圣自居，故而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托古改制”的新政，意图恢复儒家歌颂的夏、商、周三代盛世。其改制的内容上从典章制度、法律与教育，下到百姓习俗、经济制度等，十分全面。譬如，他依《周礼》改官名为西周官名，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为纳言）、改郡太守为大尹等等。而地方制度也效仿周制，甚至许多地名经过多次改名。由于官员和百姓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恢复原名，平白增加无谓的麻烦，此外，他下令天下农田改称“王田”，耕地收为国有，推行王田制，从而无田者按一夫百亩受田，一户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900亩）者，分余田给九族或邻里，由于此举限制豪强百姓只能有一定土地大小，故而从根本上来看，此措施与现实状况差异过大，地方豪强不可能因为一道法令而服从；由于土地过小而不能负担一户生活，连百姓都反对这个改革。于是仅仅三年之后，王莽接受区博的建议取消王田制，一时间，闹得民怨沸腾。此外，王莽令将奴婢改称“私属”，禁止买卖，然而既然无意废除奴婢制，却又禁止自由买卖，因此导致豪强在黑市贱卖奴婢，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措施自然到最后也废除了。此外，王莽设立五均六笎与赊贷之政，以管理商业，以公权力管制物价、实施平衡，并加强税收，即以五均官掌管工商业的利得税（类似所得税），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实行国家垄断，此外还屡次改变币制，王莽依据古制，陆续推行刀货、贝货等新币，共有黄金、银货、龟宝、贝货、钱货、布货等，这些货币名目繁多，换算复杂，造成新朝的财政极为混乱。此后，又却有尽数废除，于是也就以致农商失业，经济崩溃。很显然，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反而因其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频繁征讨，使得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位置加重，于是天下人皆不满其所为。

新朝时，沉重的赋役征发，残酷的刑罚，不仅使百姓怨声载道，加上连年灾荒，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此后，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没人看出来。史载，自王莽改制革新之初，便不断有大臣进行劝诫，王莽的一系列新政，可谓是乃只求名目复古，常要求恢复周礼，徒增行政困难。实行王田制乃根据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坏乃因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养活各人丁，再实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币制改革不但令货币种类繁多，而且这些货币其实根本无法流通，譬如贝币，乃是古时所用，是因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的，此时再恢复使用自当引起混乱。但是王莽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于是天下皆反，民众起义之火首先于北方边郡点燃，接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尽皆爆发了农民暴动。

史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政权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等边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将军，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天凤五年，东海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而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的起义、羊牧在江夏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动频频。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不过对新朝威胁最大的还当属赤眉、绿林两路义军。史载赤眉军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在莒起事，首领为琅琊人樊崇，最初活动在泰山一带，几年之间发展到数万人，乱军由农民组成，大多不识字，因其均将眉毛涂红而得名，赤眉军收编吕母部后，实力大增。新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以太师牺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出兵讨伐，但征讨大军被赤眉军击溃。此后王莽再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兵东征，所经之路都纵兵掠夺，民众义愤非常，有歌谣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指更始将军廉丹）杀我”，由此可见，百姓的态度。十月，王匡率军进抵无盐，击败据城举兵响应赤眉军的索卢恢部万余人。是时，赤眉别校董宪部正活动在无盐西南的梁地。王匡恃强急战，率大军南下，欲一举击破董宪部。恰在此时，樊崇所率赤眉军主力已进至无盐附近的成昌。莽军出无盐不久，即与赤眉大军相遇于成昌。首次交兵，王匡、廉丹被斩万余，大溃。此后，赤眉军乘胜追至无盐，王匡仓皇逃奔洛阳，廉丹虽然做拼死一搏，但依然大败，史载，赤眉军斩杀廉丹及其部下校尉二十余人，势力扩张到青、徐、豫、兖等州。

而与此同时，因天凤四年（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一带大饥，众多饥民在王匡、王凤率领下举事起义，占绿林山为寇，有数千人。地皇二年（公元21年），新莽荆州军为绿林军所败，王莽遣司命将军孔仁守豫州，派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进入荆州平乱，结果两万征讨大军再次惨败，绿林军部众增至数万人。次年（公元22年），绿林山瘟疫爆发，于是绿林军不得不分兵，王常、成丹率兵向西，转入南郡，称“下江兵”，而王匡、王凤率兵东进新市，称“新市兵”，并北上攻打宛城。途中进攻随县时，有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加入，即“平林兵”，此后，下江兵被严尤击败后，也北上宛地会合新市兵。时有宛地豪强刘、刘秀等人也起兵响应，称“舂陵兵”。

十一月，绿林军新市、平林、舂陵三部合力攻克棘阳等地，但随后，因刘率舂陵兵急欲攻宛，却被南阳郡守甄阜、属正梁丘赐率军击败，不得不退保棘阳。此后，甄阜、梁丘赐留辎重于蓝乡，乘胜率精兵十万南渡潢淳水，临近沘水，在两川间扎营，企图一举扑灭义军。是时，由王常等率领的下江兵五千余，已从南郡转战到宜秋。十二月，新市、平林，下江、舂陵四部合兵，一时间，绿林军士气大振，遂对甄阜、梁丘赐所领新莽军展开反扑。义军兵分六部，乘夜攻袭蓝乡，一举劫获甄阜军全部辎重，并堵住其退路，继而从东南、西南两面展开合击，甄阜、梁丘赐见势不妙，遂率军败逃，此后义军追至潢淳水，斩首两万余，杀甄阜、梁丘赐。

史载，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绿林军大破新莽军甄阜、梁丘赐等将于蓝乡，包围宛城，占领昆阳。此后，绿林诸将拥汉宗室刘玄为更始将军，后又恢复汉朝国号，以刘玄为帝，建元更始，史称更始帝， 即玄汉。更始帝以王匡、王凤为上公，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决议争夺天下。

刘玄原乃是汉景帝刘启的后代、刘秀的族兄。其祖父为苍梧太守刘利，父刘子张，母何氏。起初，刘玄的弟弟被人杀害，他便结交宾客准备报仇。可不久之后宾客犯了法，刘玄便跑到平阳躲避官府的追捕。官吏抓走了他的父亲刘子张，而后刘玄诈死，让人把他的灵柩运回舂陵，官吏才释放了他的父亲。但刘玄也自此便避居于外。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七月，平林人陈牧、廖湛领导千余人起义，号平林兵，以应王匡，正是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了平林军，担任安集掾。四年（公元23年）正月，绿林军诸部合兵击破新莽将领甄阜、梁丘赐后，遂号刘玄为更始将军。二月，后因其为刘姓宗室，这才在淯水边拥其为帝，大赦天下，建元更始。

就在刘玄登基后、大封宗室诸将时，消息传到长安，一时间朝野震动，王莽即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发各州郡精兵共四十二万扑向昆阳和宛城一线，力图一举扑灭义军。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决定着未来历史进程的昆阳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王莽以司徒王寻、司空王邑为大将，征集大军四十多万，号称百万。同时征召通晓兵法的六十三家为军吏，并以身长一丈、腰大十围的巨人巨毋霸为垒尉，又驱使诸多猛兽虎、豹、犀、象等助威，其余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史载“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之”。可谓是倾全国之力，试图一鼓而平天下，而绿林军，仅有刘秀率八九千之众，二者军力悬殊。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乃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玄孙，与更始帝有同一个高祖父刘买。史载刘秀的先世因 “推恩令”而从列侯递降，至他的父亲刘钦时，不过为南顿令刘钦，母樊娴都。世代居住在南阳郡蔡阳，属地方豪族。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于济阳，史载他出生的时候，有赤光照耀整个房间，而当年稻禾（嘉禾）一茎九穗，因此而得名“秀”。元始三年（公元3年）时，刘钦去世，故而年仅九岁的刘秀与其兄妹便只能依赖叔父刘良抚养。不过虽然为庶民，但刘秀勤于农事，天凤年间，刘秀还曾到长安，学习《尚书》，故而略通大义。而其兄刘则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高祖皇帝刘邦的兄弟刘喜。按照史料中的记载，刘秀在新野县时，听闻南阳豪强世家阴氏有女丽华极为美貌，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阴丽华的家族祖先为齐桓公名相管仲，其第七代子孙管修的时候，从齐国迁居楚国，被封为阴大夫，以后便以“阴”氏为姓。秦末汉初，阴家举族迁到了新野，据《后汉书•阴识传》载：“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当时阴家“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所谓“邦君”就是分封的诸侯王。这也就是说，阴家占有巨量的土地，车马和奴仆可以同分封的诸侯王相比。不过在当时，刘秀也就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而并没有机会迎娶阴丽华，更无法出仕为执金吾。

然而不久之后，因王莽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不切实际，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上及平民的利益；加之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此时，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庶一脉。故而在刘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时，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史载，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不同，刘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性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日后刘、刘秀两兄弟截然不同的结局。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避吏于新野，因卖谷而至宛，经李通劝说，方才在十一月，“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其兄刘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于舂陵正式起兵反莽。

因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而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多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但因兵少将寡，所以实力不强。甚至在举义之初，刘秀竟无马，只能骑牛，此后杀新野尉，刘秀方才有了自己的战马。此后为了壮大声势，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等绿林军合兵。

当王莽派大司空王邑急赴洛阳，与大司徒王寻调集各州郡兵四十余万南进，号称百万军，企图一举扑灭汉军的时候，其实刘秀手里的兵马并不多。当年五月间，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迫使刘秀的所部自阳关撤回昆阳。当时昆阳汉军仅九千人，众恐不敌，欲弃城退守荆州故地。刘秀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说服诸将固守昆阳。此时王莽军已逼近城北，刘秀率十三骑乘夜出城，赴定陵县、郾县调集援兵，后有步兵、骑兵一万七千精兵赴援昆阳。

而新莽军锐气正盛，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而后督军攻向昆阳城，面对新莽军挖掘地道、制造云车、大军围城的情况，昆阳汉军别无退路，只能坚守危城。此后，王莽军久战疲惫，锐气大减。而刘秀则于六月一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史载，刘秀亲率千余精锐为前锋，反复猛冲，斩杀王莽军千余人，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刘秀利用王寻、王邑轻敌懈怠的弱点，以精兵三千迂回侧后，偷渡昆水，直攻王邑的中军。面对汉军的乘锐猛击，王邑依旧轻敌，其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及万人迎战，结果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被杀，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亦出城而战。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滍水为之不流。

四十万大军覆灭于昆阳城下，王邑仅与数千人逃回洛阳。于是三辅震恐，海内响应，旬月之间遍于天下。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以求天救。而此时，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急攻武关，各地豪强纷纷诛杀新朝牧守，用汉年号，遵服更始政令。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杀死于未央宫的渐台，新朝覆灭。

然而此后当在昆阳之战中立下首功的刘秀忙着马不停蹄的攻城略地之时，因刘、刘秀兄弟威望大盛，遭到刘玄的猜忌，不久，时为大司马的刘被更始帝借故诛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同宗刘稷。史载，消息传来，刘秀强忍悲伤，益发谦逊，而且饮食言笑如常。为了不受更始帝的猜忌，他急忙返回宛城向刘玄谢罪，除了不敢为哥哥服丧之外，其还不与刘部将接触，而且不表昆阳之功，并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更始帝本因刘一向不服皇威，故而杀之，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心有所惭，故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是月，刘秀在宛城即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阴丽华。

新朝亡后，更始帝定都洛阳，但河北（黄河以北）州郡尚未归附，此外赤眉军也声势日益壮大，还有“河北三王”、铜马、尤来、隗嚣、公孙述等，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更始帝刘玄遣刘秀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然而刘秀到河北后不久，前西汉赵缪王之子刘林即拥戴王郎在邯郸称帝，广阳王之子刘接也起兵相应刘林。这种情况下，势力单薄的刘秀处境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幸得刘植、耿纯所拥，上谷、渔阳两郡的支持也很关键。史载，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就曾对刘秀言道：“渔阳、上谷的突骑足有万骑，发此两郡兵马，邯郸根本不足虑。”而刘秀高兴地指着耿弇道：“是我北道主人也。”不过就在刘秀准备在河北招兵买马进攻邯郸的同时，河北三王中拥兵十余万、实力最强的真定王刘杨一直在观望。为了真定府的十万大军为己所用，刘秀遂派部下刘植去真定府游说。最终刘秀亲赴真定王府，以隆重的礼仪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以联姻的方式，促成了两家的联合。而此时距刘秀在宛城迎娶阴丽华尚不足一年。

此后，在真定王刘杨的协助下，刘秀率军攻陷邯郸，王郎亡。而眼见刘秀在河北日益壮大，更始帝极为不安，他遣使至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令其交出兵马，回长安领受封赏，同时令尚书令谢躬就地监视刘秀的动向，并安排自己的心腹谢躬做幽州牧，接管幽州的兵马。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史称此时刘秀“自是始贰于更始”。不久，刘秀授意手下悍将吴汉将谢躬击杀，其兵马也为刘秀所收编，而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幽州牧苗曾与上谷等地的太守韦顺、蔡允等也被吴汉、耿弇等人所收斩。自此，刘秀与更始帝公开决裂。

与此同时，刘秀率吴汉、邓禹等将发幽州十郡突骑平定河北州郡的铜马、尤来河北诸民变军，数十万铜马民军中的精壮之人被刘秀编入军中，因而一时间被关西人号为铜马帝。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时，刘秀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是年六月二十二己未日，刘秀在鄗城千秋亭即皇帝位，建元建武。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唐末五代之后也根据都城洛阳位于东方而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刘秀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而在此时，更始帝已经迁都至长安，他建国后昏庸无能，滥封诸侯，将政事委托给岳父赵萌，政治混乱，甚至百姓尽皆怀念王莽。当时李轶、朱鲔自立于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而在汝南、颍川的赤眉军，因为粮食不足，加上更始帝分封不给国邑，而由樊崇和徐宣兵拥兵三十万众，分两路进逼长安。进军途中，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史称赤眉汉，建元建世。

更始帝得知消息后，遣诸将讨伐，申屠建、陈牧、成丹等将均死，大军死伤甚重，三辅震动。同年九月，赤眉军攻陷长安，更始向赤眉请降，获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缢杀，玄汉亡。而光武帝则乘机南下洛阳，并定都之，此后又改洛阳为“雒阳”。

当赤眉、绿林相互厮杀之，刘秀又以邓禹西入关中，以观时变。时，赤眉汉政治混乱，诸将跋扈，加之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数十万大军拥在长安，不日粮草即告匮乏，只得撤出长安西走陇右以补充粮草，结果为割据陇右的隗嚣所败。恰是严冬，“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数十万大军只得东归再次折回长安，并击败了进驻那里的邓禹军，迫使其退出长安，但此时的赤眉军也遭受了极大的消耗。见邓禹的西征军不利，刘秀遣冯异前往关中，代替邓禹指挥西征大军。冯异到后，邓禹联合冯异部与赤眉再战，结果再次大败，冯异只率少数人弃马步行才得脱身归营，而邓禹则败走宜阳。冯异收拢归散的部下，坚壁清野，待机再战。不久，冯异军与赤眉再次大战于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双方均倾众而出，一直大战到太阳偏西。在此之前，冯异提前选精壮之士换上与赤眉军一样的装束，伏于道路两侧，此时见双方皆已力衰，伏兵杀出，赤眉大军惊溃大败，被冯异迫降者八万余。

崤底之战，使得赤眉军再遭重创，加之粮草已尽，不得已再次转向东南方，力图补充粮草和人马，摆脱困境。但刘秀鉴于关中大饥，人相食而隗嚣的重兵又陈于西，故而早已料到赤眉必向东或南方向运动，遂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屯宜阳，以堵截赤眉东归或南下之路。当眉军主力十多万众南下走宜阳时，刘秀乃亲自引大军驰援，六军布阵于宜阳，大司马吴汉精兵于最前，中军在其后，骁骑和甲士分陈于左右两侧。赤眉大军兵士疲敝，粮草缺乏，士气低落，自崤底失败后一路从关中折向南，至宜阳，正迎面撞上刘秀大军，兵困粮乏的赤眉军根本无力再战，而后面又有冯异的大军，再回关中已无可能。在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尚有十几万兵马的赤眉大军无奈在宜阳被迫请降，至此，起自新莽天凤五年，纵横山东十余年的赤眉军被平定。此后，刘秀先后荡平张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并于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十九己卯日（公元36年12月25日）吴汉攻克成都，至此东汉统一天下。

史载，光武帝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裁并郡县，精简官员。结果，裁并四百余县，官员十置其一。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此外光武帝时，汉帝国开始不设丞相，而是“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使三公成为虚位，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又有“自是大臣难居相任”之说。不过，光武帝并没有如同先祖高皇帝刘邦得天下后诛杀功臣，而是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其实，在统一天下之前，光武帝就开始削弱国防建设，废郡国兵制，罢郡国都尉。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导致后来无力抵御外患，而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

史载，当光武帝统一天下后，又厌武事，不言军旅，所谓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有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但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其后，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东汉初年，天下方定，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帝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故而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皇帝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又省刑法，这种情况下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也就自然的了。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东汉初年，位于漠北的匈奴日渐强盛，大汉帝国此时也无力与匈奴战，不过在光武帝“不思进取”的时候，建武二十四年时，匈奴国内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而内部为争王位发生动乱。当时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因蒲奴单于被立为单于，而既怀愤恨，于是其秘密派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而后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其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于是匈奴再次分裂，彼此相互残杀。史载，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十二月，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一分为二。后呼韩邪单于率众四万南下，依附东汉而称臣，被汉光武帝安置在河套之地，是为南匈奴，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史载，南匈奴最初建庭于五原，而后迁庭于美稷县，即“南庭”。汉朝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保护其安全，并每年给归附的南匈奴一定的粮食、丝帛等物，而南单于则协助东汉共同抵御北匈奴，一时间，北匈奴竟成为了大汉与南匈奴的共同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