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犬英雄——足利义满篡夺天皇权柄的野心和努力

公元1394年，终结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的足利义满早早地便将“幕府将军”之位传给了自己9岁的儿子足利义持，以公卿领袖“太政大臣”的身份当起了室町幕府的“太上皇”。据说足利义满这种“半退休”的生活过得很惬意，他在带领着斯波义将等一干元老出家之后，将原属于公卿西园寺家族的京都“北山第”占为己有，过起了坐而论道、品鉴书画的风雅生活。不过足利义满此举并非是功成身退的自得其乐，而是为自己更上一层楼所作的重要铺垫。

足利义满很清楚随着各地守护大名的壮大，幕府将军不过是其公推的天下“共主”而已，因此前半生作出了诸多努力以期强化幕府的实力，他充实了被称为“御马回”的将军卫队，招揽了诸如二阶堂等昔日镰仓幕府官吏世家，强化了室町幕府日常政务的处理能力，甚至频繁劳师动众地展开“诸国巡视之旅”。但以足利义满的政治眼光不难预见，自己的这些举措无非是暂时压制住了各地豪强的政治野心而已，真正要保障室町幕府长久的统治，唯有取代“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条道路，毕竟在日本这座小庙，不可能容下天皇和将军两座真佛。

长期以来支持天皇的核心力量无非是附庸风雅的公卿和假神之名的寺院而已，因此足利义满出家之后随即将“北山第”的别墅改造成了融合公、武、禅三家文化风格的“鹿苑寺”，由于其装修风格极尽奢华之能事，因此又被称为“金阁寺”。就在金碧辉煌的舍利殿中，足利义满开始拉拢公卿和寺院的力量，开始为自己的家族最终登上权力巅峰而冲刺。

足利义满的计划很简单，他打算首先利用后小松天皇干仁的生母三条严子去世的机会，让自己的正室日野康子成为天皇的养母，再让安排后小松天皇收养自己的次子足利义嗣。如此一来，足利家便成功融入了天皇谱系之中，只要让后小松天皇在合适的时间死去，并传位给足利义嗣，那么幕府将军便与天皇家族正式合体，实现真正的“公武合体”。

在野史之中，足利义满为了保证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因此视与足利义嗣同年出生的后小松天皇庶长子“千菊丸”为眼中钉，将其逐出皇宫，安置在京都安国寺，而这个“千菊丸”长大之后也选择了遁入空门，成为了日本历史上争议颇多的奇僧—“一休宗纯”，也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聪明的一休”。

当然这一说法无非是坊间传闻，后小松天皇尽管不算“多产”，但到足利义满逝世之前也有两位嫡王子诞生。如果足利义满对一休的“流放”单纯是出于为足利义嗣扫清障碍，那么足利义满更没有理由会放过后来登基为“称光天皇”的嫡长子躬仁了。事实上促成一休宗纯的坎坷命运的，恰恰是其在银幕上温柔贤淑的母亲——藤原照子。

被称为“金阁”的鹿苑寺遗址

藤原照子尽管为后小松天皇所宠幸，但却站在自己家族的立场之上，怀有复兴南朝的野心，据说甚至有刺杀后小松天皇的计划。对于这样的一个女人，无论是后小松天皇还是足利义满都没有理由将她长期留在身边。而正是担心“千菊丸”日后成为野心家的旗帜，足利义满才最终选择将其送入空门。应该说仅就政治家的角度而言，足利义满的这种处理方式亦不失为仁慈。

晚年的足利义满

历史上真正阻挡足利义满取天皇而代之的，并非是血嗣的延续，而是政治力量的对比。足利义满很清楚，天皇世代的传承早已在日本列岛深入人心。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要有周全的部署和准备。于是一个神秘的预言在日本悄然流传，这首名为《野马台》的预言诗据说出自中国南梁高僧宝志之手，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句便是“百王流毕竭，猿犬称英雄”。

朱允炆画像

足利义满自己的解释是，“百王”说的是天皇世系只能相传一百代，而后小松天皇恰好是第一百任天皇。而更为巧合的是建立武家政权的源赖朝属猴，而足利义满恰好是属狗的。拿着这首预言诗，足利义满随即找到了日本神道教的头目—吉田兼敦和公卿首领坊城俊任，不过这两位都毫不客气地告诉他：“‘百’应该只是泛指很多吧。”至于还有半句，这两位没好气地说：“预言只说‘称英雄’，又没说你们这两位‘猿、犬’可以称王道孤！”

既然含糊不清的预言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足利义满也就只能请求《野马台》诗名义上的产地—中国给出“最终解释”了。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通过九州博多豪商肥富，向雄霸东亚的明帝国递交了讨封的国书。日本南北朝的乱世固然是公卿、武家逐鹿的猎场，同时也是日本工商业迅速发展的盛世。在战火中倾覆的庄园，令众多自耕农走入工坊，而失意的豪族也纷纷转战商海。到室町幕府统一全国之日，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了以城下町（集市）为主要单位，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贸易封锁，令商贾们和室町幕府都感觉如芒刺在背。

公元1401年，足利义满严令今川贞世的继承者—九州探提渋川满赖禁捕倭寇，同时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的名义再度向明帝国派出了朝贡的使团。此时的明帝国正处于名为“靖难之役”的内战之中。正被自己的叔叔朱棣搞得焦头烂额的明惠帝朱允炆自然乐见其成，随即接受了对方的纳贡。有趣的是，由于在朱允炆的任内与室町幕府有这一外交往来，日后也有传说这位下落不明的“建文帝”终老于日本，更有人以其为后嗣自居。

由于朱元璋去世之时，其早年钦定的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因此皇位由16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

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朱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朱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朱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朱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朱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朱允炆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朱棣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至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朱棣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速控制了北平。

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1.3万，驻兵真定，前锋9000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燕王朱棣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首3万。

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10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朱允炆听闻耿炳文兵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50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朱棣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诚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8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朱棣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州之间），李景隆合兵60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朱棣攻城3月不克，退师北归。

朱允炆又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朱棣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朱棣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

靖难之役要图

建文三年（140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足利义满还未来得及向朱允炆提出重开双边贸易的请求，朱棣的大军便开进了明帝国的首都金陵。足利义满本身就是“乱臣贼子”，自然不敢计较朱棣的“得位不正”。公元1403年（明永乐元年）日本的使节与琉球、暹罗等国的朝贺团一同抵达，在庆贺朱棣登基之余，自然要旧事重提。

明成祖朱棣

以朱棣好大喜功的个性，自然不会拒绝日本的称藩入贡。但是在都御史王抒上报“倭寇未绝”的情况下，朱棣还是决定先遣使与室町幕府进行交涉。而委派去日本的正是日后纵横南洋的“三宝太监”—郑和。郑和这次鲜为人知的“下东洋”，似乎并非是单纯的外交活动，明末学者顾炎武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书》中说其“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或有所夸张。但郑和出身武臣，选择由其出使明帝国自然不免有武力威慑的意味。而足利义满表现得也颇为知趣，不仅主动献上了宝刀骏马，更将盘踞对马、壹岐等地的倭寇团伙一扫而空“执其渠魁以献”。

日本人眼中的郑和

郑和虽然没有将这些“海盗头子”引渡回中国受审，却见证了这些恶贯满盈的“恐怖分子”被日本方面用酷刑“蒸杀”。应该说这种刑罚虽然颇不人道，但却也是日本列岛对付盗匪的一贯手法，日后号称“侠盗”的石川五右卫门，也是被丰臣秀吉以此种手法处死的。在听取了郑和相关汇报之后，向来心狠手辣的朱棣感觉很对胃口，随即以“嘉其勤诚，赐王九章”的方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得到了“日本国王”的金印、冠服等物之后，足利义满颇为自觉地以“日本国王，臣源义满”的名义表达了感激之情。不过对于自己老爸这种“挟洋自重”，意图取天皇而代之的做派，新任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并不认同。

个性执拗的足利义持

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之后，足利义持随即改弦易张，他首先拒绝了后小松天皇给予足利义满“太上法皇”的封号，理由是日本坊间早有传闻说足利义满与后小松天皇之母三条严子通奸，后小松天皇实为足利义满的私生子。室町幕府如果接受了这一封号无疑是授人口实。

在拒绝了足利义满一生孜孜以求的天皇封号之后，足利义持又利用守护大名上杉氏宪在关东的叛乱，将足利义满苦心培养的天皇“接班人”—足利义嗣赶进了相国寺幽禁，并最终将其处死。而对于足利义满与明帝国建立的“睦邻友好”关系，足利义持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尽管在足利义满死后，朱棣不仅派出使团前来吊唁，更允许足利义持继承“日本国王”的封号，但是足利义持还是在亲信斯波义将的鼓动下，悍然与明帝国断交。

足利义持在写给明成祖朱棣的国书中，不仅表示日明建交是“惑于左右，猥通外国船信之问”，更将自己父亲足利义满之死也归咎于“受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随即再度放纵起骚扰中、朝两国海岸线的倭寇来。以朱棣的个性，如果不是明帝国忙于追讨漠北的蒙元残部，很可能会再度委派郑和渡海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