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贞观破局

关于玄武门之变，史料中的记载不甚详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历史肯定不是如同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政变发生时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上划船，秦王让尉迟恭入宫担任警卫。而当尉迟恭径直来到李渊所在的船上时，李渊大惊，问道：“今日作乱的人是谁？爱卿到此做什么？”

尉迟恭回答道：“秦王因为太子和齐王作乱，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殿下担心惊动陛下，故派臣担任警卫。”大惊失色的李渊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面对皇帝的询问，诸众臣们纷纷表示说：“建成与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兵反抗前隋的谋略，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劳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奸邪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大事委托于他，就不会再生事端了。”

于是李渊说：“好！这正是我素来的心愿啊。”遂决定封秦王为储君。此时宿卫禁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依然在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故而尉迟恭请求李渊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李渊接受了建议，并让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这才让双方停止了战斗。而后李渊又让裴寂前往东宫开导太子李建成麾下的诸将士，东宫人马便都弃职而散。在安定了大局之后李渊又召世民前来，并当众抚慰他，而秦王则跪伏在李渊的胸前，号啕大哭良久，此后父子重归于好。

那么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为什么李渊一大早就去划船，而裴寂、萧瑀、陈叔达等相公又都在船上？其实自古以来，皇权都是遭到一定的人为限制的，当时为了能够约束君王的言行，宫中有一种职官专门随侍君王左右，以记录其每天的言论和活动，这些职官在先秦时期为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而汉唐以降，则为起居郎，也有叫起居令、起居舍人的，他们每天记录下的内容汇总在一起，则为《起居注》。

《起居注》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除了君王在宫中的私生活之外，其他的种种言行，如朝廷诏令赦宥、礼乐法度、赏罚除授、群臣进对、祭祀宴享、临幸引见、四时气候、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等事项，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不过，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一切仅作为而后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其内容既不能外传，君王本人也不得过问。

也许玄武门之变，作为一件大事，是肯定要被记录到《起居注》的，而李世民自然也就担心这一点，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九年十月十六日，李世民就急于想看到国史，他提出的理由是：前代的国史藏在史官那里，君主看不到，今天我想看看，为的是能更好地知道我的得失。对此谏议大夫朱子奢说：“陛下圣德，从来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自然尽善尽美。陛下想看《起居注》，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若陛下开了这个头，以此传示子孙，我担心数代之后的君主心胸不如陛下，他们一定会隐恶扬善，而忠实记录的史官难免不受到刑诛。这样，史官为了避祸，只好为之文过饰非。那么，千载以下就没有实录了，这就是前代为什么规定君王不能看的原因了。”

这位昔日的秦王殿下也很清楚即便是皇帝，也不能私自翻看《起居注》的，更不能明火执仗地去篡改《起居注》，可是他又对此很不甘心。后来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知起居注，李世民又提出想看《起居注》，然而褚遂良却回答说：“君主的言行，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从未听说有哪位君主看过。”很是不甘的李世民问道：“朕有过，你也记吗？”对此褚遂良说：“我的责任如此，陛下的言行都要记。”而侍立在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则干脆插话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要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更是坚定了李世民的决心，他一定要一览究竟。贞观十七年，由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撰写的高祖、李世民实录完成，按制，房玄龄等人随即将完稿呈给皇帝过目，然而此时却引来了李世民的不满，据记载，太宗在看到玄武门之变时，发现“语多微隐”，于是下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什么是“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呢？《旧唐书•许敬宗传》也许说得更清楚一些：“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由此可见史书关于“玄武门事变”的记载，其实是在当年的那位秦王殿下的一手指导下，由房玄龄和许敬宗润色文笔之后所撰写而成的，其可信度自然是可想而知。不过通过正史记载、野史补遗，及逻辑分析，我们还是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场景的：

六月三日，秦王世民夜闯禁宫，密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并称次日太子、齐王将在昆明池谋害自己。李渊遂决定次日召太子、齐王、司空魏国公裴寂、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中书令密国公封伦、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左卫大将军杨恭仁，门下省侍中江国公陈叔达、检校侍中郢国公宇文士及等一众人至两仪殿，以审断此事。

然而深夜，秦王却秘密带人入宫，发动政变，一方面，以亲信段志玄、周孝范、庞卿恽、张士贵等人接管南衙十卫和内廷三省，在解除了宿卫三省的卫军武备、切断了内廷政事堂和外界的联系的同时，还控制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将诸相一并“留住”，另一方面则是迅速控制了宫中宿卫，并将李渊转移到海池中的龙舟之上，可以说，此时，秦王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到了清晨时分，一无所知的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二人骑马入朝，经玄武门进入内宫，从这一刻起，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直到来到临湖殿时，太子、齐王才感觉不妙，发现形势有异的李建成、李元吉随即调转马头，试图奔回东宫，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身戎装的秦王出现了。史载是李世民在后大声呼止，然而李元吉张弓回射李世民，但仓皇之间，却是怎么也拉不开弓，而李世民却是迅速搭箭拉弓，一箭便是将李建成射杀。此时恰好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到，李世民催马追赶齐王李元吉，却因为马失前蹄而跌下了马来，又因衣袍被树枝挂住，怎么也爬不起来。正在此时，李元吉赶到，夺下李世民的弓，试图想要用弓弦扼死李世民，幸亏敬德及时赶来，慌乱之间，李元吉只得逃奔向武德殿，却被紧追而上的敬德诛杀。

与此同时，在玄武门外，一场混战正展开。在得知情况有异之后，左长林将军冯诩、右长林将军冯立、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等才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二千奔至玄武门外，然而秦王天策府的张公谨力大，竟自门内闭关以拒之，使东宫率兵、齐府护兵不得入。于是东宫率兵、东宫长林军、齐府护兵、宫廷北门禁兵、城防巡兵、天策亲兵、秦府护兵纷纷展开混战，而其中云麾将军敬君弘因为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故而和试图冲入玄武门的太子、齐王亲信打得最为惨烈。

虽然有人劝说敬君弘：“如今局势诡异内情不明，且禁军士卒多还在驻地，姑且慢慢观察事态的发展变化，等到兵力汇集起来，结成阵列再出战，也为时不晚。”可他却是不听，而与中郎将吕世衡死守玄武门，结果双双战死。若不是尉迟恭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前来，使得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顿失战心，恐怕情况还将糟糕。

根据时在赵郡王李孝恭府参与机密的岑文本在《武德贞观杂记》中的记述：“初四日，隐太子谋发，宫府兵逆玄武门，不克，遂复扰西宫。街市翻覆，黎庶不宁，而京兆守不知踪，举城纷乱世界，至淮安王携敕寻至，乃止。”也就是当时京师长安中是打翻了天，而偏偏又找不到雍州别驾左金吾卫大将军刘弘基了，最终是淮安郡王李神通携敕前来，才平复了京中的战事。

李神通手中的敕从何而来，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李渊妥协了……可以说，自此时，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内发动的宫变完全成功了，李渊被软禁，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诛杀，太子的五个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成明、巨鹿王李承义，齐王的五个儿子梁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十名皇室成员均被诛戮。而太子、齐王一党也是土崩瓦解，太子洗马魏徵被囚禁，右骁骑大将军东宫左右卫率将军薛万彻、左长林将军冯诩、右长林将军冯立以及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等尽皆逃匿，大唐京师长安，已然完全落入秦王李世民掌控之中。

两天之后的六月六日，李渊下敕罪己，称“朕识人不明，致使上天示警，太白贯日，酿成宫门惨变，使朕几有投抒之感”！随后皇帝又颁敕，宣布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晋位东宫，并明敕文武王公：“自今日始，凡军国庶事无大小盖决于太子，朕不复闻！”

武德九年六月十日，秦王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受百官朝贺，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次日，诏定太子宫属，以原门下省侍中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为太子左庶子，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中允，高士廉为太子右庶子，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兼太子舍人，张公谨为太子家令，侯君集为太子左右卫率府将军，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而论及政变的功劳，又以长孙无忌和尉迟恭为第一，故而分别赐绢一万匹，此后又以“爱卿对于国家来说有安定社稷的功劳”为由，把齐王国司的金银布帛器物全部赏赐给了尉迟恭。

武德九年六月十八日，尚书省发布上敕，废天策上将府建制，原天策府从署除弘文馆外，尽行裁撤。次日，再发上敕，改封原赵郡王李孝恭为河间郡王，改封原任城郡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而在此期间，尚书省还连发数道省文，行文山东道行台尚书令并州都督李世勣，要求他立即将原东宫太子中允王珪“执归长安待罪”，与此同时京兆周围的村县山野间，则是不时可以看到军士们在搜寻东宫及齐府旧人。

其实在政变的当天，按照秦王府诸将领的意思，太子、齐王的一百多名亲信应该全部诛杀，并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但尉迟恭再三争辩说：“罪孽都是两个元凶所犯，而他们已经伏诛了，倘若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于是李世民诸将领停止了对那些“余党”的追杀。而李渊颁布的诏书中，也明文大赦天下，而将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追究。故而在政变后的第一天，右长林将军冯立、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都自动出来负罪，而右骁骑大将军东宫左右卫率将军薛万彻也主动“投案自首”，对这些东宫、齐王旧人，已为大唐储君的李世民只是感慨地说“这些人都能够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人，是义士啊”，继而赦免了他们。

而原东宫太子舍人魏徵更是因祸得福，这位早年在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后又追随李密、窦建德，武德四年方才为建成拜为太子洗马的东宫旧臣曾经不止一次的劝说李建成当先下手除掉李世民，然而终未成事。玄武门事变后，太子被杀，而他也成了阶下之囚，不过这个自称“习得帝皇之术”的儒生，在李世民责备他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间关系时，他却是从容答道：“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对其耿直的气度非常赞赏，乃抛弃前嫌，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不过对于魏徵、冯立、薛万彻等人的赦免并不等于玄武门之变后，就没有人被株连。武德九年六月十七日，庐江郡王幽州大都督李瑗反迹败露，被自己的妹夫右领军将军彭国公王君廓诛杀。此事在六月二十一日便传到京师，随后在被尚书省登于抄报之后，立时朝野震动。

其实这事情的背后与长安的宫变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年初，李渊以李瑗任幽州都督，但李渊也知道这位庐江郡王怯懦无能，没有将帅之才，便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佐他。王君廓此人多诡，他自幼孤贫，以贩马为生，因品行不端，经常偷盗，故而乡里都引以为患。前隋末年，天下大乱，于是王君廓聚众为贼，四处劫掠，至李渊起兵之前，王君廓已是占据井陉的一方大盗了。武德元年，归唐之后，王君廓被封为上柱国、河内太守、常山郡公，后改任辽州刺史、上谷郡公。秦王东征王世充时候，王君廓奉命攻打洛口，断绝洛阳粮道，而后又率部攻克辕。武德四年，夏王窦建德出兵援救王世充，与秦王战于虎牢关，王君廓亲率一千轻骑，截取夏军粮草，并俘获夏军大将张青特，因功而被封为右武卫将军，晋爵彭国公。

武德八年，镇守幽州的王君廓曾大破突厥，一战俘斩二千人，获马五千匹。李渊大喜，乃召王君廓入朝，赐其御马，并让他在殿上骑马而出，又赐锦袍金带。皇帝在以庐江王李瑗出任幽州大都督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位堂侄不是将帅之才，于是便命王君廓辅佐他。而由于王君廓骁勇强悍，故而李瑗也非常倚赖他，对他推心置腹，并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联成亲属，每有所谋，辄为商议。

当初太子李建成图谋铲除秦王李世民，暗中与李瑗相互交结，李世民派人抄捡东宫时，查得庐江王李瑗与建成密通的书牍若干封，其中多数涉及与李世民的储位之争。李世民入主东宫总揽朝政后，立时令中书省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赴幽州召李瑗入京对簿，敦礼至幽州，见李瑗时， 只说是促令入朝，并未明言对簿事。李瑗已自觉心虚，亟召将军王君廓入商。

继而谁知那王君廓在军中从李世民征战多年，已是秦王亲信，此时见状，便以言语试探道：“京师事变未知结果，大王是国家宗亲，受命守边，拥兵十万，难道一介使来，便从他入京吗？况且赵郡王前已交付狱吏，而且太子、齐王身为皇上亲子，尚且遭此巨祸，大王此番入京，观此形势，恐未必能自保呢。”说着，便佯作涕泣状。

李瑗听了王君廓的话说道：“公诚爱我，我计决了。”于是遂于当日拘禁崔敦礼，并向他询问京城中的机密要事，然而崔敦礼不肯屈服，李瑗便将他囚禁起来，同时征兵发难，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赶赴蓟州，与他计议起事。

兵曹参军王利涉颇通军事，于是进言道：“大王如今无诏而擅自发兵，这是造反！应当权益应变，以结众心。如果诸州刺史召之不来，大王将如何起事？又将如何保全自己？”李瑗闻言，不禁忧惧起来，于是问计：“那该如何是好？”王利涉回答说：“山东豪杰曾受窦建德所用，如今失职而与编户平民一样，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如大旱之时盼望时雨。大王如能派遣使者，恢复他们的旧职，随其所在招募兵马，诸州如有不从，则立即予以诛讨，那么河北之地就唾手可得。然后派遣王诜对外联络突厥，道经太原南下蒲、绛地区，大王整顿车驾西入关中，两军合势，不出旬月天下可定。”

李瑗大喜，随即转告王君廓，王君廓道：“利涉所言，未免迂远。试思大王已拘住朝使，朝廷必发兵东来，大王尚能需缓时日，慢慢地招徕豪俊，联结强胡么？ 现乘朝廷尚未征发，即日西出，攻他不备，当可成功。君廓不才，蒙王厚待，愿做前驱。”这一席话，又把李瑗哄了过去，便道：“我今以性命托公，内外各兵，都付公调度便了。”王君廓索了印信，立即趋出。

王利涉得知李瑗将兵马全都交付王君廓指挥后，大惊失色，他认为王君廓反复无常，不能将权柄交托给他，于是慌忙去找庐江郡王，说“君廓性情反复，万不可靠，大王宜即刻以兵权托付王诜，切不可委任君廓”。一番话说得李瑗又生起疑来，可当他正在犹豫未决时，那边王君廓拿到兵符却片刻不肯迟疑，竟自调动大军，诱杀王诜，随后又提着他的头颅向众人宣告说：“李瑗与王诜共同谋反，拘敕使擅征兵，叛逆朝廷，现下王诜已死，尔等奈何尚从此贼，自取杀身之祸？快快回头，助我诛逆，可保富贵。”

见此情形，众人自然是纷纷表示说：“我们愿意随从您声讨逆贼。”王君廓便率领千余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直到此时，李瑗还没有发觉情况有变。随后，王君廓率人杀入狱中，将崔敦礼放出来，而崔敦礼一出牢狱，当即在城中尽出告示，晓示大众，说明李瑗造反情事。李瑗闻报，这才知道王君廓有变，登时惊惶失措，遂披甲上马，带领左右数百亲信，疾驰而出，却被王君廓率兵堵了个正着，双方还没交战，王君廓大叫道：“李瑗叛逆朝廷，你们为什么要随他去死？”一番话说得李瑗手下俱奔散，单剩李瑗一人一骑，哪里还能脱逃？当由王君廓指挥众士，将李瑗拖落马下，反绑了去。李瑗骂王君廓道：“你这小人出卖我，你也将会自取祸殃的。”王君廓也不与他多辩，将他勒死。

唐镇墓武士俑

就这样，时年四十一岁的庐江郡王就传首京师，次日，尚书省发布上敕，宣示庐江王李瑗六条违逆大罪，削去其王爵，废为庶人，绝其宗室属籍，并判其子嗣坐诛，其家籍没。 和庐江郡王几乎同时起兵的，还有左翊卫大将军天节将军泾州道行军总管燕郡王李艺。

其实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收拾那位忠于太子的燕郡王李艺。武德九年八月十三日夜，李世民召集文武共议军务，翌日，尚书省发布明敕，宣布废黜燕郡王李艺郡王爵位，罢其所兼天节将军泾州都督职衔，追夺其李姓，复其本名罗艺，同时公布罗艺十二条大罪，其中逆状七条，并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天节讨逆将军泾州都督，率军征讨。

盘踞豳州的罗艺没有想到，在朝廷大军还没抵达的时候，豳州别驾赵慈皓便与豳州州兵统军杨岌谋议诛除自己了，于是猝不及防之间，罗艺大军遭到了杨岌所率千余州兵的突然袭击，虽然与罗艺所统帅的天节军相比，杨岌所率州兵无论是人数还是战力均相去甚远，但却先声夺人，罗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乱之中，罗艺大败，抛弃妻子儿女，仅带了数百名骑兵夺路而逃，出奔突厥。最终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唐左翊卫大将军天节将军泾州道行军总管燕郡王，竟在宁州乌氏驿站被左右斩杀，还被传首京师，而其弟时任利州都督的罗寿也被牵连，遭到诛杀。

就在刚刚平定了罗艺的叛乱之后，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军报传来，突厥大军的踪迹现于长安以北的高陵、泾阳一带 ；随即，陇州、原州、泾州、岐州附近纷纷出现大队的突厥骑兵，至此，武德九年，突厥人的大规模南下入侵终于开始了。

其实在这之前，李世民便以秦州都督霍国公平阳君柴绍为左卫大将军，击突厥于秦州，史载此战是“大破之，斩其特勒一，擒大将三人，斩首千余级”，而通过秦州之战，很显然唐军是暂时遏制了突厥人自秦州道方向对帝都长安的进攻，此番颉利可汗率领的突厥主力所展开的行动，显然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

不过这一次入侵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当初稽胡酋师刘冚成率领部众，投靠梁师都，可那位在大唐兵锋下“屡战屡败然而屡败屡战”的定杨可汗，却是听信谗言，将之杀死，此事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梁师都的部下纷纷离心，许多人转而降唐，从此之后，梁师都势力渐衰，不得不完全依附突厥，此番听闻唐室内乱，太子、秦王、齐王三方势力厮杀于玄武门下，禁军、城防军、天策亲军、东宫率兵、东宫长林军、天策亲兵、秦府护兵、齐府护兵，各路人马同顶着一个“唐”字，却厮杀于长安城内，于是梁师都便是力劝颉利可汗出兵……

于是颉利、突利两可汗合兵南下，对于突厥大军的数目，据各地军报，十六卫府和尚书省兵部判断，大概有十余万人之多，面对强敌大军压境，李世民几乎是夜不能寐，每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军事，八月十九日，突厥大军破泾州，刺史刘诚道被俘，突厥人在城中大肆劫掠了一番后，继续南下……次日，李世民连续签发敕命，宣布长安戒严，并将禁军、城防军、天策亲军、东宫率兵及各亲郡王府护军统一归属到江夏郡王李道宗的指挥下，此外，督促各地勤王大军火速进援京师。

此时，陕东道大行台左仆射蒋国公屈突通的玄甲军、秦州都督霍国公平阳君柴绍的大军、山东道行台尚书令并州都督李世勣的兵马、太行道行军总管邢州都督任瑰的人马，都在向长安增援而来，但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武德九年八月廿三日，突厥大军前锋已然出现在长安近郊的武功。一日之间，自北向南，京师城外各处纷纷传来火急探报，大队突厥的骑兵在畿辅之内烧杀抢掠，次日，突厥大军攻高陵，二十六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于突厥人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俘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

不过一次小规模的胜利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突厥大军此时已是进抵渭水之畔，并以其亲信执失思力作为使者，进入长安，拜见李世民。颉利派执失思力名为觐见皇帝，实则是为了查看虚实，李世民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了，于是他当即召集内廷三省重臣在显德殿接见执失思力，并在庭上斥责突厥见利忘恩，自负盟约，恼怒之下，将之禁在门下省。

二十九日，李世民又与高士廉、房玄龄等人轻骑出城，径直来到渭水边上，隔渭水对话，叱责颉利背弃盟约。李世民此举让突厥人大惊失色，纷纷下马跪拜，而此时，大队唐军兵马也纷纷赶到，军旗遍野、铠甲鲜明，见执失思力去而未返且唐军阵容盛大，颇为心虚的颉利可汗见状，不禁面露惧色，遂主动请和。而考虑到刚刚宫变，而政权尚未稳固，故而李世民决定采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同意议和请求。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便桥相会，并斩杀白马、订立盟约，随后，执失思力获释，突厥大军率军北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见突厥大军退去后，尚书左仆射萧瑀颇为不解，这位宋国公问道：“当日突厥大军围城，谋臣猛将多请战而陛下不允，臣等深以为疑，而今突厥果然不战自退，却不知陛下妙策安在？”

对此李世民回答说：“朕观突厥之兵，虽势众而不齐整，君臣上下，唯财是图，凡前受我恩惠者皆见朕而拜，且于颉利啧有烦言。此等兵虽众，然则不能上下一心，不难破也。况且朕早已命李靖、敬德伏兵于后，倘前后夹击，颉利虽有二十万重，也必败无疑。颉利、突利皆知兵之人，必不肯引兵来战。反观朝廷，此时仓廪未实天下未安，朕即位之初，不欲多有死伤，徒增百姓艾怨。即使一战得利，也不能就此平灭其族，相反使其结怨于我，日思报复，将来为患无穷。休兵再和，而贿以金帛，施以小惠，其必得意忘形，战备松弛，骄横自恣于内，倾轧瓦解，其破亡之渐，必自此始，此之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是也！卿可明白吗？”

不过很显然，这只是后人为了宣传李世民的武功和雄才而已，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大唐是以大量金银财帛换取突厥的撤兵，所谓“渭水之盟”更像是一个城下之盟，至于给了多少钱财，史载是“空府库”。不管怎么样，武德九年的这次大规模入侵，是被遏止了，十月，颉利送来三千匹马、一万头羊，但李世民没有接受，只是希望突厥放还掠夺的百姓及被其武德八年太谷之战中被俘的温彦博。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武德时代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一个辉煌的贞观盛世，也随着新年的开始而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