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当头棒喝

虽然是皇太子中大兄实际掌政，但天皇毕竟还在，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动作。于是在庙议既定，齐明天皇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王朝复兴的决定之后，倭国开始动员。他们计划得十分周密，由于有中臣镰足相佐，做得非常彻底，首先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离开飞鸟，浩浩荡荡地兵发难波，直驱筑紫。

当然了除了天皇之外，还有皇太子中大兄、皇子大海人、大田皇女、额田王、中臣镰足，以及众多宫人、侍从、巫女等随从，一起出征。此外，倭国还在各地筹措武器，征调士兵，集中了所有大小船只，为渡海作战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说，由于这次出兵规模太大，而且天皇、皇太子等众多皇子都随军出征，所以等于是从飞鸟向筑紫迁都。

而就在此时，朝鲜半岛上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显庆五年十月九日，新罗王金春秋率太子及诸军用了九天时间攻取百济尔礼城，并设置官守，有二十余城闻风而降。三十日，新罗军攻泗沘南岭军栅，斩杀鬼室福信军一千五百人，向围困在泗沘城中的刘仁愿部和新罗守军输送粮草，但没能解除鬼室福信设下的包围圈。

十二月十六日，大唐分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等为江、辽东、平壤、镂方等数道行军大总管，开始对高句丽实行新一轮打击，百济战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道。同时大唐政府还启用了一个布衣身份的老人，他就是刘仁轨，然而刘仁轨并非以熊津都督的身份被启用，这一职务暂由刘仁愿兼任，而是以带方州检校刺史的身份接替王文度的职责，同时兼任兼熊津道行军长史，处理百济事务，虽然职责相同，但在大唐内部则属于戴罪立功，甚至可以说等同于流放。

消灭百济后，大唐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这个时候，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熊津府城内。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李治闻警，于是“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来救仁愿。也就是说是李治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

刘仁轨别名正则，汴州尉氏县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困，爱好学习。遇上隋朝末年的社会动乱，不能安静地读书，每当劳动之余，就伸出手指在空中、在地上写写画画，来巩固学得的知识，终于以学识渊博而闻名。武德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议论国事，刘仁轨看到那份草稿，替他修改了几句话。任瑰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异，按照朝廷的授官规定任命他为息州参军。

后来改任陈仓县尉，官署里有个名叫鲁宁的折冲都尉，骄狂放纵违反法纪，县署里没有谁能制服他。刘仁轨警告他不得重犯，但鲁宁凶暴蛮横依然如故，刘仁轨用刑杖将他打死。州里的官员把这事报告了朝廷，李世民愤怒地说：“一个县尉竟打死了我的折冲都尉，这能行吗？”把他召进朝廷责问。刘仁轨回答说：“鲁宁侮辱我，我因此杀了他。”李世民认为刘仁轨刚毅正直，提拔他任咸阳县丞。

贞观十四年秋，李世民准备到同州设置栅栏圈围野兽打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刘仁轨上表劝阻说：“臣听说上面屋漏，下面的人知道；愚夫的计谋，可供圣人选择。所以周王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商王和筑墙的傅说谋划，因此得以长久统治国家，传位无穷，功业显于宗庙，幸福流于后世。陛下天性仁爱，亲行节俭，朝夕思念，百姓在心，一人流离失所，救民之心就深切忧虑。臣听说大驾想到同州围猎，臣知四季巡视游猎，是前代帝王的常典，不过事有沿袭改革，不必一定遵循。今年好雨及时，秋天庄稼极为茂盛，田野一片金黄，庄稼才收了十之一二，尽力收割，一个半月还不能结束，贫困无力的人家，谷子收完才准备种麦，就是按照平常的征派，对田家已有妨碍。现在既要供奉承办打猎事宜，又要修理桥梁道路，纵使非常简略，也需动用一两万人工，百姓正忙于收割，实在穷于应付。臣希望陛下少留一点万乘的尊严，倾听一人之言，推迟十天，待收割完毕，就会人人都有空闲，家家都得康宁。车轮慢慢起动，公私都得便利。”李世民下诏书慰劳说：“卿职位虽低，竭尽忠诚奉事国家，所论之事，朕都十分赞赏。”不久拜受新安令，累迁为给事中。

刘仁轨

刘仁轨为官清廉刚正，在国臣中颇有威望，但为李义府所厌恶。显庆元年，刘仁轨因处理大理寺丞“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被贬为青州（山东省青州市）刺史。

显庆五年，李治发兵征讨辽东，督海运遇风覆船，所部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李义府暗示袁异式：“你如果能办成这事（陷害刘仁轨），不用担心没官做。”李义府对李治说：“不斩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暴起，这不是人力所及。”李治将刘仁轨免去了官职，以普通百姓的身份随军。

刘仁轨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虽然曾经因为督粮，而粮船翻了受了处分，倒过一阵子霉，这时东山再起，自然要有所表现一番，更何况，当他得知自己被派往百济的时候，却看出了其中的机遇，年届六旬的他自信满满地放下“天将富贵此翁邪”的豪言，和儿子刘浚一同踏上了百济的功名之路（刘仁轨尚有一子刘滔，不知是否一同前往）。

由于资料有限，无法获悉王文度去百济时带了多少兵马，也不知道刘仁轨的兵马是从大唐本土带来，还是王文度的兵马，或者是百济其他地区的唐军，估计不下万人。总之刘仁轨一踏上百济，就投入了一场恶战。

龙朔元年二月，道琛在熊津江口立起两道大栅，开始对泗沘城发起猛攻，攻杀一千名唐军。刘仁轨即刻整顿手下可支配的唐军，直接与据守熊津江大栅的道琛部展开对战。新罗方面则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以金品日、金文忠、金义服、金文品、金义光为将军的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五军，按照计划打算从百济南部进发，自古沙夫里北上至豆良尹城，以配合刘仁轨的军事行动。

刘仁轨这边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迫使道琛军向大栅内撤，趁着百济人后退的时候，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造成严重的踩踏，道琛手下淹死者达到上万，道琛不得不放弃对泗沘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

而金品日所率新罗五军则先在百济南境受到鬼室福信军的突袭，被迫撤离。十二日，新罗军屯兵古沙比城外，再次北边发起进攻，却毫无进展。四月十九日班师的路上，大幢、誓幢、下州三军在宾骨壤，上州、郞幢二军在角山分别遭到鬼室福信军伏击，前者抛弃大量辎重，后者小胜，但士气皆无，依然决定退兵。

新罗王金春秋在闻听败讯后本想追加金钦纯等将领前去救援，但金钦纯等人在行至加尸兮时得知新罗五军皆已撤返，便索性同其一同从葛岭道撤回。虽然新罗作战失利，不过刘仁轨却击退了围攻的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使得泗沘城的危机暂时解除。泗沘之围失败，道琛和鬼室福信并不甘心，为了抬高身份，二人分别自称领军将军和霜岑将军。刘仁轨写信劝降，却被道琛嗤之以鼻，并向信使表达了不甘亡国就戮、誓死抵抗的决心，之所以这么顽强，很显然，百济人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倭国援军的那个方面。

然而倭国援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大唐龙朔元年（661）正月，倭王齐明帝亲自率领中大兄皇子及数万军队出征，欲统兵渡海西征，结果刚走到九州，就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突然发病，据说由于朝仓宫是用麻弓良布神社的神树所建，所以皇宫遭遇落雷，鬼火使宫中许多人病死，发生了很多鬼怪作祟的事情。就在来到朝仓宫两个月后的七月二十四日，齐明天皇以六十八岁之龄突然死去了。

其实齐明天皇毕竟年事已高，禁不起舟车的劳顿，早就已经疲惫不堪。况且大军出行，并不会很快，正月初六由难波解缆西征，穿过一平如镜的濑户内海，到达福冈，驻扎在朝仓山下的行宫时，竟是五月了。此时已经夏季了，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不幸的是瘟疫也跟着大军凶猛而来，营中不断有人死亡，终于天皇也感染上了疾病，到了七月便薨于行辕了。什么据说朝仓山上本来就有鬼，专摄天皇的灵魂，古时仲哀天皇就是被这大鬼吃了，都是鬼话，只不过此时，碰巧齐明天皇死了，于是军心震恐，认为是鬼来作祟，谣言四起，吓得皇太子中大兄不得不将出征计划推迟了，但是出征的大事已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同一天，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的身份居丧于长津宫，史称“素服称制”，他以一日代替一月，将原本应该服丧的十二个月变成了仅仅服丧十二天。此外，为备战，中大兄皇子还打算构筑朝鲜式的山城，并于所在之处建造了木丸殿。后世在木丸殿遗迹上又建造了惠苏八幡宫，祭祀齐明天皇和天智天皇（即中大兄皇子）。

中大兄皇子监国的这段时间内，首先是将倭国最高等级的“织冠”授予在倭国的百济王朝王子扶余丰，并将多臣蒋敷之妹嫁与他，然后派遣将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五千人作为先遣，分乘一百七十艘战船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并留兵支援朝鲜半岛的鬼室福信，准备全面介入到半岛的战争中去。当一船一船的倭兵冒着对马海峡的大风浪被送到对岸去的时候，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远征半岛，除了兵员之外，粮秣武器也都不能缺，据记录，随军前去的第一批箭就有十万支。

倭国先锋部队，前军五千人护送百济王子扶余丰到了鬼室福信的据点周留城之后，百济的气势大振，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为百济王，开始全面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据《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智纪》记载：“元年春正月，辛卯朔丁巳，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支、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三月，庚寅朔癸巳，赐百济王布三百端。”由此可见倭国对百济的支援是颇为尽力的。

再回头看看倭国津守连吉祥使团的情况，他们是在显庆五年的九月十二日，也就是平定百济捷报传至京城的一个月后被解除软禁。他们于九月十九日从西京长安起程，十月十六日再次来到东京洛阳，就是路上这段时间，百济局势因鬼室福信等人的抵抗再度紧张。

令他们意外的是，在洛阳他们没想到还能见到阪合部连石布船上的东汉长直阿利麻、阪合部连稻积等五名幸存者。从他们口中得知，阪合部连石布等人已经在尔加委岛遇难，而阿利麻等五人是偷了岛上土人的船才逃出险境。此后他们暂时滞留在洛阳，以至于赶上苏定方押解百济王义慈等众多战俘班师回朝。

天智天皇

十一月一日，津守连吉祥使团在洛阳城则天门前观看了大唐政府举行的盛大献百济俘仪式。李治在责备百济战俘之后，对其进行赦免，并设宴款待。扶余义慈因不堪劳苦，几天之后就病逝，大唐政府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称号，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孙皓、陈叔宝的陵墓的旁边，暗示其为亡国之君，谥号为“绍王”。这个谥号，《三国史记》无载，以“义慈王”作为扶余义慈的称号。然《旧唐书•东夷列传》有：“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其子义慈为柱国，绍王。”按《逸周书•谥法解》：所谓“疏远继位曰绍”，可以看出这个谥字并不好。

津守连吉祥使团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洛阳，显庆六年（661）正月二十五日来到港口城市越州等待季风。显庆六年自三月起改为龙朔元年，四月八日，顺着西南风，他们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旅程。经过九日八夜的航行，津守连吉祥使团的船舶竟然行驶到耽罗岛。耽罗虽是个岛屿，但在当时属于半独立的国家，隶属于百济，耽罗王拥有百济一品佐平的头衔。大唐对百济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进攻不可能不对耽罗国产生震动，那么为了维护势单力薄的小岛国的和平，耽罗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行动。可能出于这一点考虑，耽罗王子阿波伎等九人跟随津守连吉祥使团，前往倭国寻求和平的出路，而这时的倭国，已经是箭在弦上。

津守连吉祥使团与耽罗使者则是在十四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回到倭国，他们的外交使命才告结束。倭国政府此时才获悉大唐平百济的一些细节，不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对百济事务的介入已经开始，但此时，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回国的扶余丰成为百济王，与鬼室福信协力，一度使战况朝有利百济一方的方向发展。可是渐渐地这两个人意见变得不一致，并因此失和。其根本原因是，叛军主将鬼室福信在原百济军中很有威望，如今已经变得愈发飞扬跋扈，而百济王扶余丰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一个树立正统的“招牌”，显然这是扶余丰无法容忍的。因此只要假以时日，百济叛军内部必然要生变。

果然，当年十二月的时候，扶余丰以周留城土地不适合农商为由，要求迁都至避城。鬼室福信以及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认为避城距离新罗只有一天的行程，就在唐和新罗联军的眼皮底下，难以防守，但扶余丰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惜绕过已经处于唐军控制下的几处大栅，迁移至避城。然而结果是“果不出鬼室福信所料”，龙朔三年二月，新罗将领金钦纯、金天存采用火攻，连下居列、居勿、沙平、德安这四城，对新都避城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以至于扶余丰不得不乖乖迁回周留城。

四月十二日，大唐在新罗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正式将新罗纳入大唐的羁縻州体系之中。在如此形势之下，倭国的中大兄大王再次出手，于三月派出前、中、后三军，这三个军分别由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率领，共二万七千人，从博多湾越过壹岐•对马，向朝鲜半岛进发。这段行程十分艰苦，因为风平浪静的日子比较少，加之逆着海流前进，途中还遇到了风暴，不过总算是成功地到达了。刚刚登陆，倭军就力图从后方牵制新罗的进攻。事实上，他们做到了，由于登上朝鲜半岛的倭军开始先捡“软柿子”捏，进攻新罗的军队，再加上由于有扶余丰这块“招牌”，倭军得到不少百济人策应，新罗人不敌，倭军攻取了新罗沙鼻、岐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

不过倭军的援助，并没能够缓和扶余丰君臣的矛盾，没过多久，百济内部便发生内讧，鬼室福信觉得有必要在他与扶余丰之间做一个了断，于是假装卧病，想诱其上钩，可扶余丰却是将计就计，倭军的协助下首先动手，反将鬼室福信生擒，据载为防止鬼室福信挣脱，在捆绑的时候，还特意用皮绳穿透其手掌。在经过一番犹豫后，扶余丰最终将鬼室福信处决，而鬼室福信手下的亲信也悉数遭到清洗。

飞鸟时代的倭国武士

可是经过清洗，百济的残余力量就此被严重削弱，以至于军中却也找不到几个真正会打仗的将领了。唐军未动一兵一卒，百济叛军就自己把自己打残了，这种情况下，百济王扶余丰又闻唐兵骤至，于是急遣使者到倭国求援。而此时摄政的中大兄皇子正积极营造战争器械，并向全日本岛内发起动员，先后至少派出了三批援军。

最早的一批，就是显庆五年（660）十月到十一月间，护送扶余丰到百济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领的五千人，朴市秦造田来津与狭井连槟榔一直跟随在扶余丰左右，也是扶余丰得以诛杀鬼室福信的依靠。

第二批倭军到来的时间是龙朔元年（661）八月，第二批倭军的具体兵力，《日本书纪》没有记载，而较晚一些的日本史书《扶桑略记》则记为一万七千人，而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第二批倭军的任务是为百济复兴军输送“兵杖、五谷”，同书天智元年所言为鬼室福信提供十万支箭、五百斤丝、一千斤绵、一千端布、一千张牛皮、三千斛稻种，为扶余丰提供三百端布，当由这一批军士护送。

第三批倭军，就是龙朔三年三月，由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率领的二万七千人。不过这支军队没有直接援助鬼室福信，主要在新罗和百济边境作战，以上三批倭军累计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九千人。

而从倭军将领的出身来看，大抵出自苏我、物部、阿昙、三轮、和迩、吉备这些贵族，但都是失势的贵族，而从其经历上看，都是过去参与朝鲜半岛外交事务的官员、一些能征善战的将领，此外还有受到责罚的官僚和卷入政治斗争的倒霉蛋，成分略显复杂。而作为倭国大王家族的直系成员以及中臣氏却没有人担任将领之位，这一点似乎表明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在安排这场战争的时候可能还有若干政治上的考虑。兵士来源地有骏河、庐原、甲斐、常陆、道奥、但马、播磨、备中、备后、赞岐、伊予、筑紫、丰国、肥国，基本上遍及日本列岛的各个地方，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对于倭国来说是一场全国性动员的大战。这些士兵的身份可能主要来自大化革新以来的公民，从他们的名字里还可以看到原来部民制的痕迹，大化革新伴随着东国的移民潮而得以贯彻，连白凤四年（653）之后，在占领虾夷土地的基础上新成立的道奥国信太郡也派出了兵士参战，体现出一种对海外扩张的强烈渴望。

他们大体上是由郡一级的豪族带领下，先来到九州岛，在中津郡接受中臣镰足的整理。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傍晚左右到达位于玄界滩的中央孤岛——御息岛（冲之岛），在那里进行一夜的休息和祭祀活动。今天的御息岛留下了大量当年的遗物，有“海上的正仓院”之称。在祈求完风浪平静之后，扬帆前往朝鲜半岛，投入军事战争之中。

但是倭国的援兵尚未到达战场，就遇上了大唐孙仁师统率的生力军。

其实当倭国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治当即派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立即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并明确要求统舟七千进驻熊津城，当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的时候，一场战斗随即爆发。《旧唐书》记载“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那么这个“破之”破的是谁呢？由于此时百济叛军尚控制着加林城，扼住了锦江水路通往熊津城的要道。在这种情况下，已达到物德岛的孙仁师可以选择当年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路线，自熊津城以北绕经党项城进入新罗境内，然后南下至三年山城后，往西挺进熊津城。根据后来大唐将百济的古沙夫里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改名为“平倭县”，指出这应当是纪念在此地发生与倭人的交战而改名，由此推定孙仁师并没有走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老路，而是在锦江入海口以南登陆，并与倭军发生交战并取得胜利后才陆路北上到达熊津城。

还有一点是，当初李治“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可是由孙仁师率领的七千名援军渡海到达熊津，并与刘仁轨会师，却前后历经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这其中为什么时间这么长？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孙仁师大军可能是与倭军在古沙夫里有所交战。第一批倭军属于扶余丰的护卫队，当随其左右。第二批倭军的主要任务可能是运送军粮物资，是否被分配分兵把守百济城池无从得知，而第三批倭军的动向，根据《日本书纪》后面的文字记载应该是在氐礼城，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孙仁师部应该是与第二批和第三批的倭军有所交战。

不过不管怎么样，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鬼室福信之死与唐军的增援，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朝廷诏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领援军渡海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唐军士气振奋。事实上，这个时候，唐与新罗联军的兵力不算很多，史载是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援助刘仁愿，也就是可以肯定孙仁师率领下渡海而来的唐军只有七千，加上原来的唐军，兵力也就两万不到，而据《册府元龟》卷三百五十八，此时唐军方面可投入的水军人数有两万，至于陆军人数则是不详……

而新罗方面，虽然此时已经开始举国动员，前前后后也就征召了四万兵力，而且由于战斗力有限，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来分散驻守各处，七月十七日，新罗王金法敏亲率金庾信、金仁问、金天存、金竹旨等二十八名（一说三十名）将领，与唐军在熊津城会师，从而组成了唐与新罗联军，兵力大概也就两三万人。

在百济的唐军的主要将领，除了刘仁愿、刘仁轨、孙仁师外，还有刘德敏、杜爽以及前百济王子扶余隆。其中刘德敏是三朝老将，而且位阶甚至超过刘仁愿，而杜爽则参加了苏定方平定百济的战争，扶余隆回到百济的时间，则没有确切的记载。至于柴哲威，他是柴绍与平阳公主之子，历右屯营将军，袭爵谯国公，曾任安西都护，永徽四年（653）二月，他的弟弟驸马都尉、襄阳郡公柴令武被卷入房遗爱谋反案，柴哲威亦受牵连，被流放岭南邵州，后再度起用为交州都督。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柴哲威是死在了交州都督的任上，但近年在韩国发现的《柴将军精舍草堂碑》改变了这种说法。柴哲威于龙朔年间，被授予含资道总管的职务，来到朝鲜半岛，与刘德敏或为上下级，或为前后任，没多久又被改任为加林道行军总管。加林城是百济的水陆要冲之城，也是百济叛乱的重要据点。

这么多战将云集，自然是要开始商议具体战略的，此时摆在唐军面前的有两座城池，首先面对的是加林城，这里是一座水陆要塞，城池坚固，一旦夺取，就可以掌握整个战场主动权。另一座则是前面提到的周留城，包括扶余丰在内的百济贵族都躲在那里。

有人建议先攻打加林城，说“加林城水陆之冲，盍先击之”？也就是先全力打下加林城以获得战场主动，但是刘仁轨则提议先攻打扶余丰困守的周留城，他认为“兵法避实击虚。加林险而固，攻则伤士，守则旷日。周留城，贼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诸城自下”。这意思就是用兵的原则是避开坚实部位攻打薄弱环节，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其实之所以刘仁轨主张攻打周留还有一个原因，此时大唐在百济故地最大的问题并非来自军事而在于政治。百济之所以降而复叛，主要原因还在于包括扶余丰在内这些旧贵族，正是他们所谓的“正统”影响到了当地百姓的民心，先打掉周留城，就可以对百济人在心理上实现收服，那么接下来其他各个地方自然会不战自溃。

经过激烈争论，众人决定依照刘仁轨的策略，由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而出，自熊津江进入白村江，从水路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直取周留城，同时留出一部分机动兵力用以监视、威慑加林城。

而百济与倭军方面，由于受到唐军和新罗军的连续打击，扶余丰所部损失很大，从相关的记载来看，百济叛乱早期的首领扶余自进与鬼室福信合作较为紧密，但扶余自进把主要任务放在与倭国的外交联系上，似乎没有冲在战争的前沿，而黑齿常之部在任存山，却并没有与占据任存城的扶余丰所部迟受信联手，由于《黑齿常之墓志铭》甚至抹去了黑齿常之在百济叛乱这四年里的经历，使我们无法得知当时黑齿常之的真实处境，而事实上黑齿常之与他的手下自泗沘城逃至任存山自保之后，便很少有史料记载他的情况，所以，事实上，扶余丰能够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倭军。

如前面所说，倭军前三批的部队早已进入百济境内，总计约四万九千人，这是主要作战力量。从数量上来看，虽然唐军处于绝对劣势，但事实上对大唐来说，这些兵力已经够用了。当唐军开始向周留城进攻的时候，倭国的第四批军队，即由庐原君臣所率领的人数在一万人左右的大规模船队此时正自锦江入海口逆流而上。

关于庐原君臣，《日本书纪》记载：“于是百济之贼所计，谓诸将曰：‘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愿将军等应预图之！我欲自往待飨白村。’”按照《日本书纪》的惯例，记录将领模式为“官位、姓氏、名”，而“庐原君臣”只是姓氏，所谓的庐原君臣，其实是指庐原国造，《旧事本纪•国造本纪》中记载：“卢（庐）原国造…… 《和名抄》云，今骏河国卢原郡卢原乡。”也就是说，早在齐明天皇六年（660），骏河国就开始制造战船，庐原君臣所率的水师其实是倭国花了近四年时间所组建的庞大船队。

龙朔三年（663）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方水军对峙。不久，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领的大军也抵达，双方开始展开对峙。《三国史记•文武王纪》中新罗王金法敏于战后的咸亨二年（671）给薛仁贵的回信中，追述当年的场景时写道：“（唐罗联军）行至周留城下，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或为‘江’字之误），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很显然，在白江（白村江、白马江）边上停泊的“千艘”倭船，表明倭国水军已经到位，此外岸上则有百济的精锐骑兵守护倭船。

龙朔三年八月十七日，唐与新罗联军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新罗骑兵首先对岸上的百济骑兵发起冲锋，百济匆忙应战，陆上一片混战，外据点被逐个攻克，百济和倭国守军纷纷投降。倭军水师急忙护送扶余丰，抢夺船只，将船全部开到江中，以保存实力，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白村江口不得不面对刘仁轨等人的船队。

白村江，是朝鲜半岛上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白村江口就是中国史料里所称的白江口，也就是白村江下游的终点，汇入加林城与珍恶山的界河古多津，而古多津距离出海口尚有一段距离。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易守难攻。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就能得到倭国来自海上的支援，从而继续据险固守，所以，白村江成为周留城存亡的关键。先期到达的唐军预想到倭国援军誓必前来，于是在白村江配备了战船170艘，严阵以待。由于唐军水师阻绝了日本水师对周留城的增援，所以双方的水战是在所难免的。

八月二十七日，倭国援军赶到，此时，大唐水军七千余人，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水兵一万余人，战船一千余艘。倭国水军虽然在人数和船只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大唐水军船只坚固，武器装备也比倭军优良。当时唐军的常备战船主要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同时相关的资料还记载一种被称为“火舰”的战船，可能是装配了火器的斗舰，而倭船体积相比之下要小得多。日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日军立刻处于劣势，由于唐军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很快败下阵来，但刘仁轨并没有下令追击，而是要求唐军在江上摆下阵势，继续严阵以待，毕竟唐军的优势在质量，倭军则拥有数量优势。

刘仁轨是否精通水战，现有史料无法完全证明这一点，不过，熊津总管刘德敏却是个精通水陆各种战法的老手。“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为其撰写的《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称其“三门五垒，得破敌之奇谋；火舰云梯，总行军之妙法”。若他果然在水军之中，必然成为最可靠的后盾，使唐军的水战在技术上得以保证。

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鲜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日方将领却试图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很显然，倭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的确，两方面军力唐军略逊于日本，可这不等于倭军就一定会取得战斗的胜利。当倭军水师未加整顿部署，便倭军将领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军水师时，决战开始了。这场水战，史称白江口之战，日本则称为白村江之战……

关于这场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颇为简略，《通鉴纪事本末》记道：

龙朔三年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刘仁愿、刘仁轨既克真岘城，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合，军势大振，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欲先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周留城虏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率众降。

《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中仅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三•刘裴娄》中的记载则更为简略：“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扶余丰脱身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

与此相反，倭国史籍却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智纪》记载：“戊戌，贼将至于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句丽。”

而朝鲜史料也有记载，《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中这样写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综合中、日、朝三国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当时的情形：

八月二十八日，倭国诸将与百济王，水师决定依靠船只数和人数上的优势先发制人，可渡海远来没有休养就与严阵以待、以逸待劳的唐军决战，而且没去考虑风向、潮流等问题，而是心存侥幸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实为不智。最重要的是，向唐军船队发起突击的各船刚开始就乱了阵形，其结果自然是陷入大唐水军的包围了。

由于唐军以楼船、海鹘压阵，以斗舰、走舸分走左右两翼，占据江面两侧，也就是所谓的 “左右夹船绕战”，唐军将倭船辖制在中间，于是冲在前面的倭船便如入彀中，左右被唐船压制，无法回旋，面对唐军的巨舰冲撞，许多倭军士兵被迫跳船，溺水而亡。同时，部分唐军登上倭船与其进行白刃战，保护扶余丰的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嗔”，奋勇击杀数十唐军，但最终还是被唐军斩杀。

此外，先前的回合由于水战爆发地点河道过于狭小，如此众多的船只在拥挤的状态下无法展开，唐军方面可能没有过多地使用火器，但随着后面几次交锋的激烈程度加大，并且战争地点开始向河道宽阔的下游转移，带有火器的斗舰开始作为实施火攻的主力，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于是大批倭国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此战，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扶余丰脱身逃走，其宝剑被缴获。留守周留城的扶余忠胜、扶余忠志以及倭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于九月七日各自率领残部连同滞留在城中的耽罗使者向唐罗联军投降，周留城不战而下，白村江之战结束。

画家笔下的白村江口之战

九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枕服岐城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倭国残余船队聚集到氐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倭军会合，并随后撤退回国，不敢再与唐罗大军争锋。此时，百济只剩下迟受信占据的任存城还没有攻克，于是在短暂休整之后，十月二十一日，唐罗大军开始围攻百济复国军的发源地任存城，没想到守将迟受信抵抗相当顽强，连续攻打一个月也没攻破。这时，刘仁轨巧妙地招降了在任存山坚守的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人，并为他们分发粮食武器，让他们攻取任存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虽然孙仁师说“外族属国心性放纵不可信任，如果给予武器粮食，就是为他们反叛提供条件”，刘仁轨却说：“我观察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真诚并有谋略，乘机立功，还怀疑什么？”后果然如此，黑齿常之很快攻陷任存城，使得迟受信抛弃妻儿，投奔高句丽而去，百济国的残余势力全部被消灭，至此，历时四年的百济叛乱落下帷幕。

不过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却不仅限于这些，唐与新罗联军在白村江所歼灭的倭军主要是第一批的五千人和第四批的庐原君臣水军，总计在万人之上，而以阿昙山背连比罗夫为首的第二批倭军同周留城的百济残留守军一同向唐军投降，以阿倍比罗夫为首的第三批倭军则同扶余自进为首的百济军退回到倭国本土。从实力的角度来说，倭国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经营了四年的庞大水师的覆灭，虽不至于有倾覆之危，但足以震慑岛内。

此战不仅彻底粉碎了称制摄政的中大兄所具有的野心，还使得他深恐唐军进攻本土，于是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防线。其中，在九州的太宰府所建的“水城”最大，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一千多，底部宽八十米，高十余米，外侧是一条五米深的水沟。水城下通过木樋相连，从大宰府侧的御笠川取水，使博多湾侧形成宽数十米、深度达四米的蓄满水的堀。严格说来“水城”不是城，而是与我们中国“万里长城”那样的围墙。此外，倭国还修建了大野城，这是一座被长达六公里的土垒所包围的山城，城池位于海拔四百多米的四王寺山上，此外，还有用石头建造的石垒以及众多的分层捣实泥土而成的土垒。在土垒与石垣环绕之中，建造了粮食仓库、武器库、兵营等设施。为固守城池进行防御战，石垣十分坚固。这些为守护“大宰府”而建造的水城和大野城等城，都是来自百济的亡国人士所指导建成的。倭国在百济灭完后，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这些百济人对于倭国的发展影响很大，然而，大唐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667年（唐乾封二年，天智天皇六年），中大兄皇子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中大兄皇子称制七年后才在次年（唐总章元年，天智天皇七年）正式即位，这时他四十三岁。不过在习惯上，并不把这一年作为天智元年，而把他开始称制的662年作为元年。在即位之后，天智天皇册立同母弟大海人皇子（日后的天武天皇）为大皇弟。中大兄取得政权的过程得到其弟大海人皇子的帮助甚大，也因此封大海人皇子为大皇弟，但即位之后仍难以避免政权斗争与猜忌，与大海人皇子逐渐疏远。

唐总章二年、天智天皇八年（669）天智天皇派东宫大皇弟大海人皇子至内大臣中臣镰足府，赐姓藤原，次日藤原镰足卒。天智天皇十年，又任命长子大友皇子（日后的弘文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太政大臣。同年，大海人皇子辞退大皇弟，大友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也就在这一年，大唐派郭务悰访日。这次访日的人数居然多达二千人，其中唐人六百人，百济送使一千四百人，分乘四十七船，于十一月抵达日本比知岛。如此庞大的访问团，让日本方面惊骇不已，如临大敌。不过，这次访日却未能进京面见天皇，原因就是天智天皇在这年十二月三日，于近江大津宫病死。

天智天皇在迁都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大唐臣服，开始以大唐为师，谋求新国家的建设。在天皇的主导下，倭国制定了被称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地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地导向为律令制国家。接着又制定了大宝律令，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在另一方面，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下一个肯定轮到高句丽，唐总章元年（668），大唐以李世勣为统帅，攻陷平壤，存在七百多年之久的高句丽彻底灭亡，李治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大唐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句丽终成大唐治地。

不过另一个人的命运却颇为令人感慨，那就是刘仁愿。

龙朔三年十一月，刘仁愿与孙仁师等人回大唐报告百济战况，刘仁轨则代刘仁愿镇守，为检校熊津都督，镇守百济。刘仁愿回长安后，李治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李治“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句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句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李治深纳其言。

然而在讨伐高句丽的作战中，因为新罗将领金仁泰（就是曾经和刘仁愿并肩作战的那位）的掣肘，身为卑列道行军总管的刘仁愿没有能够及时赶到前线，被朝廷以“征高句丽逗留”的罪名逮捕下狱，本来是要斩首的，因为毕竟还是为帝国立下过很多功劳的，最后被流放姚州了事。此事在《资治通鉴》中有记载：“（总章元年）八月，辛酉（初九），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句丽逗留，流姚州。”而《新唐书东夷传》中也有记载：“刘仁愿与勣会，后期，召还当诛，赦流姚州。”

《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七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刘仁愿，贞观中为右威卫将军、卑列道行军总管，与司空李世勣期，会逗留不赴，驿召至京。帝谓曰：“自古军法，后期皆死。”刘仁愿奏曰：“臣前后使四十余人往李世勣处，涂路荒梗，悉皆不达，最后一使始得至大军。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击平壤，李世勣兵马遽以旋归。事有因缘，非臣之咎。”帝曰：“汝领兵万余，咸劲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疏，更为矫诈。”遂令拽出，欲于庙堂斩之，刘仁愿号诉不辍声，帝以其有镇守东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姚州并不是什么好地方，唐武德四年时，安抚大使李英置为羁縻州，后唐人王仁求开拓姚州，自置二十余羁縻州，上报武陵县主簿石子仁，石子仁于龙朔年间上疏唐李治,请设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年间大唐廷下诏设置姚州都督府。但是，这里远离唐王朝的中心地，此前担当都督府长史的李孝让、辛文协诸人均被当地少数民族豪酋杀害，以至于武周后期著名官僚张柬之上疏，请求罢黜姚州都督府建制。刘仁愿被流放姚州之后，有关他的任何蛛丝马迹即不见史载。

遣唐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