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秣马厉兵

在渭水便桥盟定之后，从表面上来看，大唐与突厥之间似乎是相安无事，然而“空府库以安突厥”的事实却是让大唐从皇帝到阁臣、从将校到府兵，无一不感到耻辱，这种情况下，较量怎么可能会止歇？

武德九年八月底，突厥大军刚刚退兵，李世民就敕令万年道参旗军、长安道鼓旗军、富平道玄戈军、醴泉道井铖军、同州道羽林军、华州道骑官军、宁州道折威军、岐州道平道军、幽州道招摇军、麟州道苑游军、泾州道天纪军、宜州道天节军，以及南衙十六卫府，各抽调二十名从军三年的兵弁入内廷受训，亲自带领这些诸卫将卒习射于东宫显德殿庭内，并对这数百将士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眼看着李世民每天带着数百人教射于殿庭，还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而如果兵弁获赏，则将领也会在考核成绩时被列为上等……大臣纷纷联名上奏，说什么“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而韩州刺史封同人更是假称有事，直接骑着驿马，跑到长安来直言苦谏……

对诸大臣的劝谏，李世民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宣敕说：“朕待天下臣民以诚，天下人必不负朕；突厥大军南来，掠我州县，虐我百姓，兵锋直抵畿辅，此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也。故朕决意卧薪尝胆、整军经武，岂有惧谋刺而远天下之理？”又说：“王者视四海如同一家，封域之内、大唐辖境，皆是朕的忠实臣民。朕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其腹中，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

西方史学家想象中的李世民和近卫军

武德九年，算得上是一个大灾之年，在突厥入寇的危机刚刚渡过的时候，朝野上下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转移到了赈灾度荒上，这一年，春夏大旱，以至于尚书省不得不不在十一月初，连发三道上敕，免除天下州郡所有赋税徭役，并准许各郡灾民跨郡就食，可就算这样，依然无法遏止灾情，于是李世民不得不要求国范围内所有在建工程一律停建，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衙署大幅裁减开支，并免除所有开国功臣封邑内一切租庸调赋，同时以军粮赈济灾民。十一月十二日，秘书省少监谏议大夫魏徵奏请削减太极宫大安宫宏义宫日常用度三分之一，次日李世民下敕，除太上皇用度照旧外，内宫一切日常用度均削减二分之一。

李渊登基时，曾经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震天下，所以与其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尽皆是被封为王，人数多达数十，李世民认为这样不妥，于是他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回答说：“前朝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对于这个回答，李世民很满意，他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尚书省颁布上敕，行文天下，除淮安、江夏、河间三王外，余者宗室郡王皆降爵为郡公。

鎏金银茶笼子，法门寺唐地宫出土，为盛装茶饼的茶具

次年正月初三，李世民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李世民颇为感慨，他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尔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起身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臣下的一番恭维本是好意，谁知李世民却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

事实上，李世民倒真是试图让自己的文治武功均有成就，正月十五，皇帝便是下敕：“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皆命谏官随之，如有失误，谏官应立即进谏，名‘参议得失’。”从此之后，“参议得失”便成了政事堂宰相的代名词。兵部尚书李靖、散骑长侍韦挺、大理寺卿戴胄、秘书少监魏徵皆“参议得失”，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

随后，李世民又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弘文管学士及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官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不过皇帝览奏犹嫌其苛刻，言道：“肉刑于前汉文景年间悉罢之，我朝立国已久，不宜复设此刑。”

前隋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大唐兴起后，各路相继归附，李渊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但这样一来，天下州县的数目，也就大大超过前隋开皇、大业年间，李世民认为这样官多民少，乃弊端也，所以召集群臣朝议，商讨对天下各道行台省进行归并之事，贞观元年二月，尚书省下令州县大加合并，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从此天下只有十道，各道分设行台尚书省，各道官员的品级为：行台尚书令正三品下、行台左右仆射从三品上，行台左右丞从三品下，行台尚书正四品上。自此武德年间各道、行台级别不一、官吏品轶不定的情形得到了改观，而各道行台长官略低于朝廷尚书半级，也渐渐成为定制，之前陕东道大行台、东南道大行台等为专人而设，且几乎与朝廷尚书省并驾齐驱的地方行台自此不再存在。

就在李世民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却发生了两件有关军政大员的大事，一件事是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收受了别人大量的绢帛，结果事情被人捅出来了，可这位李世民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还说什么：“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对此大理寺少卿胡演很不满：“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可李世民却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另一件事则是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幼良谋逆案，李幼良本就性情暴躁，身边自然是依附了一群无赖之徒了，虽然打仗没本事，可侵扰残虐百姓的事情却是颇为拿手，最重要的是，李幼良居然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于是有人上告朝廷，称其存有二心。对此事，李世民还是很重视的，于是他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结果听到朝廷的风声，依附在李幼良身边的那些家伙们居然恐慌了，他们密谋想要杀掉宇文士及，然后占据河西地区，只是这群行事不密之人没等到干出一番大事来，就被人告发了。连自己的亲哥哥、弟弟都能够下手的李二郎又怎么会对这个远房叔叔（其乃李渊的六叔李祎的儿子）客气呢，于是干脆赐其自杀。

此外，平定庐江郡王谋反有功的王君廓也在这一年掉了脑袋，此人自从当了幽州都督后，便自以为山高皇帝远，而骄横一时，做事无法无天，李世民听说了传闻之后，便征召他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于是也就托前往长安的王君廓给自己的舅舅捎封信，可那位都督大人居然私下拆信窥探自己的长史有没有在信中写上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语，结果，本是出身草寇、不认识多少字的王君廓眼看着满纸都是草书字体，竟一字不识，不过他倒是有了主张，他怀疑李玄道在信中是有告发自己的罪行，所以才用自己不认识的字写了信，这样一想，王君廓也就心中不安越来越是不安了，当走到渭南时，他实在忍耐不住心中的恐惧感了，于是杀死驿站吏卒，试图逃亡突厥，可半路就被人砍了脑袋，献首京师。

同样掉了脑袋的还有利州都督义安郡王李孝常。李孝常虽然姓李，封义安郡王，但他却并非李唐宗室，《册府元龟》称，此公本是前隋兵部尚书李圆通的儿子，在隋末担任华阴令，率军驻守永丰仓，在李渊晋阳起兵、进军关中时，他主动献出了永丰仓，故而被拜为左卫大将军，而永丰仓的得失对于刚刚起兵的李渊意义重大，因此在大唐建立之后，李渊念及李孝常的功绩，便封其为义安郡王，并把他纳入宗室，不过李孝常虽然挂着利州都督的官衔，但却多是在长安城内，闲极生事，他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凑一起，成天讨论什么“受命于天的征兆”，还密谋串通禁军实施叛乱。结果事情还没干成，几个家伙就被人举报了，李孝常等人因为谋逆而被处死，而长孙安业却被免死，只被流放。而之所以他被宽大处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个皇亲国戚的招牌。

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平日里是嗜酒如命、不务正业，老爹长孙晟死后，这家伙居然将年幼的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赶出家门，辛亏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收养了两个孩子，这才不至于落魄。李世民向来宠爱皇后，而被唐仲友赞为“有古后妃之美，无后世后妃之失，李世民谓内良佐，信夫！若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的一代贤后倒也不念旧怨、不计前嫌，对这位这位亲情淡薄的混蛋哥哥依然礼遇，甚至十分优厚。谋逆事发后，正是长孙皇后哭着向李世民请求，说什么“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才使得长孙安业得以免死，仅仅判了个流配。

不过虽然诸多封疆一方的大吏掉了脑袋，可李世民自登基以来，用人的问题上，一贯是唯才是用，他尝与人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夜值。

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的原从老人应该全部任命为武官，编入禁军，毕竟这些人都是在六月初四的玄武门立过功劳的，可李世民却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很显然，这一系列的人事任免和政治制度改革，都是为了能够以增强国力，同时在军事上，大唐还开始积极备战，以为彻底解除突厥威胁而做好准备，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内。

岭南部落的首领冯盎、谈殿等人长期不朝，而且互相攻伐，搞得当地乌烟瘴气，地方州府一连十几次上奏，称冯盎等人谋反，于是李世民命令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可是魏徵却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李世民很是不解，就问：“上告冯盎谋反的人几乎是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李世民深以为然，于是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长安，以示诚服，李世民事后评价说：“魏徵让朕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遂下旨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就在大唐积极备战的时候，贞观元年五月，割据恒安的苑君璋忽然上表归附大唐。自从苑君璋拘捕武德皇帝派来的元普并送到突厥后，他便一直依附于突厥，而且数次入侵大唐，可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李世民不仅没有为难他，还封他为隰州都督、赐爵芮国公。

唐代彩塑

的确，此时突厥人靠不住了，当初突厥人风俗淳厚，且政令简质疏略，可自打颉利可汗开始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个汉人赵德言，并加以重用后，一切都变了，这位赵德言恃势专权也就罢了，把中原的那一套全逮到了突厥来，他除了对突厥旧俗大加变更、使得政令苛刻烦琐之外，还强迫突厥人改变旧有风俗习惯，于是搞得突厥族人从刚开始的“颇有怨言”，很快便是成了“大为不满”。此外，颉利可汗又信重胡人而疏离突厥本族人，可那些这些胡族人又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加之好大喜功的颉利频频对外征战，于是搞得干戈连年不息。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得寒冷，塞外连连大雪，以至于雪深达数尺，突厥人赖以为生的牲畜死亡极多，突厥族人也遭受冻饿之苦。颉利财用不足，于是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纷纷叛离突厥，颉利兵势渐渐削弱。面对这种局势，在议事时，不断有朝臣们纷纷上奏，当在此时趁势出兵击讨突厥，只有长孙无忌独持异议，他认为大唐此时先进攻突厥则为不义，并说：“贞观元年之前，突厥岁岁犯塞，而朝廷未长出兵惩之；而贞观元年，突厥未犯塞，如此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所为也。如此蛮夷之族再不信朝廷，则突厥虽灭，边塞难安也……”李世民听取了他的意见，没有出兵。

不过大唐不出兵，不等于别人也不对颉利下手，当初突厥强大时，铁勒各部分散，分为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霄十五部，这些部落中，薛延陀实力最强。西突厥曷萨那可汗强大的时候，铁勒各部都向他称臣，可曷萨那却对他们横征暴敛，搞得铁勒各部均有怨言，于是这位可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各部的首领招来，一口气杀死各部渠帅百余人，这场大灾难自然是搞得敕铁各部相继叛离了，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后又推选居住在燕末山北的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带领各部“共同发展”。

后来西突厥在射匮可汗大带领下，重新兴盛强大起来的时候，薛延陀、契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带领各部再次向西突厥称臣。而居在郁督军山的回纥等六部，则本是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时，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于是颉利政治混乱时，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部便是趁机相继叛离，颉利可汗大怒之下，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结果在马鬣山被回纥酋长菩萨率领五千骑兵大败，兵败如山倒的欲谷设仓皇奔逃，回纥人则追杀到天山之下，俘虏其大部，从此回纥大胜，而此时，薛延陀也趁机攻破颉利的四设，使得颉利的势力日益衰败。

贞观元年十二月，奉命出使突厥的鸿鸬寺少卿郑元寿回到长安，上表曰：“突厥之兴盛，以羊马牲畜为标志。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其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渐弱，臣算其败亡，不出三载……” 而且郑元寿还认为突厥内部因受灾更加不稳，颉利的威信和对诸部族的控制力均有所下降，若不出大的意外，这场雪灾将直接导致突厥的元气大伤，甚至可能引起内讧。

对郑元寿的这番奏陈，李世民颇以为然，不过当诸臣劝说皇帝应该趁机突厥时，李世民却在“斟酌再三”之后：“朕与突厥方盟誓不久，而即背约为失信，乘人之危而发大兵征讨为不仁；此时行天罚，虽胜亦非武。纵使其六畜皆亡，诸族皆叛，亦不可攻。非待其有罪，朕不罚也……”

不过这言词凿凿、大义凛然的背后其实是另一番考虑，李世民之所以决定不在这个时候发兵，政治考虑明显多于军事考虑，大唐此时对突厥作战的军事准备确实还不够，李世民希望能够准备充分一些再出兵，此外，大唐关注的不仅是突厥人，还有整个西域、南方和北方的夷邦，大唐若是举兵荡平这些外族，则必然损失巨大，消耗相当多的国力，而这与李世民偃武修文的本意也是背道而驰的，他也不想自己成为自己的表哥——前隋炀帝那样的好大喜功之徒。若是宾服四夷，德化怀柔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要保证这样的手段能够有效，就必须注意维护军事行动背后的道义基础。

此外贞观初年时，西突厥再次提出和亲申请，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随同高平郡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大唐公主。可颉利可汗不希望看到大唐与西突厥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于是和西突厥之间的联姻，再次因为突厥人的干扰而没有能够成功。不过颉利虽然干扰了和亲，但却使得自身和西突厥之间的关系也更是紧张了，李世民希望颉利和诸胡之间的矛盾能够更加尖锐一些。

大唐虽然没有趁此时机发兵平灭突厥，但相应的军事行动却一步紧似一步。关于北征突厥的军事方略，李世民早就考虑成熟了，若要彻底解决突厥对大唐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则必须收复朔方和定襄这两个前隋时期的边防重镇，此时，这两个重镇则分别由梁师都和杨政道两股割据势力占据，他们依附于颉利，岁岁南下骚扰大唐边境，若是大唐北进，则这两股割据力量又变成了挡在颉利和大唐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故而唐军要实现与颉利进行战略会战的目的，都必须先拔掉朔方和定襄。

梁师都一日不除，突厥的铁骑出陇右、下关中要多方便有多方便。这颗钉子如不拔掉，西域诸国和突利契丹等部纵然对颉利再不满也不敢向大唐臣服。而大唐一旦控制朔方，则也就等于斩断了颉利向西向南的通路，突厥骑兵便再无可能自由往来于陇右关中，而唐军主力则可通过朔方和河东分为东西两路进击漠北。

至于定襄，由于被颉利当作过冬的行营，几乎每年冬季都要率领部众南下来此地就食，而定襄的防务也全然是由突厥军队负责，杨政道虽然在名义上称为大隋正统，基本上是颉利的傀儡。从战略上看，打杨政道实际上便是直接和颉利交兵，但打梁师都，颉利会不会救援却在两可之间。春季正是草原上的牲口马匹交配繁殖生产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突厥移动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突然的手段打击梁师都部，颉利即便想援救也是有心无力。

因此对于李世民在贞观元年岁末派柴绍和薛万钧远赴夏州筹备此事，负责前线事务李世勣虽初时吃了一惊，随即便想通了其中的关节。今年冬季突厥大雪成灾，牛羊牲口被冻死无数，元气大损，只怕要有成千上万的牧民难以活着度过这个冬天，颉利可汗自顾不暇，这时候大唐若还畏首畏尾不敢动手取朔方，待明年夏季一过突厥恢复元气，再想动手就晚了。

所以，李世民希望先西后东，先打梁师都，后破杨政道，先取朔方，再破定襄。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定襄方向虽说是突厥主力所在方向，但要击破其倒也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以大唐的实力和李靖、李世勣等云集的名将，大唐攻定襄，势必一举可破，然而难的是破定襄之后，大唐是否还有深入大漠寻找颉利主力会战的余力。所以，如果选择颉利北还牙帐的时候克定襄，则唐军便要深入漠北数百里搜索敌军主力所在位置，阴山以北的地域实在太过广大，且气候地理均不熟悉，在那个地方作战，唐军是客军，而突厥骑兵的机动速度又优于唐军，一旦陷入颉利彀中，想全军而还都难，即使赢了，也是诸如汉武帝大军出漠北那样的胜利，虽然辉煌，但也损失巨大。

可若选择在定襄与突厥进行决战，则突厥有城池可以依托，且想守就守想走就走，唐军未必能够抓得住。而颉利一旦主动北窜，唐军就算拿下了定襄也还要留大兵驻守。贞观初年突厥遇上了大雪灾，可中原却也四处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事情屡有发生，颉利固然捉襟见肘，唐帝国也并不好过。若两年内国库仓廪没有明显改观，唐军就算是拿得下定襄也守不住定襄。

所以，李世民才否决了此时出兵，而计划等两年再用兵，以夏州兵驻朔方榆林之地，防颉利西窜，主力则以并州军出雁门、马邑，直逼定襄城下，继而与突厥主力会战于定襄城下。时间嘛，以冬季为宜，因为那个时候，颉利届时必驱部众牲畜南下至定襄过冬，正月用兵，一冬一春，有整整半年时间可用。届时大雪封塞，颉利若率众躲回漠北，则大部牲畜必为大唐所得，连族人的口粮都没有，怎么打仗？而其部即便能够全军回到牙廷，牲畜全失之下，不知有多少人要冻饿而死，那时候恐怕即使大唐不动手，敕勒各部也会动手的。

唐代武士图

果然，大唐没有等待太久，贞观二年年末，突利可汗领地内的薛延陀、回纥两部落再次反叛。其实一直以来，突利可汗都是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而奚、霫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大唐时，他也没有多以为然，反倒是颉利可汗频频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当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时，颉利更是派突利讨伐，此举显然是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减突利的势力。

不过突利出兵平叛并不顺利，反为薛延陀、回纥所败，几乎是单骑逃回，突利在慌乱之中犯了个大错，那就是他居然跑到颉利牙廷，向颉利请兵。不料听闻兵败的颉利大怒之下，竟将其关押十数日，并加以挞责。突利从此怨恨颉利，这两位冒合神离的可汗终于公开决裂。突利后来回到自己的领地后，暗中便是开始琢磨着背叛颉利，其后颉利数次向其征兵，突利均不加理睬，却暗中向唐廷上表，表示愿意归附。

对于突利的请求，李世民在朝会上对自己的臣子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不久之后，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当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时，李世民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不过李世民并没有打算救援突利，他更希望两大可汗之间能够相互厮杀，以使得突厥人能够在内耗中损失更多一些。

而当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大唐，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李世民不以为然，他对突厥使臣说：“契丹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其实这位少年领兵的皇帝早就已经惦记上梁师都了，在此之前，当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突厥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时，李世民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于是李世民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伺机出击。刘旻等数次遣轻骑践踏梁师都屯田所种的禾稼，又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以至于梁师都国势渐衰，降唐者纷纷，甚至还发生了梁师都名将李正宝等密谋捕杀梁师都投唐的事情，虽然事情败露后，李正宝不得不出逃降唐，但从此，梁氏上下更加互相猜忌，而刘旻等人见时机成熟，于是上表请求出兵。

贞观二年，趁突厥内乱之机，李世民以右卫大将军霍国公柴绍、以右骁骑大将军殿中少监薛万均发马步军八万奇袭朔方，同时命以刘旻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梁师都，在柴绍大军到来之时，梁师都统帅麾下突厥兵试图强攻朔方东城，可刘旻、刘兰成二人却是偃旗息鼓、按兵不动，等到梁师都感觉到自己处于在唐军合围时，这位割据一方的豪强居然半夜逃跑，刘旻、刘兰成则果断率兵追击，一战而大败梁师都。

尽管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师都，但却在距离朔方不过数十里处与柴绍大军相遇，一方面，柴绍统兵奋力拼杀，另一方面，薛万均率万骑迂回统万城，抄了梁师都的后路，一战而大败突厥兵，并切断了突厥大军南援的必争之道，自此包围朔方城。围城二十余日，突厥兵迟迟没来救援，梁师都在外援断绝，加上城中粮绝的困境下，被堂弟梁洛仁杀死，随后梁洛仁献城投降，被梁师都割据了十余年的朔方为大唐所得，随后大唐以该地建夏州，并展开经营，以将之作为反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

此时颉利的确没有能力去救援梁师都，由于突厥内部分裂，加上连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使得民疲畜瘦，很多羊、马被冻死、饿死，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而且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也趁机群起反叛，共推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可汗，并接受唐王朝册封，突利可汗也因长期受颉利可汗压制排挤，也暗中与唐联络，表示愿意归附。可以说，此时大唐反击突厥的条件已经成熟。

薛延陀的叛逆，让颉利感到了威胁，而李世民更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对自己得到大唐的册封，夷男十分高兴，他不仅派使臣进献贡品，还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至于觐见大唐皇帝的使臣，薜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所派之人是他的弟弟统特勒，对薛延陀人进献的贡品，李世民其实看得并不重要，而更多的是处于谋略的考虑，大唐必须要在突厥人的背后敲入一个钉子，于是他赐给真珠毗伽可汗以宝刀与宝鞭，并让统特勒转告真珠毗伽可汗：“卿所统属的部族，若是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对此自然非常高兴。而颉利可汗得知此事后，则大为惊慌，开始向大唐派出使者称臣，而且请求迎娶公主，以修女婿礼节。

唐初名将柴绍

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晚了，贞观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表言突厥之可胜，并列举了六条出兵突厥的理由：

“颉利纵欲逞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诸部皆叛，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糇粮乏绝，是其四；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而胡人反复无常，大军北伐之时，突厥内部必然纷乱，是其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其众甚多，近来听说这些汉人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

于是在贞观三年九月初一，李世民发布任命敕，以南阳郡公兵部尚书李靖为河西道行军总管、以代州都督张公谨为行军副总管，发兵五万征讨突厥……一代名将李靖出兵，自然是所向披靡了，加上五万兵马又都是精锐之师，自然是“天下莫有能抗者”，于是突厥人几乎无法能够与之而战，此一战，不仅使得颉利麾下九名俟斤率三千骑来降，而且还使得十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等部落纷纷来降，就这样进击颉利的外围障碍基本上被扫清。

到了这个时候，颉利不可能不做一拼的，于是他以大唐背约为借口，在当年十一月发兵进犯河西，统领犯河西地区的突厥大军者为雅尔金和阿史那社尔，可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及张士贵、张宝等将却在刘弘基节度之下，统兵结成掎角之势，坚壁清野，利用城池做拼死抵抗，鏖兵月余，终于击破了来犯之敌，使突厥人这最后一次挣扎无功而返。至此，突厥牙廷的影响力被压缩在定襄周围不大的一片地域内，而且来自大唐西面、西北、北面等几个方向的军事威胁也均被消除，可以说，此时与突厥决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而突厥人的这次挣扎也让大唐反击突厥找到了出兵的借口。

贞观三年十一月十四，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设中朝，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向文武百官宣示颉利十大罪状，并诏命兵分六路出兵剿灭突厥，以：

并州都督英国公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代州都督邹国公张公瑾、岷州都督高甑生为副将，率领东路主力北渡滹沱河，经博陵、雁门、马邑三郡直接进击突厥腹地的襄平；

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鄂国公尉迟敬德、匡道府折冲都尉苏定方为副将，率领中军向云中和马邑挺进；

右卫大将军霍国公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胡国公秦叔宝为副将，在西路顺黄河前进，与李靖、徐世勣遥相呼应，负责掩护左翼；

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甘州刺史张宝相为副将，从灵州往西北挺进，以截断突厥的西逃路线；

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卢国公程知节为副总管，率军进驻燕云地区防止突厥军队东逃；

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大将军樊国公段志玄为副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并监视和牵制突利可汗。

还有舞阳县男李大亮镇守凉州防备西北，任国公刘弘基镇守河北易州防备东北。除陈国公侯君集任兵部尚书留守都城外，唐军主力以及军中的可战之名将几乎倾巢而出。

同时为保障此次军事行动的后勤粮秣，李世民下敕由尚书右仆射杜如晦领衔组建了北征行台，专办大军粮秣供给事宜，尚书省户部自尚书以下堂官、兵部自侍郎以下堂官、中书省兵房舍人、门下省兵科给事中均在行台轮值办公，凡涉及北征大军所需人、财、粮、物，一律有求必应。

十一月底，随着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大战随即展开，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先是在榆林以北以优势兵力击破颉利一部，斩首万余，随后又向盘踞在榆林以北的突利可汗发出劝降敕，这位一心早就想要归唐的可汗当即率五万部众自缚请降，听闻这个消息，李世民对众臣们不无改开的说：“大唐初立之时，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忍辱向突厥称臣，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现在突厥首领向朕磕头，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

而与此同时，从东线展开包抄的通漠道行军总管李世勣所部在桑干河北岸一月之内连续击破突厥四个游骑部落，俘获两万余人、羊马近五万头，继而与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所部在定襄以南的马邑会师，大军随即展开。十二月底，由柴绍亲自护送抵京的突利可汗在东宫显德殿向大李世民递交了降表，称：“臣本域外之民，自此归服王化，永为天子藩屏，使朝廷不复北忧！”李世民对突利归顺大唐的大义之举大加赞赏，在设宴以叙兄弟之谊的同时，正式以敕书形式册封其为突厥可汗，享郡王俸禄，食邑五千户，赏金千两，帛百匹，牛马三万头，将五原周围方圆三百里赐为其游牧场所。

《王会图》局部

在厚待突利可汗的同时，李世民下敕给前线的李靖、李世勣两位统帅：“卿等宜乘胜追击，克复定襄，擒颉利收北地归朝奏捷，天下自此长安！”同时明敕两路大军合兵，则以李靖为总管，李世勣为副总管，薛万均为长史，并授李靖兵符节钺，有便宜行事临机决断之权。

贞观三年，对突厥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取得震慑力是极大的，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纷纷前来归附大唐。所谓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于是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南谢所在地为庄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而柯首领谢能羽以及充州蛮也纷纷归附，并进献贡品，李世民诏令在柯设置州；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在归顺之后，大唐以其聚居地为轨州，并任命其首领为刺史，党项据地三千里，每姓为一部，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均是其大姓，步赖在归附后受大唐如此礼遇，其余各部自然相继来降，于是朝廷以其聚居地为、奉、岩、远四州。

到贞观三年即将过去之时，根据户部上奏称：“汉人从塞外归来者及四方夷族前后归顺者，共计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那些从周边及远方各胡、蛮诸国纷纷而来的向大唐进献贡品的使臣们络绎不绝，以至于长安城内“多奇服怪装者”，对此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王会图》，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兴致勃勃的李世民自然对此应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