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镇压和怀柔——元帝国对江南的控制和征服

南宋作为一个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是战争却并非就此结束。这一点很大程度在于忽必烈和伯颜过于轻视南宋的抵抗力量，将文天祥“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的话片面地理解为虚言恫吓，事实上南宋政府此前所表现出的低效率和怯懦固然足以令人鄙视，但并不代表着长江以南依旧拥有着顽强抵抗意志和战争潜力的汉族民众便可以轻易地被征服。而就在元帝国军队进入临安之前，驸马都尉杨镇就保护着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逃往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观望形势的发展。随着伯颜将临安城内的南宋皇室以及行政机关一锅端的送往大都，这个流亡政府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对于赵昰和赵昺的逃脱，伯颜还是十分警觉的，除了加强对南宋宗室的控制之外，立即派范文虎率军追击。但是范文虎只带回了一心求死的驸马都尉杨镇，杨淑妃的弟弟等人早就背着八岁的赵昰和六岁的赵昺躲进了浙西的群山之中，几天之后才会合了曾因为在常州会战中坐视文天祥的民兵苦战而不敢参战救援险些被军法处置的统制张全所率领的小股部队，一同逃往福州。

对于福州的南宋流亡政府，伯颜已经没有兴趣亲自统帅大军追击。他在临安处理善后事宜的同时，还颇有兴致地登狮子峰、观钱塘潮。据说元帝国南征军团曾在杭州湾沿岸驻防，临安当地的百姓纷纷寄希望于每个月农历十五到农历二十的大潮可以将侵略者一举吞没，可惜似乎连江潮而畏惧了敌人的兵锋，在1276年农历正月竟然推迟到来。

对于临安地区出降的南宋官吏，伯颜基本上都保全了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除了曾在独松关袭击元帝国外交使团的张濡。在由廉希贤之子亲自赶到临安处斩了张濡之后，元帝国还抄没了张濡家族的财产。但是有形的财富虽然可以用武力剥夺，可最终却无法能够消泯张濡后人的精神家园。张濡的孙子张炎虽然在元帝国的统治之下过着失意潦倒的生活，但却写下了无数华美而又凄凉的词作，被推许为“两宋三百年词家之殿军”。

公元1276年农历三月，伯颜在留下阿喇罕、董文炳经略闽、浙，由宋都木达统率李恒、吕师夔等南宋降军从江西向福建进军之后，带着平定江南的荣耀开始回师大都。但是挡在他回家之路上的还有依旧在坚守的扬州。事实上扼守着长江下游交通要道的李庭芝不仅在南宋政府宣布投降之后仍在坚持抵抗，还多次主动出击企图阻挠南宋方面由左、右丞相吴坚、贾馀庆率领的祈请使团北上。而一直被裹胁在祈请使团中的文天祥也正是在扬州地区的混战中成功脱逃。

但是此刻已经被南宋政府背弃的李庭芝对于拼死逃出的文天祥并不信任，他不仅授意接纳文天祥的部将真州安抚使苗再成将其秘密处决，在苗再成释放了文天祥之后，更在自己所控制的战区内全面通缉他。无奈之下，文天祥只能一路辗转，由通州入海，前往福州。在混乱的时局之下，我们不能说李庭芝当时略显粗暴的处理方法有什么不妥之处，何况如果文天祥当时顺利地进入扬州城内，那么等待他的可能是更早也更默默无闻的毁灭。

而随着由宋恭帝赵显手下的庞大的南宋宗室和政府官员组成的迁徙队伍途径扬州北上，李庭芝的反击进入了最高潮。李庭芝和姜才流着泪号召将士们夺回自己的君王，四万大军呼号着冲入营垒，夜袭瓜洲。在李庭芝凛利的攻势之下，阿术不得不将宋恭帝赵显等人转移。而姜才更一路追击到蒲子市。或许在阿术等元帝国将帅的眼中看来，李庭芝和姜才的这种困兽之斗毫无意义，但正是那些在逆境之下永远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坚持的人们在推动着这个民族克除艰难，蓬勃向前。

而事实上在南宋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在元宋之间辽阔的战线上依旧上演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活剧。在四川战区，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的张珏以钓鱼城为中心，不断采取围魏救战的战略，频繁骚扰元帝国军队的后方，最终不仅逼迫元帝国放弃了对重庆的围困，更一举收复了泸州、涪州等地。

而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战场之上，曾誓言“以家许国”的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府李芾在坚守了九个月之后也终于迎来了自己所保卫城市的毁灭。而比他先走一步的是前来避难的衡州知府尹穀，当元帝国的精锐步兵在负伤后仍亲自督战的阿里海牙的带领下终于登上潭州城墙之时，尹穀正在家里为自己的两个儿子举行汉族特有的男丁成年仪式——冠礼。当时有人表示：“在这个时候还搞这套过于迂腐了。”但尹穀却从容应对道：“这是让我的儿子们可以更好地拜见自己的祖先。”随后举家自焚。而李芾随后也找到城中的刽子手，让他们将自己的全家一一处决。一时之间整个潭州城内竟出现了“城中无虚井，缢林木者相望”的景象。幸运的是尽管阿里海牙一度以屠城相威胁，但是在攻陷了潭州之后，最终在自己的部下的劝说之下，放下了屠刀。其中“抵挡我们的是南宋军队，老百姓有什么罪过。既然潭州已经被攻陷了，那么潭州城内的老百姓是元帝国的公民，杀光他们有什么意义”或许只是个说辞。真正打动阿里海牙应该还是“还有很多城市没有归附，今天的屠杀只能换来明天更为坚决的抵抗”。而在潭州幸存者的孱弱的背影之下，南宋在湖南一线的其他城市也纷纷打开了城门。阿里海牙的大军第一步向南进发。

而就在阿里海牙的部队在广西境内进展顺利之时，却传来了南宋淮西军区的夏贵所部已经展开反击，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消息。担心自己的退路被切断的元帝国将帅们纷纷提出撤军的建议。只有广西宣慰使史格比较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作为史天泽之子，史格的大局观还是比较不错的，他首先认定夏贵的反击很可能是南宋流亡政府放出的假消息，而即便长江中下游的战局真的出现了逆转，此刻在广西境内的元帝国大军也可以取道云南撤回北方。在史格的坚持之下，元帝国在广西继续扩大着自己的占领区。

而事实上在长江下游战场上，依旧坐拥强大野战部队的南宋两淮宣抚使夏贵不仅没有发动任何的反击，相反第一时间响应了临安方面南宋政府的投降号召，还顺手诱杀了自己家丁出身、准备抵抗到底的部将洪福。在元帝国大军南下的过程中，据守淮西的夏贵始终采取观望的态度，他特意写信给伯颜表示：“贵国不用耗费国力来攻打我的边境要塞地区，只要南宋政府投降，我一定紧跟其后。”显然在夏贵的眼中，所谓国家和民族大义，远不如自己那一亩三分的地盘来得重要。纵观夏贵的一生，我们不能说他是个无能的统帅，毕竟在他逐步升迁的过程中也曾多次转战于蒙宋战场之上，尽管是个只能打顺风仗的将领，但毕竟也曾获得过许多战术上的胜利。我们也不能指责他无耻的不忠，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都选择了投降，军人放下武器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既然在夏贵之后有吕师夔和范文虎这样突破了道德底线的同僚，而同时又有李庭芝那样高高在上的楷模，最终历史不得不选择了将他遗忘。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宋史》还是《元史》之中都无法找到夏贵的传记，只剩下一些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以及那首著名的讽刺诗：“节楼高耸与云平，卖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向我们描述着一个争议人物的一生。

夏贵以南宋淮西军区的大量有生力量向元帝国输诚，直接影响到了已经是仍在淮东一线坚持抵抗的李庭芝。而事实上随着元宋之间的战线由长江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一线，两淮的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日益加大，就在夏贵投降之前，真州安抚使苗再成还在向文天祥讲述自己两淮联手，海路进击镇江，完成对阿术在扬子桥一线的反包围的战略规划。而此时逃往福州的益王赵昰也在陈宜中等人的拥立之下，在福州江心寺昔日宋高宗赵构南逃时留下的御座上以天下兵马都元帅的身份组织流亡政府，又随后击败了南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的叛军，可以说是在当时一片败亡的景象中为南宋点燃了一丝复兴的曙光。但是随着淮西的投降，令江西一线的元帝国逊都台和李恒所部再无后顾之忧，专心于赣闽前线。

元帝国大军南下之前，南宋在江西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曾经作过贾似道幕僚的黄万石。面对着元帝国由都元帅逊都台和右副都元帅李恒所率领的偏师，黄万石在转运判官刘槃打开了隆兴（近江西省南昌市）的城门之后，便轻易地放弃了“襟领江湖，控带闽粤”的重镇抚州，逃往了建昌 （今江西南城）。江西一线的南宋军队在主帅的模范带头作用之下，自然作鸟兽散，以至于都统密佑率领自己的部队展开反击之时，元帝国大军发出了“你是来投降的还是来打仗的”的疑问。但密佑的部队终究只是一支孤军，尽管奋勇突击但最终还是以全军覆没而告终。逊都台对被俘的密佑颇为客气，甚至还让他的儿子亲自前往劝降。但是对于自己的骨肉，密佑却全无舐犊之情，告诉对方：“以后你就是在街上讨饭，只要说是我的儿子，谁都会照顾你！”随后慷慨就义。

部下的刚烈并不能影响上司将无耻进行到底。随着南宋政府在临安宣布投降，逃入福建境内的黄万石不仅打算转投元帝国的麾下，更准备以自己曾经担任过福建漕使的身份，将整个福建作为自己在元帝国继续升迁的垫脚石，不过黄万石似乎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号召力，随着南宋福州流亡政府的建立，他的公开投敌很快便将他由前来避难的政府官员转成化为了全民公敌，在各地依旧效忠于南宋的官吏抵制和打击之下，黄万石从江西带入福建的政府机关和军事力量迅速瓦解，其中许多人加入了福州流亡政府的抗元大军。

公元1276年农历五月，随着南宋政府的祈请使团和北上的皇室宗亲先后抵达元帝国的大都，忽必烈在太庙正式宣布在南宋地区的军事行动以胜利而告终。忽必烈对投降的南宋皇室宗亲并没有太多的刁难，宋恭帝赵显、太皇太后谢道清等人不仅保全了首级还获得了瀛国公、寿春郡夫人之类的虚衔。不过南宋政府的祈请使团成员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一路北上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前右丞相贾馀庆首先病死，在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后，前左丞相吴坚终于得到了忽必烈的召见，而忽必烈对他显然没什么兴趣，只是随口问了句：“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能当丞相？” 吴坚只能坦诚地回答道：“陈宜中他们跑得太快，我年纪大了没跟上，所以被强加上这个头衔，其实我作丞相也没多久，年纪又这么大了，请您放我回去吧！” 吴坚一生胆小怕事，他年轻之时便曾写过一首表达自己单善其身的诗作：“家由余忠上所知，殊恩岂独眷中闺。巍冠已许挂神武，散笔不妨窈翠微。余事只消寻炼鼎，闲居恰好试新衣。更宜筑屋云烟上，门外莫关谁是非。”可惜最终也没能逃过客死他乡的命运，最终被羁留大都，不久也因病去世。

宋恭帝赵显成为元帝国的瀛国公，他的哥哥益王赵昰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南宋皇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公元1276年农历五月初一，益王赵昰在福州正式登基为宋端宗。如果仅从政府班底来看，福州流亡政府基本集中了南宋在临安时的大部分名臣良将——陈宜中依旧是左丞相兼枢密使，右丞相之职先是给了仍在扬州的李庭芝，随后又给了一路辗转而来的文天祥。从浙江引兵南下的张世杰被提升枢密副使，陆秀夫作为高级顾问和皇帝的私人幕僚——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苏东坡的第八传孙苏刘义被任命为内卫部队总司令——主管殿前司。连当年和贾似道政见不和而隐居的叶梦鼎都被请了出来，可惜叶老从宁海坐船南下抵达永嘉(温州)便由于道路堵塞而不能前进。于是只能向南恸哭，两年后病死家中。

除了有一个貌似强大的内阁之外，南宋福州流亡政府还第一时间任命了几位前线指挥官——曾经轻易放弃江防重镇的赵溍被任命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闽北的邵武。而曾经和文天祥同科进士的谢枋得则作为江东制置使，指挥饶州一线的军事行动。谢枋得在南宋政府长期负责教育工作，但事实早已证明他对军事领域也颇有兴趣。公元1258年当南宋政府处于蒙哥大举南侵的危机之中时，谢枋得便曾以礼兵部架阁的身份，在饶、信、抚三州一带变卖家产招募民兵，为此还差点因为贾似道的“打算法”而吃官司。随后谢枋得在建康当考官时，便以贾似道政事为题提出“兵必至，国必亡”的论调，一度被流放到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从此一度淡出政治中心，直到公元1275年才又重新出山以江西招谕使的身份在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地区组织了一支民兵部队。

不过谢枋得终究是个文人，在他身上既有士大夫的忠贞和刚烈但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的天真，在元帝国大军南下的过程中他便竭力主张重用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夔，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来担保。但是最终当吕师夔率领大军抵达信州城下，面对高呼“谢提刑来了”的谢枋得和他的民兵部队之时，对方的回答却是密集的箭雨。在丢失了信州之后，谢枋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光杆司令了。南宋福州流亡政府仍指望他能收复失地，只能说是比谢枋得更为天真。

几位前线指挥官不给力，而在福州城内也同样是钩心斗角，作为保护着赵昰和赵昺安全抵达福州的有功之臣。杨亮节一心想以国舅的身份“居中秉权”，而身为宗室的秀王赵与择则显然认为杨亮节抢了自己的位子，于是口角不断。而曾在临安城下准备以死殉国的张世杰、陆秀夫对于几次三番跑路的“长腿丞相”陈宜中也没什么好感，在处理政务中更是摩擦连连。陈宜中起初一度对陆秀夫伸出橄榄枝，以对方“常在兵中，知军务”为理由委以重任，但很快两人便因为政见不和而决裂，陈宜中甚至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流放。最终还是张世杰挺身而出表示：“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南宋的宗室权贵和文武大员们还不忘争权夺利，也难怪抵达福州的文天祥一度不肯接受对自己的任命，随后又被陈宜中派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都督府，被排除在中央政府之外。

而就在南宋福州流亡政府忙于内部争斗之际，坚守扬州的李庭芝终于由于弹尽粮绝而不得不选择突围。在拒绝了忽必烈对他的赦免之后，李庭芝与姜才率领七千精锐部队向泰州方向撤退，准备由南通地区入海前往福州与南宋流亡政府会合。而在李庭芝走后，制置副使朱焕立即打开了扬州城门，迎接在城下屯兵已久的阿术。随后在泰州地区，李庭芝再度被围。最终看不到希望的士兵们打开了城门，李庭芝与姜才成为阿术的阶下囚。对于依旧不肯投降的两人，阿术一度也犹豫不决，但是最终却在吕文焕“扬州战役我军伤亡惨重，这一切都是李庭芝和姜才造成的，不杀他们留着干什么”的劝说之下，举起了屠刀。我们不知道吕文焕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什么心理，但至少客观上他成全了李庭芝和姜才的求死之心，也将他们永远地留在了历史正面的一页之上。而随后坚守真州的安抚使苗再成也在城破后的巷战中战死了。

李庭芝和姜才的石像

作为前线要塞的扬州失守了，而一度被福州流亡政府视为大后方的广州也因为广东经略使徐直谅的摇摆不定而一度沦陷。在接到临安方面的投降诏书之后，徐直谅先是派部将梁雄飞向元帝国请降，随后却又在得到了福州流亡政府建立的消息之后，又派兵阻止梁雄飞南下。在由广东当地民兵组成的摧锋军战败之后，徐直谅弃城而逃。被元帝国任命为招讨使的梁雄飞轻松地拿下了这座岭南重镇。好在梁雄飞手中的兵力不多，潮州、惠州等地又在当地民兵首领熊飞指挥之下奋起反攻，最终才帮助南下的赵溍收复了广州城。

广东的局势虽然暂时稳定了下来，但是南宋广西重镇静江（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却在南下的阿里海牙大军的攻势之下摇摇欲坠。在采取迂回战术攻破了号称楚粤咽喉的严关（今广西兴安西南）之后，阿里海牙的大军包围了由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府马暨驻守的静江城。在长达三个月的攻防战中，元帝国大军充分发挥自身的工兵优势，筑堰阻断了大阳、小溶二江，遏其上流；又决开东南坝水淹静江，最终才攻破外城。马暨在率死士巷战中不幸被俘，随后被杀红了眼的阿里海牙处死。在潭州就叫嚣着要屠城的阿里海牙，此刻终于兽性大发，他以静江 “民性骜嚣，易叛难服，不重典刑之，广西他州不可言以绥徕”为由纵兵烧杀。

而几乎就在静江陷落的同时，试图收复江西和浙江的南宋福州流亡政府，最终在兜港、温州连续遭遇重创。在元帝国军队攻破建宁府、邵武军，威胁福州的情况下，张世杰和陈宜中决定放弃临时首都，将近十八万军队和三十万难民全部转移到海上，承载着近五十万人的庞大船队宛如一个浮动的国家蹒跚着向南转移，史称“海上行朝”。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曾经主张在临安背城一战的张世杰此刻面对着再度南下的元帝国军队失去了往昔的勇气。而这次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上大迁徙却注定是一次悲剧之旅。尽管由于大雾，南宋流亡政府所组织的庞大船队在海上遭遇了元帝国海军的拦截，但并未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可是在抵达南宋著名的海上贸易枢纽泉州之后，张世杰却和当地的汉化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发生了冲突。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浓郁的重商文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认为：“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并在《古兰经》中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公元13世纪正是阿拉伯人垄断东、西方贸易的黄金时代。他们利用常年积累下来的印度洋风向和水文资料，往来于亚、欧、非三大陆之间，贩运着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一切利润丰厚的货物，而蒲寿庚的家族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在公元10世纪之前，蒲氏家族便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占城（今越南中部），随后又抵达了中国的广州，开始经营海上运输事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不过随着南宋中后期泉州港的崛起，蒲氏家族在广州的经营业绩开始明显下滑，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即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定居临近泉州后渚港的法石乡云麓村，重操旧业，很快便再度崛起，并在南宋政府内争取到了安溪县主簿的职位，虽然这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但却可以说是蒲氏家族由单纯的从事商业向染指地方行政权力的开端。

和很多肥皂剧的情节一样，随着世代从商的蒲氏家族在泉州地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脉之后，蒲开宗的子嗣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有艺术气质、“厌铜臭而慕瓢饮”的蒲寿晟，也出现了好勇斗狠、豪侠无赖的蒲寿庚。而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之下，继承蒲开宗海上贸易事业和政府关系的蒲氏兄弟最终在长于商业运作却往往又能惯于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的蒲寿庚经营之下，垄断了南宋在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长达三十年之久，并以此积累了空前巨大的财富和地方势力。

繁忙的海上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自然引来的海盗的窥视，而随着南宋政府的主要精力转投到与元帝国的战争之中，公元1274年，海盗对泉州港的袭击也达到了高潮。在政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以蒲氏兄弟为首的泉州商贾不得不奋起自保，而正是因为剿灭海盗的功勋，蒲寿庚达到了其事业的巅峰。他被此刻已经焦头烂额的南宋政府任命为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此前蒲氏兄弟在南宋政府内也曾先后担任过官职，蒲寿晟曾被任命为广东梅州的知府，不过他自命清高的个性显然不适合在南宋末年的官场发展，因此很快便退隐家乡，以与当时的儒学大师洪天锡等交游为乐。而蒲寿庚虽然担任过相当于泉州海关关长的提举泉州舶司的职位，但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也不过作了两年多而已。公元1274年本身便拥有庞大民间力量的蒲寿庚终于登上了地方军政长官的宝座。

应该说相对于蒲寿庚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而言，南宋政府的这一任命不仅可以有效地稳定当地的局势更有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元帝国的入侵。但是南宋政府高层纷乱的局势却最终使得蒲寿庚所拥有的权力失去了驾驭。公元1275年农历三月，利用贾似道在芜湖前线的溃败，陈宜中在临安发动政变，私自处决了内务部队指挥官殿前指挥使韩震，这一事件虽然在临安城内只引起了小规模的骚乱，但是在泉州地区却引发了长期的军事冲突。作为殿前指挥使韩震直接领导的野战部队，驻守浙江、福建一线的南宋左翼军在得到了指挥官被杀的消息之后，在统领夏璟的统帅之下已经站到了陈宜中所领导的南宋政府的对立面上，在得到了蒲寿庚的支持后，左翼军在瑞安、温陵、三阳等地连续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宋政府的其他地方部队，俨然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独立王国。

南宋大型海船模型

不过无论是蒲寿庚还是夏璟，他们此时所迫切希望的只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渴望获得泉州地区强大海上力量的元帝国派来的招降使节面前，蒲寿庚还是在表面上保持着对南宋政府的忠诚。而在南宋临安政府投降之后，以宋端宗赵昰为首的流亡政府也投桃报李，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双方之间尽管彼此并不信任，但仍未撕破那暧昧的面纱。不过随着张世杰和陈宜中放弃福州，率船队大举南下，双方的关系很快急转直下。

起初面对停泊在后渚港的南宋皇家舰队，蒲寿庚还是保持着臣子的礼节。他主动上船觐见了宋端宗赵昰，并向对方提出了在泉州建立临时首都的设想。作为已经在泉州拥有丰厚家底的商人，蒲寿庚的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来考量的。毕竟数十万南宋难民和军队的抵达将强化泉州商业之都的地位，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他将居心叵测的元帝国大军挡在泉州地区之外。但是由于对蒲寿庚的不信任以及对元帝国追击的担忧，张世杰明确反对南宋流亡政府在泉州长期逗留，同时还强行征用了蒲氏家族的海船两千多艘以及大量随船货物，在战争期间征用民间财物，本来就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张世杰面对的不是一个只会忍气吞声的普通商人，可是一个官商合一、手握重兵的地方豪杰。

在张世杰没有采纳部下扣押蒲寿庚的建议之后，蒲寿庚返回泉州第一时间关闭了城门，然后指使自己的儿子蒲师文动员自己的家族势力大肆捕杀在泉州的南宋皇家宗室以及前期进城的南宋流亡政府军队，在泉州城内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张世杰却由于担心长期顿兵泉州会遭到元帝国追兵的合围，仓促地带着强行征用的船只和货物逃往广东。而在赵溍再一次上演弃城而走的“传统节目”的情况下，南宋流亡政府未能抵达广州，只能龟缩于潮州、惠州一带。彻底和南宋政府决裂的蒲寿庚也随即投向了元帝国的怀抱，他和泉州知府、与文天祥同榜进士的田真子，左翼军统领夏璟一同向南下的元帝国将领董文炳递交降书，而元帝国显然比南宋的张世杰更懂得尊重地方势力，随即便授予蒲寿庚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等一系列官爵，蒲氏家族在泉州一带的权力不仅没有得到削弱，相反还进一步强化。

张世杰和陈宜中轻易地放弃了福州及在泉州激变了本来就对南宋流亡政府若即若离的蒲寿庚，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正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转战的文天祥。由于受到了陈宜中的排挤，离开福州在南剑州开设幕府的文天祥事实上一直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而公元1276年农历十月，文天祥出兵汀州（今福建长汀）失利之后，他的根据地南剑州又叛降元帝国。在退路被截断的情况下，文天祥和“海上行朝”的南宋流亡政府失去了联系，只能从陆路退却到广东梅州。才与从海路抵达潮州、惠州一带的流亡政府算是再度会合。

而随着公元1277年农历四月南宋流亡政府在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建立临时首都，随即再度收复广州。流亡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再度发动反攻，可是在反攻的方向问题上文天祥和张世杰却发生了分歧，文天祥主张先图江西，再与江淮、浙东、闽广连成一片，支撑南宋东南半壁河山。而张世杰则打算联合自己曾经安抚过的福建西南陈吊眼率领的畲族武装，集中兵力从海上围攻泉州。在双方各持己见的情况，南宋流亡政府不得不采取折中的方式，同时向江西和泉州两路进军。

1276年到公元1277年之间，元帝国在继续追击南宋流亡政府的同时还要同时面对西北的海都叛乱和与缅甸之间的战争，如果文天祥和张世杰可以同心协力的话，那么未必不能扭转长期以来的不利局面。但事实是公元1277年农历五月文天祥由从梅州出南岭，进入江西，尽管连续取得云都（今江西于都）大捷，克复兴国临（今临江）、洪（今南昌）、袁（今宜春）、瑞（今高安）诸州纷纷响应，一时有包举江西之势。但是随着农历八月元帝国江西宣慰使李恒着手组织反击，文天祥收复江西的努力最终随着他在兴国的大本营宝石寨被元帝国的奇袭部队攻破而告终。文天祥在兴国的惨败固然有其自身防备松懈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抽调了赵时赏等人所率领的大量野战部队围攻赣州的情况下，缺乏后续增援的文天祥根本无力控制整个江西战区。此后文天祥一败方石岭，再败空坑，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抗元大军几乎伤亡殆尽。文天祥本人也是在部下赵时赏冒名代死的情况下才侥幸逃生。

赵时赏算是南宋的皇室宗亲，不过地位并不显赫。公元1265年通过科举考试才当了一个旌德知县这样的地方官员。应该说并不属于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不过在南宋的名将大臣、权贵亲王纷纷北降的大环境之下，他却毅然效忠于南宋流亡政府，好不容易被提升为邵武卫戍区司令却又被元帝国的大军打了出去，结果以弃城的罪名又被罢免了。但是在加入文天祥的幕府之后，赵时赏却频繁地参与军事，收复宁都、围攻赣州，每每都以偏师独当一面。但是这并意味着赵时赏天生便是一个儒将，而他的同僚友军在行进的过程中满载着辎重，将帅们身边还带着浓妆艳抹的女人，诚如赵时赏所说：“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在空坑战役之中南宋军队兵败如山倒，连文天祥的家属都成了元帝国的俘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绝望的赵时赏故意高调地宣布自己就是“文丞相”，被俘之后更对其他沦为阶下囚的同僚表示出轻鄙的神情：“你们抓这些人做什么！”最终保护了许多人。而自己在身份暴露之后，慷慨赴义。

文天祥在江西最艰难的时期，张世杰正在组织对泉州的全面围攻，从战略角度来看夺取泉州将有力地增强南宋流亡政府的海上作战能力，同时遏制元帝国海军的南下，而从经济角度考量，南宋流亡政府迫切同样需要泉州地区的海外贸易。当然张世杰和南宋宗室向蒲寿庚的个人仇恨也是这次泉州之役的出发点之一。

尽管张世杰多方调集部队，陈吊眼与许夫人所率领各寨畲族武装也群起呼应，甚至连蒲田南少林也派出数千僧兵助战，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商人的蒲寿庚也是拼尽了全力。在向元帝国求援的同时，他不惜大撒金钱，贿赂前来参战的畲族武装，令对方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泉州战役前后历时三个月之久，其中对泉州城防的围攻便长达70多天尽管在那70多天中蒲寿庚“晨夜血战”，泉州城中更“死者万计”，但是最终他以这些为代价战胜了张世杰，保住自己家族在泉州地区的势力范围。而此后蒲氏家族在将继续他们奢华而专横的生活，直到元帝国轰然崩塌。

最终没有全力配合文天祥收复江西的张世杰不得不吞下了自酿的苦酒。在击溃了文天祥的军队之后，元帝国李恒、吕师夔的军队从梅岭向广东扑来，在长时间围攻泉州无果的情况之下。张世杰以及南宋流亡政府不得不放弃最后一座所控制的大型城市广州，再次逃入大海，转移到秀山（今广东东莞虎门）、井澳（今广东中山市南海中大横琴岛下）一带继续抵抗。而在转战的过程之中，宋端宗赵昰不幸落水，随后在惊病交加之中去世。南宋流亡政府不得不又拥立年仅6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此时已经无心继续这种颠沛流离生活的陈宜中以联络外援为理由独自逃往占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南宋流亡政府的士气低落到了谷底，即便是“正笏立如治朝”的陆秀夫也时常“凄然泣下”，甚至在用来拭泪的朝衣袖子都湿了。不过哭归哭，陆秀夫依旧拒绝解散流亡政府，因为在他看来：“自古以来不乏触底反弹的例子，夏朝的少康能够凭借五百人马、十里方圆的根据地完成中兴，何况我们还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数万部队，如果上天不想灭亡宋室的话，那么万顷碧海不足以复兴大宋王朝三百年的基业吗？”

但是自古兴亡之道除了所谓的“天意”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人事”。而即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南宋流亡政府本就虚弱的抵抗力量却还面临着进一步的分裂，或许是无法原谅文天祥和反攻阶段和自己的意见不合，也可能是由于时局的混乱而对对方失去了信任。总之对于在循州一带正在重新组织抗元力量的文天祥所提交的 “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入朝”的报告，主持流亡政府的张世杰以宋怀宗赵昺的名义加以拒绝，只是给了一个信国公的虚衔。这样明显的疏远和排挤，最终令文天祥不得不写信给陆秀夫抱怨：“皇帝年幼，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呢？”

而就在文天祥和张世杰的关系始终得不到修补的情况之下，忽必烈已经厌倦了和南宋流亡政府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他亲自任命江东宣慰使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率领元帝国的精锐的海、陆两军对广东一线发动最后一击。而与此同时，在汪良臣等人的长时间围攻之下，据守四川东部的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张珏终于随着泸州、重庆等地相继失守，而在巷战中被俘。随后在被押送往大都的途中自尽殉国。在张珏展开最后的抵抗之前，元帝国著名的地方治安专家李德辉曾写信给他，表示：“你作为南宋帝国的臣子，难道关系比他们宗室还要亲吗？你所治理合州又怎么可能比南宋的统治范围还大，今天南宋宗室已经将他们的帝国都拱手送上，你还以忠诚的名义在负隅顽抗，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张珏最终没有回答，或许他真的是想不出坚持的理由，但又或许忠于自己心中所追求的理想本来就没有理由。

张弘范的南征兵团首先在被文天祥追捕的土匪头子陈懿的带领之下突袭了文天祥在潮阳、海丰一线的根据地，并最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俘虏了已经降格为游击队的这支抗元力量的主要领导人。此时文天祥的部下刘子俊毅然效忠自己的昔日同僚赵时赏自称是“文丞相”，希望可以保护自己的精神领袖脱险，但是同样被俘的文天祥本人却决定自己走完未来的殉道之路，他和刘子俊各争真伪，最终在查清两人身份之后，刘子俊被以酷刑烹死。

1279年农历正月，在不断派出侦察部队追捕海上转移的南宋流亡政府的情况之下，张弘范终于在厓山（今广东新会海中）将张世杰所统率的庞大船队包围。我们不知道这对堂兄弟之间私下的感情如何，但是张弘范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劝降使者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天祥那首脍炙人口的《零丁洋诗》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言而是在张弘范要求其参与政治攻势时流传于世的。而张世杰以及被围的南宋军民的态度也和文天祥同样坚决。或许在厓山剑拔弩张的两军阵前，张世杰和文天祥终于原谅了彼此，毕竟他们都将走向同一个终点。

张世杰不擅长海战这一点在当年的焦山战役中已经显露无余了。在厓山他再一次采用了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战略——将舰队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以海上浮动堡垒的模式应对张弘范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不过这一次张世杰至少吸收了焦山战役的经验，事先已在舰船的甲板之上厚涂湿泥，并在船体前方绑上前出的巨木，张弘范效仿阿术采用的火攻战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被包围的南宋流亡政府虽然作战顽强，但是在被对手扼守了取水道路的情况下，淡水补给很快出现了问题。在喝着足以令人呕吐和腹泻的海水，吃着干粮的情况之下，腹背受敌的张世杰虽然努力奋战但最终无法改变全线崩溃的命运。站在桅杆和甲板上都插满了箭矢宛如刺猬的旗舰之上，看着自己舰队的樯旗一面面倒下，张世杰怀着最后的希望拼死突围。

今天深圳赤湾的宋少帝墓

而面对着前来接应的小船，担心被人出卖的陆秀夫先是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跳海，自己则背上宋怀宗赵昺，以“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辱，陛下不可再辱！”的名义跳入汹涌的海水之中。此后作为母亲的杨太妃也哭着道：“我迢迢千里而来，也为了赵家的骨肉，今天连他都死了，我还应该活着吗？！” 也跟着儿子跳海自杀。最终厓山的海面上除了燃烧和倾覆的战舰之外，还漂浮着十几万具南宋军民的尸体。在包围对手之后，张弘范曾经向依旧忠于南宋流亡政府的普通民众发出过：“你们的陈丞相跑了，文丞相也成了俘虏，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此刻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回答。而侥幸突围而出的张世杰最终也发起了前往占城或者返回广东东山再起的念头，面对着狂风巨浪，他在表达了自己为了南宋帝国已经尽力的无奈之后，也跳入了吞噬了无数生命的大海。

站在今天的角度，有些人或许认为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的行为有些过激，甚至可以说是残忍。但是我们终究不应该苛责那些曾经有过锦绣前程最终却选择了与自己的国家一同逝去的生灵。在曾经留下过“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厓山石壁之上，后人也刻下了“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的字样。虽然“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的论述对从未正式效忠过南宋政府的张弘范有失公允，但是“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却足以道出了人心的所向。而今天在中国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的蛇口赤湾港一侧的青山之上，天后庙旁当年由当地僧侣和民众为漂浮到此的宋怀宗赵昺修建的宋少帝陵依旧香烟袅袅，俯视着眼前的海湾内无数巨轮的停泊和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