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们的午后”7年轻的天才熊彼特与“颠覆性创新”的克里斯坦森

克里斯坦森发现的困境

克里斯坦森（以下简称“克”）：星期日我必须去教会，所以不工作。星期六要与家人一起过，时间不确定，所以也不工作。我发誓我要决定人生中的优先顺序。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的几年以及其后的数十年中，我从没打破过这个誓言。但企业不能这样做。如果只盯着一种客户，就一定会失败。另外的技术和服务会找到另外的客户，从而推翻这些不肯变通的企业。以前就有这样的实例：本田用畅销的50cc“超级幼兽”打败了固执于大型摩托车（及其庞大客户群）的哈雷，将其逼入破产绝境。拘泥于现有客户，以及拘泥于现有业界的领导地位，这是个难以摆脱的陷阱。我在《创新者的窘境》（1997）中提到过这一点。

用创新将经济与企业家连接起来的年轻天才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以下简称“熊”）：因讨厌纳粹政权，有数万人从德国移居美国，我就是这些“知识移民”（Intellectual Migration）中的一员，在哈佛大学执教期间，培养出加尔布雷思（以《不确定的时代》闻名）等众多优秀的弟子，最后又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但是，我自己的经济理论“创新理论”并没能成为主流理论。我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主张“推动经济的原动力是创新”“创新的主体不是别的而是‘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1912），这些无法“数学化”的概念在“数学化”的经济学世界中没能被人接受。话说回来，21世纪的世界真是令我吃惊。我去书店闲逛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创新理论”，种类不下几十种。

德鲁克将创新引入经营学

克：熊彼特先生，您好，我叫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创新理论。

熊：克里斯坦森，你好。你不是经济学院，而是商学院的教授对吧。

克：没错。创新理论现在已不属于经济学，而是我们经营学世界的主题。

熊：这真令我意外。我提出的是“基于创新的景气循环”，不知道是怎样与企业经营与战略联系起来的？

克：其中一个原因是，以IT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在熊彼特先生辞世后30年的1980年代，人们终于注意到了。那时候业界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市场的参与者迅速迭代，而且有越来越快的趋势。

熊：哦哦，这就是我说过的“带头人变更”！

克：另外一个原因是彼得·德鲁克的著作。从1970年代开始，他一直提倡“技术革新”和所谓“经营者的责任”。这些观点后来集成为一本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它的畅销也将您的理论带入经营学领域。

想被怎样记住

熊：他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在维也纳大学的时候很照顾我。想不到彼得也这么出色了。

克：在您辞世的前几天，您还见过他对吧？您还记得那时候说的话吗？

熊：当然记得了。阿道夫问我：“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别人记住？”我的回答是“以一人之力将多位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如果不能改变一个人，就什么也不能改变”。

克：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30岁的时候，我的答案是“娶欧洲第一美人，做欧洲第一马术家，然后大概是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学者”。（笑）

熊：还是别说了。不，我还想问：愿望实现了吗？（笑）

企业行将消失：世界环境的不安定化与不确定性

政治与金融的大浪袭向企业

孕育富裕阶层的20世纪结束了，时间进入21世纪后又过了10年多一点儿。此时的世界已完全陷入了“动荡”当中。

这一阶段已达到了安索夫所说的第五阶段“突发型”，甚至已初见“破坏型”的端倪。

进入21世纪后，多数明星企业和老牌企业无法保持其竞争优势，纷纷破产或被并购。下面列举的情况只是美国的数据（括号内为其破产年份）：

● 航空：环球航空（2001）、美国联合航空（2002）、达美航空（2005）、美国航空（2011）

● 零售：凯马特（2002）、西尔斯（2005年与凯马特合并）

● 高科技：世通公司（2002）、康柏（2002年被惠普并购）、朗讯科技（2006年被法国阿尔卡特收购）、摩托罗拉（2007年事业解体。相关部门被谷歌收购）

● 金融：雷曼兄弟（2008）、美林证券（2008年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际集团（2008年国有化）

● 汽车：克莱斯勒（2009年并入菲亚特旗下）、通用汽车（2009）

虽有少数企业幸运地重建起来，但多数企业则消亡或被收购，其名字将被历史淹没。

虽然企业一直在追求全世界的安定发展环境，但政治和金融的大浪却一直不断袭击，仿佛嘲笑这种努力一样—— “美国恐怖事件频发”（2001）、“第三次石油危机”（2004—2008）、“雷曼兄弟事件（世界金融危机）”（2008— ），然后是 2009年末开始的“欧债危机”。

昔日人人梦想中的21世纪也并非想象中那么优秀与安定。

自由主义引发雷曼兄弟事件？

2001年，欧元开始真正引入的时候，宏观经济学的小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就预言了它即将到来的危机。

● 货币一体化与兑换的固定汇率制等同

● 如此一来，信用支持较弱的国家就能随意运用金钱

● 各国财政方针不同，资本与人无法随意移动，不利于自然的调整

● 引入欧元的政府同盟必将陷入争端

89岁的弗里德曼的确独具慧眼。

但是，与此同时发生的雷曼事件所导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则是他推行的“自由主义”的后果。

除开最低限度的规则（禁止欺诈与隐瞒等）外，应排除所有规则，任经济自然发展，这是弗里德曼的一贯主张。

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临时减税，这不过是一种围绕储蓄并在其后控制购买行为的无意义手段，进一步说，不仅无意义且会招致混乱，这就是他一直提倡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论调。

由于渐渐接受了他所提出的“货币主义”^［1］和“小政府主义”^［2］，时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它们作为基本政策。

1980年，弗里德曼制作了10集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第一集是《市场之力》（The Power of The Market）。在这一集中，他大力提倡自由的重要性与政府介入的危害性，认为：“美国的繁荣来自《独立宣言》所讴歌的人性的自由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的经济的自由”。

后来，因金融机关（经营者）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隐瞒风险，从而导致了雷曼兄弟事件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自由主义遭到了严重的非难。这是“市场”的失败。

另一位经济学的巨人—— 加尔布雷思

与弗里德曼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位经济学的“巨人”：身高超过两米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他在哈佛大学执教41年，与其说他是研究者，不如说他是著作家和意见领袖。

1977年，在石油危机带来的世界性经济低迷期间，他与BBC合作制作了13集的系列节目《不确定的时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

这个节目涉及19个国家和地区，制作耗时3年。节目广泛地回首过去，俯瞰既有常识的崩溃，是一档不可多得的节目。节目同名书籍登上世界畅销书榜单，“不确定的时代”甚至成为了一句流行语。

加尔布雷思认为，情报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期待的那样）完善，因此人们通常依靠“期待”。

从这一点来说，经济低迷时的公共投资以及对金融的限制，都是能给人以健全期待的必要措施。

弗里德曼等“自由经济主义者”对此发起了猛烈反击，其结果就是《自由选择》的诞生。这就是所谓的电视战场吧。

投资家看到的未来

这种自由主义经济虽然推动了企业的成长，但并未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国家与企业所暴露出的风险更加深了一层。

199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发布“VIX指数”（Volatility Index），又称“波动率指数”。

普遍认为这个指数能够反映投资家对美国股票市场的心理状态。如果一切平稳，那么指数会在10—20的范围内波动，若有世界性大乱发生则指数波动明显。

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时指数是36，1997年10月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指数是38，1998年8月的俄罗斯货币危机发生时指数是46。

进入21世纪后，恐怖事件频发，安然事件、伊拉克战争接踵而来，但是2003年的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美国经济状况由衰转盛，指数也达到历史最低。

然而好景不长，雷曼兄弟事件打破了平静。2008年10月，VIX指数破天荒地达到了90左右，显示了投资家们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慌心理。

在这种“不确定”的未来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世界的膨胀。

世界在膨胀！“新兴国家抬头”与“复杂化”

世界膨胀的开始

2001年末，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1957— ）在面向投资家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BRICs”这个词。

这个词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经济发展显著的国家的英文缩写首字母组成的，又叫金砖国家。其后南非共和国加入，词尾的s变为大写S。

这几个国家的国土、资源、人口数字都很大，显示出了大幅超越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潜在能力。

进一步说，新兴国的成长正是世界的成长。1990年以后即停滞不前的世界经济在2003年开始急剧扩增，仅仅5年后就扩大了一倍。2009年虽因世界金融危机而缩减，但翌年即恢复规模，2011年更是达到了69万亿美元。

GDP翻番，意味着生产额和消费额翻番。而这会增加均等资源的消费量，催生出“富裕阶层”。

即使某地人口增长减缓，富裕阶层也不会回到过去的环境中。不仅如此，多家经济金融机构还预言，2050年经济的膨胀会达到现在的2倍。

地球能否支撑这倍增的经济（消费资源）呢？

世界是平的？

2005年，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1953— ）出版了《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

他主张，由于互联网、谷歌、外包服务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变得相当平均化”。

托马斯认为，“促进平均化（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还存在障碍”，虽然想取得认同，但他的理论很快招致了反击。这些“理论”包括：此前提出的“麦当劳流行的国家之间很少有纷争，因中产阶级追求协调避免纷争”（M标志理论），以及在其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存在戴尔等全球供应链的国家会回避不符合利益的纷争”（戴尔纷争回避理论）。

针对上述理论，反击也相继出台。其中包括“有麦当劳的国家才会竞争”“会导致非洲和中南美诸国的差距”“托马斯所去的只是一些新兴国家的富裕城市”。

世界进一步复杂化

社会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L.Florida，1957— ）以《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2005）一书闻名。他曾经说，想要看清创意阶层真正的姿态，就不能以国家为单位，而应以城市为单位。

他认为，现在和将来，产业的中心是从事（非生产化的）创造性工作的创意阶层，只有创意阶层所在的城市才能依靠IT化进而扁平化。

接下来是31岁即成为教授的，哈佛商学院史上最年轻的教授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他断言即使以国家为单位观察，世界也并未平均化。

他在名为“世界为何不是平的”的文章中指出：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文化、行政（政治）、地势、经济等因素差异过大，人、物、钱、情报等只能在当地活动，企业应做的是思考如何应对差异并从中盈利。

沃尔玛刚刚走向海外的时候，将其在美国市场实行的政策机械地用于海外市场，其结果就是在多国遭遇了失败。^［3］

世界经济的确扩大了，它已经不会再回到21世纪初的样子。但这个膨胀绝不是平滑的，而是保留了它原有的凹凸不平的状态。

企业的战场将变得更大、更复杂。

以上看到的21世纪的环境变化是“不确定的”“膨胀的”“复杂化的”，而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打破分界线”。

打破分界线！产业、企业、机能的融合与重组

产业与企业界线的打破

20世纪初，法约尔为企业划分了各种机能（企业活动）。麦肯锡的商业系统（1980）将这些机能当作投入阶段来处理，而将其“命名”为链条的则是波特的价值链理论（1985）。

这个概念渐渐扩大，20世纪末，价值链理论已经超过了单一企业的范畴，扩散向整个行业。这种跨越企业的价值链的重建，麦肯锡称其为“IPR”（Industrial Process Redesign），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将其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特别是在媒体业界中，播放与通信界线被打破，电子公司收购传播公司，使产业与业界这种概念逐渐失去意义。这是一个业界衔接（融合）的时代。

企业之间也在发生融合。在IT界的进展是“联结”的成本大大下降。即使空间上离得远，但只要能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业务和管理，组织与机能的自由度就将大幅上升。之前不向外界扩散的机能也外在化，成为巨大的产业，而之前外在化的机能反而收回内部，成为一座垂直的城堡。竞争伙伴之间也有部分的合作，

这样就可以使用业界共同的系统。

“五力分析”的分析对象是产业与业界。“竞争战略”的竞争对手则存在于业界之内。然而，产业与业界之分，在竞争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菲利普·埃文斯曾经这样说过：“波特从构造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战略。其中心是产业与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是其构造上的差异。能力论则认为（非企业全体的）企业能力构成竞争优势”，“但是，企业能力这个概念也越来越模糊，甚至难以分清谁是生产者，谁是消费者”。

机能分解的打破

波特将企业活动作为价值的链锁，并将其命名其为“价值链”，但这并不代表活动的形式就是“锁链”，还有可能是集中的环状。

问题并不在于机能本身，而在于机能与机能之间的联结。最初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应该是丰田公司。将“顺利”联结各机能的库存当作“恶”来消灭，将所有制造机能作为一个整体管理，这就是丰田的“看板系统”。

1983年，博思艾伦咨询公司首次使用“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认为，生产、调配、物流都有其改善的极限，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活动的间隙，应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而管理。这一概念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将同样的思考方式用于客户方而不是制造方，这就是“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埃森哲之类的管理公司成为了这种方式的开发与扩散中心。

公司经营者原本将客户情报化为数据库，并使用它促进销售。1983年，利奥纳多·贝瑞（Leonard Berry）等人发布了一种以“长期跟进”为目的的销售促进手段，名为关系营销。这是一种积极跟进已有客户，用已有客户的口碑招揽新客户的，营业与市场一体化的手段。

1990年代末期，埃森哲公司将这种手段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以客户战略为根，将原本四下分散的市场、销售（营业与销售）、服务等诸多机能进行统合并强化，统一管理”。他们自主创造了一块领地，这个领地可以充分地发挥战略、人员组织、IT咨询的综合咨询能力。

在自我境界模糊的世界中运用经营战略

SCM也好CRM也罢，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把既有的企业机能分解再组合，并且使市场与营业的界限日趋模糊。

无论是IPR还是解构，都是一样的。它们都试图消除既有的业界与企业的定义。

但，“答案”并不是只有一个。即使是同样的智能机操作系统，也有苹果公司的IOS系统（特定终端制造商专用）和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统（业界泛用，第三方无偿提供）这样站在对立面的答案。^［4］

非常不确定的、凹凸不平的、自由的时代到来了。

世界聚焦的经营主题：“创新”“领导能力”“学习”“网络”“社会性”“全球化”

世界顶级经营思想家揭示的“现在的经营主题”

Thinkers 50是以普通投票的方式，隔年选出世界级的经营思想家前50名。它反映了全世界的商务人士所关注的主题，以及其中包含的观念的改变。

最新的版本是2011年版（注：本书成书于2013年），2007年、2009年、2011年连续三次被选为前50名的有22个团队25人。这被选中的25人所发表的主题在其后数年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首先是人气一直很高，连续三次进入前十名的金伟灿和莫博涅，他们的作品是《蓝海战略》（3次平均位置第1）；定位学派的佼佼者波特（第2）；核心竞争力的哈默尔（第3）；提出高瞻远瞩公司的柯林斯（第4）；追求卓越的彼得斯（第7）；提出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卡普兰与诺顿（第10）；提出组织结构论的明茨伯格（第13）；提出扁平化世界理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第15）。像这样的思想家层出不穷。

以上说的是影响力排名比较高的个人。在22个团队中，至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当属“创新”、“领导力”和“组织学习”。

● 创新：包括克莱顿·克里斯坦森（2011年版位列第1名）在内的6个团队共8人（第8）

● 领导力：包含柯林斯在内的并列第4名的6个团队共6人

● 组织学习：包含琳达·格拉顿在内的并列第12名的3个团队共3人

学生选择“网络”与“社会”

改变世界的并不是只有思想家们。比如学生们自身就在改变大学。

以2011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为例，每6个人中就有1个选择创业，创业率为16%。这个比率甚至超过了1999年互联网泡沫时的12%，因而广受关注。

他们之中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都选择了“网络”相关的经营项目。在一份面向美国和欧洲的MBA学生调查表^［5］中，排在热门就职地第一位的是谷歌，除了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之外，另有苹果公司和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名列前茅。

在美国大学生热门就职排行榜上，与“社会”相关的公司这几年一直独占鳌头。2012年度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沃特·迪士尼公司，第二位是联合国，第三位是非营利组织（NPO）的TFA （Teach For America），第七位是美国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志愿者性质的组织），第十位是美国癌症协会。

特别是TFA，它是1989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四年级学生温迪·柯普（Wendy Sue Kopp，1967— ）自己尝试创业的产物。原本是写在毕业论文中的一个想法，美国没有任何人响应她，所以她自己开始了这项事业。

TFA所做的就是培训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将他们输送到“教育困难的学校”进行为期两年的工作，资金以捐款形式支付，这种方式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每年约有5000名新晋人员。

日本企业的“全球化”

我们来看看日本企业的需求。

日本能率协会在2011年对日本主要的510家企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排在现在及将来（约16年）的经营主题前几位^［6］的分别是“人才培养”（人才的选用、培养、多样化）、“新产品、新服务、新事业开发”、“全球化”（全球化经营）。

如果说有一个词能作为特别主题附加到现在的经营主题上，那么一定是“全球化”。

目前多数日本企业还是以国内为中心。以零售业来说，国内最大的永旺集团2011年的海外销售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的海外比例也不过9%而已。

另外，德国麦德龙的海外业务比例为六七成，法国的家乐福也达到了五六成，就连进入海外市场动作缓慢的沃尔玛也占了二三成。追求成长机会与竞争力的全球化趋势是日本大企业不可避免的。

21世纪，大家瞩目的是“创新”“领导能力”“学习”“网络”“社会性”“全球化”。在我们看到最终的“答案”之前，先对它们有个大致的印象吧。

克里斯坦森主张的催生“颠覆性创新”的“领导力”

客户为导向的优秀经营已经衰退

针对野中等人根据“SECI模型”推出的渐进式创新，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1952— ）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1997）中提出了惊人的主张。

就像熊彼特曾经说过的那样，在创新中经常出现“带头人变更”。之前主要负责的参与者，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之后的创新中被代替。目前为止，可以认为其原因在于创新本身。

创新带有革命性，无法使用现有的能力，因此很容易失败。针对这一点，克里斯坦森基于对电脑零件（硬盘驱动器等）的研究给出了结论。

● 创新自身的革命性（Radical）或渐进性（Incremental）与失败无关

● 导致失败的原因是领导企业过于注重客户导向

领导企业必然重视现有客户。将客户的需求作为绝对标准，拼命地钻研“现有技术和机制”，希望能够渐渐提高。所以看似无关的因素都会被抛弃。

但是，在远离现有市场的地方，会有新的技术和机制诞生，并且飞速（或缓慢）发展。之后的某一天，它们会被客户注意到，客户会发现它们竟然能满足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需求。这时领导企业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已经晚了。对哈雷来说，本田的“超级幼兽”就是这样的存在。

克里斯坦森将这种创新命名为“颠覆性创新”。对领导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况，它代表了以客户导向为经营方式的企业的灭亡。

以灵活的小组织应对新的客户

克里斯坦森认为，对这种情况，首先应该向组织寻求解决方法。

他提出，仅仅用现有的经营方式应对现有的客户，绝对无法产生“颠覆性的创新”。所以，创造新的小组织，另外树立管理指标（就是说不急于追求结果），不向现有客户推销，而是开发新的客户群。

一旦开发出新的客户群之后，就可以使用渐进式创新的方法，这时应善加利用SECI周期。如果上述步骤能顺利执行，之后就可以向现有客户推销新产品了。

上述理论集成为《创新者的解答》（2003）出版以后，经过了8年的研究，克里斯坦森于2011年又忍着病痛出版了《创新者的基因》。

“创新的领导者”的必要性

克里斯坦森等人追求的是领导力而不是组织能力。为从自身发起颠覆性创新，应明白自身领导能力的存在方式。

在访问了100位著名的创新者之后，克里斯坦森等人以他们共同的思考和形同模式为基础，调查了世界上75个国家的500位创新者。

调查结果打破了现有的常识。^［7］创业者们都有明确的特长。

● 五项基本发现力（①联系能力；②疑问能力；③观察能力；④网络能力；⑤实验能力）都很优秀，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

● ①的关联发现能力是认知性的技能，②—⑤则是行动性的技能。改变行动就能提升创造力

克里斯坦森认为，这种颠覆性创新中的“创造性”是领导力中最重要的素质。IBM发起的一项涉及1500位企业CEO的调查（2010）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在日文版中，克里斯坦森与共同作者、杨百翰大学的杰夫·戴尔以及英士国际商学院的赫尔·葛瑞格森对日本企业和国民说出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日本企业在奖励对现状提出异议、进行实验并掌控风险的员工时，容易陷入特有的麻烦。”但“幸运的是，创新能力像肌肉一样，是可以锻炼和矫正的”。并且“颠覆性创新需要团队的通力合作”“领导身先士卒，（为员工）创造出一个可以自由发挥发现力的环境，将团队引领向好的方向。”

这是他们在日本大地震之后说出的肺腑之言。

［8］、新中间层［9］和戈文达拉扬的“逆向创新”" class="reference-link">BOP^［8］、新中间层［9］和戈文达拉扬的“逆向创新”

BOP阶层40亿人与新中间层35亿人带来的的冲击

相对于BRICS以国家为单位的观察方式，“BOP”和“新中间层”则将世界分成了不同的层次来观察。世界虽然是凹凸不平的，但共通性是存在的。

国际金融公司（IFC）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07年发表了一份名为“后续的40亿人”（The Next 4 Billion）的报告，报告中以家庭年收入的多少为标准将社会分为三个阶层：高收入阶层（超过20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3000—20000美元）、BOP阶层（低于3000美元）。

将BOP阶层作为市场支持对象而不是弱势群体，这就是BOP经营战略。联

合利华与400家当地的非营利组织联手，致力于推广卫生习惯（如厕、洗涤等），将（高价的）洗涤剂和沐浴露分装在只够使用一次的小包装中，这就是成功的BOP经营案例。

有预测显示，到2030年，BOP阶层中将有35亿人变为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将从2005年的16亿人扩大到55亿人（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

增加的中心是中国、印度、印尼，以及伊斯兰教徒占六成的马来西亚。这个英语人才丰富的国家将拥有16亿—18亿人的伊斯兰世界市场。

世界的确是在凹凸不平中越变越大。

2012年11月，永旺集团以260亿日元的价格收购家乐福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其成长终于达到了“购买”的阶段，并参与到了新兴国家的阵地争夺战中。不知道日本企业能否赶得上全球化的潮流？

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创新

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维杰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业内通称VG）将“全球化”（可视化的新兴国家和中间阶层扩大）与“创新”以新颖的形式组合了起来。

2008年他结束了教授的工作，转做通用电气公司的管理层，详细调查了通用电气公司内外 “颠覆性创新”的发生过程。其研究成果就是《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2012）^［10］。

● 创新发生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流传的则是其低级版本

● 但是现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渐渐向包含发达国家的世界扩散

● 满足资源限制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其（必要的）创新很容易发生

2002年，通用电气公司开发了面向中国市场的低价版超声波诊断装置。该机基于PC，价格为3万美元，是普通版的三分之一。2007年又开发了价格降低一半的超低价版。这次的机器性能为原版的15%，主要面向乡村诊疗所推广。

不仅如此，由于它体积小易搬运的特点，美国的急救医疗中心也开始引入这个机型。这就是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流。

前面提过委托乔治·斯托克对洋马进行调查的农机具公司迪尔（参见128页），他们面向印度开发了一种低价格低性能拖拉机，后来发现美国的拖拉机爱好者对其很感兴趣，于是就将这种拖拉机加入了美国的产品阵容。

小型创业组织与权力下放

为推广这种逆向创新，必须在当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入经营资源，并给予适当权限。在当地创新逆流回发达国家时，也必须接受它们与自己公司高端产品的竞争。

为此，戈文达拉扬提出“创立小型跨职能创业组织”，认为应赋予其机能、权限和责任。

这个说法与克里斯坦森所提出的“灵活的小组织”如出一辙。逆向创新可以说是区域版的颠覆性创新。

也许，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包含领导者的创新人才培养”。

你有没有为了提高“五项基本发现力”而每天努力？

埃文斯所洞见的“网络”的本质

一切都成为情报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埃文斯等人曾经预言：“业界、企业、机能，这些因素的边界都在渐渐模糊。就连生产者与消费者也是一样。” 1999年，他们出版了被称为“e商务宝典”的《网络资本主义的企业战略》（Blown to Bits）。

他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本质性变化是情报方面的经济化，而此前处于权衡两侧的“距离”（情报可以传到什么地方）和“丰富性”（情报内容的丰富程度）此时也有了共存的可能。借助于网络，企业与个人可以广泛传播或收集内容丰富的情报。

企业之间交流的B2B和企业与个人交流的B2C也是一样。现在人们也可以轻松地创造一个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连接起来的C2C机制。这给了许多“弱小者”以力量。

1998年谷歌创立，以优秀的检索服务后来居上。2002年的时候成为了使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让人们检索信息的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同年3月，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1956— ）成为员工不足30人的eBay^［11］的CEO，使联结个人与个人的拍卖服务扩大。到2008年3月惠特曼卸任为止，eBay的销售收入增长为77亿美元，约扩大到原来的200倍（2007年

12月数据）。其后继者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实施了事业整顿、移动交易、网络支付系统强化（收购PayPal）令eBay的利润率也有所回升，现在的销售收入是127亿美元，净利润达到了32亿美元（2011年12月数据）。

支撑这些数据的是全世界4亿5000万用户，以及每天处理1000万件新商品的技术能力。

“不竞争”的东海弹簧工业

创立于1934年的老牌弹簧企业，在2002年大幅度改变了自己的战略。

在社长渡边良机的带领下，该公司以“不竞争”战略为中心，撤出泛用型和量产型产品市场，专心致力于打造技术型的产品，并严守对500家客户企业的交货约定，从而获得了很高的收益。

由于找不到新客户，该公司没能开拓新的客户市场。但他们将商品情报发布在公司网站上，致使点击数暴涨，翌年又增加了100家新的客户公司。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机关以及高级服饰品牌等客户在寻找“订制弹簧”。

现在该公司的客户已经超过了1000家。从这些客户手中，他们能接到平均每组5个，每个零件价值5万—6万日元的订单，这样的订单每年都有数万件，东海弹簧工业由此实现了高增长与高收益双赢的局面。

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弹簧业界的长尾”（The Long Tail）的原因。

人从弱关系中学习

网络的力量在于联结个人与个人，2004年，一个活用这种力量，面向学生提供服务的网站—— Facebook诞生了。

由于其机制是将本来就关系很近的人（现实中的朋友）联结起来，所以有人批评它不过是个很容易形成封闭朋友圈、只有相同意见和情报的“回音室”（Echo Chamber）。

对于这一点，许多学者敲响了“社会性崩溃”的警钟。他们提出：“不要被蛋壳的舒适性欺骗”、“不要封闭在Facebook中”。

针对这种不安，Facebook方面在2012年初提出了反论。在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Information Diffusion一文中，Facebook的学术研究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主要是与强关系（关系较近）的朋友圈分享情报，但是他们也从弱关系（几乎不互相评论或点赞）中收集情报，尤其是重要情报，几乎都是从弱关系处得来的。”也就是说，大部分“情报扩散”是由“弱关系”带来的。

这篇文章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活跃学生艾坦·巴克什（Eytan Bakshy）进入Facebook之后完成的，令人惊诧的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他实验并分析了Facebook上2亿5000万人交换的120亿条信息。

这场史上最大的实验数据分析，揭示了网络上“弱关系”的力量。

专栏：“测量”的力量改变经营

超级影响者的崛起

2008年，世界性广告代理商麦肯广告的子公司——优势麦肯媒体公司指出：“新的超级影响者开始抬头了。”

这指的是推特（Twitter）和Facebook这种社交媒体。

这种可以影响绝大多数群体的力量，我们称之为超级影响者。媒体认为，不只所有的知名人士，就连普通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12］

时代已经变化成这样：单独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在瞬间传播给成千上万人，并对世界产生影响。

于是麦肯锡在其调查报告中说：“超级影响者们甚至可以推动奥巴马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大量博客的投稿、Twitter的记录、社交网络的参与、内容的制作，这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了资金的调配，促进了人们的投票，改变了主流媒体的论调。”

那时候，在日本也出现了被称为意见领袖的人吸引了众多的关注，于是政治家们终于也开始使用Twitter。

SARS也有超级影响力

现在的医学界关注的焦点是传染病在感染扩大方面存在的超级影响力（超级扩散器）。

2002年11月，中国广东省掀起了一场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祸端。到2003年7月疫情被控制住为止，“非典”蔓延了30个国家，感染了8000人，有将近800人死亡。

其后的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流行病中存在“超级扩散器”。

● 一名年轻人从中国内地去香港，住进威尔斯亲王医院后致使50人直接感染，又扩散到医院内156人

● 一名在香港淘大花园居住的患者感染300个邻居

● 一位中国广东省的医生投宿于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感染了造访酒店的16个人，由此扩散到数个国家的249人

● 新加坡的5名患者感染205人

很显然，如果能控制住这几个人，就不至于让感染大面积地扩散。

怎样防止由“超级扩散器”带来的感染扩散，这是现代传染病对抗的一大难题。

“超级扩散器”的应对手段已成为现代医学的新的“常识”。

超级影响力无人能预测

但是邓肯·沃茨（Duncan J.Watts，1971— ）在《偶然的科学》中断言这不过是幻想，那些所谓的“超级扩散器”不过是更加复杂的原因所导致的副产物。

比如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感染扩散事件，问题并不在患者而在医院。并未掌握SARS情报的医生们将患者当作普通的肺炎患者，并且没有隔离措施，医生们持续接触病人，空调又尽情地吹，从而使感染扩散。至于这个患者，自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染能力。

淘大花园的那位患者也是类似的情况。他去过威尔斯亲王医院之后就不幸感染，发生了严重的腹泻。而他所在的大厦，管道系统保养不完善，导致漏水现象。下水与上水混杂，因此感染了300人。这名患者也并非什么特别的人物。

谁能预测患者所在大楼的漏水事件呢？又或者，感染发生的初期阶段，医院在没有充足情报的情况下，怎么能根绝误诊呢？

无论是哪一个事例，都与发现或者没发现“超级扩散器”无关，预测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迅速地反应和普遍式地应对（改善医院空调系统）。

超级影响力是否存在

雅虎研究的主任研究员沃茨进行了一项关于网络社会中情报传递的“实验”。

实验结果又揭示了一项惊人的事实：超级影响力并不存在。准确地说，真正给全世界带来大影响的并不是所谓的超级因素，而是普通的影响力。如果只有超级影响力一个因素，情报不会大范围地扩散。

首先是两个邮件传递实验。

邮件传递实验

这是一个向国外的陌生人寄出邮件的实验。这个实验最早的原型是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于1970年代初期在美国国内进行的传言游戏。300个人在游戏中担任起点角色。

令人惊讶的是，只靠着传言给亲近的友人，就有三成以上的传言“链”成功地传递到住在其他州的陌生人耳朵里。这条链经历的步骤平均只有7步，因此诞生了一种小世界假说：“世界可以由‘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联结起来。”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数个超级影响力（枢纽）的存在。比如说目标隔壁的西服商人等等。通过他传播的路径占了全部路径的四分之一。

非超级的影响力是重要因素

沃茨将上述实验搬到了网络上，并且扩大了实验的规模。1998年，超过2万条的邮件链被发向13个国家的目标（指定的陌生人）。

邮件被层层转送，相当一部分邮件到达了目标，并且有一半的邮件只花了不到7步，这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六度分隔理论”再次被验证，沃茨写的同名书籍（2003）也成为了畅销书。

然而这次并未存在超级影响力（枢纽）。因为已经超越了国界和职业，所以并不需要“与任何人都有关系的人”。

情报扩散实验

沃茨接下来又调查了情报扩散实验。这次的实验更像一个分析。2009年末，沃茨与巴克什跟踪记录了Twitter上160万人的推文。他们分析了7400万的RT（Retweet：Twitter上的引用），研究这些信息扩散或者没有扩散的机制。

一方面，有98%的推文完全没有被RT。

另一方面，被RT超过1000次以上的只有数十条，只占总数量的0.00005%而已。

并且，在扩散中贡献最大的并不是什么超级影响力，只是普通人（仅有几人被再次RT）。^［13］

新的“测定技术”让世界变得可以分析、测量

沃茨是一个鬼才，他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转而投身社会学。他在网络上进行了多项实验和观察，也实现了多项“常识的破坏”。

沃茨和巴克什手中的武器是一种新的“测定技术”。对于如何处理此前的社会学者难以处理的网络上的人际关系，他们提出了一种理念，并借助雅虎研究和Facebook的力量得以实现。

许多人认为现实社会过于复杂，想要导出一条可以说明一切的规则是自不量力，但沃茨并没有停止他的脚步。

“已经不能断定我们没有必要的工具了”；“就像望远镜的发明给天空研究带来革命一样，依靠手机、网页和互联网的交流技术革新，将不可测变为可测，给我们带来了理解自身和交流方式的革命”。

当然，这次我们不需要等待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向我们所有人敞开了大门。

经营战略也是如此。即使世界完全不能预测，但只要能够实验、分析，经营战略也会随之改变。面对新的经营战略，经营者们手中已经掌握了一种有力的武器。

组织学习的新动向：未来中心、知识产权战略及工作转变

诞生在无资源小国的未来中心

资源稀少、远离欧美中心、人口少、税金高、气候寒冷的是哪些国家？

答案是北欧诸国。因此，它们寻找出一条灵活运用人才、知识创新的路子。北欧开始提倡并实践一种新的“学习”方式，那就是“未来中心”。

最初使用未来中心这个词汇的是瑞典的雷夫·埃德文森（Leif Edvinsson，1946— ）。当时，他正在斯堪的亚公共保险有限公司研究“怎样产生未来的‘知识资本’”。

他所使用的手段是制造一个“涉及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创造性的对话平台”。最初的未来中心诞生在一个美丽湖畔的小屋。此前聚集了公司精英，消耗了高额咨询费用也没能想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对策，但这里却诞生了许多这样的对策。此结果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荷兰^［14］和丹麦的公共部门首先采用了这些对策。现在，以欧洲为中心建立了包含民间组织在内超过40家未来中心。

德鲁克预言了知识社会的到来，野中阐发了知识经营的原理。而未来中心，则给出了工具和具体的流程。

与“未来的利益相关者”对话，改变社会

2007年的日本，野中、多摩大学的绀野登（1954— ）、金泽工业大学虎之门研究生院的野村恭彦（1967— ）等人以富士施乐为据点开始研究未来中心普及方法。

与欧洲不同的是，日本最早开始普及的并非公共部门，而是民间组织。也许民间更加迫切地希望“描绘未来”吧。

企业的努力是：①在企业中培养对话的文化；②跨组织解决问题；③与公司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发起创新。按照这个顺序，企业最后会在与“未来的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中找到未来的出路。这未来也许就是将来的客户或贸易伙伴；或者，年轻员工、大学生。

野村的观点是：未来中心是一个聚集、激活、组合人们的知识并以此创造出价值的场所。判断其是否具有创造性和是否具有效果，完全依赖于它的开放程度，以及它能否将自身置于网络协作之中。因此，对指挥未来中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是否拥有以网络协作改变社会的想象力”。

现在，许多日本企业和公共部门打算建立未来中心。在欧美日进化出不同形态，^［15］又趋向于联合的未来中心，或许会成为日本企业对外开放的一张王牌。

支撑iPS细胞的知识人才

如果说未来中心的职责是创造未来的知识资本，那么守护过去的知识资本，并从未来的知识资本中获取最大收益的战略应该是“知识产权战略”。

就像我们在苹果与三星的知识产权战争中看到的那样，其成败会动摇事业的根基。如果被认定为侵害专利与外观设计，就会迅速丢失该国的庞大市场。

但这个世界并不是“是否拥有强大的专利”这么简单。这里还有许多的模式。

以压倒性的（技术力量和）市场开拓力量取得事实（de facto）标准、招募同伴组成团队、投入优秀的（英语）技术人才，在技术标准化论坛上取得主导地位、黑箱化零件与版权收入等。丸岛仪一（主导佳能知识产权战略的人）认为，知识产权战略、产品战略和R&D（研究与发展）战略是三位一体的。

知识产权的战斗，也是人才的战斗。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的研究开发中，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1962— ）很早就强调了知识产权专家不足的危害。

“如果iPS细胞制造技术的专利被营利企业获取，将会导致划时代的低价医疗无法实现，因此掌握数个重要的专利是必不可少的。”“知识产权战略中需要丰富的支持产权专家资源。但日本大学中并没有用丰厚的条件雇佣这样的专家。没有可以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家，就无法对等地与世界上的其他企业对抗。”

支持山中的是高须直子（住友药业研究人员出身，负责知识产权）。山中亲自挖角，高须直子对iPS细胞主题很感兴趣，于是答应到山中手下工作。之后的3年，原本“不怎么会英语”的高须直子成功地在日本、欧洲和美国取得了专利，并与其他企业成功交涉，守住了iPS细胞这片基业。

格拉顿呼吁的“转变”

此前提到过的“学习”的核心，在未来中心和知识产权战略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就是理查德·佛罗里达所提出的“创意阶层”。

另外，伦敦商学院的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1955— ）^［16］敲响了警钟：

“即使身处发达国家，如果10年间不闻不问，也会落魄到‘新兴底层’中去。”

在她的新书《转变：未来社会工作岗位需求变化及应对策略》（The Shift：The Future of Work，2011）中，她预测道：“若没有一技之长，就会陷入拿着低工资，与全世界的劳动者竞争的窘境。”“单纯的通才型中层管理锐减”。她认为“未来在过去的延长线上”，如果不改变过去的做法，就会被时间追上，最终度过孤独而贫困的人生。为了不至于落入这个境地，她认为应该从现在开始，做出自身的“三个转变”：

转变①：尽量在感兴趣的事物当中，获取几个专业技能。

转变②：建立与他人协作，包括稳定的人际关系。

转变③：摆脱满足于所得与消费的现状。如果不能持续发展，发达国家也有尽头。

在生活—工作平衡理论方面，格拉顿也指出日本的工作环境欠缺柔软性。她认为这是“选择的问题”。

她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未来的选择在于自身决策。”

“巨匠们的午后”8从竞争到协调的格拉顿与不竞争的蓝海战略者莫博涅

起源于欧洲的热门概念：“蓝海战略”

格拉顿（以下简称“格”）：恭喜你，莫博涅。你和金伟灿合作的“蓝海战略”变成了大热门。商业系的概念一直出在美国，这次能出现在欧洲，我也很高兴。这是自20世纪初的法约尔以来的第一次吧。（笑）（参见21页）

莫博涅（以下简称“莫”）：谢谢你，格拉顿。我一直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与金一起研究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他是韩国人，而我是美国人，后来我们觉得如果一直在美国研究，全球化就会变成“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样的形式。于是我们就到英士商学院进行研究。这样一来视野就完全不同了。

格：然后你们就研究出了不竞争的战略——“蓝海战略”，对吧？

莫：没错，美国人喜欢争辩，不争出个结果就不会罢休。而欧洲和亚洲更加复杂，也会生出更多的“新的机会”。格拉顿你研究的“新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吧？

琳达·格拉顿的“竞争”与“协调”说

格：说得没错。我所研究的“协同工作”，是从此前存在的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的“战斗”出发，认清企业与个人间的“协调”（Collaboration）才是未来社会应有的状态，狭义上说，它是竞争力的源泉。

莫：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意识？

格：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英国航空工作了几年，又在咨询公司工作了七年。在此期间，我见过许多类型的职场。即使在同一家企业或同一个事业部之中也不尽相同。有充满活力与想象的部署，也有完全相反的部署。思考这种现象的原因成了我后续理论的契机。

莫：你跳槽到伦敦商学院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吧。

格：是啊。（笑）咨询公司史上最年轻的员工，工资变成了原来的八分之一，连我的爱车宝马7系也卖掉了。但是结婚之后家人一直想要一辆。

莫：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吧。你认为这个选择正确吗？

格：我认为是正确的。（笑）我忙于参加Hot Spots Movement一类的活动，幸好大学和家之间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以后我打算跟孩子一起吃午餐。不过他们一定会抱怨我太能说了。如果他们想说我就停下来听他们说。接下来我要去机场，我们下午在法兰克福见吧。说起来，莫博涅，你也是经常飞来飞去吧？

概念的重点在于命名？

莫：都是拜“蓝海战略”所赐啊。（笑）我诉求的是“价值的飞跃”（Leap），所以只好飞来飞去喽。前一阵子还在世界商业论坛上给5000人做了演示呢。

格：“蓝海战略”这名字真好听。充满竞争的市场是血色的“红海”，新价值体系的无竞争市场是“蓝海”。

莫：其实最初的名字是“价值—创新”，这个名字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给懂行的人看还好，但是没法用在商业出版书籍上。

格：我也经常为书名头疼。最初的书名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1999），我觉得它太直白，于是下一本书我就命名为《生存战略》（Living Strategy，2000），从字义上看，应该是活下去的战略，或者给战略带去生命吧。

莫：然后就是你2007年的热门作品《热点定律》（Hot Spots）对吧。

格：没错。最新的作品是《转变》，它的副标题是“未来社会工作岗位需求变化及应对策略”，希望能触动大家吧。就聊到这里吧，下次我们一起去枫丹白露吃午饭吧。

莫：就这么说定了。

“社会”吸引了当世伟才

小额资金给BOP提供机会

不仅是美国的大学生，现在全世界的青年人最关注的主题就是“社会”。

到处充满了这样一种气概：以商业手法解决此前在资本主义与社会政策框架内没能解决的社会课题。

出现这种情况的契机是：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40— ）建立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

尤努斯是孟加拉吉大港大学的教授，他尝试以各种方法支援农村的贫困层（BOP），后来终于找到了小额信贷的方法。

这个机制的实践开始于尤努斯的个人财产，1976年成为大学的实证实验项目，大学周边的村子都被作为实验对象。该活动爆发性地扩散开来，到2009年时贷款对象有787万人，贷款总额是81亿美元（平均每人103美元），有8万个以上的村子建有银行的支行。

但是，最初大部分相关人员都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贷款担保手续很简单，但

是没有人来贷款。无担保的话倒是有人来借钱，但是无法保证贷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贷款风险很大。并且，每人只贷款100美元，这样一来银行职员无法一一地做信用审查和个人调查。

对于“借贷方的返还能力”，格莱珉银行没有选择担保措施，而是选择了“伙伴间的信任”。将5名同样的借贷方组成一组，将每个人的资金计划交给组内的其他人检查。这些人并不是被要求做连带保证人，而是因为同村的村民互相了解。无理由的借贷是不被接受的。其结果是，借贷返还的比率高达95%以上。

这种“自律性小额信贷审查”支持了小额信贷，令数千万人的贷款成为可能，并支撑了他们的工作（以及收入）。

用“博弈论”设计社会制度

哈佛大学的阿尔文·埃利奥特·罗思（Alvin Elliot Roth，1951—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劳埃德·斯托韦尔·沙普利（Lloyd Stowell Shapley，1923— ）为“社会”这个主题引入了数学—经济学方法“博弈论”。

沙普利是一个数学家，1960年代初，他将有关男女结婚的问题设定为“数学问题”，发现了男女间“稳定匹配”的数学算法。

20年后，阿尔文·罗思在反复试验之后创造了“全国住院医师匹配程序”，当他看到自己的程序与沙普利的算法本质相同后（1984）大吃一惊。

罗思将这个“医院与住院医师匹配辅助程序”修改之后，自1993年以来在全美国加速被采用，这减少了医院和住院医师双方的不满。

罗思将“基于博弈论的匹配”应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公立学校的选择系统以及肾源提供的匹配都使用了这套程序。

罗思将此前的经济学“粗略理解与使用概念，仅为警示而设”的机制，改变为“设计与提出对现实世界有用的新机制”的学问。这个贡献称得上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贡献。

波特、克里斯坦森等重量级人物的建议

商业界的顶级大脑们又开始挑战“社会”这个主题了。其主要的矛头指向医学与教育。

2006年，迈克尔·波特在《医疗战略的本质》中尝试将此前的经营战略理论应用在医疗领域。

他认为，“不能把医疗看作单个的设施，而应将其作为一条价值链来考虑”“应根据医疗成果给予报酬以代替固定报酬（固定的总额）”“这种基于竞争的医疗，其质量与效率都会急剧上升”。

克里斯坦森则更加活跃。2006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以医疗制度为主题的文章《社会变革的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for Social Change），2008年出版了《创新者的处方》（Innovator' s Prescription）。2008年克里斯坦森又出版了《教育与颠覆性创新》（Disrupting Class），提出提供适用于个人的自定义教育。

学生们的智慧类型多种多样，学习类型也因人而异。^［17］要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使用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自主学习的欲望）。克里斯坦森考虑的是，要不要借助IT的力量来提供上述自由的程序。

即使这种方法在人的教育方面机能不十分完善也没关系。现在这个时代，人的教育（公开或私人）不十分完善的领域及人员（小孩子们）还大量存在。从这些地方开始吧！

集结于教育创新的年轻天才们

现在，即使克里斯坦森等人不提出倡议，年轻的创业家和天才们也已经准备“实践”这个方法了。

例如非营利组织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就致力于依托网络提供免费的高品质教育内容。作为其主教材的视频并非单纯的讲课视频，还可进行对话，是帮助学习者们“自主学习”的一大力量。

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1976— ）本人提供了超过3000部视频，每月有超过100万人点击登录他的网站。

也许，这个非营利组织性质的网站能够吸引到教育方面的“人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可汗学院自2006年创立至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硅谷的青年才俊：克雷格·希尔弗斯坦（谷歌创始人之一，谷歌员工编号1号）、Yoon fan-Juan（建立Facebook广告平台的三位工程师之一）以及“jQuery”的开发者John Resig等等。想必这些人在可汗学院中看到了挑战吧。

斯坦福大学的逆向创新

著名大学自然也不甘人后。在斯坦福大学的生物设计项目中，参与者们就实践了“逆向创新”（参见208页）。他们并未拘泥于美国一地，还与印度和新加坡的医科大学合作，向当地派出年轻成员。现在他们已经制造出数个可以用于新兴国家市场的医疗器械、用具。

这个项目引起了众多企业和资本的关心，目前还为其赞助商提供服务。因为这个项目比许多赞助商自身的项目更有创新性，成本也更低廉。

“社会”现在已成为聚集世界的人才与资金的基地，在反复试错的同时，也将自己拓展成了培养人才的基地。

[1]将货币供应量作为经济控制的恒常规则，这就是货币主义。这是一种认为“市场”是最佳控制方式的市场经济主义。

[2]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中列举了14项不应交给政府的权力。

[3]2006年从韩国和德国撤出。

[4]姗姗来迟的微软企图用Windows Phone 8（2012年11月）赶超二者。这是一种业界泛用、第三方有偿提供的商业模式。

[5]根据优兴咨询的调查结果。美国72所学校5748人、欧洲74所学校1537人参与回答。

[6]第一位是“提高利润率”，第二位是“销售量上升及份额扩大”，与其说是课题不如说是目的。

[7]此前的多数调查的发表成果中都认为“创业家与非创业家的思考和行动没有差别”。但这些调查无非是认为开个咖啡馆就是创业。

[8]金字塔底层，原为Bottom of Pyramid，现为Base of Pyramid，缩写均为BOP。

[9]本来指修正资本主义中的白领阶层。相对于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劳动者的旧中间层（自耕农和自营业者），新中间层只有被雇佣者。

[10]“逆向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在2009年就发表了。

[11]创立于1995年。1998年9月于纳斯达克上市。2000年进入日本，之后败给雅虎，拍卖撤出。

[12]推特上关注度第一位的是Lady Gaga，3150万人，日本关注度第一位的是孙正义，180万人。

[13]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被RT要看推文自身的力量（质量和趣味性）。

[14]在荷兰政府的未来中心“Country House”中，为超越政府部门框架解决社会与地区问题的对话将企业与普通民众也囊括其中。

[15]在美国盛行的是创立于伦敦、聚集了社会创业家的组织The HUB。

[16]格拉顿是组织管理理论的世界性权威，是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5位世界顶级商业思想家”之一，曾连续三次入选Thinkers 50。

[17]名为“多元智能”的想法。其提倡者是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在团队中三次入选Thinkers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