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演绎法

福尔摩斯从壁炉台角上取下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摩洛哥皮匣子里取出皮下注射针筒。他那洁白、纤长、敏感有力的手指把尖细的针头装好，将左臂的衬衫袖口往上卷起。他对着已有许多针眼的胳膊打量片刻，便把针尖扎入丰满的肌肉，推动小小的针筒，然后靠在绒面安乐椅里，发出舒心满足的一声长叹。

他这样每天注射三次。我看在眼里已经好几个月，看是看惯了，心中并不以为然。非但如此，而且越看越反感。我没有勇气去阻止他，所以每当深夜想起，就感到十分内疚，良心上过不去。为此我好几次想对他说说心里话规劝他，但是我这个朋友性情孤僻冷漠，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个样子，让人想跟他随便讲话都不易，要接近也无法接近。他能力过人，也刚愎自用。我体验到他身上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都使我胆怯。我不想违背他的意愿，惹他不高兴。

但是这一天下午，我也许是午饭喝了点法国博恩红葡萄酒，再加他那种嗜毒如命的神态，使我更加看不入眼，我忽然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今天，你这个，”我问他，“是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黑花体字的旧书，无力地抬起眼来。

“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¹⁾。你要试试吗？”

“我才不想试呢，”我没好气地冲他说，“阿富汗打一仗害得我身体到今天还没有恢复，我可不想糟蹋自己，再雪上加霜。”

他笑笑，没在意我的态度。“话是不错，华生，”他说，“我也知道对身体是有害，可我感觉有这么强烈的刺激、兴奋，能提神醒脑，有一点副作用也就随它去了。”

“可你得考虑考虑这利害关系！”我恳切地说道，“就算像你说的，你的脑子得到刺激，得到兴奋，那毕竟是残害自身的做法，会不断引起器官组织质变，最终导致功能永久衰退，实在是得不偿失。你也知道对身体有多大的不良后果，为什么还要只图一时快感，偏不顾伤害掉自己天赋的卓越才能？你该明白，我不单是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你说，也还是作为一个医生对你这样说。我对你的健康负有责任。”

他听了我的话倒没有生气，把两手十指对齐，两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反而像是对说话饶有兴趣。

“我这个人，”他说，“好动不好静。尽管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难解的密码，给我最繁重的分析工作，这样我才觉得浑身有劲，适得其所，这样才可以免得求助另外的感官刺激。我最讨厌平淡无奇的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那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又苦又累的行业，不妨说还是我创始的这个行业，因为世界上还只有我一个人从事这种职业。”

“唯一的私家侦探？”我问，竖起了双眉。

“独家的私人顾问侦探，”他回答，“我等于是刑事侦查方面的最高上诉法院，拥有最后裁决权。格雷格森也好，莱斯特雷德也好，就连阿瑟尔尼·琼斯也好，他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这是常有的事，不稀奇——都要来向我求教。我以专家的资格审查材料，提出权威意见。每逢这种情况，我不和他们争功劳，我的名字报上也不披露。工作本身，在专门的领域里发挥了我专门的能力，我从中就找到了乐趣，这就是给我的最高报酬。我的工作情况，你在杰斐逊·霍普案子中，亲身经验过了。”

“是的，确实如此，”我热诚地答道，“这是我一辈子从未遇到过的事，震撼这么大。我已经把经过情形写成书，写成一本小册子，起个有趣的书名，叫《血字的研究》。”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我大致看了看，”他说，“说实话，我实在不敢恭维。刑事侦查必须是也应当是一门极严肃的科学，从事刑侦工作，态度要绝对冷静，掺不得半点感情成分。你给它抹上一层小说的色彩，简直是在虚构一个爱情故事。把爱情和私奔，硬夹塞到欧几里得第五命题里，格格不入。”

“可是案情确实就像小说嘛，”我反驳道，“是事实，我不能歪曲篡改。”

“有些事实可以删掉，并不是非写不可。或者，至少写起来要有轻、重、主、次之分。这个案子中唯一值得一写的，是我怎样精确运用分析推理法即演绎法，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从而一举破案成功。”

我对他这番话很不高兴。因为写这篇东西原指望博得他的欢心，结果反而遭到批评，真是事与愿违，吃力不讨好。他似乎要求我的小说每字每句只能描写他个人的作为，突出他个人的能力。那是一种自私心态。我和他在贝克街生活这么些年，不止一次观察到，这位同伴无论是闭口沉默还是开口说教，态度中不免流露着骄傲与自负。我不愿多说话了，只是坐着抚摩我的伤腿。我的腿以前在阿富汗给滑膛枪子弹打穿，虽然已经不碍行走，但是每逢天气有变，就会酸痛。

“最近，我的探案业务已经发展到了欧洲大陆，”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说道，把欧石南根的老烟斗装满了烟，“上星期有个叫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求教。这个人大概你也知道，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经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人的敏感性、灵活性，可惜欠缺广博的学问知识，而这对进一步提高技术本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请教的是一件遗嘱案子，很有意思。我给他两个类似的案例作参考。一个是一八五七年里加城的案子，另一个是一八七一年圣路易城的案子。这两个案子给他指点了迷津。这里有一封信，今天早晨刚收到。他对我给他的帮助，来信表示感谢。”

说着，他就把一张皱巴巴的外国信纸丢给我。我看了看，信上充斥着许多过头的恭维话，都是些什么“伟大”、“手法高明”、“行动果断有力”等等，这种如此热烈的赞扬话，正是法国人惯于使用的语言。

“倒像是小学生在夸奖自己的老师。”我说。

“啊，我只是给他一点帮助，他是过奖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轻声说，“他自己有很高的才华。一个理想的侦探，应该具备的三大条件，他具备两条。他有观察能力，有分析能力，所缺的仅仅是知识，这一点很快就能补足。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小文章翻译成法文。”

“你有作品？”

“噢，你不知道？”他惊奇地说，大笑着，“是啊，惭愧得很，几篇小论，都是刑侦技术性题材。这儿有一篇，举个例子，《论各种烟灰之鉴定》，文章列举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配上彩色插图，具体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这是在刑事案子中经常会出现的证据，有时还是最关键最重要的线索。你回忆一下那个杰斐逊·霍普案子，你就会懂得烟灰辨别对破案侦查有多大帮助。再举个例子说，如果你能确定，在一件谋杀案中凶手吸过印度仑卡烟，那么就把你侦查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印度特里其雪茄烟的黑色烟灰和‘鸟眼烟’的白灰是不同的，这跟白菜和马铃薯一样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