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激动得连话都讲不连贯。福尔摩斯给他说些安慰话，把他按在扶手椅里坐好。

“好吧，跟我们慢慢仔细讲。”他说。

“她来了，才一个钟头之前，是他的老婆，这一回。他老婆拿来的是只耳环，是那个人上次的另一只。这女人高个子，脸色刷白，贼头贼脑的样子。”

“正是那个女的。”福尔摩斯说。

“她从当铺出来，我跟住她。她走肯辛顿路，我跟在她后面。这时候她拐进一家店，福尔摩斯先生，那是殡葬店。”

我的同伴一惊。“哦，是吗？”他问话的声音发抖，表明那冷静苍白的面孔后面掩藏着内心的焦虑。

“她和柜台里的女人正说话，我也进去。‘太晚了，’我听见她说，说的这个意思吧；店里的女人在解释原因。‘早就应该送过去了，’她回答说，‘时间是要久一点，和一般的不一样。’突然两人都不说话，看着我。我赶快问些什么话，然后就离开这家店。”

“你做得很对。后来呢？”

“女人出来了，我躲进一个门廊里。她起了疑心，我看得出，因为她向四面东张西望，然后叫了一辆马车，坐进车里。正好我也叫到了马车，就跟着她，最后她在布里斯顿的波特尼广场36号门前下车。我让车经过那门口，到广场转角那边后，下车看了这所房子。”

“看见什么没有？”

“窗子漆黑一片，只有底层一扇有光。百叶窗关上了，无法看到里面。我站在那里正犯愁，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来了一辆篷车，车里有两个人。两人下车，抬出什么东西，一起扛着走上台阶到门口，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口棺材。”

“啊！”

“我简直差一点就要冲进去。门打开了，让两个人扛棺材进屋。开门的就是那个女人。我站在那里，被她瞅到一眼，我想她认得出我。我看见她一惊，赶紧把门关上。我记得我答应过你，所以就到这儿来了。”

“你做得很好，工作出色”福尔摩斯说，在半张纸上草草写下几个字，“没有搜查证，我们采取行动就不合法。这个事有劳你跑一趟最好，把这张条子送到警察当局，拿一张搜查证来。恐怕有困难。不过我想，出售珠宝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莱斯特雷德脑子还是会考虑的。”

“可是，他们这会儿就要谋杀她了，不然这棺材什么意思？当然是给她的，不是她还能是谁呢？”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格林先生。分秒必争，一刻也不能延误。这件事交给我们就是了。现在，华生，”我们的委托人拔腿走掉以后，福尔摩斯又说，“让他去搬正规军，我们一如既往，担任别动队，我们按我们的步调行动。情势已经刻不容缓，为了应急，采取极端措施是正当的、合法的。一分钟也耽搁不得，火速去波特尼广场。”

“我们试试，把案情勾勒个大体轮廓看看。”他说道，我们的马车迅速驶过议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大桥，“是这些歹徒把心境不好的弗朗西丝女士诱拐到伦敦，首先设法挑拨离间她和侍女的感情。她写的信，都给扣下。通过同谋租到家具齐全的房子，一住进之后，就把她软禁起来。贵重的珠宝首饰就是他们的了，这是他们一开始就打好的主意。现在已经脱手一部分，他们自以为安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很自信弗朗西丝女士无人关心、无人牵挂她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把她放了，那她一定会声张，将他们告发，所以决不能放她。但是这么一直关着也不是个办法，最后，谋杀是必由的路。”

“看来是这样。”

“现在我们从另一条线索推论看看。你沿着两条毫不相关的思路行进，华生，你会发现，两条思路到头来就会会合，接近真实情况。我们现在来看看，不从女士而从棺材这一头，倒过来分析一下。这件事证实，正是我担心的，女士无疑已经死亡。另外还有一点，要按惯例安葬，一定要有正式的医生证明、完备的审核手续。如果这位女士明显属于谋杀，他们就只有在后花园挖坑埋掉。但眼前一切都是公开、正常进行，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肯定用某种方法谋杀她，能够骗过医生，伪装成是自然死亡——说不定是毒死的。可是，这样就奇怪了，怎么能让医生检查不出呢？莫非这医生也是同谋，这种假设看来不可信。”

“可以假造医生鉴定书嘛。”

“这很危险，华生，非常危险。不，我说他们不会这样做。停车，车夫！当铺刚才过去了，这家是殡葬店。你能进去吗，华生？你出面有模有样，可靠。问一问波特尼广场那家人的葬礼明天几点举行。”

店里的妇女很爽快，告诉我是早上八点举行。“你瞧，华生，毫不隐瞒，每件事情都在台面上进行！他们有的是办法，合法手续弄得齐全，因此有恃无恐，放胆干就是了。好吧，既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正面强攻，你有武器吗？”

“手杖！”

“行，行，足够强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警察，我们已经等不及了，也不能让法律绑住我们自己的手脚。你可以走了，车夫。现在，华生，我们一起有好运，以往只要两人联手出击，运气总是不错。”

到了波特尼广场中心的一栋黑漆漆大屋子，福尔摩斯上前用力拉响门铃。门立即开启，出现一个妇人，门厅暗淡的背光映衬着她高高的身材。

“你们，做什么？”她厉声问道，黑暗中注视着我们。

“我们找施莱辛格博士有话要说。”福尔摩斯道。

“这儿没这个人。”她回答，就要关门，但是福尔摩斯的脚已经把门抵住。

“那，我就是要见见住在这儿的人，他怎么称呼自己这没关系。”福尔摩斯强硬地说。

妇人犹豫着，随后就打开了门。“进就进来吧！”她说，“我丈夫什么世面都见过，他不怕。”我们进门，她随手关门，带我们到门厅右首的一间起居室，把煤气灯捻亮，让我们等着。“彼特斯先生马上就来。”她说。

她的话立刻兑现。我们刚立定，还没有好好看一眼这布满灰尘、千疮百孔的旧屋，门开了，一个高大的人轻轻走进来。他胡子刮得很干净，秃顶，一张大红脸，腮帮子下垂，摆着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掩盖不了凶残险恶的嘴脸。

“这里一定有些误会，先生们，”他说道，口气油滑，满不在乎，“我看，你们找错地方了，也许再往前面的街走一点吧——”

“行了，不必浪费时间，”我的同伴强硬地说，“你是阿德莱德的亨利·彼特斯，后来又叫巴登和南美的博士施莱辛格大人。我对你确认无疑，就像确认无疑本人叫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

彼特斯——我现在就这样称呼他——大吃一惊，两眼惊愕地直逼面前这个锲而不舍的追击者。“你的名字吓不倒我，我说福尔摩斯先生，”他冷冷地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上我家来干什么？”

“我来是要知道你把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弄到哪儿去了，是你把她从巴登带走的。”

“要是你能告诉我这位女士现在何处，我倒是喜出望外了。”彼特斯冷冷地回答，“我有一份账单，她还欠我将近一百英镑呢。她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一副耳环，好看不值钱，商家都不屑一顾。在巴登，她跟彼特斯太太过从甚密，还有我——那时候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这是事实——她跟着我们生活，不肯离开，一直跟来了伦敦。我替她付账，付车票。谁知一到伦敦，她溜之大吉，留下一些过时的首饰，我刚才说的那个，算是抵债吧。你能找到她，那福尔摩斯先生，我万分感激。”

“我就是一定要找到她，”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我要搜查这屋子，一定能找到她。”

“你有搜查令吗？”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露出手枪。“先就这个，搜查令随后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