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斑面案⁽¹⁾

我那朋友华生，头脑狭隘，执着起来一点也不肯转弯。他是早就一直缠着要我自己写故事。这也要怪我自讨苦吃，因为我平常对他过于苛刻，总要指摘他写的东西太肤浅，怪他一味迎合读者趣味，而不注意严格遵循资料反映事实。“你自己写写看呢，福尔摩斯！”他反唇相讥。而我当真提起笔来想自己写，这时候便开始理解并且承认只有像他那样的写法，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我就学着他的手法叙述下列案件作为试笔。这一篇故事也十分离奇，又正巧华生还没有将它收入故事集中。讲到我的传记作者老朋友，该趁这个机会提几句。我的侦探工作，原本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要给自己添上一个人来合作、参与，并非一时高兴要多此一举，实在是因为华生品质难得。他谦虚谨慎，对我是一味高估、夸耀，却不看重自身的作用，从不居功。这是美德。一个搭档若对你的行动、步骤甚至于结果，都能了若指掌，那必有危险，容易坏事。但若是你在同伴眼里，所有行动进展都令人意外惊奇，前景和结局对他始终是不解之谜，那么这位搭档便是理想的帮手，不可多得。

我翻阅自己的记录，这个案子发生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布尔战争⁽²⁾刚刚结束，有一位詹姆斯·M．多德先生登门来访。这个堂堂英国公民，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气宇轩昂。那时忠诚好友华生已经娶妻成家，离我而去。我与他朋友相处亲密无间，记得起的对我种种事情之中，惟有这一次他只考虑自己，将我孤单一人遗下，算得上是自私行为。

我有个习惯，喜欢背窗而坐，请来人坐在我的对面，这样光线便充分对着他们。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一时不知怎样开场，我也无意催促他，因为这样反而给我更多时间好观察对方。我觉得，委托人登门来访，让他们留下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必要的，所以我就告诉他几点观察结论。

“你从非洲来，先生，据我观察。”

“是的，先生。”他回答，有点惊讶。

“帝国义勇骑兵队，我想是。”

“是呀。”

“米德尔赛克斯军团，肯定是。”

“哦，没错，福尔摩斯先生，你真是神机妙算。”

我看他神色叹服，便笑笑。

“一位先生神采奕奕走进我屋里来，脸色晒得黝黑，英国的太阳可是绝对晒不到那样的程度。手帕收在袖口，没有塞在衣袋里，便不难给他定下地位身份。你留着短胡子，这表明你不是正规军，你的模样是骑兵。至于米德尔赛克斯，你的名片上已经讲明你是思罗格莫顿街股票经纪人，那你还能加入到其他军团吗？”

“你真是明察秋毫。”

“我眼见的事物不一定比你多，这只不过是我练出来的本事，多观察所看到的事物。好了，多德先生，不讨论科学观察问题，今天早上你来找我不是为此目的。塔克斯伯里老庄园有什么事发生吧？”

“福尔摩斯先生——！”

“我说先生，不必如此惊讶，你来信上面就有地址。你相约来访，口气也显得紧迫，这就清楚显示，一定有紧急要事发生。”

“确实，一点也没错。但信是下午写好寄出，这以后又有好多事。要不是埃姆斯沃思上校把我赶出来——”

“把你赶出来？”

“对呀，可以说就是赶我出来。他无情无义，这埃姆斯沃思上校。他当年在部队里是个最厉害的军纪官。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也都是粗野放肆，不稀奇。我这次要不是看在戈德弗雷面子上，早就对上校不客气了。”

我点起烟斗，往椅背上一靠。

我点起烟斗，往椅背上一靠。

“什么事详细说说。”

我的委托人竟然扮起鬼脸笑笑。

“我以为什么也不用告诉你，你就能样样算得到呢，”他说，“那我就把事实说出来，求上帝帮忙，你能告诉我那是怎么一回事。我一夜没睡，脑子里尽折腾，可越想越糊涂，摸不着头绪。

“我一九〇一年一月参军——就在两年前——和年轻小伙子戈德弗雷·埃姆斯沃思同一个中队。他是埃姆斯沃思上校惟一的孩子——埃姆斯沃思是克里米亚战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儿子秉承父亲军人传统，所以顺理成章，毅然参加义勇军。全团也挑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棒小子。我们结成好朋友——刎颈之交，这只有在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才能建立。他与我作伴，这种友谊在军队生活中十分宝贵。我们共同经历一年艰苦战斗，同生死共患难。比勒陀利亚城外钻石山一仗，他中弹受伤，被一颗猎象大号子弹击中。我曾收到过他从好望角医院里写来的一封信，还收到一封从南安普敦寄来的信。后来就不再有信——音讯全无了。福尔摩斯先生，六个多月，不知他死活。他可是与我最知心，最要好，真正的至交。

“好，战争一结束，我们都回家了。我写给他父亲一封信，问戈德弗雷在什么地方，没有回信。我等了很久，重新再写一封信去。这一次总算有回信，也只简单几个字，说戈德弗雷已去环球航行，没有一年时间不会回来。就这些。

“我无法安心，福尔摩斯先生，这里头究竟怎么一回事，相当蹊跷。我知道，他决不会就这么把知心朋友丢下，这不像他，他不是这种人。后来，我又听说他是继承人，要继承一大笔钱，可他和他父亲日常并不是很合得来，关系不融洽，老头儿动不动就火气大，戈德弗雷年轻气盛也不吃他那一套。不，这个不是原因，我认为不是。我决定要追根究底，把情况搞清楚，但一时还抽不出空。我离家两年，回家自己的事情先得要料理一下，这就耽搁到本星期，才有空把戈德弗雷的事重新拿起来。我现在既然要管这件事，其余的就得全部扔下，弄个水落石出才放心。”

詹姆斯·M．多德先生这种人，把他看作朋友不会错，他不会是坏人。他下巴方正坚毅，说话时，一对蓝眼睛直视对方。

“噢，那你怎么做呢？”我问他。

“我第一步，就是直闯他家，塔克斯伯里老庄园，靠近贝德福德，实地去看看。我就写信给他母亲——父亲脾气太坏，少惹他——我来个单刀直入：我说戈德弗雷是我最好的好朋友，很想把我们共同经历的许多有趣故事说给她听，我本来是要到附近地方去，想顺便登门拜访，希望获得允诺，等等这些话。他母亲马上回信，非常客气，还邀我去过夜。好，星期一我就去了。

“塔克斯伯里老宅，地方偏僻得很——车站下去还得走五英里路才能到达。车站没有马车，我只好提着个皮箱步行，到目的地天已快黑。房子是幢大宅，曲曲折折坐落在很大一片园地上。能看得出，这宅子已有好些年代了，各种风格杂糅，从伊丽莎白式半明木结构的地基开始，一直到维多利亚式的柱廊，应有尽有。屋子里面，都有嵌板、挂毯，还有古画，有些已褪色。那屋子，阴森森，挺神秘。一个老总管，拉尔夫，跟房屋一个样，都是老古董。还有他的老伴，好像比他还要老。老婆婆原先是戈德弗雷的保姆。我听戈德弗雷自己说起过对她感情很亲，只差就是母亲了，所以尽管她相貌很怪，我还是对她极为尊敬。他母亲我也很喜欢——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慈眉善目，非常和蔼，像只小白鼠。就只有上校本人，叫我看着就别扭。

“我们一见面就搞得很不愉快，我差一点就要直奔车站回家。但我念头一转，不行，这样就正中他计，他不正希望我走吗？我被直接带进他的书房，一进去看见他，高个头、驼背、皮肤焦黑、灰蓬蓬的乱胡子，坐在书桌后面，桌上堆得乱七八糟。他的红糟鼻像个鹰嘴，两只灰眼，在浓眉底下直瞪着我。我这时才晓得戈德弗雷为什么很少谈到他父亲。

“‘哦，先生，’他说，声音刺耳，‘我倒是有兴趣听听你的光临有何用意。’

“我回答，已经在给他夫人的信中都讲得明明白白。

“‘是啊，是啊，你说是在非洲认识戈德弗雷，我们也就只听你自己这么说说罢了。’

“‘他有给我信，我口袋里带着。’

“‘给我看看。’

“我把两封信给他，他横眼扫一遍，丢还给我。

“‘噢，那有什么事呢？’他问。

“‘我是你儿子戈德弗雷最好的好朋友，先生。我们一起相处，要好得很，都忘不掉，忽然没他音讯，想要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这事不是挺自然吗？’

“‘我记得很清楚呢，先生，我都已经写信告诉你他的情况，他正在周游世界呢。非洲去过之后，他受了伤，健康不佳，他母亲和我都认为他需要彻底休养，换换环境。要是有其他朋友也关心他，那就请你把这些情况一并转告。’

“‘当然，’我回答，‘不过，很想麻烦一下，把船名和他一路的航线都告诉我，连带日期，好让我跟他通上信，这可以办得到吧。’

“我提出这个要求，主人好像不理解又很生气，眼睛上的浓眉打了个大结，手指不耐烦地敲敲桌面。最后抬眼瞧我的那个表情，像是下棋对手将了他一军，他决心非得反扑不可。

“‘许多人，多德先生，’他说，‘会觉得，你十分固执无礼，而且到这地步，已经纯属无理取闹。’

“‘请你一定要原谅，先生，这都是因为我和你儿子友情特别深厚。’

“‘当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这层关系，可我还是请你放弃这种无理要求。每家有每家各自内情，不是都可以向外人道来，不管外人抱着何等善意。我内人很想要听戈德弗雷的非洲故事，你告诉她就行。但是请你不必多管我儿子现在和将来怎么样，这种打听没有益处，先生，问这问那让我们很为难，不好办。’

“就这样，完全碰壁，福尔摩斯先生，无法突破。我只好假装接受，心里暗暗发誓不弄清楚好朋友下落，决不罢手。那天晚上气氛很沉闷，晚餐冷冷清清，三个人，在阴阴沉沉老屋里用餐。老太太问我好多她儿子的事，老头一脸铁板，闷闷不乐。这整个情况让我心情很不好，所以也就只尽到礼貌，坐到可以走的时间就告别主人，进我房间去睡。房间挺大，在楼下，空荡荡没什么摆设，跟宅内别的房间一样，也是阴沉沉。但是睡过一年南非草原，福尔摩斯先生，对住的地方也就不会太挑三拣四。我拉开窗帘，看看花园，看到半月明亮，夜色很好。然后我就坐在明晃晃的炉火边，桌上一盏灯，翻翻小说，尽量解解心头郁闷。但是看书也不成，老总管拉尔夫进来，给我添煤。

“‘我怕你晚上不够用，先生。天气很冷，这屋子又不保暖。’

“他走出房门时又停下。我回过头去，见他正站住看着我，脸上满是皱纹，眼睛里像是有话要说。

“‘对不起，先生，晚餐时，我也忍不住要听你讲我家小主人戈德弗雷。你知道，先生，我妻子把他带大，我也可以说算得上是他养父，也就自然要关心他。你说他表现得很好，是吗，先生？’

“‘全团没人有他那么勇敢。有一次全靠他把我从布尔人的枪林弹雨中救出来，没有他，我现在也就不可能在这里了。’

“老总管搓着一双瘦手。

“‘是呀，先生，是呀，戈德弗雷主人正是那样呀。他从小就勇敢，这园里没哪棵树，先生，不曾被他爬过。他什么也不害怕。从前是个多好的孩子——哦，先生，从前是多好一个小伙子呀。’

“我一下子跳起来。

“‘你怎么说？’我大声问。‘你说“从前”，你这话，他已经不在人世？到底怎么回事？戈德弗雷·埃姆斯沃思出什么事了？’

“我抓住老人肩膀，老人把我的手推掉。

我抓住老人的肩膀。

“‘你问这事，我不知道，先生。小主人戈德弗雷怎么样了，你问我家主人吧，他全知道，我不好多嘴。’

“他要出去，我拖住他手臂不让他走。

“‘听我说，’我告诉他，‘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让你走，不然，不然我让你陪我一整夜。戈德弗雷死了吗？’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恍恍惚惚像是被催眠过，嘴里勉强挤出几个字，真叫我害怕，大出意料。

“‘哦，上帝啊，要是死了倒好啦！’他悲痛地说，身子猛一挣脱，跑出屋去。

“你想，福尔摩斯先生，我坐到椅子里，还有什么好心情！老人的话我想来只能有一种解释，明摆着，我可怜的朋友恐怕犯下什么案子，或者至少是不名誉行为，影响到家庭声誉，他老父亲很严厉，把他儿子弄到什么地方去禁闭起来，免得丢人现眼。戈德弗雷是个没心眼的莽撞鬼，耳根子软，容易被人三句好话就拉走，八成落到坏人手里，上了当，毁掉自己。若真是这样，那真叫人悲伤。但我先要找到他，再看看我怎么才能救他。我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哦，一抬头，戈德弗雷·埃姆斯沃思就站在我面前哪！”

我的委托人竟激动得噎住了口。

“请说下去，”我说，“听你这一说，这个问题倒很不寻常啊。”

“他在窗外，福尔摩斯先生，脸贴着窗户。我跟你讲过，我看外面夜色，把窗帘撩在一边。他就正好站在窗帘打开的地方。那是落地长窗，我看到他全身。可是，他那张脸，一张脸，把我吓呆了。他脸色死白——从来没见过活人有这样的死白。我以为是鬼脸，鬼脸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两眼忽闪着瞧我呢，那分明是活人的眼睛嘛。他看到我盯着他，就往后一退，马上消失在黑暗中。

他在窗外，脸贴着窗户。

“戈德弗雷已经出事，可以肯定，福尔摩斯先生，不光是一张鬼脸，黑夜里一张死白的脸，真吓人。比这更严重的是——他见不得人，偷偷摸摸，罪恶似的——那个光明正大、坦荡荡的男子汉，我以前很熟悉，现在已经完全不是，我一想起这些就不寒而栗。

“但是我们和布尔人打仗，交手一两年之久，神经、手脚练得反应很是敏捷。一见戈德弗雷在窗边，不等他走掉，我就跑过去开窗。窗上搭扣不灵，花了点时间才把窗户打开，窗一开我就往外窜，很快跑到花园小道上，估摸着他奔跑的方向追上去。

“小道很长，光线不好，可是我感觉得到前面有动静。我追过去，叫他名字，没一点反应。追到小道尽头，是几条岔道，通向几间孤立的屋子。我站定，思索着该怎么办。这时候很清楚听到关门声，那不是我身后的大屋子，而是从前面黑暗中传过来。这就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完全肯定眼睛看到的并非幻觉，是戈德弗雷从我眼前一露面就跑掉，进了哪个屋子里，这点我相当肯定。

“没有别的办法，这一夜我辗转难眠，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思忖是什么缘故，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隔天，我觉得上校态度稍有缓和，女主人还说附近有好几处风景区可以游玩。我便趁这个机会问，是否方便让我再多留一晚，老头儿虽然勉强，但也默许了。我就争取到一整天时间来进行观察。我已经完全确定戈德弗雷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但到底是哪一间房子，又是什么缘故，实在需要查个明白。

“宅子真是大，也真错综复杂，就是一个团藏在里面，也没人知道。这种房子里藏着什么秘密，我很难发现得了，但是我听到那个关门声音肯定不是这大房子。我得上花园去察看，看看能不能找出来。这没有困难，几个老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正忙着，我可以自由行动。

“花园里有几间小屋，最远处的一幢独立房子比较大——大得可以当住家，让花匠或是守林人居住。那关门声音会不会就是这屋子传出的呢？我走近去，装作毫不在意，只是四处闲逛，没事才逛到这里来。这时，一个小个子，留着胡子，穿黑外套，戴圆顶礼帽——决不像花匠园丁这种人的模样——从门里出来，他动作利落，随手就把门带上，上锁，钥匙放进口袋，他一转身，发现了我，脸上顿时显得很吃惊的样子。

“‘你是客人吗？’他问。

我回说是戈德弗雷的好友。

“‘不巧他出远门旅行了，不然我来他一定会很高兴见我。’我又说。

“‘是嘛，也是，’他好像做了亏心事似地说话，‘那就请改天再来吧，等以后好日子。’他接着就走开。但是我转身去看看他，他还在花园那一头，让月桂树半掩着，远远站那儿也向我看呢。

“我走过那小屋，仔细瞧瞧，窗帘都拉上遮住，让人看了觉得不过是空房子。如果我大胆窥探，恐怕要坏事，被赶出去，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正被监视。所以，我又闲逛，逛回宅子，等到晚上，再继续进行调查。天暗下来，等万籁俱寂，我打窗子溜出，小心不出声，摸向那间神秘的屋子。

“我讲过，窗帘全都遮住，但现在发现连百叶窗也都关上。可是有个窗户，透着一线亮光，我就上前仔细看看。很幸运，窗帘没有完全拉上，原来百叶窗有个缝，这就让我看得见屋里情形。里边还挺舒适，灯挺亮，炉火挺旺。在正对面，早上遇见的那矮个子，正坐着抽烟斗，看报纸。”

“什么报？”我问道。

委托人对我这么打断他叙述不太高兴。

“这有什么关系？”他反问。

“非常有关系。”

“我没注意到。”

“可能你看到是大开张报纸，或者小版面，是周刊一类的东西。”

“经你一提起，使我想起来了，不是大开张，很可能，好像是《观察家》。不过当时我确实没去注意这个细节问题，因为发现还有一个人背朝窗坐着呢。我敢发誓，这个人就是戈德弗雷。我看不见他脸，但是我认得出他是斜肩。他手肘撑着头，样子不是好心情。我正犹豫该怎么办，忽然有人拍我肩膀，是埃姆斯沃思上校，他站在我身后。

“‘这边来，先生！’他压低嗓音说。这就一声不出，走到了大屋。我跟着他，一直走进我的房间。走过门厅时，他拿起一张火车时刻表。

“‘八点半有一班车开往伦敦，’他说，‘八点钟马车在门口等候。’

“他气得脸煞白。真是的，我感到自己处境真是尴尬，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莫名其妙的道歉话，解释自己纯粹是想看看好朋友，实在情急心切不过。

“‘不讨论这件事，’他立刻打断我，‘你已经做得非常过分，干涉起我家私事来了。你来做客，居然当起间谍来了。我不想多说，先生，只说一句，以后不希望再见到你。’

“这下子，我也生气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说话也就不客气。

“‘我看见你儿子了，我知道你是出于某种目的，故意把你儿子隔离起来。我不知道你这样禁闭他是什么用意，可是我敢肯定他失去行动自由，已不是自由人。我提醒你，埃姆斯沃思上校，除非我确知我朋友处境安全、正常，否则我绝不会停止努力把谜底揭开，任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吓不退我。’

“老家伙变得像魔鬼一样凶，看样子要对我动手。我讲过，他人瘦，可是高大、厉害，一个倔老头，我虽然不弱，也很难对付得了他。不料，他怒目瞪了我很久，一个转身走出房去，不再理我。然后我也就按时搭早班火车离开，一心希望按我事先约好的立即来找你，请你帮忙，听取意见。”

以上就是来访者摆在我面前的问题。读者眼光敏锐，大概已经看出，解决这个案子难度不大，因为追根究底，可能性有限，不难作出选择。但是尽管浅显，还是很有些趣味和新奇之处，所以我就详细记录下来。我现在依旧运用逻辑分析法，把解决范围加以压缩，此法为我历来所惯用而屡试不爽。

“有多少仆人，”我问道，“他宅子里？”

“据我知道，就只有老总管和他太太。他们家生活看来极其简单。”

“这么说，那座单独的房子里就没有仆人？”

“没有。除非那个留胡子矮个儿是仆人，可是不像。看样子，他该是个有点身份的人。”

“这就说明了问题。有没有看见大宅里有人送饭到小房子？”

“噢，你这一提，对了，我确实看见老拉尔夫拎着篮子到花园，朝那间小屋走去，当时我根本没想到送饭那方面去。”

“你向当地的人作过调查吗？”

“地方调查，作过。我问过站长，问过村里客栈老板。我只简单问他们认不认识戈德弗雷·埃姆斯沃思，是我一个老战友，他们两人都确切告诉我戈德弗雷已去世界环游旅行了。他回过家，但紧接着就走了。从这个说法来看，显然当地人都这样认为。”

“你没有把怀疑的情况向外说？”

“没有。”

“很明智。这件事当然要深入调查，我要和你再去一趟塔克斯伯里老庄园。”

“就今天？”

这时我刚刚结束手上一件案子，这个案子我的朋友华生称之为“修道院公学案”，该案深深涉及格雷敏斯特公爵本人。我接着还有土耳其苏丹委托要办的案子，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若有延误将产生极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样直到下个星期，如我日程所记，才得以出发，由詹姆斯·M．多德先生陪同踏上贝德福德郡征途。驱车到了尤斯顿，我们把一位一脸刻板严肃、沉默寡言的绅士接上车，这是我事先安排好的。

“这位是老朋友，”我对多德说，“有可能，请他来全无必要，也有可能，将发生重大作用，看事情结果吧，现在先不用多说。”

华生记述的故事已使读者早已习惯于这一事实，就是当我对案子进行深入思考之际，我不愿空口多言，也不愿透露胸中盘算。多德心中一定对我存有疑惑，尽管嘴上没说什么，三人只管一心赶路就是。在火车上，我问多德一个问题，也是意在让我们新来的同伴预先了解一点情况。

“你说你从窗户上看见朋友那张脸，看得相当清楚，因此你确定就是他本人没错？”

“这绝对没有问题的。他鼻子压在玻璃上，灯光照着他，很亮。”

“不会是其他什么人，样子很像他吧？”

“不，不，肯定就是他。”

“可是，你又说他样子改变了。”

“只是皮肤变色。他脸——我怎么来形容他？——变白，成鱼肚白似的，是皮肤脱色了。”

“皮肤全都变色了吗？”

“也好像不是，主要是额头，额头贴住玻璃，看得最清楚。”

“你叫他名字没有？”

“我一时呆住，愣在那里，后来追出去，我告诉过你，没有追上。”

本案侦查实际上已经完成，只有一个末节需要查实。马车跑上好一阵，才停在委托人所说的那幢怪异凌乱的大宅前。老总管拉尔夫开的门。我已经把马车全天雇用，也就请我的年长朋友暂时在车上歇着等一等，有事我就来请他。拉尔夫，身材矮小，满面皱纹，穿着传统服饰，黑上衣，夹花条纹裤，只有一点不同寻常，戴着副棕色皮手套。一看见我们，他立即把手套脱下。我们进厅，他把手套往厅桌上一放。我这个人，诚如我的朋友华生常讲，感官极其灵敏，已经闻到一股极细微但有刺激性的气味，好像就是从这厅桌上散发出来。我回身，把礼帽搁在那里，顺手不小心掉到地上，赶忙弯腰去捡，趁机把鼻子凑近手套约一英尺距离。不错，这股类似柏油的怪味确是从手套上散发出来的。本案侦查到此终于全功告成，此刻也正当我进入书房。唉呀，我自己讲起故事来，也不得不卖卖关子。华生就是善于隐藏链条重要关键，到曲终时才高潮亮相，所以能引人入胜，取得奇异效果。

埃姆斯沃思上校不在书房，但一得到拉尔夫报告便马上过来。我们听见走廊上响起一阵脚步声，沉重、急促，正是上校。门哗一下推开，他冲进来，吹胡子瞪眼，脸都扭歪了，模样如此凶狠的老人我还从未见过。他手中捏着我们几张名片，一下全撕掉，扔在地板上，还用脚踩几下。

他冲进来，吹胡子瞪眼，脸都扭歪了。

“我不是告诉你啦，你这多管闲事的小混蛋，不准你再登门吗？我不准你再来。你胆敢不经我允许闯进我屋里，我就有权使用暴力。我拿枪毙了你，信不信？上帝见证，我会的！至于你，先生，”他转向我，“也同样要警告你，你那个臭行当，我知道。你要有本事，去别的地方逞能好了，我这里用不着你。”

“我就是不离开这儿，”我的委托人硬气地回答，“除非戈德弗雷亲口告诉我他有自由，没受限制。”

我们这位主人暴跳如雷，按着铃。

“拉尔夫，”他叫着，“打电话，警察局，叫他们派两个警察过来，就说这里有强盗。”

“等一下，”我说，“你必须知道，多德先生，埃姆斯沃思上校有权指控我们来他家完全非法，但另一方面，他也该知道，你所有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他儿子的深厚友情。我冒昧说一句，如果允许我和埃姆斯沃思上校谈五分钟，我一定能改变他对本案的全盘看法。”

“我没有必要改变，”老军人吼道，“拉尔夫，叫你去你就去，还等什么？快给警察打电话！”

“不需要这样，”我把背往门前一靠说，“警察一出场，你原来害怕灾难降临，这下子灾难可真要临头。”我拿出笔记本，撕一张纸很快写一个词。“这个，”我把纸递给埃姆斯沃思上校说，“就是我们前来这里的原因。”

他瞪眼凝视着纸，脸上只剩惊愕，怒容立时消失。

“你怎么知道？”他喘着气，重重地往椅子上坐下。

“鄙人的职业就是了解情况，在下只从事小小此行当。”

他坐着，陷入深思，举起枯柴般的手摸摸乱胡须，然后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好吧，你们要见戈德弗雷，你们见吧。我并不愿意，是你们强逼我的。拉尔夫，通知戈德弗雷先生、肯特先生，五分钟后，我们到他们那边去。”

五分钟后，我们走过花园，到了小道尽头那间神秘的小屋。一个蓄胡须的矮个子站在门口，露出一脸惊疑。

“怎么搞的，埃姆斯沃思上校，”他说，“这一来，我们的计划全部乱了套。”

“我没有办法，肯特先生，手脚叫人牵住。戈德弗雷先生能见我们吗？”

“可以，在里面等着。”他转身带我们进一间稍大的客厅。室内陈设很简单，一个人背对火炉站立，我的委托人一见就跳上前伸出手去。

“啊哈，戈德弗雷，老朋友，你好呀！”

可是对方挥手叫他后退。

“不要碰我，吉米，站远点。是呀，你觉得奇怪！我再也不像B骑兵队那个一等兵埃姆斯沃思啦，是吧？”

尽管他面貌异常，但还是可以看出他以前是个五官端正、皮肤被非洲太阳晒得黝黑的英俊男子，但如今深皮色之间出现异样的白斑，使他的皮肤黑里泛着死白。

“所以我不能见客，”他说，“你没关系，吉米，你的朋友不要来，我知道是好意，可你这样对我不利。”

“我要弄清楚，你是不是一切都好，戈德弗雷。那天晚上我看见你，你在窗上看着我呢。不把事情弄清楚，我不能放心呀。”

“老拉尔夫告诉我你来了我家，我忍不住要看看你。可我不希望你看见我，所以看到你要开窗，我赶快跑回小屋。”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啊，事情说起来也简单，”他说，点上一支烟，“你记得那个早晨，比勒陀利亚郊外，铁路东线上布弗斯普鲁那一仗？你听说我被打伤了是吗？”

“是呀，我听说，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三个人和部队断了联络。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地势复杂。我们一个是辛普森——我们叫他秃头辛普森的那个人——一个是安德森，还有我。我们是在追击一个布尔人，不料遭他的暗算，反而中了他埋伏，两个人被打死，我肩部中了一颗猎象的子弹。全靠我还能拼命趴住马背，跑出好几英里，最后晕过去，从马鞍上滚了下来。

“等我清醒，天已漆黑。我挣扎着坐起身子，只觉得疼痛无力。忽然看见有房屋，离我不远。那房子好大，有南非式宽游廊，许多窗子。天很冷。你记得那里一到晚上，冷得手脚麻木，那寒气又湿又阴冻死人，跟清新气爽那种冷不一样。呵，我感到彻骨寒冷，我多么想到那房屋里去躺下。我摇摇晃晃站起来，一步一步拖着身子，人迷迷糊糊。我依稀还记得爬上台阶，一扇大门敞开着，进去，到一间大屋子，里面有好几张床，我一下就倒在一张床上，才舒坦地喘着气。床上铺好被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过来就盖。我身子正发抖呢，被褥往身上一盖，马上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已是早晨。一看，我不但没来到安全地方，反而好像跌进一个鬼梦世界。南非火辣辣的太阳透过没帘子的窗户直晒进来，使这间刷得洁白的宿舍的每个角落都显露无遗。我的床前，站一个矮子，像个侏儒，脑袋特别大，犹如大葱头，嘴里咕咕噜噜一个劲说着荷兰话，挥着手，那手可真怕人，像海绵体。他身后站着许多人，都是看热闹，好像挺稀奇。可是我一看见这些人，立刻毛骨悚然，没一个人是正常人样，个个不是七歪八扭，就是水肿变形，他们笑起来如同魔哭鬼叫，听着就起鸡皮疙瘩。

“他们没人会说英语，可是这情形一定得沟通讲清楚才行。那个大头鬼越说越生气，嘴里在叫骂，像头野兽，他伸出变形的手揪住我，要拉我下床，不管我肩头的伤口还在流血。这个矮鬼力大如牛，真不知道他会如何对付我。这时进来一个人，已有些年纪，明显是个负责人，听到这边吵闹就进来。他用荷兰语训斥几句，揪住我的人马上躲在一旁。这个人然后转向我，瞪大眼睛奇怪地看着我。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皱眉问我，‘别动！你已经累极了，肩头伤口马上要处理。我是医生，马上找人帮你包扎。跟你说，小伙子！你在这里要比在战场上危险得多呀！这里是麻风病院，你睡的是麻风病人的病床！’

“我还用说什么呢，吉米？看来，由于战火逼近，这班可怜的病人头天都被疏散了。之后英军开到，我才被这位医务总监送回来。他对我说，尽管他自信他对这种病有免疫力，也绝对不敢像我这样在麻风病人床上睡一夜。他让我住单独病房，帮我细心护理。一星期不到，我转移到比勒陀利亚总医院。

“现在你知道了我是多么倒霉。我起先还心存侥幸，可终究不能幸免。一回到家，就出现症状，吓人哪，你也看到我脸上这模样，逃不过呀。怎么办呢？我只有单独住这间屋子。我家有两个仆人，可以完全信得过，这是自家的房屋，可以让我住。这位肯特先生，是外科医生，愿意保守秘密，好心来照顾我。也只好这样做，简单易行。另外一条路，就太可怕了——去和陌生人一起绝对隔离，过那种日子，永远没有回家的希望。我们必须绝对保密，否则，即使在这偏僻的乡下，也要引起骚动，一定要把我送进麻风病院。就连你，吉米——也不敢让你知道呀。我父亲怎么会让你来，我真无法想象是什么道理。”

埃姆斯沃思上校指指我。

埃姆斯沃思上校指指我。

“是这位绅士，强迫我这样做。”他打开我写给他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麻风”，“我是想，他既然知道是这个病，那就只好让他全知道，才能保住秘密。”

“应该如此，”我说，“难道这样做一定没有好处？我知道只有肯特先生一个人负责看护病人。请允许我问一句，先生你是不是这方面的专科医生？据我知道，麻风是一种热带和亚热带病。”

“我科班出身，具备合格的医学专业知识。”他板起面孔回话。

“这没问题，先生，你有资格，但我要说，你也会同意，像这种重大疾病，多听听别人意见，很值得，很有必要。你们没有这样做，我知道，是怕结果不得不把病人送走，隔离起来。”

“是这样。”埃姆斯沃思上校说。

“我早料到是这样，”我说道，“所以我请来一位朋友，医术医德兼备，他绝对谨慎可信。我曾经为他效过劳，出过一些力，现在请他来提供意见，以朋友立场，而不是医生立场。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一听我这么说，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的惊喜之状，简直就像南非军中一个刚提升的小尉官要受到大元帅总司令罗伯茨勋爵接见的那个样子。

“哦，不胜荣幸。”他诺诺连声。

“那好，去请詹姆斯爵士到这里来，他现在正在门外马车上。还有，埃姆斯沃思上校，我们都到你书房去，我可以把事情大致解释一下。”

这时我就想念起华生来了。我这点侦探的手艺，原仅雕虫小技而已，全靠华生巧设悬疑和妙用赞叹使之高潮迭起，并将我原不过是按部就班的平实调查夸大升华为奇迹。现在由我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没有这点技巧和本事，我也就只好平铺直叙，罗列一些思考过程，如同现在对这几位少数听众所讲。所谓听众，还包括戈德弗雷的老母亲，她也来到了埃姆斯沃思上校的书房。

“谈谈思想方法与步骤，”我说道，“先作出假设。当你作出几种假设，首先排除掉绝对不可能的诸因素，最后剩下来的，也许看来仍有疑虑，但实际上一定具有真实性。剩下来或许还会有几种解释，那就一一加以证实，最终有一个结论最可信，理由最充分。好，我们现在就运用这个原则来对这个案子予以论证。为什么这位先生要在他父亲大宅外的小屋被隔离、禁锢起来？对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有三种解释，可以这样假设：要不是隐匿罪犯，就是得了精神病又不希望他进疯人院，不然就是得了什么病，需要保密隔离。除此之外，其他假设都不可能。那就对这些假设进行衡量比较，作出筛选得以去伪存真。

“首先，隐匿罪犯之说，经不起检验。当地没有犯罪报案，也没有未决案件，这一点我相当肯定。然而，也可能犯罪还没有被发现，那么按家族利害关系来说，应该把他送出国才是上策，而怎么也不会藏在家里。这种藏匿行为我看无法解释真相。

“其次，精神病发作，乍听有理。把人隔离起来，一般要派一个人去看守。现在这个人出入都锁好门，以强制禁闭屋子里的人，这也加强了假设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看管又不是十分严密，否则，病人不可能自行跑出来，去看朋友。你该记得，多德先生，我探讨过几个问题，比如问你肯特先生读什么报纸。如果读《柳叶刀》或者《英国医学杂志》，那就能支持我这一假设。再说，将精神异常的病人留在家里，不属非法行为，只要有合格的专人看护，向有关部门备案就可以，何必这么煞费苦心保密呢？所以，这个推理还是不能符合事实。

“剩下第三种可能性，罕见，不太寻常，但是处处吻合。麻风在南非是常见病。这个年轻人十分不幸，不知怎么搞的偏偏染上这种疾病，令家里人极度惊恐不安。他们希望不要送进隔离院，那就要严格保密了，防止走漏风声，因为消息一旦外传，当局有关部门马上要来干涉。如果出高薪聘请一位忠心耿耿的医生，来专门照顾护理病人，这是不难做到的。这就有理由解释，病人在天黑以后可以出来自由走动。这种病，普遍症状是皮肤泛白。这样假设，可能性看来最大——既然最有可能，我就大胆行动，加以证实。我一到这里，看见拉尔夫戴着手套，我注意到手套浸过消毒药水，而正是他负责送饭到小房子，到这里，我的最后疑点已经完全消除。上校先生，我写个词给你看，告诉你秘密已经暴露，我之所以写出来而不是用嘴说出来，是为了向你证明我处事谨慎，你完全可以信赖，请相信我，没事。”

我刚讲完以上简单分析，书房门打开，皮肤病学权威被请进来。他一向如狮身人面像一般，脸上带着不解之谜，现在却显得轻松和蔼，眼神也充满温馨与希望。他大步走向埃姆斯沃思上校，热情握手。

“我总是为人带来不幸的消息，难得有好消息，”大权威说道，“可是今天要说的消息可是好消息：他不是麻风病。”

“什么？”

“是典型性类麻风病，或者叫鱼鳞癣，一种鳞状皮肤病，影响仪容，非常顽固，但是治得好，也绝无传染性。确实，福尔摩斯先生，事情常有巧合。但这是不是巧合呢？还是其他不明原因造成的呢？不得而知。可能这位年轻人发现自己接触传染病以后，就产生恐惧心理，引起生理反应，结果越怕越像是真，我们可以这样看吗？不管怎么样，在下以职业荣誉作担保——哦！夫人晕过去了！我说肯特先生，快给她护理吧，她是太过惊喜而休克，就会好的，没事。”

（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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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与下一篇是由福尔摩斯本人讲述的探案故事。

(2) 布尔战争（Boer War），又称南非战争，1899—1902年南非英国人与南非荷兰人后裔之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