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很伤脑筋，歇洛克，”迈克罗夫特说，“我最讨厌旁生枝节打乱我的习惯，可是当局说我不处理不行。照暹罗那边目前的情况看，我现在离开岗位那是最糟糕的事了。可是这实在是个危机，我从来没有见过首相这么心烦意乱。至于海军部——像捣翻了蜂窝，乱哄哄一团。这个事你们报上看到了？”

“我们刚刚注意到。是什么技术文件？”

“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万幸呵，还没有公开，一旦公开，那报纸舆论就要闹得不可开交。遇害青年口袋里的文件，是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书。”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说话的严肃态度显示这项计划事关重大，他的兄弟和我坐着听他说下去。

“你们都听说了？我想大家都知道。”

“只知道个大概。”

“这件事至关重要，这是政府的机密之机密。我告诉你们，在布鲁斯-帕廷顿潜艇活动半径范围内，不可能再有海战发生。两年以前，提交国会的国家财政预算私底下另外拨出一大笔款项，用在这项发明专利上，并采取一切防范措施严加保密。这项计划无比复杂，包括三十个单项专利，每一个单项都是构成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书保存在机密办公室的一个精工制作的保险柜里，这间机密办公室毗邻兵工厂，办公室门窗都有防盗装置。设想到的无论何种情况下，计划书都不可能从办公室被盗走。如果海军总监要查阅计划，也必须到乌尔威奇办公室去才行。可是，我们想不到会在伦敦市中心，在一个年轻小职员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些计划书。官方获悉，竟然会出这种事，简直可怕极了。”

“幸好都被你们找回来了吧？”

“没有，歇洛克，没有！所以情况就难以收拾了。我们没有找到。从乌尔威奇拿走了十份文件，卡多甘·韦斯特口袋里只有七份，最关键的三份不见了——盗走了，失踪了。你把所有事情都暂时搁下，歇洛克。警察、法庭上的那些案子、普通案子别管它了。这是个重大国际问题，你务必要解决。卡多甘·韦斯特为什么要偷文件？失踪的文件到哪里去了？他怎么死的？尸体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发现？怎么样才能挽回、弥补这场灾祸的损失？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就为国家立下大功了。”

“为什么你自己不解决呢，迈克罗夫特？我能做到的，你都能做到。”

“也可能是这样，歇洛克。问题是要过细侦查。你把侦查到的细节事实告诉我，我可以坐在椅子里，回答你，给你提供专家意见，很管用的意见。可是要是东奔西跑，要去走访铁路路警，眼睛还得夹上一只放大镜——这个样子，不是我能做的事。不行，这只有你来做，你是能够查明真相的人。如果你想在下一次光荣榜上有你的名字——”

我的朋友笑笑，摇摇头。

“我侦办刑案，是为工作而工作，”他说，“当然这问题摆在面前，有几点很有意思，我乐意过问一下。就请你再提供若干事实。”

“关键的几个问题，我这里有份摘要，连带有几个地址，这对你会有用。负责文件保管的官员是政府著名专家詹姆斯·瓦尔特爵士，他的荣誉事迹和头衔在名人录里占有两行的位置。他恪尽职守一辈子，如今头发已花白，是正人君子，在上流社会，是每个家庭欢迎的座上贵宾。最要紧的一点，这个人的爱国主义政治品格，毋庸置疑。保管保险柜钥匙的，连他是两个人。我要说明一点，星期一上班时间，文件绝无疑问是在办公室里，詹姆斯爵士大约三点钟离开去伦敦，钥匙带在身上。出事的整个晚上，他在巴克莱广场的辛克莱海军上将家里。”

“这件事得到证实了没有？”

“证实了，他的兄弟瓦伦丁·瓦尔特上校，作证他离开乌尔威奇，辛克莱上将又证实他是到了伦敦。所以，詹姆斯先生在这一个问题中，不再有直接的嫌疑。”

“另一个有钥匙的是谁？”

“一个正科员兼制图员，锡德尼·詹森先生，四十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沉默寡言，有点脾气，但总的来说，在公务上有杰出纪录。他与同僚关系并不密切，工作上则是兢兢业业。根据他的说法，他星期一下班以后，整个晚上待在自己家里，钥匙挂在表链上，没有离过身。这些也已由他妻子陈述作证。”

“给我们讲讲卡多甘·韦斯特。”

“他服务已有十年，工作表现很好，年轻人急性子，脾气暴躁，但是个爽直、忠厚人，大家有目共睹。我们都喜欢，一点也不嫌他什么。他在办公室里仅次于锡德尼·詹森，他的职务使他每天要亲自接触计划书。此外没有其他人接触计划书。”

“那天晚上是谁锁的计划书？”

“锡德尼·詹森先生，这位正科员。”

“好了，是谁拿走了文件，那就完全清楚了。东西也是在副科员卡多甘·韦斯特身上发现的，这就是结论，不是吗？”

“是这样，歇洛克，可是有着许多情况无法解释。首先，他为什么要拿文件呢？”

“我想是计划书值钱吧？”

“他很容易就卖得好几千英镑了。”

“除了拿文件到伦敦去卖，你看还可能有别的动机吗？”

“没有，我看没有。”

“那么，我们应该以这项动机为出发点来作假设，韦斯特要拿到文件，只有私配钥匙才办得到——”

“得私配几把钥匙，因为要开大楼的门、办公室的门。”

“那就应该有好几把私配的钥匙。他拿文件到伦敦出售机密，无疑还打算要把计划书都放回到保险柜里，第二天早晨才不会被发现遗失。他到伦敦实施叛国行为，结果送了命。”

“怎么送的命？”

“我们可以假设，他是在回乌尔威奇的途中被杀害，被抛出车厢。”

“在阿尔盖特发现尸首，过伦敦桥车站已相当远了，这是他去乌尔威奇的路线。”

“他经过伦敦桥，可以假设有多种情况。比如，车厢里有一个人，他正与这个人秘密会面，会面了结果导致当场动手行凶，他丢了性命。也可能，他企图离开车厢，人摔出去，掉在了铁轨上，摔死的。另一个人关上车门，大雾很浓，不会被人发现。”

“根据目前所知情况，无法作出更充分的解释。但是你要考虑一点，歇洛克，还有多少问题你没有接触呢。我们假设一下，看是否解释得通。这个年轻人卡多甘·韦斯特，早就打算把文件偷到伦敦，他必然和外国间谍约好接触，又要把这天晚上安排得不致引起怀疑。但事实并非这样，他拿两张剧院戏票，陪他未婚妻走到半路，忽然溜掉，人不见了。”

“盲目瞎猜。”莱斯特雷德说话了，他一直坐着静听谈话，听到这里已憋得不耐烦。

“这未免太离奇了，这是说不通的第一点。说不通的第二点：假定说，他到了伦敦，见到了外国间谍，他一定要赶在早晨以前把文件带回来，以免被发现文件遗失。他拿了十份，口袋里只有七份，另外三份哪里去了？他当然不会出于自己的意愿遗失三份。再有，叛国得到的钱呢？应当发现一大笔巨款在他口袋里呀。”

“这个，我的看法很清楚，”莱斯特雷德说，“我一点也不怀疑是这么回事：他把文件偷去卖，见到间谍，双方价钱谈不拢，他就离开回家；但是间谍跟着他，在火车上把他杀掉，取走最重要的文件，将尸体丢下火车。这样就能说明一切问题了，还有不清楚的吗？”

“身上为什么没有车票呢？”

“车票上的站名会暴露间谍住的地方，所以就把车票从被害人身上拿走。”

“对，莱斯特雷德，很对，”福尔摩斯说，“你的推理很严密。不过，真是这样，本案就结案了。一方面，卖国贼已死；另一方面，布鲁斯-帕廷顿潜艇计划书，可想而知，已经到了大陆。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绝非无事可做，歇洛克——要采取行动！”迈克罗夫特叫道，人站了起来，“我的直觉，这种讲法不对头，没那么简单。有你的用武之地！到案发现场踏勘！走访有关的人！把每块石头都翻它个个儿，一块不漏！从你干这一行至今，还没有过这样的大好机会来为国效劳。”

“好吧，好吧！”福尔摩斯说，耸耸肩，“来吧，华生！还有你，莱斯特雷德，麻烦你，陪我们走访一两个钟头，行吗？我们从调查阿尔盖特车站开始。再见，迈克罗夫特。天黑以前，我向你报告，不过有言在先，你别抱太大希望。”

一个钟头以后，福尔摩斯、莱斯特雷德和我站在地铁的案发地点，这里出了隧道马上就到阿尔盖特车站。一位谦恭的脸色红润的老先生代表铁路公司接待我们。

“年轻人的尸体就躺在这里，”老先生说，指着一个地方，离开铁轨约有三英尺距离，“不可能是从房屋什么的上面摔到这里，这里，你们看见了，都是实面的光墙，没有窗户，所以只有从火车上摔下来。那列火车，经我们查实，一定是星期一午夜经过的那一班。”

“检查车厢有没有暴力痕迹？”

“没有暴力迹象，也没有看见车票。”

“发现有开着的车门吗？”

“没有。”

“今天早上发现新证据。”莱斯特雷德说，“有位旅客，经过阿尔盖特，他是搭星期一晚间十一点四十分普通地铁列车，说是列车快到站之前，听见咣的一下，好像有人摔到铁路上的声音。因为雾大，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没有报告。哟，福尔摩斯先生怎么啦？”

我的朋友脸上表情紧张，盯着看铁轨呈弧度弯出隧道。阿尔盖特是枢纽站，是个路闸网点。他专注地投去急切、疑问的眼光。我见他警惕的脸色，抿起嘴唇，鼻翼翕动，浓眉紧蹙，他这种表情我十分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