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韦应物  

    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

    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

    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

    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

    作者

    *韦应物(737—792?),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关中望族,玄宗天宝十年(751)以门资恩荫入官为三卫郎。肃宗乾元元年(758)进太学,折节读书。代宗广德元年(763)为洛阳丞。代宗大历九年(774)为京兆府功曹。贞元中曾任左司郎中,世称韦左司。在此前后曾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世称韦江州、韦苏州。有《韦苏州集》。

    鉴赏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刺苏前期,韦应物十分关心民生疾苦,表示“于滋省氓俗,一用劝农桑”(《登重玄寺阁》),要干出一点有利于人民的事业来。他曾训诫下属,必须“矜老疾,活艰困”,凡贫民拖欠的赋税,命令“乡计之而白于县,县审之而上于郡”,然后由刺史根据实情予以蠲免(见李观《代李图南上苏州韦使君论戴察书》)。他的这种行为,曾受到史家的赞扬:“若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亦可谓循吏,而世独知其能诗耳。韦公以清德为唐人所重,天下号曰韦苏州,当贞元时为郡于此,人赖以安。”(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牧守”门)因此,即使在酣歌宴饮中,他也没有忘掉民生的疾苦。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为首六句,写宴集之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森严,寝室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缘由。宴集适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官务骤减,感到特别轻松自在。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嘉宾满堂,诗人怎能不喜形于色呢?发端数句,不泥不脱,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并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显然还包括显示刺史华贵、威严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更直接的原因。他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愿望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不康与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极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间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显然来源于历年来当地方官时所得感性印象的积累、提炼和升华,是弥足珍贵的。但是现在又将宴集享受了,如何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在这一帖麻醉剂的作用下,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去宴集享乐,不必再受良心的责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们是大可不必为此而苛责韦应物的。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逢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疏果为主。这就从侧面反映了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着美酒,一边听着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证之以顾况和诗,更可见当时与会者文思之高涨、诗兴之勃发。顾诗云:“好鸟依佳树,飞雨洒高城。况与二三子,列坐分两楹。文雅一何盛,林塘含余清。”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缴足题目上“诸文士燕集”之意。

    总之,这是韦集中一首名作。白居易称赞它“最为警策”(《吴郡诗石记》),明杨慎称赞它“为一代绝唱”(《升庵全集》卷五十四),除了着眼于它的艺术成就外,主要是赞扬韦应物民胞物与的伟大襟怀。“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推己及人,居安思困,一饭不忘来处,这是他关心民瘼、搞好政务的动力。而唐刘太真的《与韦书》则着重从艺术上指出它的特色:“顾著作来,以足下《郡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宋、齐间沈、谢、吴、何,始精于理意,然缘情体物,备诗人之旨,后之传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横流,师挚之始,《关雎》之乱,于足下之文见矣。”(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六)认为韦此诗能缘情体物,上继《诗经》优良传统,既有情致,又有骨力,这是极中肯的评价。

    (姜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