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恨　歌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报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鉴赏

白居易作《长恨歌》时，马嵬事件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有了相当的时间距离。李隆基、杨玉环这一对帝妃的生离死别故事，被传说赋予特殊的美感，使得《长恨歌》不同于《哀江头》，减弱了现实的悲痛，增强了浪漫的感伤。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成名作，也是广为传诵的唐诗名篇之一。诗成不久就给诗人带来声誉，据作者自述：“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与元九书》）作者身后，唐宣宗更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之延誉。诗是好诗，无可争议。然而关于此诗的主题却是古今聚讼纷纭。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一说讽刺玄宗荒淫误国；二说歌咏生死不渝的爱情；三说双重主题。文学鉴赏的实践表明，越是杰作，由于结构层面较多，象征意蕴越难穷尽，故有“诗多义”之说。主题的认定，实即多义的取舍。《长恨歌》的中心内容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故事，这是一场生死之恋。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还是客观效果上看，都是一篇言情杰作。

作者友人陈鸿谈及此诗的写作缘起：“元和元年（806）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色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一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长恨歌传》）显然，荒淫误国不能称为“希代之事”，而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生死之恋才是“希代之事”。这样的“希代之事”经过“深于诗，多于情”的诗人的润色，主题的走向可想而知。白居易自己就把《长恨歌》编入“感伤诗”，而不编入“讽谕诗”，题词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用题卷末》）又对元稹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凡此，都足以表明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创作实际，从客观上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意图。

长诗共分三大段。从篇首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安史之乱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恋史。劈头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暗用汉武帝遇李夫人故事，“倾国”出自于李延年“北方有佳人”那首歌，后来成为绝代佳人的代称。“重色”二字不能说没有托讽，不过讽刺的分量太轻，与其说是唐玄宗的弱点，毋宁说是人性的弱点。（《礼记》谓修身当“如好好色”，作者《李夫人》诗谓“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便是明证。）“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二句与史实大有出入，不像陈鸿《长恨歌传》那样哪怕是委婉地指出杨氏本是寿王妃这一事实，这种润色或美化，其目的和效果都是明显的。接下来有六句写杨妃的承宠。《丽情集•长恨歌传》形容杨妃的美是“绿云生鬓，白雪凝肤。涯饰光华，纤秾有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仅限于静态的描摹，不胜痕迹。相形之下，白居易抓住一个动态和美的效果来写杨妃之美，何等灵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避开正面描写，却引起更生动的关于美的印象。

昭应县（今陕西临潼）东南骊山有温泉，开元中建温泉宫，天宝中改华清宫。玄宗常于其地避暑越冬，设有浴池十余处。得杨妃后又“别疏汤泉，诏赐澡莹”。赐浴温泉自以春寒时最舒服。水何谓滑？实乃间接表现肌肤的光洁，从水洗凝脂的形象不难悟出“滑”字之工。作者语言平易而绝对细腻，故有别于唐诗中的粗浅一派，此即一例。温泉浴汗，出水后会感觉乏力，诗人通过眸子、肌肤、浴态等生动细节，写活了一个美丽而性感的杨妃，给后世戏曲家和画家以无穷的灵感。继十句写杨妃的专宠。南朝民歌“打杀长鸣鸡”一首形容蜜月中人“春宵苦短”，是情有可原的，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则是说不过去的，这两句和“承欢侍宴”几句写唐明皇宠杨贵妃，应该说是有托讽的。不过这种托讽的分量太轻，不足以改变全诗的总体倾向。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自注：“天宝五载（746）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亦可移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二句。“金屋”又关涉《汉武故事》，极言妃之宠幸。

接下来有四句写杨氏一门沾光。妃有姐三人，大姨封韩国夫人，三姨封虢国夫人，八姨封秦国夫人，富比王室，恩泽势力过于大长公主。可自由出入宫禁，乃至素面朝天。从弟铦为鸿胪卿、锜以侍御史尚主，从祖兄钊赐名国忠，授金吾兵曹参军，后任宰相。妃父玄琰追赠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这就是“姐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所据事实。故当时谣谚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怒，君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杨妃专宠，光耀门第，居然改变了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心理，诗中的慨叹很深。继六句写乐极生悲。“骊宫”即华清宫。“霓裳羽衣曲”本《婆罗门》曲。开元时从印度传入，经玄宗润色为著名的舞曲。“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宜告了李杨纵情欢娱生活的终结。写安史之乱仅两句，只作为对爱情生活产生破坏的事件来写，也表明《长恨歌》写的是爱情悲剧而非政治悲剧。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写唐玄宗、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和玄宗对死去的杨妃无时或已的怀念。十句写马嵬之变。大乱初起，玄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皇出逃，杨国忠首倡幸蜀，此之谓“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可见一路人困马乏。马嵬驿在咸阳之西，距长安“百余里”。由于军中积怨，突生哗变，国忠被杀，殃及杨妃。从政治角度歌咏马嵬之变的诗人，总是冷静地判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杜甫《北征》）、“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郑畋《马嵬坡》）。唯独白居易写出了一个割不断情根爱胎的玄宗，“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讽刺之笔哪得如此惨痛飞迸！在诗人笔下，堕入爱情炼狱的玄宗，将逐渐洗清“重色”的表象，而袒露出一颗情种之心。

“黄埃散漫风萧索”八句写赴蜀路上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借萧索、孤凄、暗淡的景物色彩，及月色铃语给失眠者的特殊感觉，渲染出玄宗的悲痛。据《杨太真外传》，玄宗一行至斜谷口，时霖雨涉旬，于栈道闻铃声隔山相应，玄宗悼念杨贵妃之情愈切，遂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月无心可伤，铃无肠可断，而谓之“伤心色”“断肠声”，以伤心人别有怀抱（对照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天旋日转回龙驭”六句写光复后还京路上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至德二年（757）九月收复长安，十二月玄宗从蜀归，过马嵬坡，派人备棺改葬杨妃，挖开土，香囊犹在。“不见玉颜空死处”的“空”字，极写出他心境的悲凉。时过境迁，他那难以消减的悲痛感染了左右，此时是“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本应归心似箭，快马加鞭，但玄宗却打不起精神，“信马归”三字可见意懒心灰。

“归来池苑皆依旧”十八句写回京后身为上皇的玄宗对杨妃更深的相思。玄宗还京后居南内兴庆宫，因邻街与外界接近，肃宗心腹恐变生不测，使迁至西内太极宫甘露殿，处境更凄凉。当初在幸蜀路上，玄宗曾以《雨霖铃》曲授张徽，回京后复幸华清，从官嫔御无一旧人，因于望东楼令徽复奏此曲，不觉怆然。诗中写他看到池中的芙蓉想起杨妃，看到宫中柳叶想起杨妃，正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李清照《武陵春》），从春到秋，年复一年，此情有增无减。“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间接是说，玄宗自己也是岁月不饶。诗人不惜以八句篇幅写他的孤眠难熬之夜，大肆渲染环境。有人嘲笑“孤灯挑尽未成眠”一句“寒酸”，理由是“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烛，明皇自挑灯者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续录》卷十九）“此尤可笑，南内凄凉，何至挑孤灯耶！”（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殊不知这正是离形得似，不拘实录的妙笔。冬至前夜晚逐渐增长，“初长夜”是说难熬的夜晚还在后头。说到“星河”则暗逗“当时七夕笑牵牛”（李商隐《马嵬》）的情事，正是往事不堪回首。“鸳鸯瓦”是两片嵌合的瓦，它在字面上有反衬失伴的孤单的作用。凡此种种，都可见诗人意匠经营。以上写各种场合，四时交替，而玄宗悼亡之情无时或已，这样的钟情，不但“在帝王家罕有”（清洪昇《长生殿•例言》），也超出了市井一般情种的水平。弗洛伊德说，性本能能够升华，即此时对于特定的兴奋可以确定一种更高的，显然不再与性有关的目标，一种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我们文化的最高成就就应归功于这种以升华方式释放的能量。“假使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郭沫若《梅花树下醉歌》）《长恨歌》中的玄宗的生死恋，就升华到了精神恋爱的、纯情的高度。当他的精诚感动了一个道士，诗篇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篇末，在一个幻想的神仙世界中，刻画了死者对生者刻骨铭心的眷念，补足了悲剧主人公之一的杨妃形象。诗人所据，应是王质夫转述的民间传说（方士致魂魄的情节，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亦有之）。“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几句，最有山重水复之妙。当初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就叫“太真”。这便是蓬莱仙岛传说的现实凭借。“金阙西厢叩玉扃”到“在地愿为连理枝”，以细腻的笔墨写杨妃接见道士的情景和对话。仙府重深，须经辗转通报的手续（“小玉”“双成”皆神话中女子，此作太真妃的侍女），当睡眠中的杨妃得知玄宗使者到此，先是一“惊”，然后是“揽衣——推枕——起徘徊”三个动作，表现出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珠箔银屏接连打开，云髻半偏便下堂来，表现出她迫不及待要见使者的心情。她依然那样美丽，下堂的步态就能使人想见当年的舞姿。诗人以“梨花一枝春带雨”形容她的“玉容寂寞泪阑干”，贴切而形象，真“淡处藏美丽，虚处著工夫”（清方虚谷语）。诗中刻画杨妃神情，每每抓住一双眸子传之，前有“回眸一笑”，此处有“含情凝睇”，可谓善绘。

诗中省去了道士的致词，而重在写杨妃的答词，寄赠旧物与信誓：“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数句采用了“分总”辞格，钗、合、金、钿四字反反复复，在音情上渲染杨妃缠绵悱侧的相思，淋漓尽致。这民间式的旦旦信誓，丰满地刻画出一个同样执著于爱情的杨妃形象。根据当时传说，“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汉时赵人，以善望气致宠，后被告发有诈被杀）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昔天宝十载（751），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之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长恨歌传》）诗的最末几句便写这一情节，骊宫（诗云“长生殿”）之誓，被诗化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尽管通过杨妃的誓言和行动丢下了一个希望，但他并没有来一个廉价的大团圆结局。因为誓中虽有“愿世世为夫妇”和“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头，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李商隐《马嵬》），大错今生铸成，遑论来世？“只有等待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好像说很有希望，其实是很悲哀、很无奈的话。李商隐《马嵬》结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也就是“长恨”结穴所在，但说得露，不及白居易的结句有悠悠不尽的余味：“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悲剧性结局，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喜欢“大团圆”的模式，尤为难能可贵。

无论是从创作动机还是客观实际看，歌颂生死不渝的恋情，感伤因为情深缘浅而导致的“人生长恨”（李煜《相见欢》），才是《长恨歌》主题所在。白居易基本上是从一种超政治功利的角度，即人性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发生在玄宗与杨妃间的生死之恋的。《长恨歌》的崇情倾向，明显受到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它事实上和唐代中叶爱情传奇的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莺莺传》的元稹，作《李娃传》的白行简，分别是诗人的密友和胞弟，这该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长恨歌》可以说是一篇诗体传奇，尽管主人公有帝王贵妃的特殊身份，但他们和普通人一样爱，一样犯错误，一样受苦，也一样的被理解被同情。

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无名人《焦仲卿妻》曾是一个孤立的高峰。杜甫创作了一大批叙事诗和叙事性很强的政论诗，成为文人叙事诗一大作手。但他的叙事诗如“三吏”“三别”篇幅短小，笔墨尚简；史诗如《北征》等，则无故事性，非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在具有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这点上，《长恨歌》可与《焦仲卿妻》比美。清王湘绮说：“白居易歌行纯似弹词，《焦仲卿妻》诗所滥觞也。”而弹词特点就是演说一个故事。一向与《长恨歌》齐名的《连昌宫词》（元稹）“虽然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但它基本上是指陈时事，没有什么故事性。作为一首七言长篇叙事之作，《长恨歌》比五言诗《焦仲卿妻》在技巧上的显著进步表现在描写的细腻上。

《焦仲卿妻》诗的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大多是通过个性化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直接描写不多，人物动作描写则很简单。而《长恨歌》得力于说唱文学和传奇文，在人物外貌和心理的刻画上细致入微。“侍儿扶起娇无力”“君王掩面救不得”“九华帐里梦魂惊”几段写人物动作何等生动！“黄埃散漫风萧索”“西宫南内多秋草”几段刻画人物心理何等细腻！环境气氛的烘托也称绝妙。前段写男女欢爱，一连串“春”字及温泉水滑、芙蓉帐暖，烘托出的环境何等温馨！后段写生离死别，则多用秋景，鸳鸯瓦冷、翡翠衾寒，渲染出的环境何等悲冷！在叙事的同时，《长恨歌》始终保持诗的特质，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它的韵文形式内流动着一股反复歌咏的情绪，“不是在讲说一个故事，而是在歌唱着一个故事”（何其芳）。便使得长诗易记易唱，感染力特强。

《长恨歌》还创造了独特的美学风格。“那气息的超脱，写情的不落凡俗，处处不脱帝皇的nobleness（雍容气派），更是千古奇笔”，“把悲剧送到仙界上去，更显得那段罗曼史的奇丽清新，而仍富于人间味”，“全诗写得如此婉转细腻，却仍不失去雍容华贵，没有半点纤巧之病。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过分的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傅雷家书》）《长恨歌》既哀感顽艳，又庄严美丽。歌咏唐玄宗、杨贵妃孽缘，像《哀江头》《远别离》那样的政治抒情诗，李杜有之，他人亦能有之；而像《长恨歌》这样的传奇叙事诗，李杜亦不能有之，唯白居易有之。这为白居易在后世被评为唐代第三大诗人，增加了很重的筹码。无怪清赵翼评道：“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色，可歌可泣……自是千古绝作。”（《瓯北诗话》）

（周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