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五岁开始记事。对前些年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亩产几十万斤没什么印象。那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沸腾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撰文宣布：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伟大领袖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一九五九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饿。

有多饿呢？眼睛是绿的，看见一只苍蝇也想把它拈入嘴。我就吃过苍蝇。最好吃的是麻蝇，味道有点甜；最难吃的是那种绿头苍蝇，有屎味。吃苍蝇是有技术含量的，撕掉苍蝇的翅膀用口水打湿再囫囵咽下，那只会让一起玩的小朋友看不起。得全须全尾放入嘴里，用舌头缓慢地把妄想在口腔中打转的苍蝇抵至上嘴腭。苍蝇脚在舌苔上激烈地挣扎，微痒，麻麻酥酥，感觉就真的不要太爽了。这时再用牙齿咬住苍蝇的翅，把苍蝇头小心抿下，呸一声吐出苍蝇的肚腹，这才算大功告成。

现在看一些书，说人饿了，想吃鱼呀肉呀，那是扯蛋，人真饿到一定的份上，就只想啃白米饭。其他什么香的甜的辣的鲜的，那都是肚子里有东西嘴巴又闲着才会想的。

让人毛骨悚然的传闻跟鬼魂一样，时不时沿着乡村通往县城的路蹿来。比如说，有的人走着走着，腿一软，身子软下去，就再也爬不起身。这是活活饿死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发起癫狂，抓起地上的瓦片与锋利的石头，往肚皮上割，这是吃了观音土憋得太难受的；还有的村庄因为与别的村庄抢粮食，双方发生械斗，打得尸横遍野。最可怕的一种流言是讲大人吃小孩子。说是交换着吃。据说有户人家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煮了，尽管很小心，屋子里还是飘出肉香，结果被人发现，活活打死，尸体也被分着吃了。这是不是谣言，那时的我是没有能力分辨的。到了晚上，母亲不让我出门，说有“拍花人”，小孩子见了他们，魂魄就要被拍走，就会稀里糊涂的跟着那人走，还会自己把自己洗涮干净再跳到烧了沸水的锅里去。这话说得恐怖，但我不大相信。母亲虽然下了禁令，我仍然与伙伴们偷偷跑出去，在山野田间寻找食物。那年头也真邪，青蛙、昆虫都少见，更别说美味的野果。真饿啊。大家都被装在一个疯狂蠕动的胃里。连灌木刚抽出的新芽都被剥食殆尽。面对着荒芜寂寥的土地，大家与蝗虫没有任何区别。

相对于院子里的其他孩子，我是幸运的。继父是司机。“汽车一响，黄金百两。”继父隔三差五能弄来小袋的米面。每逢此时，母亲像做了贼，紧闭门窗，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吩咐我去窗台边观察是否有人靠近。母亲真是多此一举。不过，她的小心也不无道理。院里有个老头，不知从哪弄来小半袋发霉长芽的土豆，藏在床铺底下，半夜自己起床扔火里煨，被儿媳发现了。儿媳大怒，用火钳追得老头光脚满院跑。等到那凶悍女子打累了，再回去一看，土豆长腿不见了。

母亲的改嫁是对的。若我生父还在，可能我早已在六道轮回中打滚。只是，令我厌恶的是，只要继父在家，每晚必与母亲弄出那种可怕的声音。房门隔音效果差得出奇。母亲浑似被人掐了脖子，一声长两声短。继父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公牛，身上卷起一层粗壮的黑色毛发，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喊什么呢？喊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

那时我对他们干的勾当似懂非懂，对这种声音无比愤怒。它就跟铁锉一样，锉得我手指头发了颤。

我决定教训这两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把自己好不容易逮到的青蛙剥掉皮，没烤熟吃，在吃晚饭时，悄悄放在母亲床上，用被子掩好。整整一夜，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尖叫与继父的耳光。但事情并未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发生。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既往起床煮粥，继父抓住门楣做了几个引体向上，神采焕发。我等他们不在，再次潜入母亲的房间，想问问那只死去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青蛙不见了。消失了。我好像是在发梦。但我分明又找到了被我剥下的青蛙皮。难道那只裸体的青蛙复活跳走了？又或者说，继父与母亲在做完床上体操后，累了，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记得母亲曾瞒着继父偷偷吃过活蝌蚪，后来不知为什么就不吃了。很多年后，借助于一本文革记忆的小说，我才弄明白原来母亲吃活蝌蚪是为了避孕，据说那是“简便、省钱，稳当可靠和无任何副作用”的避孕法门，当然这种毫无功效的伪科学在五八年左右就得到纠正。令我诧异的是，母亲当初为什么会想避孕？母亲这一生实在有太多琢磨不透的地方。

这一年，值得高兴的事也有。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比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街头巷尾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整日喜气洋洋。许多孩子在有水泥地的单位走廊上，捏着粉笔头画台线，用断砖为网，以小木板为球拍，拿揉成一团的废纸为球，嘴里呼喝，来回厮杀。我蹲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得津津有味，口涎流出，肚子也不饿了。那些大孩子，老拿木板球板在我屁股上拍，拍得还特别有力。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又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他们打球，只好把臀部奉献出去。打球特别消耗体力，孩子们打了一会儿就不打了，坐在石阶上呼呼喘气，比赛谁的痰吐得远。一个孩子，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黑黑瘦瘦，嘴蛮大的。他有一个白色的真正的乒乓球，是亲戚从省城带来的。大家不爱与他玩，他从来不肯把球贡献出来，老独自坐在角落里，用舌头舔那球，说有什么爆米花的香味。这种鬼话谁信啊。那天不知道是咋的，可能是他舔得太恶形恶相，一个大孩子见了非常生气，扑过去把他压在身下，去抢那球。大家再拖起舌头轮流去舔，人人有份。我也伸长了舌头，果然有一种樟脑味。那孩子急了眼，跳着脚去抢球。球瘪了，烂了，就算是放至热水中也恢复不了原状。那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发了狠，把乒乓球放在嘴里猛嚼，居然一块块全咽下肚。我们就围住他，问好吃不？那孩子眼泪汪汪，啮咧着牙齿，冲我们咆哮。结果惹大孩子又生气了，捏住他腮帮子，从中摸出两块碎片往自己嘴巴里搁，立刻吐出来，抓住他一顿揍。

六零年得浮肿病的人更多了，人们的腿都很胖，用指头戳一下，就出现一个凹坑，这凹坑能维持几分钟。许多孩子都热爱上这种游戏，互相撸起袖管，比谁腿上的凹坑更持久。输了的人要学狗叫，学狗爬，还得让赢家骑在背上。米饭永远也不够。鸡蛋卖到二毛钱一个，还有价无市。这相对于母亲每月十六元七角的工资收入，贵得离谱。母亲一发狠，花了三元钱，悄悄从黑市里买来一只芦花鸡，瞒着邻居放养在卧室的床铺底下，每天去看鸡屁眼，还摸黑去地里挖蚯蚓喂食母鸡，寄希望它能多下几个蛋。缺少光照的母鸡没几日便瘦骨嶙峋，别说下蛋，连命都快保不住。母亲愁眉苦脸，用绳子绑了母鸡的脚，提心吊胆把它装在竹篮里，用衣服盖住，吊在屋檐下晒，自己蹲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害怕它暴露在要割资产阶级尾巴的劳动人民的视线下。母鸡很听话，从不在篮子里打滚，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看着这只不下蛋还要与自己抢口粮吃的母鸡很生气，可奈何不了它。有一次，我差点逮到它，结果被它在手背上一啄，跳出门。母亲可能与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心灵上的感应，在厨房放下扫把，三步并作两步堵在门口，就像张爱玲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母亲把鸡护送回卧室，并赏给我一记耳光。我很愤怒，又拿这只五德之禽没办法。还好，不久继父替我报了仇。这只自作孽不可活的母鸡竟然在夜晚跳上母亲的床，或许以为继父那身汗毛是草地，低头想啄出虫子。正在鏊战中的继父吃了这一啄，大怒，抓住鸡脖子，一拧，就要了它的命。知道这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吗？就是六零年的那口鸡汤。这辈子我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喝的汤了。我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碗底，舔得舌头吧嗒吧嗒响。

饥饿让人们生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六一年流行起一阵子把米饭反复蒸煮的法子，据说这样能把一碗米煮出二碗饭。充分吸收了水份米粒的个头确实要大一些，可吃到肚子里，该饿的时候还是照样饿。我不大理解，这什么反复蒸煮，说白了，不就是煮稀饭吗？可能那时候的肚子也是人们的敌人。因为很难战胜它，所以就得想法子来哄着它。

说起来，我真是一个坏蛋，因为肚子饿，学会偷东西。那时，我已经七岁，再高的墙也能攀援而上，肢体的灵活性毫不逊色于猿猴，能在一大片屋顶上穿来跳去。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鸡蛋，是在政府食堂。上级机关经常下来检查工作。食堂要安排伙食。鸡蛋打在碗里，搁在灶上，与我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我够不着。食堂的窗户虽然开着，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我也钻不进去。我想出办法，去河边找了一根芦苇管，趁人不注意，把管子一头伸向碗底，美美地吸上几口，真爽啊。这些腥的蛋清会在舌头底下跳舞。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而且，食堂里那位个子与屋檐一般高的做菜师傅实在凶悍，在发觉我偷鸡蛋后，挥舞着锅铲，试图把我拍扁。我不怕他。我往他的菜锅里撸鼻涕，扔石头。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他的秘密，哈哈，这个王八蛋也偷鸡蛋，鸡蛋虽然都有专人点数，食堂里有几个人互相监督，但这家伙的手法快，在打鸡蛋时，能把蛋清刮入围裙下掖着的薄膜袋子。我找到一根铁丝，把头磨尖，绑在棍子的顶端，等他做菜时，隔着窗户，去捅那个薄膜袋子——一捅就破。蛋清稀哩哗啦淌下来，淌了他半条裤子。他兀自不觉，就有眼尖的人发现了，问，你裤子上是什么？我在窗外笑得打跌。

后来的事就不好笑了。食堂主任匆匆赶来，脸色铁青。这位做菜的师傅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开始用巴掌打，后来用锅铲打，打得头破血流。我并不晓得其中厉害。这算是偷窃国家财产。轻者开除，重则可以送去坐牢。第二天，做菜师傅从食堂消失了。等我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年之后。他那样高的个子实在是很难让人忘记。坐在手扶拖拉机上，身子随着颠簸的车厢一跳一跳。车厢两边面对面坐着六个人，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手里拿着鞋子，在互相扇嘴巴。他脖子上吊着的木牌子上写着“盗窃国家财产”几个黑字。别人都把头高高地往后仰着，他不，把头往前凑去。他的半边脸肿得比南瓜还要大，头发落满霜雪。他的劲真大，把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小老头打哭了。

人民历来都是粮食短缺的承受者，被大批饿死的现象向不绝于史书——尽管革命总是以他们的名义进行。而他们的革命目标也往往只是在革掉皇帝的命以后，自己来做皇帝。这种农民起义在教科书中虽然有着所谓的推动时代前进的意义，但给当时的士绅阶层与更多的平民百姓所带来的常是灭顶之灾。“黄巢兵围陈州，因军粮短缺，便将附近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赶以特意打造的巨型石磨中，舂为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便纵兵四掠，俘人而食。”

一个个庞大的王朝在时间之河中轮回。饥饿于文明史若附骨之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老老实实地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我无意指责什么，也不想提那几年茅台酒的产量有多少（酿造1公斤茅台需要消耗近5公斤粮食。以60年912吨的数据计算，约折合952万斤粮食），更不愿意去已经解密的曾经尘封多年的外交档案里查核那几年中国对外援助额，只是想说，在度过这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母亲反而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她得了浮肿病。政府对浮肿严重的人发了糠饼。糠有利尿的作用，吃了能消肿。虽然糠饼发了一段日子就不发了。母亲还是常常念叨，“若没有那几块糖饼，我早就去向马克思报道了。”母亲把一腹怨言都给了老天爷与苏联老毛子。

母亲原本在一家纺织厂做女工，嫁给我继父后，调到该厂财务室做会计。她没受过什么教育，非常聪明，很快学会了借贷记账。纺织厂在山边，与县医院一个在山南一个在山北。母亲做女工时，我溜去车间玩耍，那时的机器始终在轰鸣巨响。车间里还装著喇叭，在不断地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蒙着口罩的女工们在一排排锭子间往返奔走。她们没有半刻停歇，一天也不知道要走多少公里。因为太疲倦了，有时人会突然歪倒，被旋转的锭子打得头破血流。大家就赶过来掐她的人中，给她喂水。受了伤的女工在医务室做过简单包扎后，马上回到锭子旁。这让我很奇怪，难道她们都是铁打的吗？而且，母亲在回到家后还要做饭、洗衣，屋里屋外忙个不停。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天是阴的，没有雨，与青蛙的白肚皮差不多。我去纺织厂玩，兜里揣着一块面疙瘩。这是我用一块磁铁、几枚大头钉与一只很罕见的蓝蜻蜓与另一个绰号青皮的孩子交换来的。吃苍蝇吃的最好的是青皮。他比我大两岁，极瘦，肚子却大，也不知里面装了什么。面疙瘩我一直舍不得吃，实在饿了，拿到鼻尖嗅嗅，捏来捏去，捏成黑乎乎的一团。当我爬过几条涵管，试图翻越工厂的围墙时，看见母亲的同事明姨。我本来很喜欢她。她老爱用鼻尖蹭我的脸，还爱用结满老茧的手捏我的鼻子。她有个儿子叫大头，与我玩得很要好，五九年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鼻子里流出乌黑的血，一下子人就傻掉了，每天爬在地上吸泥巴吃。

明姨靠着一面凹下去的墙站着，两只手扶着墙。一个男人弓身站在她后面。我不认得他是谁。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他们的裤子褪到膝盖下，身子一动一动。我懵掉了，不敢动弹，联想起母亲与继父晚上那些古怪的姿势与发出的声音，嗓子眼儿伸出一个小巴掌。明姨脸上有着让人害怕的表情，眼球子瞪出来，里面布满血丝。那男人忙活完了，开始拎裤子。明姨转过身，摊开手掌，嘶哑着嗓子说，“拿来”。

那男人一愣，“昨天不是给了两块吗？”

明姨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那男人嘀咕着，从兜里摸出一个东西递过去。那种东西我们管它叫“馍的。”是一种用糠、米、椿树叶一起蒸制出来的半圆体，很耐饥，吃一个能管一天。我的胃不争气了，叫唤起来。我小声咳嗽，猛地下定决心，捡起石头朝他们扔去。那男人一惊，把“馍的”扔在地上，撒丫子沿着山路往下飞窜。明姨吓着了，低下身往墙壁下的涵管里钻去。她太慌乱了，连裤子都来不及系，却记得伸手去抓“馍的”，结果裤腿绊倒她，她摔倒在地，头撞在涵管上，手中的“馍的”顺着山坡滚到我面前。明姨低低呻吟，仰起头往我这边看。她头上已淌下血。我也真是吓着了，像被枪打了，捡起“馍的”钻入另一条涵管，翻过山坡一口气奔到远离纺织厂的野外。

人这种两足无羽的生物，骨子里都坏透了。

我别说忏悔自己的罪，还得意洋洋地把自己做的孽到处宣扬。我那时已成了一群孩子的头，很威风，自封司令。日日夜夜率领着这帮顽童四处做恶，还跑到明姨家朝她屋子里扔石头。直到今天，我都不敢相信年仅七岁的我居然会行下这样大的恶。明姨的名声很快便坏透了。她丈夫把她关在屋子里绑起来打，绑在柱子上，用那种很结实的麻绳反捆住。我们趴在屋脊上津津有味地看。一开始只是扇耳光。明姨不吭声，让她丈夫打，把脸打得胖胖的。那个小男人打疼了手，就拿扁担抽。明姨说，“你打死我吧。”那男人愈发愤怒，嘀嘀咕咕说了许多话，喝起酒，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应该是厂里的工业酒精。小男人没多久又是哭又是笑，突然拿瓶子敲在明姨头上。明姨的头朝一边歪过去。男人仆倒在地，呼呼睡去，鼾声响亮。

还记得我开始说的那些“磁铁、大头钉与蓝蜻蜓”吗？青皮在一边捅我的腰，说，“你敢把那东西挂到她脖子上去，我就把它们还你。”青皮的手指着院子里晾着的一双布鞋。那是一双破鞋。破鞋在那个年代的意义是每个孩子都能心领神会的。我当时真被鬼魇住了，并没有犹豫多久，或者说，若有犹豫也只是犹豫被抓住的风险。

我舒展开双臂，沿着墙壁轻滑下去，掂起破鞋，蹑足来到明姨前面，小心翼翼地挂上去。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甚至还朝被绑在木板床上正用迷惑不解的眼神瞪着我的大头，吐出舌头，露出一个可怕的鬼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