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是火坑也得跳进去

贼马既退，道君太上皇还宫。这一时期的大宋朝廷，洋溢着难得的祥和气氛。然而，“贼”是怎么退的？人家还会不会再来？就没有人费脑筋去想了。

大臣们在忙些什么呢？意识形态建设。大伙都在建议立东宫、开讲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等等。

台谏方面所议论的也不过是批判蔡京、王黼之党，人事清理无休无止，尽显出中国古代一贯的政治特色。至于防边御寇之策，反而置之不问。

李纲私底下非常担忧，但现在谁还想听“乌鸦嘴”嚷嚷着居安思危呢？国情如此，一个人、两个人是没有法子扭转的。李纲现在能说了算的，就是他这个“国防部长”本职内的工作。他与同僚许翰拟出了一份调发防秋之兵的报告。

宋朝自开国以来虽然崇文抑武，但是民间尚武风气相当盛行，这与我们后人的想象大不一样。当时各州县都有自发的民兵社团，比如“弓箭社”、“刀弩手”之类。此外还有保甲武装，即基层有组织的民兵。李纲准备把这批力量利用起来，防备秋凉马肥时金军可能的骚扰。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在河北、河东和陕西一带，共有二十万人。李纲拟把他们派到要害之地，作为辅助防御力量，这样对金人也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这个建议实际上完全可行。但是交给宰执一讨论，有人说“不须如此”，于是就搁置在那儿了。

李纲又请示，请准许监察御史以上的朝官和在外的监司、郡守、帅臣，各自推荐在用武方面有智略的官员，由枢密院登记姓名，量材录用。这一条，钦宗批准执行了。

李纲还上奏道：目前在京步军有十余万，都隶属于“三衙”（中央军事机构），近年不复操练，士卒骄惰。一旦有事用之，才临时派将佐统领，兵将互不相识，难以打胜仗。李纲提议，应由枢密院选派官员，对在京军人进行训练，编练成固定的队伍，以备战时使用。这一条，起初钦宗批准了，但是殿帅王宗濋等人不高兴。他们认为，兵是归他们管的，现在要交给国防部来管，不是乱了套么，实在有违祖宗制度。国舅说话自有份量，钦宗于是下诏，此举不再实行。李纲接旨后，窃叹：“事之难成也！”

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场特色：一人有热情，众人泼凉水，至于国家是否受益，没人管了。

不久，少宰吴敏又建议，应设置一个“详议司”，专门检查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凡是应当改革者就逐步实行改革。钦宗一开始也是答应，有诏让李纲、徐处仁、吴敏为提举官，负责这件事。工作刚刚开展没两天，耿南仲便提出异议，一直把这事给搅黄了为止。

吴敏气得上表请求辞官，皇帝又不答应。李纲看不过去，上奏道：“陛下即位于国家艰难之时，应该刷新朝政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懈怠，一日复一日，未闻有所变革，近欲置详议司讨论改革，忽而又罢之。如今边防诸事也很粗疏，物资供应都不能保障。臣以为，对当前爵禄过滥、花费国家财产太多者，应稍加裁抑之，以足国用。此事乃为政事之先。”

钦宗被李纲说动，让李纲把改革建议一条一条写来看。李纲于是奏上三十余事，其内容，最主要的有两项：裁减节度使和改革三省吏治。节度使这一职务本来是大宋初期优待开国勋臣的，俸禄特厚。因当时人数较少，这项支出也不多。但如今因为血缘、亲戚关系得到这个官职的一年比一年多，国家不堪负担。李纲建议：今后除有边功者外，都应该换授普通官职，以抑其滥。

另一项改革建议是关于三省堂吏的转正问题。开国之初，吏转官只到正郎职务为止，后来渐渐可以转至中奉大夫了。李纲建议，今宜复祖宗之制。

对李纲的这些建议，钦宗都非常同意，下诏交给三省去办理。殊不知，李纲的这个“改革建言三十条”可不是一般的建议，拿今天的话说，是触及了改革的深层问题，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来自反对派的反击相当的冠冕堂皇。没过几天，在京城的通衢大道上，忽然有人贴出公告，白纸黑字写着：“知枢密院事李纲奏请裁减以下各项官职……”同时又在东华门贴出公告，说：守御使司给诸军的“卸甲钱”（慰劳费）多寡不均，皇上特批再补充下发一笔。

李纲闻之，惊骇莫名。这第一个公告泄露了朝政机密，等于让他成了众矢之的。第二个公告就更是扯蛋，因为守御使司还没开始发放卸甲钱呢！李纲连忙去打听内幕消息，原来是宰执中有人密告皇上说，李纲太得京城军民之心了，怕有所不测，因此用这个方法离间之。李纲大为忧惧，心想这一来，自己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他正想乞求罢官时，刚好守御使司申请补进“武副尉”（武官职名）二人，上报了一个申请报告，皇上批出的批语里竟有“作福作威，大臣专权，断不可长”之语。

这不是明明白白有所指么？皇帝变脸怎么会这么快？

李纲更加惶惧，立刻在钦宗面前申辩道：“臣在担任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之初，得旨一切可以便宜行事，还发给我空白名告、敕、帖等三千余张，用以奖赏有功将士。自置司以来，仅用了三十一张而已。现在呈报的这二人，乃是携带御前蜡书至太原的士卒，当时臣与他们有约，只要拿到太原方面的回报就给他们授官，所以今以空名帖给他们授官，并奏闻陛下，乃遵上旨，非专权也。臣处于孤危之地，为人所中伤者不可能只有这一次，因此愿免去现任职务，乞归田里。”

钦宗当然无话可说。他实际上是使了一手极其拙劣的“驭下术”，就是忽然变脸，让臣下摸不着头脑，从而知道上司的厉害。一般的低能领导或者自信心不足的上司，特别喜欢用此法。

但李纲是什么人？刚刚千军万马里拯救过大宋国运的功臣，怎么能吃这一套？于是，就开门见山去问个究竟。

钦宗只好温颜慰谕，说：“偶批及此，非有他意。”

笑话！皇帝做批示，能不过脑子么？李纲解不开心里的疙瘩，遂退居定力院（官员休闲沐浴场所），写了札子递上，待罪乞去。又是接连上了十余道辞职表章，皇上皆批答不允，还派了宦官来请上朝。

李纲见求去不成，索性径自乘船出了通津门，想就这样一走了之。钦宗知道这事闹大了，连忙派宦官去追，要求务必把他宣回。宦官们好不容易追上李纲，挽舟入城。等送到了家，又从外面把门锁上——看你还往哪里走！

翌日，李纲见了钦宗，像教训子弟一样，发了一通牢骚：“人主（皇帝）之用人，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根据原则伺候皇帝），不可则止（不行就拉倒）。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得无疑（我既没法消除您的猜疑），又不令臣得去（又不让我离去），不知此何也？”

钦宗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对李纲“安慰久之”。

其实，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命名为“李纲困惑”。这个荒谬现象，是自古官场、职场中的下级人员总也消除不了的最大困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来就是领导兑现不了的漂亮话。凡是信誓旦旦说出这话的上级，对下级十有八九是“边用边疑”。你要是干得一般，还不至于有大碍；要是干得出色，抢了领导风头，那“疑”就更大了——疑你不忠、疑你另有企图、疑你有颠覆倾向……甚至，瞪着眼睛怀疑你能力低下！

李纲很清楚这些，当然感到很受伤。自此多告病在家，每日都想求去，只是未能遂心愿。

——能把一个人的满腔热情化为心灰意懒，这样的机制，大概只是我们这里才有。

我们再来看大宋的外部情况，和平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自靖康元年五月起，很意外地，西线狼烟又起。原来，宗翰匆忙撤军以后，还留下了一些余部，继续在围困太原，攻城甚急。并且宗翰此时的撤离，也没撤多远，只是退到了云中（今山西大同）就在这个时候，知枢密院事许翰误听谍报，对形势有所误判，认为金军此去，是大规模和大踏步的后撤，因此他强令种师中率部去救援太原。

种师中此时担任河北制置副使，具体任务就是增援三镇。去解太原之围是他份内的事，但他对宗翰的去向还摸不大准，一时间有所犹豫。

许翰心急，再三催促种师中进兵，并给定了期限，他甚至指责“小种”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不愿无端被猜疑，被迫留下辎重粮草，轻装出发，同时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分道俱进。

很快地，种师中的前锋就进抵距太原二十里的石桥，中军也到达了寿阳的石坑。由于这次行军迅速，金军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很少遇到抵抗。“小种”将军也由此麻痹大意起来，以为金军真的是强弩之末了。

就在这时，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说：榆次方向有金兵来袭。“小种将军”起初没当回事儿，以为不过是金军北撤途中的零散部队，岂料来敌却是赶来阻击的金军主力！

宋军骤遇强敌，仓猝应战，局面极为不妙。但“小种”将军不愧是一代名将，带领部下与金军苦战，五战三胜，并进抵榆次。此时，如果姚古等军陆续赶来，在兵力对比上，宋军就会占极大优势。然而关键时刻，又是内部出了问题。

大宋文武官员中流行的“怕死基因”又起作用了。姚古手下有个部将焦安节，一贯惧敌怯战，他慌报军情，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遂致姚古、张灏两军逡巡不前，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会师。

种师中部陷入重围，在被迫撤到杀熊岭时，再次遭到金军重创。这支队伍打到此时粮草不足，士气低落，几乎全军溃散。种师中身边最后仅剩百余将士。

但“种家军”的这面大旗，确是名不虚传。“小种”将军身中四创，仍裹伤力战，最终为国捐躯。

此后，金军主力从容回师，在祁县以东的盘陀击溃姚古部，在交城击溃张灏部。宋军首次救援太原的行动完全失败，朝野为之震动。虽然事后焦安节被处斩，姚古被贬官，但已于事无补了。

大宋在西线刚刚获得的优势，一下就丧失了！

军事方面前几日还是精兵强将，咄咄逼人，而今战死的战死，战败的战败，一派灰头土脸模样。而且偏又祸不单行，大宋唯一能让金军胆寒的名将种师道，这当口也因老病罢归。

宋军前线顿失屏障！

针对这个局势，李纲认为，太原若失，则牵动太大，汴京将更为孤立，还是应派大军再次援救。此外黄河以北也应以重兵防守，作为京师的屏障。而尚书左丞耿南仲和少宰唐恪，却都主张割地求和。每日朝议，双方都要争论不休。

钦宗还是摇摆不定，对李纲的建议只是一个“容再议”，就撂到一边了。

唐恪与耿南仲视李纲为眼中钉，就给钦宗支了一招：建议任命李纲为河北宣抚使，以替代已经退休的种师道。

这个建议很突兀，连钦宗也甚感诧异。但是唐、耿两人花言巧语，把钦宗给说动了。加之钦宗内心也不愿有个“乌鸦嘴”老在身边絮聒，于是决定让李纲担任河北宣抚使，总领河东、河北军事。

这个任命若是对一员大将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而对李纲来说，却无疑是推他进火坑。须知，作为文臣提出战略部署，和作为武将亲自带兵打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有的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但李纲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钦宗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布了这一任命。李纲大出意料，再拜力辞，说：“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若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

钦宗只是不许，马上叫尚书省写敕令，要当面授给李纲。

李纲心里很愤怒！他纳闷儿：大宋的朝政怎么没有一天是正常的？只得忍住气奏道：“假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也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钦宗答应了，李纲退下后立刻请了病假，又上了札子乞求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的理由，并直截了当地说：“此建议，必出自不容臣于朝者。”辞职报告仍是一连上了十余章，钦宗都批答“不允”，还一个劲儿督促李纲赶快受命。

这时的钦宗，年纪上已是成人，但执政风格却太像顽童。如此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不经大臣讨论，只听个别宰执吹吹耳边风就敢拍板。那些只顾争权、固宠、整人的丧心病狂者，则充分利用了这套愚蠢的决策机制，上下其手，把权术玩到极致——你的威望高、群众基础好，不能公开打击你，那就用抬举你的办法，哄住皇帝，把你推向必然失败的火坑。整了你，还叫你无话可说！

钦宗作为最高执政者，虽然比老爹有所作为，也能注意纳谏，但面对李纲这样功高震主的大臣，私心里还是猜忌，“疑其以军民胁己”。所以，把李纲外放出去承担巨大的风险，是这个小器君主的必然所为。

这场令人憋气的闹剧，引起了朝中正直之士的抗议。以耿直著名的台谏官余应求、陈公辅等相继上书，认为李纲不应离开朝廷。陈公辅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领兵必败。”又言：“李纲忠诚鲠直，异于众人，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他还用至为沉痛的语气，对钦宗强调说：“李纲死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

钦宗一概不听，反而认为这是台谏官在为大臣游说，统统予以罢斥，把他们赶到川陕去监督工商税务。此后，台谏再无敢言者。事已至此，这个帅，到底挂还是不挂？李纲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这时有好心人对李纲说：“李公可知皇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举决非为边事，而是欲借此撵走李公，则京师之人无话可说。李公你若坚卧不起，进谗言者就会更加放肆，说你欺君。皇上一旦震怒，将有赐死之祸，奈何？”

李纲听了，竦然一惊，心想：与其死于小人之谗，还不如死于敌寇之手！于是起而受命。

钦宗见李纲态度转变，很高兴，亲手抄录了《裴度传》赐给李纲。这一举动又显出他单纯的一面，他是真的把李纲看做能一举剿灭敌寇的神人了。李纲怕就怕这种过高的期望值，连忙上札子，做了详细解释：“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对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完全不相类比，而微臣我也不足以达到裴度万分之一。以裴度来衡量臣，实在不伦不类。”

这道札子还谈到了执政用人的根本问题：“诸葛亮《出师表》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君子小人之间的事，与用兵之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诸葛亮之所以专门谈及，是因为寇乃外患，有可扫除之理；而小人在朝，危害根本，难以清除，其患有不可预测者（指亡国）。君子小人之不两立，从古已然。陛下嗣位之初，正遭金人入寇，宵旰忧勤、励精图治，思刷前耻，可比古帝王勤俭之德。然而君子小人犹混淆于朝。小人奸诈成风，未遭罢黜，陛下应留神观察。此事重大，应先于攘逐戎狄。朝廷既正，君子扬眉吐气，抵御外患则不难也！”这话也不知钦宗听没听进去。反正李纲同意挂帅了，钦宗便下诏好一通表扬。

这个河北宣抚司的差事，其实并不好干，直属的兵马只有两万人，战马又奇缺。

李纲为此上奏道：“戎事以马为先，今乏马如此，无以壮军容。昔日唐朝天宝末年封常清出师，幽蓟人观之，见其军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师，安知不如此？战马一事所系国体，非小事也。事迫矣！请搜罗京城民间马匹，按价补偿，可得数千匹。”

钦宗同意，让李纲写个报告上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又发文给开封府说：“宣抚司搜罗马匹，事属骚扰，可不再施行。”这不知又是听了哪个捣乱者的谗言，李纲唯有窃叹而已。

马不行，兵力也不够。宣抚司的二万人，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五军中，又有两军是李纲管不到的。前不久捷胜军在河北叛变，左军已被派去前方招抚。此外右军属刘韐统辖。这个刘韐是新任命的宣抚副使，系唐恪所推荐，李纲起初并不知道这层关系。在将领安排方面，朝廷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以取代姚古；任命折彦质为河东总管，与解潜带兵驻扎于隆德府。

这样，宣抚司直接统领的兵力仅有一万二千人。这点儿人马，在西部战场上作用微不足道，想靠李纲出马扭转战局，前景可想而知。既然朝中小人不是真心想让李纲去立功，那么就不会让他心情愉快地走。李纲向朝廷请拨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宣抚司的开办经费。耿南仲阴阳怪气地说：“当今国库空虚，连皇上也要节衣缩食，每餐饭只有七十道菜，何来如许闲钱？”最后只批下来二十万。

此外朝廷给的期限是六月二十日启程，但各项琐事一时根本办不完。李纲为此忧心忡忡，请求延缓行期。

钦宗问也不问，只批了八个字：“迁延不走，岂非拒命？”

李纲心中惶惧，知道又是唐恪之流在背后捣鬼，连忙写札子呈上，解释之所以不能按期出发的原因。写着写着，他来了气，忍不住在札子中质问道：“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现在是派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荒唐乎？愿将臣的任命一并罢去，另择陛下所信之臣委派，令臣得乞骸骨（退休）。”写完，连同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宣抚使三项任命敕书，一起缴纳了上去。钦宗见了也不恼，只是统统封还，又几次派宦官前去宣召李纲。

李纲觐见皇上，说自己之所以为人所中伤，仅仅缘于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一事。今日奉命出使河北，就无缘再回朝中了！

钦宗吃了一惊，说：“卿只为朕巡边，完事便可还阙。”

李纲苦笑一下，奏道：“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昔日范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外出，安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说到只是暂时出来办事。吕夷简曰，‘参政岂复可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假如臣出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于敌手，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抗敌之议不坚，臣不能有所为，臣自会告之陛下，请求罢去。陛下也应体察臣之孤忠，以全君臣之义。”

钦宗听了又很感动。二十五日，特地在紫宸殿宴请李纲，又赐御筵于琼林苑为李纲饯行，大大奖赏了一回。李纲既然已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其余的也就不再计较，决定按期出发。即使有不测，也不过是死在沙场而已！

他犒赏三军，号令将士，并首次行使宣抚使大权，下令斩了贪生怕死、谎报军情的裨将焦安节，以激励士气。第二天，就慷慨出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