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花

于君

最后见到海野是在五月的一个雨夜。

昏黄的灯影里，记得海野不常穿的一袭藏蓝粗布和服，似被雨濡湿了。

那个五月没有过完，在山手线电车被弃废的报纸上，海野化作了一小块黑白的东京新闻——银座某俱乐部里，有一“牙库匝”朝他头颅开了一枪。

海野也是“牙库匝”，是黑社会的人。东京人说起他们时，会把声音压成神秘，并在自己脸颊上拿食指比划出一刀恐怖。

但“牙库匝”的海野是我短暂异国人生里的一次相遇。

我时常会断断续续地想起海野。

但我说不清楚，想他时何以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日本人每每挂在唇边，确确也是人之常情的对已逝之人的怀念。只是，有过那样的一些片刻，比如在吞吐人流的电车站口，蓦地瞥见一个不撑伞而湿液捷的背影，又比如当一片又一片的灰色风衣和手拎公文包拥挤了东京的黄昏，在那样的一些片刻，我眼前就会一下子浮起来海野嘴角的冷漠和讥讽。接踵而来的，是一种成年人偶然迷路时的心境，有点紊乱，有点绝望。

做了“牙库匝”的海野，是因为厌恶这个世界而被放逐？还是由于遭放逐从而厌恶起这个世界？

我说不清楚。一如我说不清楚与他忘年之交究竟忘年了多少岁，除做“牙库匝”之外，他还在做什么。和海野的交往，似也被放逐在人与人的日常世界之外。最初的海野就坐在他最后坐过的地方。

那张无背高脚椅在我记忆里是一幅安静极了的定格。

那时值岁末。

那时的东京正亢奋在大大小小忘年会的盛杯里。在我打工不久的那家店里，不肯歇息的卡拉OK，哗哗啦啦的掌声夹杂着店老板汗滓滓的助兴咳喝，挤来挤去的客人和女招待……就那样烟雾腾腾着那个夜晚。

就在柜台拐角的地方，当时我看见了唯一一张没被威士忌烧红的脸。那个男人正自斟自饮，目光里布满阴沉。发现柜台里头的我在看他，便操起酒杯，用不变的阴沉目光与柜台这边对峙起来。

他就是最初的海野。看上去十分高大，脸上写着一些凶悍的“牙库匝”的海野。在那个烟雾腾腾的夜晚，他在拐角的地方坐出一小片安静，不动声色，却散发出威慑。

后来在烟雾里听到了海野的歌。

在东京，极少有人那样唱歌的。海野握麦克的手势有点僵，声音十分低沉，且鼻音浓重，很深，很颇，似有一种化不开的男人的优伤。

一如后来那半年里儿回回听到的，海野只唱石原裕次郎。唱的最多的，是那个店里除了海野谁也不唱的《我不悔人生》。

记得曾读过，驰名于世的老巴尔扎克，曾手抚等身的著作，悲镜中白发悔一生沧桑。千古悠悠，真真经得起审问真真值得不悔的人生又在何方？

头一次听海野的“我不悔人生”，我突然想哭。

那个烟雾腾腾的夜晚，海野在唱，而似乎也只我一人在听，边听边洗水池里的一堆玻璃杯。再后来，我就用湿漉漉的手为海野鼓了掌，不，为海野的“我不悔人生”，为我的想哭。

记得海野对我笑了，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仍写着凶悍，嘴角流露着些许讥讽。但我相信当时我是读懂了海野的笑的。

翌日，店老板一脸认真地嘱我，柜台拐角的那一位是“牙库匝”。你乍到日本大概还不晓得“牙库匝”的厉害、凶杀、贩毒、妓馆、高利贷——你急用钱时只好去借“牙库匝”，于是你也就钻进了上吊绳。

可是老板的一段外语里有几个关键性的新单词。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弄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

末了老板叹了口气，说海野那个人，还是小心为好，万一弄出点事件来，他的生意怕也给砸了。

老板何以喊我小心而不嘱别人？莫非海野有点想杀我？抑或觉得杀我比杀别人有意思？

就在老板关于凶杀贩毒启蒙的那个深夜，在末班电车的站台上，想着想着，不由地有些兴奋了。

突然，我的肩膀从背后被人重击，“喂——接着，刚出炉的。吃！”

话还没听完，手里已捧上一只热乎乎的豆沙馅烤面鱼。在街上吃东西并扔东西给人吃，在我的东京时光里，是头一回恐怕也是最后一回。

身旁站了高我一头出去的海野。

“喂，君——”日本人通常把比自己辈份或地位低的对方喊作君，“住哪儿？”

没等答话，出手线电车正缓缓无声地停靠在站台边。

海野伸出一只大手把我和我的大衣拎进车门，顺势把我搁在乘客们小心翼翼腾出来的座椅空心里。

我觉出车里的东京人正一上一下偷瞟着立着的海野和坐着的我。而海野，则用东京人从来不用的大嗓门问我来日本有几天，嘱我用心学日语，之后找个能教人实实在在一技之长的中专读，之后嫁一个像男人的男人……从上车到下车，深夜电车里一直响亮地回荡着海野。

店里的“以拉夏以麻赛”之后若是踱进了海野，老板额头便会拧出一只麻团。

老板头疼海野。

海野往酒店里一坐，邻桌悄悄地就空了。除非那一日特别忙，而客人们又喝昏了头喝大了胆。日本人怕“牙库匝”。老板怕客人们的怕“牙库匝”，从而不敢登门从而断了生意。

但老板对海野总是堆上一脸春风。

他怕海野唤了众弟兄来砸他的店？

或者老板自己就待在某位“牙库匝”的树底下乘凉因而不敢冒犯那个山头？

有一天，老板边一眼一眼瞟着柜台对面的海野，一边提高了声音吩咐我，说海野先生光临的时候，杯子可放一放的，跟海野先生聊聊天不是挺愉快么。然后他又朝海野刮上一脸春风。

不是不明白小本经营的买卖人得有两枚舌头，只是拗不过自己的一份脾气——

我一边头也不抬洗着杯子，一边回答老板，当初来这儿便是专门洗杯子的，有专门聊天的小姐呢。要是店里不需要洗杯子的了，我可另去找一家的。

柜台“嘟”地给人砸了。

“君，好样儿的！”

这样的“嘟”地一声以及大嗓门当然是海野。

那个瞬间，我听见自己血管里似乎也汩汩流淌着些许“牙库匝”。

就从那个瞬间起，在我与海野之间，似砌起一种默契。

他操着那种不断打嘟噜的“牙库匝”口音，我的半夹生日语则越想说清楚什么越说不清什么，隔着又长又宽的硬木柜台，在洗杯子的那些间隙里，就那么说着比划着。

在我现在的记忆里，海野那时的脸孔是何等明朗。

他说他去钓鱼时从不钓鱼。看着鱼，不，看着生命在那样纯净的水里游动，看着那么自然的生命状态，不知为啥就想哭。男人也有想哭的时候。八格。他说。

他还把目光穿过壁纸厚墙，说人类真的文明么，人对自然是何等野蛮。人有多么贪婪，占有占有，能砍的，能挖的，能毁的，能干的人都干了，转过身来假惺惺装天使，再下去一百年一千年……那时海野如同现代影片里的巨怪，目光里会溅出光和火。

偶尔，也有很长的叹息。

人呵，他说，人有了汽车，结果人腿渐渐也就废了。人真可怜，人把自己拴进一根领带囚进一只公文包，斯斯文文你争我夺……

海野是“牙库匝”，“牙库匝”死后是不能升天堂的。但，我面前的海野，那一个个瞬间的海野，脸上是掠过了神圣的。

但海野毕竟是不能升天堂的海野。

我听见过他粗声粗气骂错放了唱盘的招待——那个可怜的女人可能因为怕海野，而把海野心爱的石原裕次郎一紧张放成一首“百分百的男女交际”。八格牙路。那东西也叫歌，人也能唱？！瞪红了眼睛的海野像搧某个男人耳光一样一掌打在那个女孩屁股上。

这样的事情是东京人绝不做的。

东京人无论心里多么窝火当时也会说“没什么”。

的确有很多的东京人真真没什么。当然也有这样的东京人——由错放了歌转而责怪你怎么能把啤酒瓶盖儿搁进烟灰缸，或者找一个更不像是找茬儿的茬儿释放窝火。而东京的色鬼通常是在满员电车的女孩子背后偷偷摸摸。

从海野嘴里，似乎就没听到过哪怕一句的“没什么”。东京人该做的他几乎都不做，抑或不会——譬如频频地朝人鞠躬问候，分寸恰切地微笑，等等等等。尽管听人们说，“牙库匝”的头目们总是笔挺的双排扣英国绅士服，优雅之极。而海野，搭眼一看就不是头目。

海野曾邀我一块儿去喝酒。他说你不会喝酒可以喝乌龙茶，可以看我喝酒。那会儿聊天时你用不着洗杯子。

海野的邀请也用不变的大嗓门，像是要把全店的人都邀了去，且毫无商量。

一旁的老板脸上升起诡秘兮兮的微笑。

八格牙路。海野在骂人。他说东京就这么点出息，就知道男人女人。

就在我既无悲伤又无怀念地断断续续写着海野时，名气很大的富士电视台，一边穿插着有趣的狗罐头广告，一边播放着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的噩耗。

不久前，也在这个节目里，活着但已相当憔悴的他，宣布着自己的身患癌症与斗癌意志。为着朝岛国一亿观众的宣告，他被掏空了大部的内脏，承受了一个肉体生命的极限。

但他死了。死在圣诞节的华灯亮起时灵台被装饰成美丽圣洁的天堂。

他在著名的电视台上亮相了二十个春秋，电视屏幕写下了他不变的和蔼亲切。最后，他的儿子陪他的灵枢，朝他亮相过二十个春秋的电视台一一诀别……一位泣不成声的同样的节目主持人说，谢谢你，我们和我们的观众都感谢你，安心地走吧。

那时我哭了许久。

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为谁而哭。莫非为着一直到死后仍是演员而不是哭过笑过恨过哪怕对着人们喊一句“真疼呵，不想忍受了”的不幸的主持人？也为着化作了一小块黑白的东京新闻的海野？既然白色的天堂花与黑色的地狱花皆随最后一道钟声而失去颜色，我又如何能够判断自已的何以哭为谁哭？

海野死后，在那家酒店里，海野的名字从没有喝完的半瓶威士忌挂牌上，也从常客们的酒后闲谈里，痕迹全无。

不久，那家店也倒闭了。再后来换了新的霓虹招牌，自然也易了店主。

于君（1956—），原名张育华，山东泰安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历任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教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留学生，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随笔集《列岛默片》《裸足的黄昏》，散文《无名草》《还原》《长生鸟》《斑驳的德富芦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