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我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去的凤岗乡，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官宦生涯。

一入官场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凤岗乡国土面积一百零八平方公里，辖十四个行政村、四十一个自然村，全乡人口约五万余人。在县十三个乡镇算是中等规模。因为乘龙快婿的身份，连乡供销社卖烟酒的老头儿都晓得我是来这里镀金的，人人皆曲意结纳。我把岳父写的“清、勤、慎”三字挂在屋内，每日三诵，不敢有丝毫怠慢。

“上面张张嘴，下面跑断腿”，乡镇工作千头万绪，主要有这样几大块，一是搞计划生育；二是推广农业科技，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买种子，买化肥；三是调解邻里纠纷、山林纠纷、经济纠纷、水利纠纷、赡养纠纷、边界纠纷等；四是处理文革遗案，为了冤屈的人们平反；五是收农林特产税以及其他费用，开源节流；六是修水利、修路、修学校，搞村村有电工程等公益事业；七是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务，比如统购公粮、征兵；九是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其中最难的就是搞计划生育。难到什么程度？干部都变成鬼子兵了。牵牛、扒粮、烧房，就不提了。一人超生、九族诛连，也不提了。抓育龄妇女忙乱中误把黄花闺女扎了，这样的事也不提。

说件我上任伊始发生的事。一个三千人口的大村庄，村民多姓吴，民风强悍，有很强大的宗族势力，据说还执行过族规家法，把一对偷情的男女浸了猪笼，事后无一人受到法律严惩。族长大儿媳生了三个女儿，这年又怀上了。村干部上去做工作，好话说了一箩筐，族长眼皮也没抬，端起茶杯送客。十里八乡自然看了榜样。乡里开会讨论，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户。乡镇干部全体出动，打算霸王硬来弓，把这引产做了。到村头，不知是谁走漏消息，黑压压一片人头，人人手执锄头铁锹扁担鸟铳，看那架式像要打世界大战。我们这几十号人马被包围了。乡长姓高，到这个份上，容不得回头，手一挥，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就不信他们敢造反。”带头向村里走去。

族长拦住他，捻着几缕山羊胡须说，“请问高乡长有何贵干？来聊天，欢迎。来抓人，请回。”

高乡长喝道，“党的基本国策，必须执行。今天你的儿媳，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话音未落，人群中跳出几个黑脸妇人，哭着嚎着七手八脚揪住高乡长，伸手在他脸上乱抓。我们这些跟在后面的干部吓一跳，想上前，被这群有组织有纪律的村民横起锄头一拦，不能靠前，眼看着高乡长的裤腰带被这几个泼妇拽掉，面面相觑。这些人是真是吃了称砣铁了心。

凤岗乡一把手牛书记顿脚，“这咋办呢？这咋办呢？”排名在我前边的许副乡长一声怒喝，往人群里挤，横地里敲来一把锄头，当场把他的腿打瘸。其他干部都拿眼睛看我。我也急眼了。高乡长的裤子已经被人扒下，睾丸还被一个妇人捏在手里玩儿。这还有没有王法？党和国家的脸面还往哪里搁？我朝乡派出所一个叫郑海生的民警使了眼色。郑海生掏出枪，对空放了一响。妇人们停下手，也不松开，仍紧按住光着下半身的高乡长。可怜的高乡长躺在地上蹬着两条长腿声竭力嘶，表情是那样无助。族长走过来，眯起老鼠眼，拍拍干瘦的胸膛，说，“有本事，朝这放。”

气氛那个紧张，点一根火柴都要炸了。这句文学作品里经常出现的那一句话，我终于算是明白了。人民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我说，“把高乡长放了。你们清不清楚这是在与国家对抗？这是犯法!是要坐牢的。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我把高乡长领回去。至于引产的事，改天，我再与吴老先生谈。”

我说得很客气。那老棺材瓤子瞅瞅我的脸，说，“说话算数？”

牛书记沉下脸，“算数。就这样办。”

我们撤退了。坐在吉普车里，高乡长提着裤腰带一言不发。许副乡长抱着腿哼哼唧唧。牛书记不断咳嗽。大家都不敢说话。我知道，他们对我有意见。

我说，“那女的肯定被藏起来。就算当时我们冲进村，也抓不到人。示敌以弱。总不能拿真的枪对着那老王八蛋搂。晚上我们再杀一个回马枪。不必太多人，就十个精壮小伙，组成小分队，直扑这族长家的老巢。我带队。牛书记、高乡长在外面接应。许副乡长由专人护送到县里去看病，县里不行就省里，务必不留下一点后遗症。所有人都不回家，不得与他人联系，以防再走漏消息。到凌晨二点，准时出发。牛书记、高乡长，你们看，这样行吗？”

这一夜，我们大获全胜，抓住族长的儿媳妇，当晚送乡卫生院做结扎手术——不是普通的结扎手术，因为高乡长的吩咐，这妇人的两个卵巢都割掉了。

到天亮，把这妇人放回去。那边传出话，要把说话不算数的我给阉了。

我相信他们是真干得出来的，托人把那位老先生请到乡政府，与他谈条件，扒高乡长裤子一事可大可小，放下去一两；提起来千钧，这侮辱的不是高乡长个人，侮辱的是政府。把领头的几个抓去坐几年牢应该没问题。你若不服气，我这就把你送到号子里去。大家真刀实枪干一场。你背后是三千村民，我背后是整个国家。好，现在我不抓人，高乡长受一点冤屈。你大儿媳妇已经扎了，就算了。你不是还有小儿子吗？总有传宗接代的。还有，你们村的学校，乡里先拨钱给修了。今年，化肥特别俏，我做主，多批给你们二十吨。你老这个乡贤的名头跑不掉。

一番话，软硬皆施。老东西见事已至此，也有台阶可下，叹口气，走了。

我写了一份报告，把牛书记、高乡长、许副乡长的功绩夸了又夸，自己一笔带过。再把报告呈给这三位领导过目，他们笑成了三朵花，尤其是牛书记，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要得，这你这后生，不是吃官饭摇官船的嘛。”

这年，凤岗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名列全县第一。

或许有人会骂我们这些乡镇干部，作风简单、粗暴，把党群关系搞得这样恶劣，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服人呢？我不想多加辩解，只说一句话，若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早就共产主义了。

我不无得意地在电话里向陈映真说起此事。陈映真听了后怕，埋怨我不该做这只出头鸟。说，“懂不懂，你现在就是四个字，韬光隐晦。”岳父听了，没说什么。

一九八五年，我三十二岁，调任梨山乡乡长兼党委副书记。不谦虚地说，梨山人民至今也是感谢我的。我还在凤岗乡与老同学电话聊天时得知这几年君子兰价格节节走高，再找农业专家了解情况，发现这是一种很容易种养的花卉，马上找到归林业局管辖的县苗圃，请求派出技术人员在梨山乡大面积栽植各种花卉——不仅仅是君子兰。

凡潮流所趋，必有可疑处。我的判断是：君子兰的价位肯定是被人操纵，在万元户刚刚出现的年代，哪有一盆花卖上万元的道理？但花这种东西肯定会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谓花之物语，牡丹象征荣华富贵；桂花象征光荣；梅花象征刚强；菊花象征高洁；马蹄莲象征纯洁；玫瑰象征爱情……乡财政很困难。我在县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若搞不好，撤我的职。我以乡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货款五十万，试图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花卉养植基地。

今天的我回想这桩骄傲时，必须承认，我的决策也是拍脑袋的决策，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幸好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处，还有自身的赌徒心理，幸运女神光顾了我。这年六月，君子兰的价格突然雪崩，传言是中央某领导在听闻疯狂的君子兰后，表了一句态，“这不就是根草吗？”一夜之间，上万元一株的花变成了百十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十几元，过去几百元一株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在君子兰最疯狂的长春，市政府六月一日颁布《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强调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养植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凡是用公款公物修建花窖的，一律按价付款；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同时进一步调整税收，仍然恢复加成加倍地征收税款的办法。

感谢上帝。这个规定若再晚一天颁布，我那五十万块钱可能就全购买了君子兰的幼苗。可能有人会问，你当初不是已经注意到这是一种投机行为，为什么还要参与？正因为是一场投机，我才渴望马上把手上这五十万块钱翻倍!然后再去搞这个基地。说不好听点，当时一盆叫什么兰的，开价就是六十万人民币。一盆凉水兜头浇来。我在长春给家里打长途，找陈映真，把事情一说。陈映真说，只要钱还在手中就好，赶快回来。

我已经在几位领导面前拍了胸脯，怎么好意思再把这五十万带回家？与同行的技术专家一合计，决定不搞君子兰，搞别的品种，正准备赶去山东看看那里的牡丹，陈映真突然打电话过来，说，她一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省花市上做兰花，目前君子兰的幼苗价格还得好几块钱一株呢。我乐了，南北消息有一个传播期，人们还有一个将信将疑慢慢消化的过程，若能把握好时间差，就能赚翻。只是风险也恁大。我决定花十万块去买幼苗，同时做好二手打算，能在省里的花市消化最好；若消化不掉，拉回梨山，君子兰的培育是有周期的，我就不信过了谷底，它的价格不会反弹。我吩咐陈映真立刻赶赴省城，找她的那位老同学，再去拜访几家批发大户，以县林业局的牌子与他们签订君子兰幼苗的供应合同。同时在长春花市上，树起牌子以每公斤几块钱的价格收入幼苗，预备装三辆大卡车，结果装了八辆，给司机拍出天价，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星夜赶回省城，把幼苗以近一块钱一株的价格转手批出，这十万块钱就变成一百八十多万。这是多么惊人的利润!

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当时是下了天大的决心，用惊心动魄这个成语来形容那几天一点也不过份，我运气也实在是好。省里的那几个批发大户为什么敢于要我这批君子兰？赌的也是时间差。这就像小时候玩的游戏“击鼓传花”差不多，谁若没在鼓声停止的那一刻把花传给下家，那他就跳楼去吧。

当时，所有的钱都过我的手，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只要我分几万块钱给同行的技术专家，大可以把这一百多万瞒下，或者说瞒下几十万是不成问题。

别说我没动心，我那时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块钱。这是够我赚上几十辈子的钱。可惜就是不敢拿，顾虑太多。严格地讲，按其时的标准，我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经济领域投机倒把的边缘，若有人去检举揭发，自己再往里面伸手，弄不好就得去坐牢。何况陈映真已经对她父亲讲了这事。这位老右派思想顽固得紧，把胆大妄为的我训了一顿。我可不敢再拿政治前途下赌。回梨山乡，五十万欠款还了银行，再分了一口汤给林业局花圃，没喘一口气，又赶赴山东，找来技术顾问，引来良种，用这赚来的一百多万搞起花卉养植。再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上海、武汉找销售渠道，一年来风里奔雨里走，到年终，财政收入原本在十三个乡镇中排名中游的梨山乡一跃成为龙头老大，全年乡财政收入实现357万元，比上年增加210万元。

要说那时，真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白天蹲基地，晚上还蹲基地，同时疯狂地阅读各种有关于花卉知识的书籍，没多久，便能与省里的花卉专家过招，侃侃而谈各种花卉的习性、日常养护、虫害防治、常见病治疗、以及授粉、嫁接等等。一时间，人人都知道梨山乡出了一个花疯子。我这人是有疯劲，可能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岳父送我的三个字，我只能做到“清”与“勤”，“慎”字是远谈不上。不过待人接物还算谦虚，知道自己本来屁都不是，是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别人干八小时，我干十八个小时。真不是吹牛。那时体力又好，脑筋转得也快，一晚上只睡四五个钟头是家常便饭。

梨山乡焕然一新。除了搞好这个花卉基地，抓日常工作之外，我还办了二件大事：一是投了三十万给梨山乡小学，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是全县最好的乡级小学。再穷，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没把这句刷在马路围墙上的石灰语录当成广告。二是修马路，把通过县城的那条晴天三尺土雨天三尺泥的烂路改造成一条两车道的沥青马路。总共投资一百七十万，乡里拿了三十万，问县里要了二十万，再直接找省财政厅专款专用拨了一百二十万。没问老百姓要一分钱。

我的事迹引起了县、行署、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敢想敢干有魄力的年轻干部。各级部门的宣传部开始树我这个典型。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是鼓励能人，鼓励农村搞深化改革，把以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阶段转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一号文件”，要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把价格放开，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做市场调节的文章；要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使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九八六年，我做了梨山乡的一把手。这从副到正，无异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惊险的一跳，许多人做了二十年的副乡长、副书记，就拿不掉前头这个“副”字，我这个从政两年的后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把他们甩在身后。靠的是什么？岳父是一方面，“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是一方面，“稀泥糊不上壁”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机遇太好，还遇上贵人。老书记姓龙，是南下干部，没多少文化，平时话不多，却什么都看在心里，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不提，去年底退休了。县里召开会议讨论人事。老书记不请自到，向县委书记递报告，推荐我接任。有人说，小李还太年轻，得有人替他把舵；有人说，李国安这人成绩不少，毛病不少，有点好大喜功。老书记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道，“梨山七万百姓需要这样好大喜功肯为他们办实事的书记。”第二天，老书记得了脑溢血，县里派人去慰问他，他已经不能说话，示意家人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行字：梨山需要李国安。

等我听闻此事后，老书记已经去世了。县委罗书记把这张纸条递给我，拍了拍我肩膀，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对得起龙书记。”现在，还有龙书记这样的官吗？凭心而论，我在梨山前后从政三年，对得起龙书记对我的信任，对得起梨山百姓对我的厚爱。不敢说所有人，十有八九吧。八八年，我离开梨山，就像戏剧里演的那样，许多村庄的百姓自发来到乡政府门口为我送行，鞭炮响了一天，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不送锦旗，捧上了一把万民伞。一些村人还请愿，说，请政府把李书记给我们留下吧。我当时哭了。真有一种圣洁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三年苦没白累，三年的心没白掏。

这年春天，双喜临门，我的儿子李君强出生了。“君子自强不息”。君字也有纪念那一捧神奇的君子兰之意。

我与陈映真聚少离多。大家别笑，连过夫妻生活，进行到半途，我也会突然跳下她的身体，把她晾一边，拧开台灯，趴桌上，抓起笔，把脑袋里出现的主意形成文字材料。

我真是被鬼迷了心窍。总觉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有大把的工作要做，工作总也做不完。梨山那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是用脚量过几遍的。

陈映真生孩子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坐月子时，我只回来过一趟。别人的老公对自己的妻子整天嘘寒问暖，我十天半月不打一个电话。她倒是三天两头给我电话，我随口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有时，工作上遇到难事，还对她发火，对她大吼，把自己的不高兴发泄到她头上。她都默默承受了。她偏偏也是一个要强的人，产假没休完，又去上班了。家里请了一个保姆与我母亲一起带孩子。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念头——地球少了你，照样转动。

梨山乡人富裕了，许多迷信活动也搞了起来，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瞎子由过去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兴风作浪。建新房要请人看风水，结婚要请人看日子，还要测前途、看运气、请人消灾免难。集资兴建家族宗祠的现象日益增多。一些村人还捐资修起一座许天菩萨庙，日日香火不断，逢年过日还演起傩戏。气得我在全乡工作会议上骂娘，说，“你们这些王八蛋，修马路建学校就没钱，搞迷信就有钱啊。”

不过，骂归骂，我还真拿捏不好处理此事的尺度。我已听说有人向罗书记告了我一状，讲我这个人任由封建残渣泛起，并把这事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我犯起愁，强硬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已为我这个花疯子再赢得一个“李绝后”的绰号，再拿搞计划生育的那一套那对付这种有几千年传统的东西，恐怕我又得多一个外号。这倒次要，关键是乡里人手有限。搞计划生育的人都是我临时从社会上招聘来的一帮无业青年，准确说，是地痞小流氓。这帮人甚难管教，干起活来效果虽然立竿见影，私下底没少干偷摸偷拿的事，扒人家的稻谷，扒了一千斤，报上来只报四百。牵人家的牛，牵到路上，拿锤子砸死，各人分走一大块，说是牛自己跌死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道理我是懂的，但如果把他们放到街头，梨山准得鸡犬不宁。我也别想睡安稳觉了。

搞计划生育是国策，腰杆子硬。对付封建迷信，上头没文件精神，不好办。我愁眉不展。陈映真问我愁什么？我老实说了，她也没想出好办法。

这年仲夏，我去省里开会，走在街头，看着天德路那一带逶逦起伏沉浸在黄昏里色彩斑斓的房子。时有蝙蝠从那间著名的佑民寺檐角下飞出，绕树几匝，唧唧有声。深深浅浅的小巷里的灯光逐一亮起。灯下，那些拄着拐杖一身青衫的算命瞎子神态是那样安祥，步履是那样安静。他们好像走在时间深处。

我并非一个虔诚的马列信徒。马克思的唯物辨证法、历史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在我看来是瞎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且仅仅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公理更是扯蛋。说实话，我内心深处对反而那无可明状的神灵总有一种隐隐约约又无法与人言讲的敬畏，包括对陈映真我也未谈起过这种敬畏。我突然觉得所谓的封建迷信活动没有某些人所讲的那些简单。这里面极可能藏着一种我还不大了解的深刻智慧。我的目光落在一家小卖铺柜台上摆着的糕点包装上，上面有两个字——民俗。灵感来了。

以民俗的名义把巫婆神汉等弄在一条街上，通过新闻部门来宣传这条民俗街，再把花卉基地与其搭在一起捆绑，搞绿色农业旅游、特色民俗旅游，把已吃饱了饭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人们吸引到梨山，那可就发达了。一念及此，夜不能寐，当晚，我在省委学校招待所，用了一个通宵写出一个洋洋万言的《梨山乡旅游计划大纲》。

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这份计划，把一万字写到五万字，再重新精炼至一万字，提交给县委常委会议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脑子里只有吃饭干活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新华词典》上还有旅游这两个字。反对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更有甚者，说我失心疯了。我摆事实，列数据，讲道理，一些笨蛋的脑袋就是拨浪鼓。罗书记没表态。这只老奸巨滑的狐狸拿不准我这份计划的背景，他在等上头的意思。我在省里请了一批专家，来梨山实地考察，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行时用各种土特产塞满了他们的行囊，并拍出巨额稿酬，以为润笔费。等到他们拿出相关的文章后，再找关系、托人情，在省党报、晚报、地区日报等各大媒体集中投放，然后把这份计划递交地区行署，同时私底下向岳父汇报。

钱流水一样花出去，我是真怕。精神压力太大了。官场就是一团浆糊，哪怕是一块铁一团火，到在这里，也统统得变成一块牛皮糖，扯不尽的稀皮，躲不过的明枪，避不完的暗箭。乡政府有一个工作人员，年近三十，已为人妇，长得漂亮，叫许芳，为人泼辣，能说会道，敢于喝酒，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还有一个小伙子，叫明海，去年从省农大毕业的，笔头好，酒瓶拿得起。我带着这两个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喝过去，是真喝啊。那些“酒精”考验的好干部是非要看到我们出洋相才心满意足。喝到第二十七天，我吐了血。许芳掉了眼泪说，“李书记，你犯得着这样吗？”我说，“这是梨山的机遇。把握住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现在我们给人家当孙子，以后，人家给我们当孙子。”

许芳说，“李书记，你这样为梨山。你有没有听到梨山人是如何骂你的？”我说，“知道，说我是李绝后。我扒了他们家的房子。”许芳说，“还说你天天在上面吃喝嫖赌。”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反倒想起被皇帝剐了被老百姓生吃了的袁崇焕，最后嘴里憋出半句“浮名自可任毁诋”。

感谢我的妻子陈映真，在看完我的计划书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光提生态农业、绿色与民俗旅游还不够，还得讲扶贫。扶贫，这是政治的大文章。讲了政治，就讲了一切。梨山深山里不是有几个至今仍在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吗？把他们揉入计划，从山上的寨子里迁出来，划出一个地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民俗的一部分。感谢我的岳父，这回，他无条件地支持了我，并为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动用了他的关系。这年冬至，行署召开扩大会议，梨山旅游项目列入议题。我在会上慷慨陈词，为梨山勾勒出一副美好的远景图。计划启动了。掌声响起来，我的眼眶湿了。这半年，我他妈的吃了多少苦。有本小说叫《创业史》，梁生宝为给互助组节省两角钱不住客店而在车站的屋檐下露宿。我呢，在那辆破北京吉普车上睡觉是家常便饭。

一九八六年，梨山乡全年财政收入翻番，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之强。梨山名气大了，连海外游客也络绎不绝。许多梨山籍的海外华人回乡认祖寻亲。我的目光也投向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这种模式说白来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正当我摩拳擦场准备再大干一场时，一场变故打断了我的计划。一九八七年开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我去年扶助上马的木竹加工厂、蚊香厂、地毯厂皆被银行告知银根缩紧，不再对外贷款。更痛苦的是，县里爆出特大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妇以高出银行利息数倍的利率为诱饵，说是做化肥生意，共诈骗集资款近千万元。

集资之事，我早有耳闻，在乡镇会议上也是三令五申，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参于其事。这倒非我有足够的金融知识，而是基于一种本能，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击鼓传花。”我承认流通领域能产生巨大的利润，我也承认化肥等生产资料确实是紧俏物资，拿到批条就是拿到人民币。但我不相信这个农妇的话，我不相信一个有本事搞来几十万吨化肥指标的人没本事在银行搞定一笔借款。何况君子兰之事也给我带来了足够强的风险意识。但我怎么也没料到这场看上去波澜不惊的集资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在案发后暴发出如此可怕的威力。这个貌不惊人面庞黝黑的农妇竟有这样大的胆魄与头脑。暗流汹涌。渴望致富的人们在农妇拆东墙补西壁付出的高额利息面前晕菜了，在农妇用高价从黑市上买来再以低价销售的几车化肥面前糊涂了，攀亲托友，遍寻关系，以求把自己的血汗钱交到她手中，换来一张字迹粗劣的白条。连信用社的主任都受不了这种诱惑，挪用上百万元公款，加入其中。

梨山乡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乡，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案发后，一些被骗的群众天天坐在乡政府门口哭诉，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主。怎么做主？我在会上讲时，你们置若罔闻。现在出事了，就找政府？农妇已经被抓。集资款只追回一半，肯定是先要拿去填补银行的窟窿。其他的皆被这位可恨的农妇挥霍干净。

大家可能无法想象，这位翻身做了几个月慈禧太后的四十余岁的农妇，还养起三个“面首”。警察抓到她时，她正与其中两位小白脸在宾馆床上胡天胡帝。只能这样说，上帝欲让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不过，我私下猜想，这恐怕是女权主义者所喜欢的案例。许多年后，我就读到了一本以这位农妇为蓝本的小说，里面的她时刻高举着一面女权主义大旗。

我本是不必管这些家财荡尽的人。用一个刻薄的成语说，咎由自取。最后，我还是管了，为什么管？因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跪在地上，给我磕头，头都磕出血，口口声声喊“青天大老爷”。她的父母都是这场集资案中的受害人。我这人有点清官情结，再加上这个叫王小菊的模样特别让人爱怜，让我想起恒温的大老婆讲的那句千古名言，“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我吸吸鼻子，王小菊波光粼粼的眼神还真像吃不上馒头时的陈映真。我叫工作人员造了花名册，每户发了几百块钱生活费，同时向县民政部门申请救济——民政局局长已是我的铁哥们儿，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对确实有困难的人家，我还安排到十几名到花卉养植中心等处上班，其中包括王小菊。

如果大家不带偏见，或会承认我应该算一个还不错能为百姓办点事的清官。但有件事，可能让大家失望。所谓清官，内心同样黑暗。我是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人，坦率说，因为工作一直压抑着性。陈映真的大部分精力也在工作与孩子身上，我常手淫。王小菊来了后，不知为什么，我的性幻想对象就成了她。

这年六月，东北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烧疼十亿人民的心。据说，还有不少气功界的特异功能人士，比如严新什么的，跑到林区去施法降雨。我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去下面检查消防措施，带上许芳。许芳其时已经是办公室主任。花卉中心的吴主任可能觉察到我对王小菊的好感，叫她来陪酒。吃过晚饭，其他领导走了。我留在中心刚建起来的一座郁金香大棚里，王小菊为我介绍郁金香的品种。许芳喝了不少酒，说去卫生间。我嗯嗯应了，心不在焉。或许是因为路窄的原因，王小菊的乳房老在我的胳膊肘上揉来搓去。肘尖生出电，隔着薄薄衣物，我能想象出她胸口那两团滑腻有多么迷人。我口干舌燥，想起当年对陈映真干过的事，就硬了。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事，越控制越糟糕，阴茎是一团不随意肌。我也没法提醒王小菊挪开乳房。我想脱下王小菊的衣服，不敢，时非往日，我已经是有身份的人。我的手掌在她尖翘的臀部上方虚浮几秒钟，终于落在自己大腿根部，狠狠地掐了一把，等许芳回来，匆匆告辞。回乡政府，进办公室，没开灯，在黑暗中发愣，心魔发出吼叫，叫得墙壁也在摇。墙壁上的钟在飞快地走，滴滴嗒嗒的时间在一个看不见面目的女巫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尖叫。

我咬紧嘴唇，手伸入档下，眼看那珠穆朗玛峰在脑海中渐渐浮出庞大的身形时，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一缕月光溜进屋。月光中有一个轻盈的影子，头发蓬松，像沙滩上湿润的水母。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手重新放至办公桌上，用故作威严的声音嘶哑地说道，“有什么事？”

门被掩上，轻轻的，咔嚓一声响。眉一样的下弦月的光从墙壁与房梁参差不齐的接合处流来，装满小半个屋子，并在凹凸不平的墙壁上方将阴影与光亮分割，割出一只只河里的鱼。时间放慢步子，被鱼的尾巴卷起一小朵一小朵的浪花。那影子顺着银光闪闪的水流流过来。我凝视着许芳。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手掌上有湿沾沾的腥味。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裤子已褪至膝盖。我其实是光着屁股坐在椅子上。许芳喉咙里传出呻吟。

我心里紧绷的弦几乎要被她这声呻吟拽断，赶紧提裤子，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出去。”

许芳的眼泪掉下来。月光下看得清楚，是一滴清泪，又大又圆。我这人最怕女人哭。我说，“你哭什么？”许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自己？”

我说不出话。许芳蹲下身，仰起脸看我，眼神痴痴的，声音是那样轻柔，像神话书上所描绘的塞壬歌声，“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我也不会说我爱你。但你要了我，好么？”我的身子僵硬了。一瞬间天人交战，脑海里出现无数道有关利弊权衡的算术题，但还没等我一一给出答案，许芳已向我凑来，所有的算术题都不见了，像退潮的海水，茫茫沙滩上只有一个硕大的贝壳。妈的，要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被女人用唇齿侍候。我所有的性经验在许芳的舌尖下是那样可怜好笑。我忘掉了身份，忘掉了政治前途，忘掉了陈映真，忘掉了李君强，眼里只剩下这具丰腴娇嫩比白素贞更为销魂的身子。我成了一头咆哮的兽。

事毕，我清醒了，害怕了。生活作风问题一向就是大问题，这若被人知道了，那还得了？

我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她点点头，突然说道，“李书记，你为梨山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是梨山人。我只是想侍候你一次。没别的意思。你对王小菊有意思吧？我看得出来。很多人都看得出来。不过，我提醒你要当心。我听人家讲，王小菊已经被郑副书记睡了。今天晚上，我看得清楚，她在勾引你。搞不好，就是郑副书记在给你下套。你也知道，郑副书记是李县长的人。当然，王小菊可能与郑副书记没关系，她可能是崇拜你，可能是想感谢你，不管她的想法是什么，她毕竟是孩子，很难守住秘密。如果你们真发生了什么，这对你太不安全。你若需要发泄，可以找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妥当。我做事的风格你是知道的。你放心，我再说一次，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陈姐，我见过几次，也聊过几次。我很喜欢她，很敬重她。她能嫁你，是她的福气；你能娶她，是你的福气。你们很般配，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许芳的话有点哽咽。这番话让我激棱棱打了个寒战。许芳的做事能力我是清楚的。没想到自己对王小菊的好感竟然在这么多人眼里落下了痕迹。该死，那个王小菊到底拨的是哪颗算盘珠子。许芳说得一点也不错，千万小心。官场不比走钢丝好多少，我的性格比较狂狷，想做事，要说不得罪人，不大现实，且往往连自己是怎么得罪的都不晓得。何况，就算没有得罪，树大招风，出头的檩子先烂，这可是千古名训，中箭落马的滋味可不好过。八十年代初扬名四海的企业改革家，现在有几个落了好下场？我说，“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许芳惨然一笑，“我说爱，你信吗？我自己都不信。”许芳走了。我陷入沉思。郑副书记是李县长的人，我在大家眼里又是谁的人？真是有意思啊。这年年底，许芳晋升梨山乡副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