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一九八八年，商品经济的大潮掀起神州狂澜。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不安于现状的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各种关于致富神话的民间顺口溜与小道消息如雨后蘑茹，吸引了循规蹈矩生活的人的视线。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我是见过钱的，百万富翁的距离与我曾只有咫尺，可日子毕竟过得清贫。很惭愧的说，当时与我同级别的干部抽的烟最起码是十四块钱的红塔山。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我心知肚明，每月一百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还不够买一条半红塔山，但我就以为自己模样俊，想做那朵莲花。

许芳仍兼着办公室的活，三天二头给我扔烟。我公归公私归私，分得清爽，客人上门，敬上一枝好烟，自己摆手表示不会。私下里，抽二块钱的湘南，就这，还得省着抽。要说不眼馋那些发财的人，是假话。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私底下与来梨山检查工作的地区行署一把手刘书记交心——不提工作关系，因为岳父的引见，我们还是棋友。我也到这时才知道当年那盘“乌壳不出壳”是岳父故意下出的错着，就是想看我这人的德性。老右派的棋艺不要说太好了。整个儿滴水不漏。但没等找到合适机会，刘书记一个电话过来，我调任大成县代理县长。并在上任三个月后，拿掉了“代”字。官职连升三级。这不符合人事惯例，在全省范围内也算破天荒，而且按正常的人事程序，地区行署组织部事先要派人到县里、乡里来调查，并询问我本人意见，但这次什么过场也没走，平地一声雷。

我头天晚上还在梨山乡办公室写材料，第二天早上接到刘书记电话，放下手上工作，立即赶赴大成县。

大成县出大事了。这事我早有耳闻。县里的几位领导自一九八四年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以来，从小打小闹到明目张胆搞“官倒”，竟敢把地区拨下来的计划内尿素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还买官卖官，乱出了名声。没想到这次地区纪委竟然动了这样大的决心，快刀斩乱麻，只保留了一个向不管事的唐书记，把大成县的领导班子一锅端，四套班子的干部都是在全区范围内紧急调来。

我成了六十万百姓的父母官。

摆在我面前的这摊子有多烂，我就不举具体数字。不包括县局，光县委、县政府就有十二辆奔驰、宝马，其中七辆是走私进来的水货。县政府后山有三十余幢被当地人民称为“王八楼”的由县党政部门领导及地方豪富盖起的私宅，最起码是三层的，深墙阔院，院内踱着几只毛发乌黑体格雄壮的狼狗。这片“王八楼”东边就是污水横溢、粪便满地的棚户区。在里面出没的面有菜色的人们连绝望的眼神都没有。一个与我母亲差不多年岁的老妇人蹲在破门前，用一口发了锈的锅煮饭，煮的是什么啊，几片从菜市场捡来的烂菜帮子，上面连油星都没有。凶悍的丈夫在另一扇门内把妻子打得头破血流，仅仅因为妻子丢失了三块钱。而那不幸的女人仿佛认为这是她应该接受的惩罚，被丈夫的拳头打到一边，嘴里哀哀地哭，又老老实实跪行到丈夫的面前，等待丈夫一脚把自己踢飞。八九岁的女孩光着上身赤着脚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眼神惊恐。

问她，“天还凉，为什么不穿衣服？”女孩受了惊吓，跳入墙壁后。旁边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答道，“衣服介样贵，个个季节都要买，啷个买得起哟。反正女娃还小哩。省一点是一点。山里面，还有两公婆合穿一条裤子的。”这都跟听笑话一样。可当我到了大成县云岗乡不足百户人家的银坑村，亲眼目睹了那一切，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是一九八八年的中国大成县。贫富极端分化，干部鱼肉百姓，算得上“民不聊生”。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不幸，并没有底线。否极泰来，只是书上的一个成语罢了。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只是被不断掠夺以及繁衍可供人掠夺的下一代。这种疯狂的掠夺将吮尽他们体内最后一滴血。他们是别人的食物。是的。是食物。这就是隐蔽的真相。一切美好的词眼为穷人所打开的，并非天堂之门，而是通往奴隶之路。

要治理大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千丝万缕，种种利害关系，并非我所能一刀两断。尽人事，听天命，但哪怕前面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也得往前趟一趟。地区行署对我的破格提拔让我生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并没有留意岳父眼中的忧虑，更未把陈映真的千叮咛、万嘱咐当回事。人有一死，或轻若鸿毛，或重如泰山，我拿这话激励自己。

当务之急是稳人心，尤其是广大科局级中层干部。归根到底，再好的政策都得由人来执行。中央一片晴、省里一点云，行署一片风，县里一阵雨，乡镇受涝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无意的变形以及有意的阳奉阴违让我在梨山时就吃够苦头。我一个人，哪怕是铁打的，也攒不出这么多钉。我在全县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三级工作会议，把我在棚户区见到的几户人家请上主席台，让他们扳着手指头给干部们数自己的收入支出，讲自己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哭了。我也哭了。

最后，我掼出一句话：地区行署纪委转给了我一批材料。我没看，一把火烧了。我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好干部，是群众的好公仆。你们以前有没有犯错，我不管。我只管你们今后。我甚至可以向你们保证一点，只要你干出了成绩，哪怕以前犯了错，被查出来，我李国安用头上这顶乌纱帽保你们。我来大成，不是来要政绩的，我只想让大成八十万百姓有一口饭吃，有件衣吃，孩子念得起书，人们不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骂娘。我不说大话、套话、官话、场面话，就这样散会。

中国官场有几大顽疾，一是坐车风；二是吃喝风；三吃饭财政，人事超编；四是公款旅游风。大成县也不例外，但情况特别严重。全县不含直属省管单位在内，不含警车等政法部门的专用车辆，光专门配备给各位领导乘坐的各种公车有一百五十九辆。不算当初买车的钱，每辆车的维修保养费用、每年以行驶二万公里计算油耗、保险费、养路费、车船使用税以及一个专职司机的月工资，每辆车每年最低费用也要五千块钱左右。这里就是七百多万。公款吃喝的数额与其相当。公款旅游也有三百多万。加在一起，近二千万，与全县财政收入基本相当。这是何等畸形的一种消费!

全县的干部又有多少？有具体名头的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加上四大班子，共是92个。领导干部人数：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全县共有行政、事业在编人员二万八千人。官民比例高达1：28。即二十八个老百姓就得养活一个干部。若加上不在编的，还另二万人。这个数值有多么惊人？纵向看，西汉时期官民比例是1：7945；康熙年间的官民比例大概约为1：900；新中国建立时期是1：600人；横向上看，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这若不是国家拨的扶贫款、救济款，这些干部连饭都没得吃。

这一堆堆枯燥数字对我的冲激太大了。这年，我干了几件事。

全县一百五十九辆车子，党群战线以及四套班子在内共二十个部门只保留四辆车，政府、县委、人大、政协各一辆；各单位的领导专车最多只允许保留一辆。所有车辆的购置价不得超过桑塔纳。谁要嫌档次低了，自己去找我们管不了的省管单位借去。结果拿出九十七辆公车，其中七十辆是进口车，再加上县里的那十二辆，由省某专业拍卖行向全社会拍卖，最终拍出一千五百万。这笔钱花了一大半用来清偿乡镇干部与乡中学老师的工资“白条”。

政府部门禁止公款吃喝。就这样简单。统一到县食堂吃工作餐。若有特殊情况，报县公关小组批准。凡公款吃喝者，一经举报落实，举报者获得公款吃喝者自掏腰包的相当于该桌宴席的金额以为奖励。公款吃喝者第一次降行正级别，犯三次开除公职。若在审计中查出做假账公款吃喝的单位，处以十倍罚金，并奖励审计局。

凡需要大成县掏钱的公款旅游，彻底禁绝，毋论是什么考察，还是学习，一律自掏腰包。要不，就别去。自然会有想去开眼界的人。若别处掏钱搞的公款旅游，不反对。但如果贪了，拿了，循私舞弊了，那就对不起了。

向上级部门变着法子要钱。我专门成了一个公关小组，并特意从梨山乡调来许芳、明海负责，搞了几个样板工程，各种性质的样板工程。比如，云岗有几百亩林子，长得还算郁郁葱葱，我请有关部门做了许多牌子，牌子上分别写着青年示范林、生态林、防风林、三八林……每次许芳邀请省区有关部门来参观，陪着客人在林子边咔嚓咔嚓照几张相，领导们就乐开怀，开始拨钱批款子。这还不够煽情。最来钱的是扶贫工作。国家贫困县自然是要申报，几个人专门在省里部里跑，跑不成，你就给我死了拉倒。大量的大成土特产就往上面搬。光搬东西，人家也会。我把大成县最穷的村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请专门的摄影师拍了相片，做成一本集子，亲自动手写出几句让人掉眼泪的话语，印上五千册，到了地区、省里、中央是见人就散，再想尽办法请脑满肠肥的老爷们来大成，一定要把他们的同情心激发出来。年底一盘点，乖乖，我们比往年多拿了二千万。可见老爷们的心也是肉做的。值得赞叹。当然，许芳，还有一位叫杨成艳的副县长更值得赞叹。她们为要钱付出了太多。一个姜老爷指着阔口高脚酒杯对着已经醉熏熏的她们说，“喝一杯，给十万。”这两个傻女人，就一杯一杯喝下去，一个喝了三十四杯，一个喝了四十一杯，双双去了医院。没法想象她们单薄的身体里是如何容纳下这么多酒精。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感谢姜老爷，他的话兑现了一半。没让她们白喝。虽然白喝是正常的。

卖车也罢、要钱也罢，都不是正路。农业上的亏欠又太多，休养是根本，反正我是不指望从那里拿钱，只要叫我不往里面贴钱就心满意足了。但二万干部要吃饭啊。所有扶贫款救济款一律专款专用，每笔款项的用途都必须经我过目。过去吃的是救济，现在该吃哈？我这人确实胆大妄为，从那些犯在“价格双轨制”的人那里获得灵感。“官倒”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是为自己谋福利，还是为百姓谋幸福。我也根本没有一点现代政府的意识，完全是搞强人政治，顶风而上，找过去曾参与此事的生资公司经理、物资局局长谈天，鼓励他们扔掉担子轻装前进，重新组织了一个公司，叫华润，把明海放进去，专做倒空卖空的生意。

上帝再次眷顾了我，七月二十八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全国各大中城市从抢购名烟名酒渐渐开始掀起一股抢购火柴、肥皂、洗衣粉、毛巾、被单、铝锅的狂潮。我们以政府名义向银行贷款，通过回扣等方式，在这个狂欢的日子来临之前囤积大量货物，在短短二个月时间内盈利数百万。当本年度十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后，我们这种行为虽有收敛，但就没停止过。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其中一名生资公司的经理真是才俊，但地区纪委为了他原来的错误找他谈话，我为他与地区纪委拍了桌子，并把状告到刘书记那。

大成县是农业县，不比梨山，没有底子。财政收入主要靠的是农林特产税及其他。大量土地被搁荒，许多青壮年流失到广东、浙江打工。农民不愿种田。我把搁荒土地在乡一级部门统一调剂，小的拼大，大的拼更大，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种田大户，给予种种政策性优惠，比如收一百块钱税，返回三十块钱补贴。把国家的各种支农款、专项资金用在实处，搞农田基础水利建设。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鼓励农村信用社多向农民发送小额货款。还冒天下之大不讳搞村民自治选举。乡里一并不得指派村干部，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做通县医院白衣天使的工作，让他们组织一个医疗小分队，每个星期到一个村庄为老百姓免费看病，并发放普通药品。药品这块由县财政支出。

赚钱是本事，花钱更是本事。搞良种强行推广，就花了二百多万。开始老百姓不信，骂娘，还偷偷地把良种吃了，把育出的秧拔了，换种原来的品种。等到二晚一熟，种田大户的庄稼长势那个喜人，老百姓终于相信了。

对全县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给予生活补助，根据实际家庭情况，每月二十元到四十元不等。贫困家庭学生一律免书本费、学杂费、寄宿费。这一块花的钱更多，约去了五百万。

都骂我败家仔啊。

或许有朋友会问，大成县就是你李国安一个人的大成？那么多修炼得道的老狐狸就允许你这样胡来？

我胡来的事情还在后头。

我把那位不管事的唐书记的奔驰车弄没了。那老头儿像死了亲爹，天天坐到行署去哭诉，行署领导不厌其烦，打电话叫我要注意团结，说，他是一把手，你是二把手。这组织原则不要搞错了。我说，我当然知道他是老大。所以他坐桑塔纳，我坐北京吉普。老头儿被我气得上地区疗养院，不愿意看我这个沐猴而冠的家伙表演，在那风景幽丽的名胜处静候我可耻的下场。还有一个杨副书记，挺年轻，也是从别的县刚调来，笑里藏刀，整天不干别的事，专门给我捣蛋。小报告打多了，领导耳根子会软哪。得让这只苍蝇闭嘴。我叫明海请他吃饭，再找了个三陪小姐，用他的裸体摆出种种造型，等他酒醒了，告诉他，你还是自己打报告调走吧。他威胁我，车轱辘着说撑场面的硬话。我笑了，扔过去一本金庸先生所著的《鹿鼎记》，告诉他，韦小宝会怎样对待他的敌人，又是怎么对待他的朋友，我必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自个选择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吧。

这话我不吹牛。我这人从不爱拿那些大词儿招呼人。虽然自己就是在用大词儿激励自己。古人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钱能使鬼推磨。今人也说得好，利益的同盟比道德的结盟更可靠结实。明海搞华润公司，我批准他们这几个经理每个人年终奖金几万块钱。有人在会上跟我提，讲几万块太多吧。我说，有本事，你也给我一年赚八百万来。

许芳与杨成艳不是拉钱吗？我分别给了万分之零点几的提成。有人不乐意，说风凉话。我说好，你去拉。谁拉来了，我都照给。一视同仁。妈的，这点奖金还不够治人家喝酒喝出来的胃溃疡。

坦率说，明海这个华润公司是县政府的小金库。一切不便于公开的财务支出，都在其中支出，光账都做了三套。明海为我赚钱。许芳这个公关小组在拉钱的同时还负责替我花钱，弄清上级各部门领导的爱好以及家庭状况。谁喜欢书法，谁好金石盆景，谁家里急需用钱，谁老婆孩子的具体生日……资料收集要尽可能完整，尽量可靠。在这方面花钱，我从不吝啬，光为各位领导找不花钱的保姆就从农村找了五十四个，够一个班的人数，还都是年轻漂亮的，并都搁到县政府招待所进行过强化培训。

领导是个人，他就有爱好，就有做人的弱点，只要找对路子进攻，一定可以成功。“天不怕，天不怕，就怕领导没爱好。”这句话，我在公关小组的碰头会上天天讲。有关支出，我在县常委会上做了通报，自特别经费中列支，以各种名义入账。这笔钱花了三百万。我用得问心无愧。但从其他角度看，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结果是，我也是在用公家的钱为自己铺路，建人脉，找可以乘凉的大树。我是想为老百姓办事，此心苍天可鉴。我并不想做被人架成一根道德标本的海瑞。要想办事，必须大权在握。

搞我的人多不多？多。我怕不怕？不怕。整整一年，我没回老家，没去看陈映真，到星期天，与轮值的各部门的负责人，各搬几把桌椅到县中心广场，听老百姓提意见，一有问题，当场处理。陈映真抱着三岁的李君强来看我，叫李君强喊我爸爸。那小东西研究了半天，说，这不是我爸爸，是大灰狼。

一九八九年初，《人民日报》发表大邱庄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详细介绍了大邱庄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我仔细读了几遍，从里面琢磨出一面“政治挂帅”的旗帜。在公关小组外，我从宣传部抽调人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宣传小组，专门在全县各条战线上树典型人物，上报地区、省里。官样文章做得震天响的同时，我在县里小范围内召开人事制度改革会议。准备搞“三刀切”。一是，所有编外人员全部清退，不管能力、资历，一律自谋生路。政府第一年发百分之八十工资，第二年发百分之五十，第三年发百分之三十。第四年，没有了；二是，各单位在编人员半年抽签轮岗，不搞竟聘。富裕人员一律充实到我特别增设的第三个小组，农村工作小组，下到全县二千零二十三个自然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工资照发。简单说，也就是毛主席搞的“上山下乡”。为什么不搞竟聘？人的能力是没法有一个量化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式上的公平才是当下唯一的公平。过去的官员选拔还搞摸阉呢；三是把国家规定的退休标准强行提前五年。到了年龄就下吧。各单位一律不准进人，全部冻结。

最后我还加了一条，预备了一根胡萝卜。不管是编外人员、轮岗下来的富裕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只要有某方面的本事，能拉来钱，能写一手好文章，哪怕是能栽一手好菜，欢迎自荐，材料直接递交我本人，由政府统一返聘上岗，量才使用。

可惜，这份计划并未有机会得到实现。春夏之交的风波搁浅了它。稳定压倒一切，成了重中之重。我这条小泥鳅自然不敢在这种非常时刻瞎折腾，整天开会，传达中央文件，讨论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变数，“维稳”压倒一切，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我的黑材料也在行署、省直有关部门堆起一座小山。什么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啊，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啊，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啊，听得我耳朵里都起了好几层茧子。更可笑的是告我行贿受贿。这最后一个写告状信的人也太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了，说“行贿”这不明摆着给领导脸上抹油彩嘛，说我“受贿”那不是拐着弯儿夸我廉洁？但九月，茧子里还是飞出蛾子。地区人事大变动，一直保护我对我青睐有加的行署刘书记调任省人大政协担任副主席，明升暗降。十月，我自大成县离职，进省委党校学习，不再担任其他具体职务。大成县的改革曳然而止。一位省厅下来的杨副处长接手了我的工作。

岳父问我，“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拿下来吗？”

我说，“知道。我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岳父又问，“知道为什么当初要让你上去吗？”

我说，“知道。我是过河卒子。是中国象棋里的过河卒，不是国际象棋里的。”

岳父笑了，“心态不错嘛。”

我说，“这是自然。我都是四岁孩子的爸了。”

岳父说，“知道为什么让你进党校吗？”

我说，“保护我。”

岳父说，“明白就好。你回去吧。”

岳父的财政厅长仍然坐得四平八稳。若没有他明与暗的支持，我不可能在梨山、大成搞出任何名堂。事实上，按陈映真的工作表现、能力以及背景，她早该晋升正科级干部，但这七年来，她一直原地踏地做着林业局的副局长，原因就是我的火箭蹿升。这是官场微妙的平衡。

说到这里，有点心酸。我的诺言在巨大的政治风暴中是何其苍白无力。我曾力保的那位生资公司经理，在我离职当日，被重新请入纪委，一个星期后，检察院按法定程序起诉了他。明海来找我，说审计局进驻华润公司调查。生资公司经理已向检察院交待我与华润的复杂关系。明海言谈间面有忧色。他毕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我用几句套话宽慰他。我并不怕审计局、检察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华润公司的三套账，最真实的一套在我手中，所记录的那三百万资金的真正流向，精确到元角分。就算岳父不再做官，真有哪个傻逼想动我，我把这本账拿出去，也能买个平安符。但私底下，我还是觉得对不起这个颇有才气跟着我吃了四年苦的年轻人。我是吃饱了撑的，人家在梨山的日子过得那么舒心，我为一已之私，愣唱着高调儿把他调来，给他画了一个大饼，最后把人家摞在半空。还有许芳。她本是梨山乡副乡长，来到大成，做了我那个公关小组的副组长。我前脚离职，小组后脚解散。她现在就是一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只能深深叹息。

明月几缕几多香，丝丝缕缕皆惘然。

功名利禄如云来，云开雾散还自在。

自在可以饮酒酣，毋须理会秋日寒。

明月应当自归去，不要为我添衣裳。

这一次离开大成，别说鞭炮，连一下掌声也欠奉。我没要县政府派出的小车，拎着一个简陋的行囊，没通知谁，独自步行去了汽车站。天下着微雨，阴阴的凉。雨点犹如妇人的舌尖，濡湿了我的嘴唇。鸟，应该是麻雀，一只一只在那群“王八楼”的屋脊上跳。瓦是一大片红，鸟是黑色的一个个点。这“点”在“面”上，弹啊弹啊。蛮好看的。好像这鸟是乒乓球，好像那瓦面是球拍。

“王八楼”中有二幢联体别墅，曾被县里收缴，被我拨给县养老院。养老院确实有困难固然是一大原因。我也是故意恶心那帮在“王八楼”里住的有钱人。我甚至向环卫所暗示，要他们在那里搞一个垃圾中转站。现在，一个老头，就在微雨里撑着把黑布雨伞，来回小跑。当我从门口经过时，他停下脚步，看着我嗬嗬笑。再过段日子，他可能无法再呆在这里。政治一向就是人走茶凉，甚至人还没走，茶已微凉。我心里很清楚。我在大成县搞的良种推广、农村工作小组、村民自治选举、对全县贫困线以下的群众给予生活补助以及免去贫困家庭学生学费等，都将沦为一纸空文。比如，县里已经明确表示将取消对种田大户的补贴。而这二幢房子也听说要被县政府重新收回另做他用。该买的车会重新买，该吃的饭将照样吃，该去旅游的人还得去。“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老婆告到纪检委，纪检委的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说来惭愧，去年的禁吃令曾导致大成县一大批餐馆关停并转。一个厨师还手抡两把菜刀，在路上拦住我，说要与我比试刀法。现在，他的高妙刀法算是有了用武之地。我在大成县呆了一年半时间，大成县市面比较萧条，还不如我来之前。用地区一位领导的话来说，到了夜晚，就是一幢鬼城，街头连个洗桑拿的地方都没有。我无意把大成搞成鬼城。我甚至有在大成搞一个红灯区的打算。我个人是赞成卖淫合法化的。但我得先让老百姓吃饱饭，而不是让二万干部每天晚上聚在街头餐馆猜拳划酒热热闹闹拉动GDP。

GDP能说明什么？两个母亲各自在家里照看孩子，不会产生GDP；如果她们交换看孩子，每个母亲向对方付费，则会增加GDP，但是孩子却因为非母亲照看而增加痛苦。又或者是著名的那个破窗理论。GDP不能衡量社会成本、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衡量效益、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能衡量分配，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八十年代末官员们的政绩体现。我之所以能在前年连升三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梨山乡干出来的GDP好。

我为大成留下的或许只有去年多弄来的二千万款子。可能还有向上级部门要钱的法子。顶多，再加上那个没成型的宣传小组。官员们来来往往。百姓们或许会因为某位官员，眼里冒出一点火星，很快，火星熄了，如是一而再，再而三，他们的表情就是我刚来大成时见到的那样——连绝望都没有了。

我在汽车站候车时打了一个盹。短短的十分钟内，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我好像干了一件坏事，驾车逃亡。怕被别人发现，还把汽车折叠着藏入口袋。我涉过一条河。河水上游是哭泣的人们，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的眼泪汇成了这条河流。我感到害怕，继续飞跑，上了山。山里有很多树。我在树下坐，想歇口气。然后，我发现自己倒在河边，被人用木棍殴打。一个蒙着面的男人准备干掉我。我很平静地与他讨论各种问题。也提到自己做的坏事。我觉得马上要面临的死，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也是我唯一的赎罪方法。男人没理我，挥动铁锹，把我埋入土里，在掩上最后一锹土的刹那，嘿嘿笑了，脸色诡异。我的脑袋里出现他的声音——那些都是我把你用棍子打晕后出现的幻觉。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没驾车逃跑，也没走过河，走进山，我不过是被男人绑架在这儿。但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干坏事的感觉是那样真实？

我问自己。然后醒了。上车时，我看见去年那个在棚户区煮烂菜帮子的老妇人，她背着一个大竹篓从我面前一点点挪过，肩膀上似乎有看不见的山，身子是歪的。她看了我一眼，又好像没看这一眼，手中的铁勾子准确地敲在我脚边的一张废纸上，并刺穿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