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了父子皇帝之间的调解使

轰轰烈烈的汴京保卫战，至此已渐近尾声。金国方面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向大宋提出：要求改派越王赵偲为人质，换回康王赵构。也许是金人嫌康王太聪明，怕他把金国的军事秘密全都探听了去。钦宗考虑到越王是自己的叔叔，从礼法上讲，不便于派长辈去做人质，于是便派了肃王赵枢和他的女婿去做人质。

康王归来后，钦宗大喜，给了不少赏赐作为酬劳。这一时期的康王，表现相当不错。他素来就有胆量，且膂力过人，箭法娴熟，进了金营之后毫无惧意。在金营待了几个月，中间还遇到过姚平仲劫寨的事，好在都平安无事。劫寨那天晚上，赵构随时可能被金人拉去杀了泄愤，但他“恬然无所惊怖”，居然也就挺了过来。

康王回到汴京的时候，国人皆喜，争相上街观看。

据当今史家研究，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是在晚些时候写成的，里面把姚平仲的劫寨，写成似乎是姚擅自发兵攻金营。而实际上，劫寨是钦宗点的头，李纲总揽，姚平仲只不过是个具体执行者。而《靖康传信录》里，仅仅写了姚平仲冒险失败，并没有过多涉及钦宗和李纲自己，这首先是为给钦宗遮丑，同时也考虑到：一旦劫营成功，可能康王就会被金人杀死，即使安全度过这一晚，也有可能在事后被拉出去宰了。

所谓劫营计划，其实是一个不顾康王死活的冒险计划，到最后，其主事者极有可能被清算。

这是钦宗的软肋，也是李纲的软肋。因此回忆录在写到这一段时，就不免含糊其词。

金人方面，这次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想攻进汴京几乎无望。尤其是劫寨后的那天早上，在封丘门与宋军接战失利，使宗望心有惧意。现在，既然有肃王为人质，又得了三镇割让之诏，收获也算可观。他便不等宋朝把犒军银两交足，就匆匆宣布要撤军了。宋金两国的交兵，说来很有意思，打的时候双方势同水火，不打的时候又相互彬彬有礼，跟一般的敌国大不一样。宗望决定撤兵后，还派了使者进汴京告辞，钦宗也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在宫中赐宴给使者。

二月初十日，金人终于退兵。十二日，钦宗下诏大赦天下。

历经三十三天的汴京保卫战，在“惨胜”的气氛中徐徐落下帷幕。虽然金军在走时掳掠甚多，但大宋军民还是喜极而泣。

——这条千疮百孔的船，总算没有翻！

三天后，钦宗在延和殿召见宰执，李纲上奏，对金军撤退后的对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过去我朝与辽的澶渊之役，大辽虽与我盟约而退，但我犹遣重兵护送其出境，是因恐其无所忌惮、肆行掳掠也。金人退兵今已三日，听说打算系浮桥渡河，一日而毕。我何不仿效澶渊之例，遣大兵护送之？”

这个建议如果实行，有两个好处：一是防止金军再次扰乱沿途，二是以大军跟踪金军出境，在心理上对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起码是扬了国威，能延缓金下一次挑衅的时间。

众宰执却以为不可，都说现在出兵跟踪为时过早，会激怒金国，还是缓缓再说。李纲鄙视这些鼠目寸光的大佬——再等几天发兵，就不是示强而是示弱了！他再三请求立刻发兵。

钦宗倒是认为李纲说得有理，便准许了他的请求。当日，李纲就派遣姚古、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将领，带领十万大军，数道并进，紧紧咬住金军跟进。李纲还嘱咐众将说：“若便利可击，即击之！”金军撤退归心似箭，不可能再与宋军纠缠，只要他们有违约的地方，就痛打一顿，决无错误。这时候，是不能跟他们讲君子之风的！李纲对众将分析道：金军撤退时，抢了不少东西，辎重甚多，光是掳掠的妇女就不计其数。如此骄兵，击之可胜。将士们听了都踊跃而行。

这本是可以扳回一局的举措，但是，大宋方面又是自己人跳出来捣乱。那个躲过了群众运动的奸相李邦彦，担心诸将若因此立了功，在声望上将使对自己有损，于是便密奏钦宗道：“我与金构和，乃百年大计，岂能失信？诸将阻击之议，是为自图立功，贪图一日之胜，而坏国家长远之计，因此万万不可！”

钦宗这个少年皇帝又被这和平言论所迷惑，同意了李邦彦的馊主意。李邦彦便叫人在河东、河北及黄河两岸，遍竖大旗，上书：“奉旨，有擅自攻金营者，依军法立斩！”

各路大军跟踪金军到了赵、邢（在今河北省）一带，形势相当好，把宗望搞得很狼狈。但是，此时他们突然接到三省下来的命令，内容是说：诸将只管护送，不得妄动，不得挑起争端。现京师空虚，恐生意外，各路大军须尽快回师。

将士们接到退兵令，无不惋惜，都痛骂李邦彦是误国奸贼！

东路的宗望在宋大兵逼迫之下撤走了，但是西路的宗翰还在搞鬼。他听说宗望得了大批财物归国，心生羡意，便也遣使向大宋索要金银。宋此时腰板已硬，当然不答应。不仅如此，还扣留了宗翰的使者。宗翰没尝过宋军的厉害，立刻来了脾气：你不给，我就来抢！他带兵绕过尚未攻下的太原南下，很快就攻破了隆德（今山西长治），逼近高平（今山西晋城）。

大宋的一班宰执又慌了，“朝廷震惧，恐其复渡河而南”。大伙就责备李纲，不该尽遣城下之兵去追宗望，现在哪还有兵去抵挡西边一路。

李纲不服，答道：“宗望之师既退，自当遣大兵护送，并无不当。再说当初也不曾想到宗翰能来。且宗翰之师虽来，闻宋金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太行之险，已遣统制官郝怀，领兵三万屯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

李纲料定宗翰只是想敲诈，他这一路想打到汴京不那么容易。此时的钦宗，手下有二十万勤王大军可调遣，正是胆气最豪的时候。他也被金人的贪得无厌激怒了，不用人劝，就下了开战诏书，声称“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这显然是受了李纲立场的影响。在宣布迎战宗翰的同时，还罢免了议和派大臣李邦彦和曾经担任议和使的李棁、李邺、郑望之的官。又任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为汴京的屏障。任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援救高平；任命种师中为副使，增援三镇。

姚古一路不辱使命，顺利收复了隆德，兵进太原。宗翰这才知道大宋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不敢接战，率主力撤了。

东边宗望一路，撤至三镇地面，在准备按协议接收三镇时，三镇诸将一个也不交出政权。宋的跟踪大军又一直盯在后面，他也只好撤离宋境。

大金东、西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寸土未得，都回去了。

可惜的是，李邦彦在被撤职前所提出的建议，仍在执行中，钦宗以金字牌追回跟踪金军的各路人马。其时诸将之兵跟到邢、赵间，与撤退的金军相距只有二十余里了。金人闻宋朝大兵将至，不知多寡，都吓坏了，匆忙逃跑。但是就在此时，班师诏到了，诸将只好率军退回。

李纲听说后，痛惜不已，在钦宗面前据理力争。钦宗这才有旨，让诸将继续跟踪。朝廷命令前后矛盾，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但宋军还是在滹沲河追上了金军。不过，这次将士们知道朝廷决策犹豫不定，也就没了心思，不再有出击之意，只是远远跟着护送而已。金人见此，知道愚蠢的大宋又犯老毛病了，都转忧为喜，放胆旁出抄掠，一直骚扰到深、祁、恩、冀一带，撤离速度大大放缓。能够给金军一个教训的大好机会，就在钦宗的犹豫不决中永远丧失了！

这一时期，经过汴京民变风波，朝政上倒还有所刷新。闹事的时候，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为国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出，纷纷上表，乞求罢免。钦宗一开始没答应，但不久便罢去了李邦彦、蔡懋、宇文虚中等人的职务，只给了闲职，把他们逐出了行政中枢。同时提拔了在事变中“有功”的吴敏为少宰，李纲为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左丞。对待三镇的处置，朝廷的新班子经过商议，做出决定，认为三镇不可割，如有军民为国家坚守不放弃的，即遣使与大金再议，以租赋归大金，领土主权不变，以保祖宗之地。

这个决定多少保持了一点国家尊严。

叙述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宕开一笔，介绍一下前朝“六贼”的大结局。金军入侵，闹得大宋人仰马翻，这与“六贼”的倒行逆施脱不了干系。钦宗即位后，也知道民意不可欺，便仗着年轻人的一股锐气，先后收拾掉了“六贼”，算是替臣民们出了一口恶气。

靖康元年正月，在陈东第三次上书后，钦宗就对“六贼”开始下手了。先是将朱缅放归故里、王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同时将李彦赐死。

钦宗对王黼有私怨，自然不放过他；但王黼是前朝重臣，公开除掉不方便，钦宗就在押解他的途中，命开封府派人将他杀死，取走首级，然后托言为强盗所杀。

京城百姓听说王黼暴死，都欣喜若狂，纷纷涌进他的宅邸中抢劫财物，共抢走绢七千余匹、钱三十万缗。官府对此也听之任之——谁愿意给失势的坏人作主？

几天后，钦宗又下诏，指责梁师成与王黼朋比为奸，贬梁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押送之日，还没他等走出开封府地面，就在半路上将他赐死。

二月，群臣起而攻击蔡京等人，钦宗顺应众意，分别贬蔡京、童贯、蔡攸三人，另外还籍没了朱缅的所有田宅。

一开始，这几个人的贬所都还不错，都是内地繁华的地方，经朝中大臣一再抗议，钦宗便一次次地将他们贬往更边远的地方。最后，贬蔡京于儋州（今属海南）、蔡攸于雷州（今属广东）、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命开封府派人押解前往。对于蔡京的族属，凡是做官的一律革职。朝中“六贼”的门生故旧，也都一并铲除。

蔡京在南下途中，恰逢金人指名索要他的三个宠姬，钦宗照准。蔡京只得挥泪与美人作别，做了一首告别诗，无限凄凉。流放途中，蔡京的随从购买饮食物品，小贩听说是奸相蔡京要买，都不肯卖货与他，还把他的轿子围起来詈骂。州县官也没有办法处置，只能将小贩赶走了事。蔡京在轿内垂泪道：“我失人心，竟至于此！”

到七月中旬，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身染疾病，门人也几乎都跑光了。他自知不免，作了一首词，叹道：“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阕下”。当月二十一日，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间，当时的潭州知府深恨蔡京，故意停尸数日不葬，等晒臭了再说。后来由押解之人草草埋葬，连棺木都没有，只用青布条包裹入土。

一代权奸，生前不做好事，自然是没得个好死！

紧接着，钦宗又准备在流放途中要童贯的命。他叮嘱宰执说，童贯狡诈，不能让他脱逃，须派一识得童贯的人，快马追赶，不论在哪里赶上，便就地行刑。宰执推荐了一个叫张明达的人负责完成任务。张明达赶到南雄（今属广东）才赶上，他怕童贯自尽，就派人先行一日去哄骗童贯说：朝廷已经重新起用童大人为河北宣抚使，由于新近将帅不会带兵，还须童大人坐镇。

童贯信以为真，大言道：“朝廷果然少不得我！”第二天，张明达赶到，读完圣旨后，宣布立刻行刑。童贯的笑脸还来不及收起，就乖乖引颈就戮了。

童贯的首级传回京后，在开封的闹市上挂出示众，受万人唾骂。时过不久，钦宗又有诏，赐蔡攸自尽。而后，又派人至贬所将蔡攸之弟蔡翛和朱缅杀死。至此，“六贼”全部伏诛——自古恶人作恶多端，却都妄想善终，而且还想福及子孙，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现在再回头来看，徽宗时代仿佛已很遥远。可是且慢，徽宗在金军围困汴京之前虽然淡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人还在，心没死。金军一退，“太上皇问题”立刻就凸显了出来。徽宗在东南呆得并不老实，他先是阻止东南勤王之师赴京，又截留了东南运往朝廷的物资，俨然另立中央一般。民间还有传闻说，徽宗已准备好了在镇江重新登极。

钦宗对此非常警觉，恰好又有陈东上书请诛“六贼”，更触及了他的痛处。他曾考虑委派聂山为发运使，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和朱缅等。可是李纲怕这么做会节外生枝，就劝钦宗道：“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可恕，然聂山之行，恐不当如此措置。假使聂山做成了，势必惊动道君皇帝，为陛下添忧；假如做不成，为数人所察觉，万一他们挟持道君皇帝于东南，陛下将何以处之？”

这番话说得钦宗恍然大悟，急忙问道：“那如何才好？”

李纲便趁机献策：“不如罢聂山之行，下诏贬谪童贯等人，并请求道君皇帝除去这几人，早日回京，可以不劳而事定。”

钦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未派聂山去，而只是陆续将童贯等人罢官，一步步来清理“六贼”。当“六贼”全部被诛后，徽宗才知道这儿子现在可惹不起，便写了密信给钦宗，为自己阻截勤王之师和粮饷的事做了辩解，并表示自己“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根本就无心再做什么皇帝了。

三月初，又有几位大臣上书，说太上皇在东南花费太甚，闹得鸡犬不宁；且经常发号施令，以至长江以南皇帝诏令反而不行，地方官都不知听谁的好。大臣们请求，应尽快迎太上皇“回銮”为妥。徽宗也察觉到自己的不检点引起了众怒，只好于三月中旬踏上返京之路。走到南郡（即南阳）附近，便徘徊不进，说是要去亳州上清宫烧香，然后直接去西都（即洛阳）。

这究竟是要做什么？谁都不清楚。搞得钦宗很头痛。

徽宗每月都有给钦宗的信件，信里必谈及朝廷改革事宜。又给钦宗批示道：“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于是，民间就哄传将有太上皇后垂帘听政之事。不久又批示道：“吴敏、李纲，令一人前来。”谁也不知道太上皇这是卖的什么药，大臣们都说“事且不测”，怕是会有重大事变吧？

倒是李纲看明白了徽宗的用意，他上奏道：“上皇所以欲见臣或吴敏，无他，欲知朝廷事罢了。吴敏不可离陛下左右，臣愿去奉迎，如蒙道君皇帝接见，臣将陈述自围城以来各项事宜，以释两宫之疑，使之决无他虑。”

钦宗犹豫许久，才同意派李纲去迎徽宗，还赐了太上皇行宫的官属一些茶、药等物品。三月十七日，李纲奉命离京。

十八日一早，李纲在陈留县见到了太上皇后坐的船，连忙打出迎接的条幅，跪在道旁。太上皇后派内侍出舱来传旨，表示了慰劳之意。李纲则坚持要面见太上皇后，转达皇帝圣旨。

太上皇后只得让他上船。李纲登船，在帷帘前向太上皇后报告了钦宗对上皇的思念之意，也讲了自己如何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情况。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滴水不漏。

太上皇后听罢，对李纲大大表扬了一番，而后问道：“朝廷欲令我于何处居住？”

李纲答：“朝廷现将撷景园改为宁德官，供太上皇后居住。”撷景园并不在禁中，太上皇后大为失望，表示仍想住在禁中的龙德宫。李纲就反复讲述太上皇后住在禁宫于礼法不合的道理，最后说得太上皇后无话可讲。

二十日，徽宗一行抵达南都，有旨于二十一日召见李纲。

召见当日，倦游归来的道君皇帝坐进了用幕布搭建的“幄殿”。李纲上殿奏事，转述了钦宗的孝心与思慕上皇之情，也表达了钦宗愿以天下养太上皇的意思。

徽宗听了，泪流数行而下，叹道：“皇帝仁孝，天下所知。”接着又奖谕李纲说：“都城守御，宗社再安，相公之力为多！”

李纲拜谢之后，拿出两份手札来，进呈徽宗。其一是说，乞望道君皇帝早些回銮，不须再到亳州、洛阳去了，以慰天下之望。另一份是说，臣李纲素蒙道君皇帝教育，擢用于国家艰危之中，得效犬马之力，现在想乞求放归田庐。

徽宗大出意外，连忙再三劝慰——李纲不能走！继而想起，李纲也是一位老臣了，便问道：“相公以前为史官，因何事而去职？”李纲回答说：“臣过去任左史，侍候陛下您差不多快一年，曾经不知狂妄，议论了京城水灾事，蒙您恩典，没有遭到斧钺之诛，迄今感戴！”

徽宗这才想起来，不仅有些感慨：“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李纲接着又奏道：“臣往日论水灾，实偶有想法，说说而已。自古即使是无道之国，水犹不淹其城廓。古语说，天地之变，各以类应；当时水灾正为今日兵革攻国之兆。一般来说，灾异变故犹如人身，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形于脉搏，善医者能知之。人有病，不是外因使然，而是自身的气在起作用。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注意修养自身，由此能保全邦国，而无危乱之忧也。”

徽宗听得入神，认为讲得有道理，接着又问到虏骑围攻都城时，守御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纲据实汇报了一遍。徽宗对战争的结局有些奇怪，问道：“贼既退师，方渡河时，何不袭击？”

旁观者清啊！这是一个连花花公子都能想得到的问题，可是当局者的钦宗就是不敢下手。李纲当然不能说是因为当今皇帝胆小，只得说：“朝廷因为肃王在金人军中，所以不许袭击。”

徽宗听了一怔，随即说道：“为宗社计，岂可复论此？”

李纲不能答话，只在心里窃叹：“这道君皇帝的天资胸怀，真不可及也！”君臣之间的谈话，于是渐渐变得融洽起来。

李纲见气氛不错，就一件一件地对徽宗解释近期的朝政措施，以解徽宗的心头之惑。大概讲了三十件事，而后奏道：“皇上仁孝小心，唯恐有一件事不称道君意。每次得到您的御批诘问，都忧惧得不能进膳。臣在此以平常人家做比喻，好比尊长出门，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待到尊长将归，子弟不能不惶恐。而为尊长者，正应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不应问其细故。今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安宁，陛下回銮，臣以为，应从大处着眼，其他细故，一切可勿问也！”

徽宗有所感悟，说道：“公言极是。朕只随性一问，并无他意。”说完，马上叫人拿出玉带、金鱼袋、古象简，赐给李纲，同时还叮嘱道：“行宫之人得知公来，皆喜。此也是众人之意，你现在就可佩戴。”李纲推辞不过，只得佩戴上这些宝贝，拜谢后退下，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这次使命看来开局很顺利。

从李纲在太上皇面前的谈吐应对来看，他不仅具有儒家思想的原则性，同时也把徽宗、钦宗父子的微妙心理摸得很透。让他来充当父子俩的调解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十二日，李纲扈从徽宗至鸿庆宫烧香。这一天，朝廷派来迎接徽宗的禁卫、宝辇、仪仗等，恰好也到达南都，城里的士庶夹道观看，轰动一时。

二十三日，李纲前来向徽宗辞别。徽宗拿出一篇“青词”稿，请李纲宣示宰执、百官。这是徽宗在传位时所写的“奏天”文稿。徽宗对李纲说：“本欲往亳州太清宫烧香，因道路被水阻而罢。又欲居西都洛阳，但皇帝再三恳请，也不拟成行。公先归，转达此意，慰安皇帝。”而后，又从袖中拿出一封亲笔信，请李纲转交。并对李纲说道：“公辅助皇帝，守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我父子，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

李纲感泣，再拜受命。辞别出来，马上写了札子，派人送回京城，把自己跟太上皇的对话奏知钦宗。钦宗看了后，批答：“览卿来奏，知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至此，李纲的使命圆满完成。他成功地打消了徽宗对儿子的疑虑，同时也促使徽宗作出了不再干涉朝政的表态。

二十五日，李纲还京，在垂拱殿接受召见。他向钦宗进呈了太上皇的亲笔信，又详细复述了自己与徽宗的问答。钦宗着实夸奖了他一番。

李纲还把太上皇帝所赐的玉带、牙简、银、绢等物品开列了清单，想要缴纳给府库。钦宗说：“你就留着吧！” 想不到，李纲因受到钦宗的赞赏，却引起了“新贵”耿南仲的嫉妒，两人自此产生矛盾，越掐越厉害。

二十七日，宰执在延和殿奏事，讨论郊迎太上皇进城的仪式方案。耿南仲建议：应该屏除太上皇的所有左右内侍，并在宫门出榜公告，敢留者斩！太上皇进城时，也应派人先搜索一下，然后皇帝的车驾才去郊区迎接。

李纲则认为，迎接上皇应该依照常法而不必如此戒备；这样做只能示之以疑。李纲说，这里面有一个辩证法，就是：“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还是不要无事生非的好，否则反而真的搞出事来！

耿南仲不服，说：“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亦有所不免。”意思是说，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要高度警觉，况且在猜疑方面，就连古人也不可避免。

李纲反驳道：“古人虽不免于疑，然贵于有所决断，所以《尚书》里说，要‘稽疑’（对疑难问题进行辨别）。《易经》也说：以断天下之疑。倘若疑情不解开，不就像那个成语里说的‘疑人窃斧’了么？”耿南仲还是不服，喋喋不休。李纲见跟他说不明白，索性对正在听辩论的钦宗奏道：“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诚则明，明则愈诚，诚与明相互作用，可以达到尧舜的高度。疑则暗，暗则愈疑，疑与暗相互作用，其祸患就大了。耿南仲应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然而其人暗（心理阴暗）而多疑，所言不足采纳。”

钦宗见李纲说得如此不留情面，忍不住笑了，而耿南仲“怫然怒甚”。退朝后，钦宗又在睿思殿召见群臣。赐茶完毕，还没等大家说起正题，耿南仲忽然起奏道：“臣刚才遇见左司谏陈公辅，就在朝堂班中。陈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勾结士民伏阙的牵线者，岂可担任谏职？请将他送御史台究治！”

——这是在道理上辩论不过，就要下手整人了，而且用的是“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和“打击同党”的老法子！中国的官场险恶可见一斑。他这话一出，皇上及宰相皆愕然。

李纲不能容忍这家伙信口雌黄，一下子来了火，上奏道：“臣刚才与南仲辨论，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不服臣之言，所以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早已鉴察，臣不敢另有看法，但臣以非材，身处中枢，全赖陛下知遇之恩，未能有所补报。臣之素志，只想待贼骑出境、道君太上皇銮舆还阙，然后求归田庐。今日南仲之言若此，臣岂敢留？请将臣送交有司（司法部门），臣愿以身待罪！”钦宗笑曰：“伏阕那日士庶以万计，如何勾结？朕所洞知，卿不须如此。”

但耿南仲还是纠缠不已，李纲也来了倔脾气，拜辞了皇上，出了宫就到启圣院官舍去住了，不再回府。又写了札子请求辞职，一连上了十余道。

钦宗皆批答：“封还，不允。”又派了御药官，将李纲“押送”赴朝，然后再“押赴”枢密院办事。

这一场风波，埋下了李纲日后仕途坎坷的伏笔——任你再聪明能干，也万万得罪不起小人！

四月三日，太上皇入国门，李纲以守御使身份迎拜于新东门内，徽宗在御辇上看见了，向李纲作揖致意。

翌日，李纲上朝后，又上表章恳请辞官，求罢去知枢密院事。钦宗亲笔写了手诏数百字，不允。然后又把李纲召至内殿，当面慰谕道：“贼骑方退，正赖卿共度艰难，今欲舍朕，要到哪里去？前事不足介怀，宜为朕少留。”

皇帝辞意恳切，李纲自知担当不起，只好从命。

不久，他应钦宗要求，提出了他对边防事务的八条建议。这些建议虽不尽然妥当，但总体上条理清楚，数字翔实，可操作性强，显示出了他所具备的宰相之才。

其中比较有见地的有如下几条：

其一，训练保甲“团练”。李纲说，过去河北有保甲（民兵）五十余万，河东保甲二十余万。但近年以来，不复演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一部分逃亡流失，散为盗贼，今犹存其半。应派专人负责“团结训练”（即团练），蠲免其租税，以作为补偿。其中武艺精者，可授予官职作为激励。如此，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则无调发之劳。其二、恢复国家养马制度。自开国以来，国家设立监牧负责养马，在陕西、河东、河北水美草高之地，设立养马所三十六个，近年却废罢殆尽。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给百姓牧马用地，以民间粗养的马充作军马，官吏也敷衍了事，于是国家再无好马。如今诸军都缺马，应恢复先前的监牧之制，搜罗、购买天下好马。那么不数月间，天下好马就可配备军队。

其三，加强北方险阻。河北塘泺（低洼地）从海边一直到广信、安肃，为险固之地。深不可以涉过，浅不可以行舟，恰好能用来阻隔胡骑。而近年以来，淤泥干涸，官府为了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也大部弛坏。这些，都应派专人督治之。

其四，加固州县城池。河北、河东州县城池多有塌陷，应全部修治一遍。而京城附近的城池，不仅要筑城，还要建立楼橹等设施，让官吏、军民有所依恃。万一有贼骑深入，因城高墙固，虏掠无所得，只能退走。

其五，减免三镇百姓赋税。河北、河东州县，经贼骑残害蹂躏，民不聊生。应减免租赋，赈济贫民。往年方腊扰乱浙东，朝廷犹免当地三年租税，今日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怎能不给予优惠？

这些建议如果实施，大宋的国防倒真有可能焕然一新。钦宗把这些建议发下，让宰执们讨论决定，可是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能统一。结果绝大部分未能实行。只有减免河北、河东租税一事得以实行，但也仅仅实行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