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一九六七年，学校停课闹起革命。“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的号角吹得动地山摇。时间翻过一页，真正属于红卫兵小将的时代到来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自此铺天盖地，人人都写大字报，上至白发老者，下至黄口小童，其内容蔚为大观，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有妻子揭发丈夫的，有儿子批斗父亲的，有控诉隔壁老头拉屎时唱《东方红》的，有状告对门邻居十年前借了一块钱不还的。商店里的红纸墨水一时荡然无存，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光天化日下勒令售货员打开库房的门，把为数不多的几卷红纸席卷而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街头成了红海洋。斗志昂扬的人们，在左胳膊上套起红袖章，高举红旗，冲进一扇扇大门，揪出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牛鬼蛇神，扭转其双臂，往那个颓然垂落的头颅上戴上一顶高帽，然后敲锣打鼓，沿街纵声欢呼。牛鬼蛇神毕竟是少数。而各种组织像那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就遍布县城的每个角落，连我家的那个大院里的几个小脚老太太也搞了一个战斗队，嚷着要把某个走资派押来批斗。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我的女班主任被学生从那几间平房里揪出，剪了阴阳头，被墨涂黑脸，环操场爬行。还罚跪。大热天，头上顶着一盆水。若水倾覆了，就有人抓住她的头发扇光，皮带没头没脑地抽下。抽的还格外阴险，专抽胸乳。也许女性更了解女人的弱点在哪，尽管手拿皮带的人还是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儿。是于萍。一夜之间，她成了红小兵的头。不再系红领巾。扎两条小辫子。胸口挂了个毛主席像章。腰间勒了一根三指宽的军用皮带。左胳膊上套一个红袖章。她父亲是革命干部，这是最高的阶级出身，这意味着她先天性地拥有惩罚一切的权力。女班主任无法理解，晚上回家，上吊了。她的儿子，那个已年满五岁有点弱智的儿子，在门口喊“姆妈……绳……”，见没人理会，拿剪刀，架起楼梯，试图剪断勒在妈妈脖子上的麻绳，梯子翻了，剪刀插入心口，也死了。

六七年死的人真多。街头不时会出现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上面落满苍蝇。再也没人去抓苍蝇了。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那些中学里的红卫兵已经不满足校园这个战场，挥舞皮带、棍棒冲向全社会。

人，真是凶残的怪物。至今想来，我都不敢相信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些十来岁大的孩子竟然能想出那么多的能让来俊臣之类的酷吏也自惭不如的折磨人的法子。坐喷气式飞机之类的人身虐待不必多提，那太一般，不新鲜。我说几个不大见之于报刊文章的。一是把老鼠（又或者是猫和鸡）放进人的裤裆里，裤裆下方用绳扎紧；二是用老虎钳拔指甲，再用烧红的针把十根血淋淋的手指头钉在木板上；三是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再往他身上涂蜂蜜，放在午后的太阳底下暴晒，不一会儿，这人身上爬满蚂蚁；四是用木槌锤睾丸，以求让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断子绝孙。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嘴硬，顶撞了来抄家“破四旧”的红卫兵，被一个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当众扒下裤子。女红卫兵拎起长嘴铁皮壶，把壶嘴塞进女人的阴道，往里面灌进半壶开水。天可见谅。这位不幸的妇女现在还活着，大家叫她清婆婆。这位眉目嫣然的女红卫兵在不久后的武斗中被人用刀剁成肉酱。死之前，受到非常残忍的虐待。她的肉，还被煮熟，摆到她母亲的面前，那位可怜的老母亲被要求把这堆“反革命”的肉咽到肚里去。就不说这些事吧，免得污了我们的汉字。

我也参加了红小兵。因为去过北京，虽未真正成行，也有几分炫耀的资本。这年记得最清楚的是倒并非轰轰烈烈让人目不暇接的批斗、抄家、游行、破四旧等活动，而是两个七八岁大的孩子的对话。两个小男孩，一个大门牙，一个光脑袋，躲在废品站后面的围墙下一边玩一种“三面红旗打到台湾”的游戏，一边聊天。

大门牙说，“你知道江青是谁吗？”

光脑袋说，“老人家的老婆。”

大门牙说，“你说他们在床上要不要做那事？”

光脑袋不解，撸一把鼻涕，说，“做啥事？”

大门牙立刻躺在地上，四脚朝天，嘴里哼哼唧唧，再爬起来说道，“就瘦猴他爸妈做的那事。”

光脑袋哦了一下，似乎明白了，脸上又露出困惑的表情。

大门牙拍拍他的头说，“我再问你，你说老人家要不要吃饭。”

这一次，光脑袋回答得很快，“要!”

大门牙又说，“那老人家要不要拉屎？”

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大门牙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只是反反复复地想，老人家到底拉不拉屎？若只吃不拉，屎到哪里去了？若也吃也拉，那老人家是不是也要揩屁股？老人家拉的屎是臭的吗？这些魔鬼问题一下子塞满我的脑袋。我撑不住，从墙头掉下来。他们看了一眼戴红袖章的我，发一声喊，撒丫子跑远了。我想去追，又想过大门牙刚才躺在地上时的滑稽动作，肠子打起结。我没法让自己不笑。我想起继父身上茂盛的汗毛，想起自己藏在母亲被子里的那只青蛙，想起我一岁的弟弟李国泰。我笑出了眼泪。

说起来，那年也是让我后悔的一年。因为破四旧活动，废品站里堆满字画文物古本图书，堆得比小山还高。那时只晓得这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东西，哪懂得这是比黄金白银更贵重的稀世珍宝。用手撕，拿脚踩，图的是听那宣纸画轴撕裂时的声音。我那时咋不晓得在野外挖个坑，随便捡几十件东西扔坑里？现在掘出来，想必就发了大财。哪怕是虫叮蚁咬，也好过化成纸浆。我真蠢。这些年，每念及此，即痛彻心肺。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无意间浏览到某拍卖行搞的中国古代书画拍卖展，儿时在废品站见到的一幅文征明的画赫然在目，标价四十万人民币。我之所以敢这样肯定，是因为它少了一边，是残迹。当时我肚子疼，躲在墙根下拉屎，随手撕去一边，准备拿来揩屁股，后来又看见一块绣花绢布，就嫌它脏，把它抛出围墙。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儿时的偶像，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把自己吊在北京龙潭湖畔的槐树上。我觉得很伤心。我都苦练了这多年的乒乓球，还学会上旋发球与下旋发球，现在容国团死了，这一手绝技还能展示给谁看？我把木板球拍扔进河里。我觉得容国团死得真窝囊。自杀的人，那几年比比皆是，并不稀罕，方式大抵是跳楼、沉河、触电、吊颈、投井、吃滴滴畏、用菜刀抹脖子。堂堂一个世界冠军为什么不能选择一种稍有创意的死法？

县二中，有位数学老师，因为老婆长得漂亮，被革委会的头批斗，用绳子勒住自己的阴囊，另一端绑在楼顶的水泥柱上，再从上往下跳，身子在空中弹来弹去，悬挂了好长时间。全县人民都跑去看老师的空中杂技。这是一位把悲伤留给自己、把快乐送给他人的人。当他的妻子上台指控他“长期反对毛主席，还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他沉痛地忏悔道，“我错了，我怎么能把妻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呢？一定要把她当成公有财产。”

还有一个农业局的老干部，脱光上衣，把毛主席像章往肉上别，挂了几十个，再摸出一根粗长的铁钉，对准太阳穴，手拿断砖往上面拍，边拍，嘴里还边喊“毛主席万岁。”这个人抓上台批斗时，有人把他儿子也抓上台勒令其高呼口号与其父决裂划清界线。他儿子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结果千百人齐声高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一生古板正经的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也更具有喜剧色彩，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啮牙咧嘴鬼哭狼嚎。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但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

自杀的人都是用试图用死来威胁党，否定党的正确，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大家那时也不晓得世上还有“天葬”。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望着窗外的浮尸，都得出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县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毒死革命群众!

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红卫兵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十四岁。因为不断地书写大字报，字倒认得几个，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横着背，倒着背，竖着背，随便从中抽出一段来背。不过，年纪尚小，不是毕业生，没人往我胸口戴红花。好几次，我都想跳上那几辆被人们敲锣打鼓欢送的解放牌卡车。我要去广阔天地里，那里将大有作为。我厌倦了这个家。继父那张满脸横肉的脸让我想吐。他是工宣队里的成员，派驻县供销社，整天威风凛凛，呼三喝四。我看见他躲在仓库里摸一个女人的奶子。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卖糖果的女售货员。她的丈夫是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我没告诉母亲，主要是害怕母亲与继父打架。母亲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杠还粗的继父的对手。我也害怕母亲去撕烂女售货员的嘴。我还非常讨厌已经三岁的整日抱着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哥哥的李国泰。当继父与母亲背转身时，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为痛觉神经发育比较迟疑，当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无事人去了厨房几分钟后，他才会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说，“这不是毛主席的话，是林副主席的话。”

母亲不能辩赢十四岁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也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她还是在李国泰的配合下，粉碎了我几次妄图逃蹿的阴谋。我家离一中不远。肉嘟嘟的李国泰整天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盯着我。有一次，我用小刀割破手指头写下了一封表决心的血书，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李国泰跑回家，说，“老师表扬了哥哥”。母亲一愣，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受老师表扬。母亲跑去学校问清端倪，大怒，等继父回来一说，继父去了学校，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老师再看我时，眼神就有点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