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惯于“惹是生非”的太学生

就在大宋国运岌岌可危的巨变时代，有两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物，一先一后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两人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太多的不同之处。他们在猝然而来的宋金战争中，被命运所选择，介入了当时的国家大政，或长或短地影响了大宋国策和历史的走向，从而留下了显赫的名声。

其中一位，是本书要讲的主人公——李纲。

另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奸臣秦桧。

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在早期有颇多重合之处。

他们生于同一时代。李纲是宋神宗元丰六年生人，秦桧小李纲七岁，是宋哲宗元祐五年生人。按照当今十年为一代的划分法，他们算是同一年代人，都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大动荡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仕宦子弟。所不同的是，李纲出身于高官家庭，父亲李夔是龙图阁待制，相当于皇帝的文化顾问；而秦桧之父秦敏学，则只做到了知县一级。

他们在年轻时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李纲幼年时即有大志，勤学苦读。十多岁时，其才学已名动州县，二十二岁入太学（国子监），是那时国立最高学府的“本科生”。二十九岁考中进士，有幸得到徽宗的再三眷顾，名次从乙科特别提升至甲科。

秦桧也是当时的青年精英，曾在太学“游学”。他博闻强记，擅写文章，尤其长于办理俗务，当时太学同学们凡有郊游活动，都委托他一手操办、里外奔跑，因此获得了“秦长脚”的美名。他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此后步入仕途。

他们都曾经是大变动时期宋朝的宰执大臣，也就是宰相，以自己的意志和种种努力，影响了大宋的对金战略。

他们同时也有泾渭分明的不同之处，一清一浊，一白一黑，迥然不同。一个博得了千秋美誉，一个则留下了万世骂名。

李纲为相仅仅七十七天，后被贬，辗转于途近三年，一度被流放到山遥水远的海南，所幸很快遇赦，但到底未能完成抗金复土的大志，郁郁而终。

秦桧则要“幸运”得多，当了宰相之后，专国十八年。他的执政理念与后来宋高宗的意图完全一致，决定了宋金战争之后，“南宋”百余年委曲求全的命运。

李纲与秦桧两人，一个，以文士之身，亲自上阵部署，拒强敌于城下，是个唯愿以死报国的热血汉子；一个，以宰执之尊，却处处破坏抗战，谋害抗金名将岳飞，是个令人不齿的巨奸大恶。

这些区别，就是人性在历史考验中的善恶分野，是知识分子官员在品德上的两极分化。

盖棺论定，青史有判，鱼龙终究不可能混杂。

一个正直人士在生前的不幸，是由千秋万代人们的赞美来做补偿的。

一个奸佞小人在生前的侥幸得意，则是以臭名昭著、子孙蒙羞的身后定评来作为惩罚的。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于宁愿让子孙也跟着挨骂的恶人，善意的劝诫是没有用的。只有世世代代的读书识字者，以白纸黑字的利剑，将他永远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死。

本书在此以前的部分，就是李纲在出场之前的大背景。之所以说了那么多，是因为其中的曲折、原委，如果不讲清楚，我们就很难对李纲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估。

从下面起，我们就专门来说说李纲——这个曾经挽救过大宋王朝的传奇人物。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居士。祖籍邵武（今属福建），从祖父一代起，迁居无锡。无锡有一条河叫梁溪，李纲便将此溪名做了自己的号，大家都习惯叫他“梁溪先生”。

李纲的家世很有来头，系出自唐朝的宗室。他们家的老祖宗，在唐时因宗室身份出任过建州（今福建建瓯）刺史，因此家族从那时起就定居在福建。

在研究李纲身世的过程中，我发现，李纲在史籍的记录上虽是名声很好的“主战派”大臣，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人。

首先，很可能他一辈子过的都是奢华的生活。李纲祖先地位隆宠，父亲李夔是皇帝的近臣，他本人在三十岁后又多年在朝为官。宋代的官员，待遇之厚为历朝之最，李纲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一生不缺乏锦衣玉食。据一些野史笔记上载，即便他后来遭贬后，家中财富也甚多，拿出来赠送朋友的珠宝，一出手数量就大得惊人。

其次，曾经有人说他在政治上有污点，是蔡京的儿子蔡攸一党（笔者注：此说不确）。

但是，这些问题即便是有，也不能掩盖他在宣和、靖康年间挺身抗金的大节。

兵临城下之时，一个出身高贵的知识分子官员，没有袖手，决不逃命，以文人身份亲历战阵，部署杀敌，这样的壮举，足以使他当得起“民族英雄”的称号。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忍让。而民间则抗日情绪高涨，知识界中也弥漫着杀敌报国的豪气。1935年，上海“汗血书店”出了一套《民族英雄评传》丛书，其中的第六集，书名为《抗金护宋的民族英雄李纲》（成亚光著）。书中对李纲评价极高，称其“保家卫国的精神与功绩，甚至要超过岳飞和韩世忠”。

作者说，假如宋朝当时没有李纲，那就连半壁江山都要保不住了。因此，李纲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事迹，可说是“贯日月、泣鬼神”！民国的那些年，并不像当今某些学者所渲染的那样，是自由主义的宁静乐土。那是一个“国土一天天沦丧”的危难时代，整个中国，哪儿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因此，该书作者疾呼：愿自己写的这本小册子，“能鼓舞第二李纲的崛起，来挽救这汪洋大海中的破舟”。——国有大难，必出英雄！

对李纲一生的总体评价，以“民族英雄”而论，大抵不错。这一点，恐怕只有身处危局的人们才有更深刻的感受吧。

李纲的家乡无锡，是锦绣江南之地。当年李纲的祖父退休，在还乡时途经这里，为太湖的烟波浩渺所陶醉，遂起意在此安度晚年。无锡山水，素有“吴山青，越山青”的那种空灵，李纲在此生长，自幼也就有着一份剔透明澈的聪慧，少年时胸有大志，学业精进。

十九岁那年，母亲吴氏去世。李纲是孝顺之子，在为母守丧的三年中，他结庐在母亲坟茔旁，清心寡欲，手抄了《妙法莲华经》七卷，放在母亲的棺木中。据说，在此期间还在墓地周围栽下了松柏数十万棵。

李纲完成启蒙学业后，先后入了县学和州学，成绩一直优异，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到二十二岁时，由州学推荐，进了京师的太学，名次是当年的第一。这个荣誉，他的父亲曾获得过，后来李纲有个堂弟也获得过。

一门三个太学榜首，史书上说：如此盛事，“时人荣之”。

就在这一年，李纲娶了襄阳人张氏为妻。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李纲的老岳父张根，官居秘阁修撰。

从崇宁五年起，夫人为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即长子李仪之、次子李宗之和三子李集之。

李纲入了太学后如鱼得水，学业更加精进。第二年成为“进士预贡”，具有了考贡士的预备生资格。

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李纲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他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的职衔。

从上面这个履历来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年纪的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学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矗立眼前……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想到此处，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的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腐败，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上奏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悖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

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诗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终于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种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走这尊瘟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已经二十九岁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