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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德尔博士是位并不令人十分感到愉快的汉学家。
在美国，中国热早过去了，研究中国，不算是一门热门的学问。但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中国，如最近去世的费正清博士，如这位活着的立德尔博士。不过，大胡子说：“我对于中国满清末年的的兴趣，纯粹因为我自己家族的缘故。”
费正清博士，我不认识，但读过他的著作。立德尔博士，我认识，却从来没见过他的任何有关他的外曾祖父和中国的只言片字，总听他说在研究着，但也总未见他写出来。这也并不稀奇，美国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国家，其实，林子大，什么鸟儿会没有呢？中国何尝不同样如此！
反正谁也不会当回事的，来的都是客，那就热烈欢迎呗！泱泱大国，一向以礼貌著称于世，史学所的王所长，史学会的汪会长（请注意“所”和“会”的一字之差），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番了。何况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曾经在中国几乎生活了一辈子，现在他踏着先人的足迹又来了，汪会长说：“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吗？才让外国人仰慕不已的。”
史学所的那位挺漂亮的秘书，对立德尔博士说：“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寻根！”
请注意，这一点相当重要，故事所以会那么抚今追昔，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儿引发出来的。
2
立德尔博士虽说是汉学家，只是对中国人而言。在美国，他是基金会的干事。
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人，赤红脸膛，鹰钩鼻子，头发早歇了顶，但络腮胡子却十分茂盛的博士，实际上是一家私人基金会的干事。
老兄的那山羊毛大胡子，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他喜欢热情洋溢地同人拥抱，这还可以；他更喜欢亲亲热热地与人贴脸，那就不敢恭维了。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没办法。
这次是先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第三次要到中国来。
我给王所长打电话，照会他这件事，他说他也收到了博士的信。同时，我给汪会长也打了电话，答复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个来访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汉学家，必须要向史学所和史学会分头打招呼。
大胡子启程之前，又拍来一份电报，要我某月某日的几点，到飞机场去接某某次的航班。以及十万火急，务必务必的话。
我认为立德尔有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基金会干事并不等于访华的一位外国元首。
我赶紧拿起电话找王所长，对方很惊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接着，我从汪会长的公鸭嗓里，也听出了同样失望的调子：“这可就日怪啦！”
3
我和立德尔博士认识，是很偶然的。
有一年，我去英国，根据主人的安排，有一天，到牛津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见几位汉学家，那是一种随便的、不拘形式的交谈，喝着咖啡，各谈各的，基本上是一个无主题变奏。
这也很好，省得成本大套。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严肃和一本正经，这一点，我对立德尔颇多非议之处，但他不那么努力把自己捆绑起来，更随心所欲些，倒是让我膺服的。
三月的英国，春寒料峭，黄水仙虽然开了，但丝丝缕缕的雨，总使人排解不了心头的冷意。他出现了，这个新奥尔良的大胡子。霎时间，就热热闹闹起来。
我当时不知道他老兄是美国人，还以为是他们一伙的，也许迟到了，也许从外地赶来的。
他和在座的每一个人握手，拥抱，贴脸。大嗓门，生硬的中国话，和雪茄烟的味道，喧宾夺主，马上全是他的市面了。
对于我们几个中国客人，不用说，热情有加。左颊右颊的优礼有加，真让人禁受不了，他那胡子好象山羊毛织的毯子似的，还有一点扎人。
这时，方知道他刚从美国来，到这儿来查一点他外曾祖父那个年代的资料。他经常来，跟此地的同行很熟，别看隔着大西洋，倒比从我家去史学所或史学会更便当些，我与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姓王，一个姓汪的领导联系什么事，唯有电话，想登门朝拜所长或会长的话，真挤不起车，老骨头老肉，实在吃不消的。
想到这些，比起人家大西洋上飞来飞去，象吃馅儿饼似的容易，难免要泄气的了，真是的！
不过，若是立德尔一张嘴，他的外曾祖父为中国如何如何贡献了一生，我也不怎么爱听。当然，我未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多么多么的“革命”，对这位据说对中国还不错的传教士，有什么反感。细想一下，这种情绪，也颇有趣，或许便是所谓的“复杂性”了，就如同所长也好，会长也好，并非十分“待见”这位老外，又不得不做出十分“待见”的样子，不也是好笑的吗？
他，也就是这位胡子老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是山东人？”
我说我不是。
“山东人都是大个子。”
我回答他：“但大个子不一定全是山东人。”
“如果你不反对，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直接了当，是个按下子弹，马上扣扳机的主。而且，对不起，决不把麻烦别人，当一回事的。才认识五分钟不到，他张嘴要我给他办事。
与立德尔博士，是这样认识的，那天伦敦真冷。
4
请原谅我把镜头闪回，1899年10月2日，那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事。
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件久远年代里的一个场面？也许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抚今追昔”了。
那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在泰安去沂州的驿道上，蹄声得得，一路飞尘地驶来了一辆教堂老爷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圣言会的副主教福约瑟大人，和拎着马棒的教堂执事，和护卫他的扛着来复枪的德国兵。
“让开！让开！”赶车的吆喝着。
挡道的独轮车，一边装着扇石磨，分量不轻，十五岁的李二全和他的爹，两个人都光着膀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努力地想把这不听话的车往路边靠靠，好教马车过去。洋人是惹不得的，连帽子上有顶戴的官员，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
那时的驿道，说实在的，连现在的三级公路也比不上。
第一，土路，坑坑凹凹，全是车辙，第二，狭窄，会车总要磕磕碰碰，少有不骂娘入祖宗的。
“滚！”马车上的人大声吼着。
心越急，越出事，独轮车歪倒了。本来上火，赶车的再吹胡子瞪眼睛，李二全把肩上的绳子甩脱，索性去他妈的了。
穿着黑袍的福约瑟大人，在车上站起来，他说：“我凭我这支手杖，走遍山东，没有一个人敢挡我的路！你好大胆！”
他这样振振有词的时候，他和他的跟役心里都明白，在曹州被打得屁滚尿流，是另外一回事。也许，这是使他恼怒的原因，他下令他的护兵：“给我打！”
德国兵举起了枪。[1]
5
立德尔博士点起了雪茄。
“哈瓦那的，有兴趣吗？”
“谢谢－－”我不抽烟，但我提醒他，门上贴有不准吸烟的标志。
他笑了：“要是他们的邱吉尔在这里，他会服从吗？”他根本不买账。
这样子的一个自以为仅次于上帝的人，你拿他有什么招？他第一次来北京，就够折腾人的，在山东，给王所长出了个难题，要一把真正的大刀会的刀，或者一面大刀会的旗留作纪念。好象他张了嘴，别人必得照办似的，后来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好一个不高兴。在首都机场，硬是不跟王所长拥抱、贴脸告别，却和所长秘书莉莉亲热个没完。
第二次来北京，老谋深算的汪会长，满足了他的欲望，送给他一把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刀。但他又提出来，半点也不客气地要求授与他一个名誉头衔，弄得我们这位老资格只撮牙花子，承认他比自己还敢狮子大开口。
所长和会长在这方面看法一致，立德尔是个很令人讨厌的家伙。
早知道，我就不该招惹他。
在伦敦，叼着雪茄烟的大胡子告诉我，他的外曾祖父曾经在山东传过教，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帝的信徒，他把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教会。给我看了这位传教士的油画象的照片，果然象圣徒那样，令人肃然起敬。还从他的文件箱里，找出来一份复印的满清政府档案递给我。
他先让我评价一下那份档案：“不会是假的吧？我花了钱的。”
我想不至于，假字画、假古董可能，但造假的满清档案骗人，下的本是不是太大点了？不过，照汪会长的话，很有点指点迷津的意味，老先生认为：中国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有利可图，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不过，我宁可把这世界想得好些，但愿不是象老前辈所说那样不可救药。
原来这位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很可能曾经在威海卫圣公会教堂当过神父。
根据这份没头没尾的复印件，大致看出这位从新奥尔良来到中国的神职人员，曾奉他们国家公使的命令到钜野、曹州等地参与办理教案，并协调各列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但档案里提到的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外曾祖父，犹待核实，所以，这也是他把我拖到一边去的缘由。
他希望我回国以后，继续帮他寻找他外曾祖父的资料，可我对历史十分懵懂，这才找到我的朋友王所长。他和我是老乡，五十年代都划过老右，还曾一块儿被“改造”过几天，所以有一点友谊。
后来经他考证，这倒确是一份兖沂曹济道的奏折。他的学问显然比吃政治饭的汪会长高明，而且判断可能是那个后来成了八国联军索要的义和团主犯的毓贤干的。一个道台是无缘得见天颜的，胡乱进言，弄不好要犯僭越之罪，所以是由当时的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转呈的。由此可见这位美国传教士挺能活动，居然从知府、道台到三口通衙门，到总署，拿今天的话说，一路开放绿灯，也是不可小视的人物。
这位道台大人（是否毓贤？待考），不知得了洋人什么好处，还是让洋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无非这两端，非此即彼。正如不亲外则仇外，不媚外则排外一样，中国人好象特别喜欢走极端不可似的），给皇上打了这个报告，认为博士的外曾祖父“折冲樽俎，竭力斡旋，时作持中之论，议论公允，慷慨陈词，少有偏袒之意”，并且说：“齐鲁一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了无宁日。”这位道台的主旨是想把洋人推荐给朝廷，认为洋人的事，若由洋人他们自己来调停处理的话，或许比较好办些。
好一个卖国主义的主意！
皇上居然没扇他大耳刮子，算他走运。
6
毓贤很快由兖沂道到省里来主政臬司衙门，大概在现在的济南市三山街一带，类似于当下的公检法部门吧？也是很有权势的。此人以“善治盗，不惮斩戮”[2]闻名，很显然，是一个蘸着老百姓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官吏。
直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巨野教案发生，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张汝梅接任这份差使，民教冲突，此起彼伏，实在维持不下去。于是清廷把一度调往湖南的毓贤，又请了回来，接任山东任巡抚一职。虽然成了封疆大吏，但那些焦头烂额的教案，使他穷于应付，根本没安生过。
应该说，这位毓大人，是总结了前任被革职的教训，上任后对洋人还是竭力周旋，想坐稳这把交椅的。
尽管他没有少镇压百姓，大刀会的人死在他手下的，也不在少数。当他作为臬司，和兖沂道的锡良处理巨野教案时，也是胡乱抓人，刑讯逼供，滥编供词，很想讨好洋人，以便了结此案的。连教士薛田资都认为：“中国的官僚把几条人命看得一钱不值。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来，有一部份人很快就释放了，有一部份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死于牢房里的传染病，牢房里几乎一直有传染病流行。七人被判罪，其中两名被杀头，其余五名被判为无期徒刑。圣诞节刚过就开了斩，为了警告其余，砍下的头被涂黑了，在城东门上挂了好几个星期。”
“对这一不公平的事情，我束手无策，象往常一样，我去拜会知县，请求他公平处理。可是我得到的回答仅仅是美言相许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连这个知县也被革职了。”
“凶手还是那个义和团，而义和团据说是‘全部都已消灭了’的。1895－1896年，毓贤接到‘严行禁止’义和团的敕令以后，也曾向北京报告说，他已经执行执行了这一敕令。他因此加官晋爵，很快成了山东巡抚。因此，让这个知县冒险向上面报告，说还有义和团，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苦恼啊！特别是对七个囚犯的判决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复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否则，按照中国的法律，毓贤就得掉脑袋。”[3]
尽管如此，洋人还是不满意他，到底将他轰出山东，由袁世凯总揽大权。甚至后来毓贤回到北京，让外国人压着，硬是坐了一阵冷板凳，去太原任山西巡抚，也不放过他。
1900年3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拍给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侯爵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关于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情况，我已于本月10日电告阁下。现在，我必须报告：前任该省巡抚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山东近年来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位官员对反对基督教的结社抱有同情；这里的各国使节对他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我向总理衙门谈论到卜克斯先生案件时，我曾警告他们说：如果卜克斯先生案件的解决不能令我满意，我必须坚持惩罚巡抚，因为他对该省的混乱状态负有责任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该巡抚由于教案而被免职，并且美国公使曾经正式要求永远不再录用他。”[4]
在稍后一些日子里，这位公使致外交大臣的电文里，仍然表明他要给当时的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他们任用毓贤表示不满。
“我们迄今尚未收到总理衙门对3月10日照会的答复；昨天，我阅读了任命前山东巡抚担任山西巡抚职位的官方通告，使我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抱有严重的疑虑。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成长和逍遥法外，普遍地被认为是由于这位高级官员所给予他们的同情和鼓励；他的行为在过去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成为好几位外交使节提出强烈抗议的主题。总之，毓贤被指定担任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政府方面对列强的意见和抗议特别缺乏考虑的表现。”[5]
直到1900年3月29日，窦纳乐爵士仍在坚持：“该省前任巡抚毓贤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他是主犯。除非此人首先受到惩罚，我们便不能够坚决要求惩罚那些较低级的官员，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根据他的命令行事的。”[6]
于是，他在山西任上，就和他镇压过的义和团一起，特别的反外、仇外起来。
仔细想想，这当然也是很有意思的。
7
一开始，立德尔博士和史学所取得了联系以后，便把我撇开了。
当然也可以说，史学所和立德尔直接挂上了钩，他们之间的许多来往，也就不想把什么都对我这个外人讲了。
这种谋略，完全属于国粹了。老会长嘲笑我对我老乡的忠实，中国人跟中国人玩儿这一套，最在行了。哪怕亲娘亲老子，也不讲情义的。
首先，立德尔也不是东西，过河拆桥，他也滴水不漏地瞒住我。我还挺当回事地和第一历史博物馆的内廷大档的老先生套近乎，给他挖资料呢？
我当面问过这位胡子。学他，也直接了当：“这么做，至少不够朋友吧，也该打个招呼的吗！”
他面不改色，他问：“山东人的性格，是不是特别的讲义气？”
“可以这样说吧！”我回答。
“能不能认为全部的中国人，都很讲义气呢？”
“那倒未必的。”
“这就对啦，何况我是外国人呢！”
这个王八蛋！
其次，我对史学所的做法，尤其我那位老乡，实在不敢恭维。“王所长，真有你的！瞒天过海，纹丝不动！”
王所长多少还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呆气仍在，并未被官场的明争暗斗磨练得多一点滑头，白“改造”那些年，仍然缺乏适应生活的能力。他面部肌肉不归原位了，不知怎么对我解释。
可我明白，他嗫嚅地说出“莉莉”二字，便知道是他的秘书，一个人精，搞的名堂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向这个老外发出了邀请，真是进展神速。要不是汪会长那公鸭嗓在我寒舍门外响起，我不知道两强相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剌刀见红的程度。
我懵然无知，他老人家却了如指掌，到底是搞政治的，嗅觉特别灵敏。
“老兄老兄，你可太不仗义了！”
“老前辈，你怎么啦？”
汪会长在创造历史的时候，我还坐在课桌前学习历史课本呢！敢不让他老人家进屋，请坐，倒茶，然后垂手听训。
他说：“我是三次去过美国，我对这个资本主义大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从东海岸横贯西海岸，从西雅图一直斜插迈阿密，好的，坏的，肮脏的，不堪入目的，该见的全见过了，我对那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我想不到他是为立德尔而来。
“是的是的，”我摸不清老爷子的来意，只好这样跟他唱和，“汉堡包吃一回两回还可以，老是那口味，也受不了的。”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在英国是不是和一个美国人接触过？”
听他这外调的口吻，我吓一跳，连忙坦白，确认其事。
他跌足长叹，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失望状。“你怎么也不考虑考虑，老兄啊，你并不了解对方的身份、背景、就让这位外国人和官方机构接触呢？万一他是反共的、反华的的政治人物，或者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那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你想过吗？”汪会长摇摇头，做出一种“大人不见小人怪”的长者状：“你啊你啊，就知道写你的小说，那怎么行哪？你还不总结经验啊！五十年代栽了那么重的跟头，不就是缺乏政治头脑吗？这个历史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老先生玩这一套顺口溜，熟门熟路，先给你念紧箍，然后再进入主题。
幸好，我也不怎么惶惑，无论如何，过时的符咒，总是象过期的药一样要失效的。不过，我不愿让他感觉到他的狗皮膏药倒了牌子，做出一副屡试不爽的灵验如神的样子，似乎他这番教导是多么的震聋发聩。“我还真没有想这么多，我认为如今，是可以张开双臂，去拥抱任何人的，只要他口袋里有美元。”
“不对了不是？那也有抱得紧，抱得松的区别的。”
“可这个立德尔是什么基金会的呀！他们每年有一笔邀请学者访问的开支，你老说该不该表现热情一点？”
“对呀对呀，这你没错。不过，应该由我们史学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出面接待才是！史学所不合适，那位所长书生气十足，不但缺乏外事工作经验，更缺乏对敌斗争经验。那个把持一切的风流秘书，哦，什么事都敢干的，她可不在乎人格国格的。”汪会长一激动，声音提高八度，听得头都炸了。
大概他领教过莉莉的魅力攻势，提到了她，痛心疾首。
“你老到底是个啥意思，别给我绕弯子，你知道我缺乏政治。”
“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应该马上行动，让博士先生接受史学会的邀请！”
原来如此，“好吧，汪会长，我去刻跟立德尔商量商量！”
会长把手指戳着我的脑门子：“你都被那个娘儿们蒙在了鼓里，那个大胡子已经在首都宾馆住下来了！”
这可实在有点他妈的不象话了。
8
这是立德尔首次被邀请访华前的琐事，已经可以闻到一丝火药味了。
在这种勾心斗角的较量上，王所长根本不是汪会长一个等量级的，书虫子一个，丝毫不在话下。可莉莉，却让久经考验的老资格碰壁，气得他一塌胡涂。
我们赶到宾馆，这姐们好象知道似的，挟带她的美国俘虏一个小时前撤了。
“去哪儿？”
回答是拨郎鼓似的晃脑袋。
偌大的北京，到哪儿去找？我问我的老乡，你们搞的也太过份了吧？
他说他真的不知下落，我想他不至于撒谎，但汪会长发誓，做所长的要不晓得的话，砍他的头。
“汪会长，你可言重了。你的脑袋抗日战争未掉，解放战争未掉，为这区区小事掉的话，太不值得了。”
他断言，任何人，任何话，都不可信。
当他吐露这番真知灼见时，那副政治家的风范，是很令人高山仰止的。大海捞针，从哪儿找这个美国胡子？正在一筹莫展之中，两张请柬出现在我们面前。
“史学所宴请著名汉学家立德尔博士，于某月某日下午七时假座某某饭店举行，恭请光临！”
汪会长叹了口气：“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以为他老人家一怒之下，也许不领史学所这份情了。谁知我到了饭店，汪会长早已笑容可掬地坐在上位，和我那位老乡亲密无间，和那位立德尔大谈特谈山东，从孔孟之道，一直侃到煎饼果子。
这时我细细品味，博士的中国话，多少有一点胶东口音。他那睥睨一切的神态，和我们老会长暂时放下革命，一副热心洋务的通达和亲切的面貌，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投契之情。
那顿饭，他们老二位，至少站起来拥抱三次，当然包括贴脸在内。
这可急坏了莉莉，她的座位在我旁边，她对我发牢骚：“你的这位老乡，真是扶不上去的天子！”
“怎么啦？”我看了一眼所长，端坐在大胡子的左边，很中规中距的呀！
“你看他那副字典面孔，一言不发，到底他是主人，还是那老杂毛是主人啊？我就说，不能请他来，他说不，这是礼貌，真是他妈的一个书呆子。”
可不，他致了祝酒词以后，就吃冰棍拉冰棍了。
我启发他，老先生的话头已经从泰山下来，直奔立德尔外曾祖父当过传教士的威海卫了，那你史学所的所长，还不谈谈你最拿手的北洋水师，甲午海战和刘公岛吗？这时候显出学问家和政治家的区别了，俗话说，“不打懒，不打站，就打不长眼。”钻到学问中去，就常犯这个毛病，把握不住瞬息万变的形势，而坐失良机。还未等到我的老乡插上嘴，汪会长已经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飞过了太平洋，到了密西西比河，到了新奥尔良，谈起那里的堤坝和世界上最长的双跨大桥了。
莉莉对她的所长，不抱希望了，只好展开她的魅力攻势。不过，她先悄悄向我抱怨：“你的这位大胡子，可不怎么样！”
我声明：这位博士是你们邀请的，咎由自取，怪不着我。
她说：“这个老外，挺色！”
我吓一跳，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了解，莉莉比较开放，连她都这样看，大概不会言过其实。但当她朝胡子笑了一下，那种笑，我敢说，连低度酒的成色也不够的，我们这位博士就马上醉意盎然了，那双隐藏在眉毛胡子里的眼睛，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汪会长再谈什么，他也不感兴趣了。
那是我和他第二次见面，在伦敦只是喝了一杯咖啡的功夫，谈不上什么深知，只是觉得他有点霸道，好象大家都得买他的账似的。凭一根文明棍走遍山东，或者走遍中国的时代，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要是拿美元还差不多。果不其然，他获悉他去山东旅行期间，这位一笑起来十分动情的秘书并不陪同，便坚持要史学所为他配翻译，而且要求配一名年青的女翻译，他其实中国话讲得算是可以的。
这洋老爷的要求，你也很难说他过分，但又不能说他不过分。
汪会长叫人佩服之处，他永远能把握住时机，而且一石二鸟，这就不能不让你感到姜还是老的辣。他说：“那是自然，年青女孩子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嘛！”
我那位老乡倒未必是多么的爱国主义，他比较呆。哪怕说研究研究呢？不，他这一点倒有点山东人的性格，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真能拉下脸来：“我们从来不提供妓女，请原谅，博士先生！”
我以为立德尔会拂袖而去，也许他没有听懂，也许他装胡涂，和汪会长继续刚才的交谈，而且答应了要和他当会长的那个史学会的会员，做一次学术交流，重点介绍一下他那个基金会，让中国人了解它。“文化仍世界之精华，相互来往，是不存在国界的！”老先生的嗓门越来越亮，调子越唱越高，两个人又站起来拥抱、贴脸了。
一直到宴会结束，洋博士也没闹清在座的这位会长，是主人还是客人。
莉莉当然恼火，所长所长，你至于吗？如此保护国货？你什么时候有功夫驾临大饭店去瞅瞅，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们，干什么吃的？再说，你也没有必要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弄不好，前功尽弃，我们后面的戏怎么唱下去呢？
“那也不能为了要他回请我们，明年去两个人到美国访问，就斯文扫地，坍史学所的台！”
“你实际上是为史学会创造条件，老头儿一子没花，大胡子已经被他抓得牢牢的了。”莉莉对我诉苦：“看看你这位老乡，尽帮倒忙。好容易谈得有了点门，他同意签个邀请学者访问的协议，以基金会的名义，两至三人，在美国活动两周，算起来我们还是挺赚的。”她预言，非砸不可，汪会长白拣了个便宜。
“怎么办？”所长那副字典面孔，哭丧着。
“依我，就给他找个妞－－”莉莉未必敢想敢干，多少有些赌气。
所长直摇头，不敢说行，又不敢说不行。
9
幸亏只是一次笑谈，根本谁也没有当回事地过去了。
于是所长陪着立德尔到山东地界去寻踪访迹了，一行人到了山东，跑了一大圈，连当年那些教堂建筑物的遗址，也已不多见。可见时间最能磨平记忆中痛楚的创口，也不过百年岁月，并不十分遥远，这些挺丢中国人脸的“山东教案”和其它地方的教案，已经不大有人记得了，更少有人提起了。
但洋博士不断提出要求，希望找到与他外曾祖父有关的遗物，使他可以凭吊一番。所长和山东的几位同志也相当为难，譬如烟台、威海，还勉强对付，有些未被文革扫荡干净的宗教旧址，哪怕是一个尖的或是圆的屋顶呢？还可以让他发思古之幽情。至于穷乡僻壤，兵荒马乱，灾祸频仍，早就夷平得了无踪迹了。大胡子很奇怪，本世纪初叶的事嘛！怎么连点洋教的影子也不见了呢？
找不到什么遗址，那就降格以求，找些文物也行。立德尔提出了要求得到异教徒一把用过的大刀和一面绣有“毓”字的最早的义和团的团旗。
这个“毓”字，便是毓贤，毓大人了。他在山东任上，可没有少镇压过这些反抗的农民武装。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著名的义和拳领袖朱红灯、心诚和尚，在兰山、日照、即墨、沂州掀起反洋教、反侵略斗争，就是他会同德国侵略军剿灭的。年底，这两个起义首领在济南也是被他所杀害的。[7]
可是，中国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也实在可悲，等到毓贤要收编他们，改拳为团，忘记了同伴的血和滚落在地的头颅，又拜倒在毓大人的面前，感恩戴德，在旗上绣上“毓”字，表现出一种奴性的忠诚。在北京那个老太婆眼里，义和团的命运，不也如此么？太后用你时，作为义民的你，头颅被东交民巷的洋枪洋炮击碎，太后不用你时，作为反叛的你，头颅被京师衙门的刽子手砍掉。
立德尔博士认为等价交换，是一种神圣的商业道德。一面旗，或是一把刀。
“亏他想得出来？”王所长倒没有当即回驳，但他也知道，到哪儿去找这些破烂？大炼钢铁，连锅都砸了，还会留下一把大刀会的刀？
后来，我对这位老乡说：“你多余搭理他！”
所长一脸苦笑，左右为难。
“那就算了呗，滚他妈的蛋吧！”我说。
不行！莉莉代表全所革命群众不答应就这么拉倒。“我把话说白了吧！这就叫人穷志短，无非大胡子口袋里有的是美元罢了。谁都知道他背后的那个基金会肯花钱，这位博士是总干事，不巴结行嘛？你不巴结，别人还等着咧！谁让咱们一穷二白，给个三文五文，就乐得屁颠屁颠。如今出国成风！你这个当所长的可不得不为我们这些引颈企盼去国外看看的部下着想，要是笼络住这位洋财主，每年可以出去一个两个人，到大洋彼岸的花花世界开开眼，对研究工作或许不无补益吧？”
王所长让我去开导这位洋博士，能不能要别的什么能搞到的纪念品行不行？
我奉命前往胡子下榻的五星级宾馆，跟他谈起此事。莉莉给我帮腔，她真有一番高见。“你们国家历史短，当然什么都当宝贝了，我们国家太古老了，连几百年的甚至上千年的文物，也不当回事地砸个稀巴烂呢！”
那胡子转向我：“我不能白来中国一趟，是不是？我怎么也要拿到一件与我外曾祖父有关的东西，是不是？”
好象我应该对此要负责似的。
我老伴后来嘲笑我，你纯粹是没病找病，谁让你坟头烧纸，去引鬼上门呢？
10
王所长从鲁中到胶东，足足兜了一大圈，他累趴了，洋博士仍然精神抖擞，不停地提出要求，日程对他来说，形同虚设。最可怕的是那位汪会长象幽灵一样跟随着他们这一行，只要住下来，老人家的电话也就向博士致意来了，而且为他出谋划策，馊主意一个接着一个，搞得王所长穷于应付。有一次在微山湖的船上，谅他鞭长莫及了吧？唉，照样，一艘小汽艇急驶而来，送来这位老先生的电报，祝旅途愉快。
没见过这样抢生意的！本来，我这位老乡，当了那些年右派，做事小心，说话谨慎，也被会长伸得太长的手惹火了。他说：“非告他不可！”
一回北京，王所长还未容空递上状纸，他倒先坐在被告席上了。史学所的上级纪检委的人，一个挺不错的老古板，早就恭候着他了。
“你们怎么搞的吗？严重违反外事纪律－－”
“什么？”王所长一看检举信，火冒三丈，什么丧失人格国格，什么为外宾提供性服务等等。“纯粹他妈的血口喷人！”
“你冷静点！”
“你相信？”
“我对你太了解了，别人倒有可能，你吗？打死你也不敢的。”
风尘仆仆的王所长坐在那里，倒也不打算为自己辨解了，他知道有谁会干出这种事。那副字典面孔冷笑着，从手提包里掏出在山东为立德尔寻找当年教案资料时，所收集到的“揭贴”之类的东西，给这位来查他的人看。
那是一份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兖州士民的“揭贴”。
“东鲁义士为驱逐洋教，斩杀汉奸，以保乡闾，以伸义愤事：查天主教起自欧罗巴洲，蔓延中国。其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唯利是图，以夺人之国为奇功，占人之土为豪举，淫人妻女为智略。创为魂灵之教，谓一入其教，死后魂灵即可升天。其传教者谓之教士，愚民被其利诱入教时，引入暗室，不论男女，脱其衣裳，亲为洗濯。继令服药一丸，即昏迷不知人事，任其淫污。男则取其肾子，女则割其子肠，恃有药力，不至当时殒命。以后按礼拜日招至教堂，男女混杂，白日宣淫。牧士即至教民家饮食住宿，遍行奸污。又有孽术能配蒙汗药，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8]
没等对方看完，王所长又递上另一份资料。
“你再瞧一眼这份‘邹县绅民揭贴告白！”
他接过来，除去号召老百姓保卫儒术，反对洋教外，也有类似荒诞不经之言，他看着看着，也不由得笑了。
这是光绪十五年一月七日的“揭贴”。
“……今洋教蜂起之日，亦道统存亡之际也。耶稣之行，比杨墨佛老而尤甚。邹鲁之士，乃礼教信义所素明。光天化日，难藏魑魅之形。泗水东山，必杜猖獗之患。扬眉鼓掌，实出群情。食肉寝皮，乃伸义愤。道统不绝，人心亦赖以因尔。
谨将严查洋人汉奸条约，详列于左：
一、洋人之行，大意在渔利渔色。入教者夜间跪经，其实裸体行淫，乱人妇女。滋阳前年檄文，言之已详。
一、洋人之害，毒于贼冠。取人眼珠心血及处女月经妇人胎孕，俱有确证，载在辟邪录。……”[9]
“你让我看这是什么意思？王所长！”
“一百多年了，手法怎么也不变呢？甚至越来越退步，至少写‘揭贴’的士民们还有爱国之心呢！这老东西也太下作了吧？”
“谁？”
“你明知是谁，还故意问？”
“我顺便告诉你一声，你最好跟他联合作东道主，省得他给你下绊子。”
听到这里，我这位老乡，两眼发黑，差点晕过去。中国人到底体质弱，按说他也够博士水平了，可和人家洋博士一比，年龄还小好几岁，竟是未老先衰，而立德尔已经在宾馆梳洗一新，胡子上喷足了香水，准备赴宴。
不用说，是我们敬爱的汪会长先在北海仿膳请客，会晤他的史学会主要成员；然后，到他府上饮茶，搞一次小小的家庭派对。
大胡子高兴得直叫：“This is a very good idea！”[10]
11
我很荣幸，在被邀之列。
仿膳那顿饭，居然是满汉全席，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不得不服气汪会长大手笔，别看他当年是泥腿子，揭竿而起，在花国家的钱时，绝无丝毫农民意识。而我那位老乡，世代书香门第，老爹是学部委员，可这回接待立德尔那付捉襟见肘的窘相，让我都看不过去。“又不是要你从腰包里往外掏，抠门得要死！”莉莉气得当面数落他。
老先生把洋博士哄得那份开心，当然是不用说的了。
立德尔博士穿上了一身龙袍，戴着一顶皇冠，那样子十分滑稽可笑。不过，满脸胡子，很难使人想到他是圣上，而是《野猪林》里的鲁智深，一身匪气。他那不听话的雪茄烟，和他穿不习惯的龙袍袖子，老是搅在一起，烧了好几个洞。会长大方得很，没事，没事，反正饭店里有准备得现成的戏装，我们只要肯付钞票就行。他的外曾祖父在中国传了一辈子教，也没有他今天的尊荣。最主要的，是会长给他身边安排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小姐，穿着至少也是宫里妃嫔的凤冠霞帔，梳着把子头，一个劲地给这位番邦的蛮主倒酒。
“喝呀，博士！”这位小姐好象没长骨头，总往皇上这边倾斜。
“豪，豪！”大胡子的舌头根子开始发硬了，连“好”也说不利落了。
如果不是史学所的美人莉莉杀将进来，在会长先生的精心策划下，皇上和娘娘也许就要择吉成亲了。
她来了，光艳照人，立刻，满座的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一齐向她行注目礼。一个漂亮女人，她总是会得到这分荣光，她娉娉婷婷地走过来，人们的脸也随着她转。
“干爹，你不会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了！”我不晓得在座的，谁是具有这个身份的人，看到汪会长措手不及地站起，便明白为什么他提到她时，那副悻悻然的样子了。
莉莉一出现，就抢了镜头。你会体会到用“漂亮”二字形容女性的道理所在，霎那间，满屋生辉，碗哪盘哪碟哪盏哪都亮了起来。那位娘娘一下子暗淡了，根本不是这位明眸秀目，红唇皓齿，脸似银盘，颈若粉砌的露肩美女的对手。
立德尔顿时从他陶醉的外曾祖父的年代里，回到现实中来。
“哦－－”这位毛茸茸的皇上站起来，把雪茄烟放在一边，张开双臂，又是他那拥抱贴脸的一套过份的热情，扑向这粉装玉琢，秀色可餐的女士。
莉莉止住了他，那张脸笑容依旧，但保持了适当距离。她说过，我不认为我多么正经，不过，我还是有选择的。对不？对于贞操节守，我虽然持汉唐时代的观点，但并不等于随便拉一个男人就可以上床的。对不？她对这个胡子茂盛，性腺发达的外国人，确实不感兴趣，之所以应付他，倒真是为了史学所。
当她递给穿龙袍的花和尚鲁智深一份据说是他外曾祖父的文件时，甭说博士本人，目瞪口呆，我也十分惊讶，这姐们从什么鬼地方挖掘出来？尤其汪会长，神色大变，因为没想到宴席中途杀出个程咬金，白下这一番功夫，大胡子如获至宝地捧着这份文件，对身边的娘娘、眼前的酒菜、友好的宾朋、以及刚才还顾盼自如，以为胜券在握的主人，早已置之脑后，不理不睬了。
饭局让她给搅了。
也许因为受到立德尔对他外曾祖父如此下功夫寻踪问迹的启发，我对满清末年发生在山东半岛的教案，也多少有点好奇，当然是要看一看这份文件的了。
“真是博士先生那位外曾祖父的手迹么？”
莉莉回答我：“从内容，从威海救世军福音堂发现，可以肯定。”
从书信看，这位可能是胡子外曾祖父的牧师，大概是个有强烈报告欲望的传教士，事无巨细，都向长老会汇报。
由此可见，当时到中国来传教的外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为本国利益服务，也不算冤枉他们。那个德国天主教也就是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甲午战争以后，到底在孔孟之乡兖州，建立了天主教南境总堂，与东境总堂烟台和北境总堂济南并立为三大教区。德皇威廉二世对他十分重视和赞赏，曾直言不讳地说：“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以各项重要的事情报告我，”他和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11]
由此可见，长老会派往威海卫传教的这位牧师，并非如毓贤奏折里所溢美的那样，是一个“时作公允之论，略无偏袒之意”的人。
这封信，先对当时满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关于《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中的嘲笑了一通，说明他是个很不掩饰自己感情的人。那时，在烟台的他的美国同事，正打算在蓬莱强租民房，修建教堂，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
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美国传教士在登州府（即蓬莱），租买民房，当地老百姓理所当然的反对，他们就象那位圣言会的副主教福约瑟一样，凭一支文明棍便走遍山东，就靠强硬手段，对登州府施加压力。
一个小小知府，哪敢顶撞洋人，连夜以加急文书向三口通商大臣禀报。
崇厚可是一个尝到卖国甜头的家伙，比毓贤里外不够人，最后被砍掉脑袋，要快活自在多了。登州事发以后，这位老爷由天津行文北京，说传教士“因欲成租不遂，啧有烦言，意欲强租硬占”把矛盾上交。于是，总理衙门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的规定咨三口通大臣崇厚说：“所有准租民房，系指通商口岸而言，并有不许强租明文。今美国教士欲在登郡租房，既非通商口岸，又与民情不洽，显有强租情弊，核与条约不符，碍难核准。”[12]
于是，便有满清政府发给各国驻华使领馆的有关教案的一纸公文。 总理衙门站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和各国驻京使领馆商量：“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间有无窒碍，强令给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以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邑绅民所最尊最重者，皆任情需索，抵作教堂。况各省房屋，即属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重新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此等情事，如何不令百姓怒目眈眈，视同仇雠，而激生事变？”[13]
能否确实断定为立德尔的外曾祖父，对此，我表示存疑。
此人给埃斯特主教大人写道：“……你不可能理解这个老大而且缓慢的国家，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是和中国其他官府一样的，是个丝毫没有起色的机构。那些办事的笔帖式们、章京们，除去鸦片、姨太太、和在喧闹的戏院里听那种更加喧闹的中国歌剧外，很难想象这些坐在两人或者四人抬着的小轿里打瞌睡的政府官员们，什么时候在认真地办理公务？
我很荣幸地报告阁下，时隔十年之久，他们总算发来了一份口气软弱，几乎在辩解的商讨文件。而在此以前，相继已发生了‘贵阳教案’、‘酉阳教案’、‘台湾教案’、‘扬州教案’，以及遵义、安庆、天津等一系列教案，这个总理衙门除了焦头烂额的穷于应付外，毫无对策可言。这算一份什么条约呢？各国驻华的钦差大臣，理所当然地拒绝，并足足地嘲笑了一通。
这些官员们，如果减少一点在妓院里吃花酒的功夫，也不至于从一八六一年成立这个机构起，直到十年以后，才制定出这个纯粹是站在被告席上，在为自己辩护的有关传教条款的毫无用处的文件。
不过，时间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人来讲，已经是不再重要的东西。所有古老的民族，都存在着这种可怕的堕性，相比他们那太漫长的过去，十年显然是短促的时间。
请你记住，阁下，在文件中流露出的这种先天性的懦弱，是中国官员应付外国人时的很普遍的心理状态。这也是我和我的美国同事韩维廉、狄乐福、明恩溥诸位先生的共同的津津乐道的事情。中国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位，总是努力讨好足以威胁到他在官场生存的人。所以，那个日尔曼人安治泰先生，山东地区的德国主教，虽然他有着令人几乎难以容忍的狂妄自大，但每个中国官员都尽量巴结他，怕他发脾气。只有老百姓具有难以想象的反抗性，这位德国主教整整用了十年时间，也未能进入孔夫子的故乡。每一次尝试，都是被愤怒的当地人赶了出来，甚至打伤了他的跟役。[14]
但是，中国官吏却很奇怪地对待他统治下的平民，总是严酷地加以可怕的惩罚，经常是要就地正法，砍头示众的，表现出极其残忍的本质。我认识的一位曾经管理过黄河堤防的、后来在兖沂曹济道任道台的毓贤，就杀害过那种野蛮的仇视宗教的大刀会的头领，除了他们不容许反叛，杀一儆百外，也是对外国人的一种友好表示。而且，他从山东一直追杀到了江苏，为此他还升了官。
埃斯特主教大人阁下，这一切，对于布教无疑将是有益的。”
莉莉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瞧着博士，似乎在问他：“你是喜欢在这里受到皇帝般的接待？还是更愿意得到你想得到的这份文件呢？”
然后一扭身，向她干爹扬扬手，连再见也没说，就告辞了。
“莉莉，莉莉……”
博士忘记脱下他的龙袍，摘下他的皇冠，追他外曾祖父的那份文件去了。在北海琼岛的环形长廊里拥挤的游客中间，他制造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直到公安人员把他从围观的群众中解救出来。
12
如果我不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真以为在敲一家纽约哈莱姆黑人区的夜总会的门呢？老会长的贤夫人大概负责把门，在门镜里打量我好一会，才给我把门开了。
很有一点地下工作中秘密接头的意味。
“怎么回事？是不是老爷子在仿膳吃多了豌豆黄，尿中有糖？几个加号？”
她一笑，我便明白没什么大事，放下了心。
进到他家的书房，果然，他在安乐椅上坐着，鹤发童颜，满面红光，他手旁是一瓶人头马。老会长绝对是个适应潮流的政治家，该整人时，半点不手软地整人，该平反时，也敢大撒把地一风吹，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时，那发言足可吓人一跳的，该门户开放，打破锁国局面时，他老人家比谁都要早地走向世界。
虽然，人头马旁边有一碟煮花生米，还有两瓣剥好的新蒜，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但他“咸与维新”的精神，值得吾辈景仰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称病让你来么？”他问我。
“怕我走漏消息。”
“主要是那个妖精太厉害。”
“怎么说是你的干女儿嘛！”
给我端过一杯茶来的他夫人，马上火冒三丈。我也诧异，在震耳欲聋的乐声里，她能听到我们的谈话，也许这是女人的第六感觉了。“什么干的湿的，这老东西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整个是一个老不正经。”
“滚，滚，你这个倒胃口的老醋坛子－－”会长把他老伴推走，然后坐在我面前，不知是饮水思源，感谢我把这个大胡子引到中国来；还是人头马起了作用？“真没有办法，农民－－”他忘记自己也是土地的儿子，“老太婆居然怀疑我跟两个儿媳妇不干不净，岂有此理，免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怎么不跳舞去呀？”
“让她们年青人跟博士一块儿热闹吧！”他把他的安乐椅挪过来，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叫我不安。也许我和我的老乡那位所长一样，当了多年的右派以后，白眼看惯了，已经不能适应青眼，好声好气，不是斥责吆喝的话，倒有点贱骨头，感到空空落落地受不了。
他云天雾地的聊起来，嘴里嚼着蒜，有滋有味地说着：
“一个人，到了这把子年纪，得和失，在我心目中已无须计量，不容易，并不是谁都能做到如此通达。我在努力，要想得开，要豁达些。有的人，简直是何苦来呢？自己一辈子，没完没了地争，活得挺累不说，还要咸吃萝卜淡操心，让别人跟着他累。折腾得老少不安，鸡犬不宁，结果脊梁骨没少挨指头戳，死后还不如一滩臭狗屎。”他满口蒜臭地向我坦露心机：“现在，老弟，不瞒你说，也就是为年青人做做铺路石子罢了！老了老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番话，差点感动得我泪如雨下。
他以前所未有的恭谨，给我倒了一杯人头马。
虽然我受宠若惊，可很抱歉，我喝不来洋酒。
他大惑不解：“那怎么行，要赶上时代！不好喝也认为好喝，如同在文革时期，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一样，喝！”
我敬谢不敏。
他附耳问我：“你跟博士挺铁？”
“铁，说不上，不过洋人，洋狗，倒有一个特点，认准了一个人，倒不象咱们那样朝秦暮楚。”
“那就太好了，老弟，这回全仰仗你玉成此事了！”
“老会长，有什么事要我效力，你尽管吩咐！”
“我认为年青人，还是应该到外面去见见世面，经经风雨。你能不能和博士提一下，我家那几个女孩，随便哪一个，提供保证金，当然最好提供资助，到美国去呢？”
会长不仅铺路，还要搭桥，一片慈爱之心，溢于言表。
我知道他家有两个儿媳妇，莺莺、燕燕，还有一个老疙瘩闺女菲菲，究竟哪一个在前，你老人家最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我好跟胡子说呀！
他也煞费踌躇，只要有一个先飞渡了太平洋，放心吧，剩下的两个，不薅光他老人家的几根老杂毛才怪。犹豫半天，他说：“要是三个全去呢？行不行？”
我推开里屋的门，强烈的声浪冲我扑过来，差点撂我一个仰八叉。屋里的热气，比桑那浴室还要令人窒息。好一会，我才辨认出一屋子的女人和那个衔着哈瓦那雪茄的博士。莺莺、燕燕、菲菲，加上昨天在仿膳的娘娘，好象进行一场看谁更敢暴露的比赛，穿得无法再薄再透了，连会长的老伴也袒胸露臂，努力追赶潮流，恨不能裸出两只布袋似的乳房，与那几位年青女士比美。别以为她老头子讽剌她是农民就果真农民，那可未必，一旦得风气之先，开化起来，会走得更远更可怕呢！倒是她有资格嘲笑汪会长，他才地道的小农经济呢，至今也不舍得花钱买手纸擦屁股。
说不好这位博士更喜欢哪一位，他那躲藏在眉毛胡子里的眼睛，乐得眯了起来。
好半天，目迷五色的立德尔未能认出我来，直到我叫了他的名字，他才从会长的两个儿媳妇的玉臂酥胸，莺声燕语之中挣扎出来。居然激动地抓住我的手，晃得我差点肩关节脱臼，一个劲地：“Wonderful ！Wonderful ！”[15]
我心想，好小子，你就准备着为这几个女流之辈掏美元吧！
13
1901年8月英国圣道会传教士海大理这样写道：
“对于那位著名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他的幕僚，我几乎不知道该从那里写起。娄森[16]会将我们与袁会谈的一切要点向你们报告，并会告诉你们袁对我们所提出的赔款要求是怎样的坦率、爽快地接受。在目前中国政界中或许没有一个人受到毁誉，象袁世凯那样……。”
“假如我们要按我们所看见的来论断一个人，那么我必须立刻说，我们很难相信他不是一位正直、诚实和能干的政治家。去年在上帝的引领下，我们的生命是借着他得以保全，并且今年又是从他．那里使我们和受逼害的中国教徒得到最慷慨和仁慈的待遇。他接待我们的态度是自然又随便，竟无拜会中国官员时所见到的那种愚蠢的奉承。坐在他的园桌旁，两分钟之内，我们便谈得象老朋友一样。他很快地就答应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不管数目是怎样庞大。……”（原作者在最后这句话下，加了重点符号）
“我们实在感激袁世凯使我们受到一切官员的接待因为他曾给有关知县发出指示，要尽量以礼貌和尊重来接待我们。回到济南府时，我们又有特别的机会和他交际了一番，我发现他依然是那样的开朗和亲切。他允许我给他和他的儿子以及道台一起照相。从我寄给你们的照片可以看出是否照得不错。当我用照相机给那些与我们工作有关的人员拍一张团体照时，他也和我们坐在一起。最末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将自己的照片送给娄森和我作为礼物，这张照片现在在我家中，占着一个很尊贵的地位。”
“总之，对于袁世凯这个人和他的行动如不加以武断和推测，他所给我的印象是和霭可亲，为人正直，具有政治家的魄力和行政的能力。”[17]
就在我给我那位老乡通电话，告诉立德尔博士第三次来华，电报已经打到我家来，该怎么办时，他来了。此人真是书呆子，看我正在写这篇《永远的华尔滋》，不谈正事，随手抓了起来就看，正好是这位英国传教士发表在《教务杂志》上的《最近到乐陵地区旅行记》的译文。这位所长忘记他来找我的目的，问我：“你在汪会长家那场舞会以后，不当不正地插上洪宪皇帝干什么？”
“也许是我写着写着，觉得再往下写那迪斯科的疯狂镜头，说不定有碍风化，就象拍电影似的咔嚓剪了。可缺一段又仿佛少点什么，就把袁世凯拍洋人马屁的这个场面补上了。”
“反正我看你这样一会儿世纪初，一会儿世纪末，不合适，老兄！”他很是一本正经。
“龙多不治水，在我们头顶上的神父式的批评家，已经够多够多的了，你就不必扮演这个角色了吧，所长先生！”我问他：“大胡子怎么没给你们史学所拍电报呀？”
他其实正为此事而来，恍然大悟：“噢，噢，对了，对了，想必史学会这一次要垄断立德尔了！”
“汪会长也没收到电报－－”
我的老乡虽然是所长，好象业务以外的事情，那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美人，更能做主似的。“莉莉说了，那个协议反正也没订今年的，我们就不管你那位叼雪茄的邱吉尔了，对不起！”
“什么？我的？”我叫了起来，我老伴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是的，请神容易送神难！”他还做出一付挺同情我的样子。
“那时候你们两家抢－－”
“问题在于我们去了几个？他们去了几个？”
“不要没良心，大胡子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他来访两次，每次一个月。你们两家，分两批，每批两人，共四人，每次半个月。他不吃亏，你们也扯平了吗？此话从何谈起呢？”
“不错，他们去俩，我们去俩，可那两个可爱的小鸟，扑楞着翅膀，飞渡了太平洋，算怎么回事？”
“什么小鸟？”
“就是会长家那莺莺和燕燕呀！”
我明白了，这就是学者式的迂腐了。“一码事归一码事，你别乱搅行不行？再说，那是老会长感情投资的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些小鸟也是付出什么，才能得到什么的。”我告诉他，还有一点隐情，主要是想把汪会长和他这两位风流儿媳隔离开来，一可延年益寿，二可免生事端，难道不应该对年高德劭的同志有所照顾嘛？
这书呆子还在缠夹：“那不能占指标！”
“协议你们订的，他来一次，你们一家去一个。至于额外，那是立德尔的自由。”
“大胡子为啥不肯另外邀请莉莉呢？”
“那你只好问她自己了！”我声明，我半点也不喜欢这位博士，但说句公道话，在请谁不请谁的问题上，他对史学会和史学所，倒没有偏心眼。
“哦！老兄，你光顾写你的小说，菲菲正在办理护照啦！”
“啊？老疙瘩也要镀金去啦？”
他又问我：“你知道么？紧跟着还有呢？”
“谁？”
王所长说：“那位新潮老太，我们会长的夫人，也拿到基金会的学者访问的请柬了！你一点也没听说？”
看来，那场疯狂的迪斯科未能尽兴，要接着在美国跳下去。
14
博士第二次来中国，就熟门熟路了。
山东不去了，外曾祖父不要了。西安，桂林，南京，昆明，可着他的心愿，全中国凡可去之地，他都想走一遍。
何况出面接待的是汪会长，那档次比王所长抠抠吮吮，小家子气，只晓得呆板拘泥地照章办事的水平，一下子上去许多。只要他张嘴，无不让他满意到极点。
真是象国宾一样，到了外地，老先生也真会哄人，给他来个警车开道，摩托护卫，好了得的威风，乐不可支的博士，胡子都飞扬了起来。
其实立德尔在他那个基金会里，并不是顶尖的角色，董事会的每一张面孔，对他来讲，都是一轮他必须仰视的太阳。现在，他居然成了太阳，大家朝他仰视，那种尊荣感，使他按捺不住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笨蛋－－”莉莉埋怨她的领导。“什么东西不可以作假呢？一面‘毓’字旗，也许困难些，随便弄一把大片儿刀，你说它是清朝，就是清朝的；你说它是汉朝，就是汉朝的。只要不说它是商周青铜时期的，就漏不了马脚。哎唷，你这位老乡，榆木疙瘩脑袋，怎么也不开窍。一是一，二是二，不同意我的主意，结果怎么样，让老杂毛拣了便宜还卖乖－－”
我大吃一惊：“敢情那次告别宴会上，会长说‘宝刀赠壮士’的那把破铁片子，是假的？”
“假倒说不上，是文革期间打派仗的自制武器，我知道他老人家从哪里找到的？要是所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就先弄到手了。那把刀果真挺吓人的，杀人没杀人，说不好，但刀口留有货真价实的血渍，把大胡子唬住了。我说：‘干爹，真有你的！’你猜他说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相信任何人，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真东西！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称得上炉火纯青！’”
那顿告别宴会，到汪会长打开锦匣，捧出这把据说是大刀会的刀时，达到了高潮。
于是，我想起那位长老会派往山东威海传教的牧师的信件，我始终怀疑莉莉找到的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是不是和这把刀一样，是件膺品。至少，绝不可能是立德尔的外曾祖父；我是正正规规学习过编剧的，认真地啃过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这种巧合也太过于离奇了。
我记得信里对清政府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看法，是这样写的：“这位内务府镶黄旗人出身的官吏，是一座谁都能够攻进去的碉堡。虽然他很象是一副森严壁垒的样子，如果你想攻打的话，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他就主动把碉堡的门打开。在天津他的通商衙门里，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满意的答复，和他所希望能拿到手的东西。”
他曾是清朝的驻法国大使，也是满清政府第一个驻在一个国家办理外交的大使。
这位搞洋务的老爷，对自鸣钟有着特殊的嗜好。至今，在故宫里，还能找到他献给老佛爷和同治皇帝、光绪皇帝的，由英国或法国的匠人，按照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爱好所制造的钟表。应该说，那些英法钟表匠很可以为中国人对于洋货接受能力之快，感到兴奋和欣慰了。他们再不用在钟表的面盘上，刻上“子丑寅卯”式的天干地支记时办法，中国的顾主也能快乐地忍受并不十分习惯的罗马字了。
“在这个中华帝国的王公大臣中间，虽然有的人对外国人恨之入骨，但追求舶来品，却是一种时尚。稀奇的洋货，尤其是这位大臣最热衷的搜集物。同时，他也很乐意把古老中国的珐琅，瓷器，玉雕，金饰送给到他衙门去的外国朋友。”在他的报告里这样写道。
崇厚最出风头，名垂千古的事，就是1879年（光绪五年）到俄国去签订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了。
他显然被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的迷人风光陶醉了，那些鞑靼舞娘的妙姿也让他忘了自己是老几。居然敢把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全部划归沙皇俄国。还认可了其它一系列出卖主权的条件，然后就自行回国了。
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自然不会让他空手而归的。
消息传回京城，舆论大哗，“于是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交章论劾。”连皇帝老子也坐不住金銮殿了。清廷以崇厚与俄人所议约章违训越权，“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以崇厚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为名，将其逮捕入狱，定斩监候。是一个差点要在菜市口砍掉脑袋的家伙。[18]
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出来保他，态度强硬，并以武力要挟。清廷无奈，不敢杀他，但也不便放他，只好继续关着。
细想想，堂堂中华，也真是可怜哪，竟不敢动外国人看中的，可是一条自己家养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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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汪会长自诩几乎周游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话，那么，立德尔博士第二次访问中国，除了新疆，西藏，该去的地方，大都玩过来了。我真佩服这个家伙的充沛精力，白天猛一通逛，晚上猛一通跳，夜里猛一通喝，不见他累。我不得不警惕性特别高地戒备着，是不是此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绷紧过阶级斗争这根弦。后来知道，外国也不是没有官僚主义，这使我很兴奋；外国也不是没有不花白不花的公款，这使我又一次很兴奋。他老兄不过利用他那个基金会，过他的旅游瘾罢了。
我估计，这回光临，布达拉宫，和阗大清真寺是必看的了。
既然，我那位老乡，被他部下蛊惑得表示对博士不感兴趣，那么，我不能一贴狗皮膏药，粘在我手上甩不掉呀！
只好找莉莉，无论如何，她生气归生气，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让她给她的领导下命令，史学所的人不会反对这样一个去美国的机会的。她笑而不答，象挂历上的美人似的，在那儿摆姿势。
我声明：连买张火车票的能耐也没有，到飞机场接他，弄辆小车都难于上青天，开玩笑，我能接待他？
莉莉开口了：“再说，你到哪儿去找到莺莺、燕燕、一干当真敢脱敢亮的女流呢？大胡子好这口！”
“你呀，你呀，你要让他贴你一次脸，他第一要邀请你－－”
“我不卖，总可以吧？”
“那怎么办呢？”我可犯了愁了。
她奚落我：“这能比写小说还困难？找老杂毛我的干爹啊！”
依她的主意，我抄起电话，向汪会长“求援”了。“老爷子！你们两家都不管的话，不是把我晒起来了么？”
他在电话里啜牙花子：“老弟啊，我有难处啊！”
“不行，老东西想褪套，没门！”莉莉在一边说。
我说：“你德高望重，是位资深前辈，总是要以大局为重。史学所的王所长，小肚鸡肠，完全是中国人的狭隘，跟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情绪也差不太多，让他接待我还真怕丢中国人的脸呢？”
“你知道的，博士的要求，我们没法满足啊！”
我了解，有时候，中国人拿外国人来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也未必不拿中国人去唬他们外国人。二一添作五，彼此彼此。立德尔要是弄到一个中国方面授予的学术头衔，还不把他那个基金会的董事骗得一楞一楞的。正如第一次来华，他朝王所长要大刀会的刀一样，第二次，他向汪会长提出，要当史学会的名誉顾问。
汪会长搞政治的，这种事他可不干，让儿媳、女儿，以及老伴陪他跳舞，是私人之间的交往，谁也管不着。一句话，我乐意，别人什么屁也放不出来。可这件事。一直支吾到他离境，也未吐口。“什么叫政治上的成熟？什么叫炉火纯青？”事后，他很自豪过一番的。
“可现在大胡子又杀回来了，他打算开溜？没那么便宜！”莉莉说。
于是我照她的面授机宜，对汪会长公事公办地说：“第一，你得到飞机场去恭候，第二，你得准备不亚于上次他住的五星级饭店。第三，接风的宴请，不要搞得太繁文缛节了，还是在仿膳吧！至于日程，活动，安排，等他来了以后再商量。”
他也不是吃素的，那在乎我这个写小说的人的命令。“你说了些什么呀？是不是电话串线了啊？”
“一点不错，汪会长，是我，就是那个你认为不怎么肯总结经验，吸受教训的人。是这么回事，立德尔博士和我算不上很铁，但也不见得不铁。反正，我明白，你家菲菲即使办下护照，不等于签证。你夫人，接到邀请，对方也可以取消的，打个电传来就作废了。再说，莺莺和燕燕在美国的保证金，博士要撤的话－－”
我以为汪会长晕过去了呢？电话里一点响动也没有。
“汪会长！”
不吭声。
我又叫了一声，仍旧了无反应。
“莉莉，糟了，他肯定跑了。”
这位美人说：“我想，他一定去准备了。”
16
早在这以前，一八六四年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登州租买民房，这其中倒很有可能找到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的一些蛛丝马迹，怎么弄到崇厚出来帮忙打圆场，以三口通大臣名义咨文给总理衙门，很可能是这位交游广阔的牧师，进行活动的结果吧？
连山东那些够软弱无能的办事机构，那些吃花酒，听大鼓书的师爷们，也对崇老爷一味由洋人牵着鼻子走，颇为不满。
“想必是胡涂了吧？”
“未知洋人许了他什么好处？”
“何况根据《中美望厦条约》，早已有明文规定。美国人也未免太得陇望蜀了吧？这位崇大臣真不怕落个卖国的罪名嘛？”
当时的美国政府，自然不会退却。有一本教士的传记里，描绘了这次十字军的征伐。怎样派了一支令人振奋的舰队，来支持神圣的宗教事业的。虽然只有几艘舰艇，但开到登州附近海面，一字排开，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海港码头时，也足以使那些不服从的中国官吏，魂飞胆丧的了。教士倪维思之妻这样记述：“但是有五个外国女人，八个孩子，若乱民群起，关上城门，有何法可逃呢？我们遂将此事禀报在烟台的领事官。当时在烟台没有美国兵船可调，幸有英国水师提督，一听这事，遂即打发两号大兵船，直奔登州，站在水城外，请我们上船作客。”
“若天父不格外施恩保佑，差兵船来拯救我们，谅我也早如天津的外国人一同丧命。这船的威力实在神异，官民一见，惊的陡变心意，这事化凶为吉。我们一到烟台，登州的官府速速来信，请我们再回那里住。”
崇大人在起作用了。
可兵船未到之前，登州知府了无反应，那位教士嘲笑地形容为“这是典型的装聋作哑的中国方式”，“按照那位德国神父的说法，你不用手杖击打他的头颅，他会把这种麻木视作他的胜利。”
于是，这天的一早，显然有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和他们一干包括威海、登州、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的传教士们，在美国驻烟台总领事的率领下，并有数百名荷枪实弹的美国海军官兵护卫，到登州知府衙门示威。“美国乃文明国家，诉之以文明手段，不得已时，方使用武力”，先是声称“欲拿拦阻租房绅士，及要赔损坏墓碑银两”（美国传教士的墓曾两次被当地老百姓砸毁）。接着，持枪的士兵们把娘娘庙附近的官衙，围了个水泄不通。总领事要求登州知府立刻办理，否则，“如有后来耽搁，或反复不定，此怒情一起，虽流血不能止灭。”
这位教士说：“中国人最注重面子，他们甚至认为如果能够维护了面子，哪怕付出更多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是个很奇怪的民族，即使是失败了，他也会为未遭到更大的失败，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一次，总领事先生为了使中国官员们认识到美国人的认真，坚决要求查办那位曾经傲慢过的登州知府，结果，完全失去脸面的这个官员，倒更加驯服，更加唯命是从了。”
结果，当然一切如愿，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经知照当地，可以便宜行事。
立德尔的外曾祖父获得了他们想得到的一切，“可以见出这些年间，主的道理在中国是怎样的兴盛。”[19]
毓贤发达的时候，崇厚已经离开人世，他接替李秉衡、张汝梅当上山东巡抚，未能受到这位媚外派大臣的指点，却与谋立大阿哥的顽固守旧份子载漪、载勋、刚毅等沆瀣一气。他们总是幻想最好有朝一日是能够恢复封建制度旧有的一切，甚至“以为只将通商口岸、内地教堂之几个洋人杀尽，其余来一个杀一个，则根株自绝矣。而后闭关而治，复我太平，岂不妙哉。”[20]
他上任后一方面不惜大肆杀戮人民去应付洋人；一方面“护大刀会尤力”，使拳民们充满幻想，认为“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贤命令，兴大清，灭洋教，他日功成名就，大则仕宦而至将相，小则丰富而有衣食。”
不久，“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对官员来说，最怕这个乱字，一乱，他就有丢乌纱帽的危险。现在朱红灯以灭教的名义来造反，对不起，镇压老百姓，他是绝对无情的。“毓贤令知府卢昌诒按问，匪击杀数十人。”哪晓得官兵根本不是对手，无法遏制这股事实上的带有相当盲动性质的农民起义，于是改剿为抚。义和拳由民间乌合之众，摇身一变，成了被官方承认的一支武装力量，就是从他在山东任上开始的。《清史稿》说他“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徵还。”
若按美国公使的意见，他本该永不录用。也许由于法国公使的质询的口气，不那么十分坚决，他由山东调回北京，在载漪的支持下，终于出任山西巡抚。
这政府也太可怜点了，要不就死硬，要不就软鸡蛋一枚。
毓贤到了太原以后，“于是拳术渐被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毓贤痛斥之。匪益炽，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居无何，朝旨申命保教民。毓贤阳遵旨，行下文书稠叠，教士咸感悦。未几，又命传致教士驻省城，曰县中兵力薄，防疏失也。教士先后至者七十余人，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致蔬果。一日……呼七十余人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悉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21]
所以后来“和议成，联军指索罪魁，中外大臣复交章论劾”，他就在充军途中在兰州被砍了头。
而早些年，那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下场，可比他要强得多多。别看有卖国的罪名，关在死牢里，等着斩首。但他损了三十万两银子“输军”以后，也就免了牢狱之灾，还有幸蒙恩能到宫内去给老佛爷随班祝她老人家五秩大寿呢！
这样，对满清官员来说，该怎样对外国人，是崇厚那样好呢？还是毓贤这样好呢？谁心里会不明白呢？
17
这些都是山东在上一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和教徒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的一段历史。由于列强干预，政府软弱，在发生这些案件以后，上自朝廷，下至官府，那种低能，颟顸，腐败，贪婪，简直无可名状。一些抚、督、臬、镇，以及道台都统这类官员，始则自负偏狭，继则束手无策，终则任人宰割。事后还欣欣然自得，认为从此通晓洋务，咸与维新，是很能发人深思的。
“那一年我陪立德尔到山东去，我一直很遗憾，这些虽说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插曲，是不应该被人忘怀，湮没无闻的。你还需要什么资料，我帮你找。”
我谢了他，不过，我说：“现在可是号召作家面对现实的呵！”
他学究气地问我：“历史和现实，可以分割开来的吗？有时，没准还是一条环行道呢！”这位所长相信：“一个一个的圈子，不停地重复，不停地再现，不停地滚滚而去，又不停地汹汹而来。头连着尾，尾衔着头，于是，我们管它叫历史！”
我问他：“真不能设想，仿佛昨天的事，可居然连伤痕也抚得如此的平贴，似乎什么也未发生过。”
这位学者，仍是那句老话：“喜欢记住自己的光荣，而努力忘却不愉快和不光彩的过去，也许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性吧？”
机场的扩音器告诉我们，从旧金山飞来的某某次航班，很快就要进港了。
怎么说，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是礼仪之邦。自己人之间，意见归意见，看法归看法，对于客人，欢迎也罢，不怎么欢迎也罢，总是要体现出大国风度。会长带着他的接待班子来了，老人家不干则已，一干，绝对是大家气派，连迎宾服装也一律统一。所长发誓说不来的，最后拗不过他的秘书，也带着车，带着人，带着万一老先生撒手不管的应急方案，到了机场。也许由于莉莉那张漂亮的脸，更令人注目些，所长绉着眉头，好象谁该他二百吊似的神色，别人压根也就不在意了。
“啊！干爹，你今天怎么啦？简直是以一个崭新的形象，要压倒马上到来的客人吗？真是让我们眼福不浅，看到了耳目一新的汪会长！”
“啊呀！”大家先楞了一分钟，然后给他鼓起掌来。
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也象立德尔博士一样，嘴上叼着一支粗可盈握的雪茄，使你觉得他又象中国人，又不象中国人。反正，够棒的。
他笑了，笑得非常非常之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