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社会及宿命

筱敏

1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

古希腊诗人的田园诗画框中，这一派温煦祥和的风景，挂在人们心的影壁上，世代复世代，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相距遥远的东方诗人的画框里，也是这一派安谧的田园风景。王朝兴衰，河山易色，这风景的甜美是永恒的，它平抚所有缭乱的世界和所有缭乱的灵魂。

理想国的构图其实十分单纯，无论古代的理想，无论现代的理想，无论上帝的理想，无论人子的理想。晚星，晨光，一个淳良的牧人，漫坡驯顺的羊群。假如没有羊群，晚星和晨光都是没有道德意义的，牧人也不能成其为牧人，因之理想国的根柢，尽在那漫坡驯顺的羊群。羊是最早被驯化的牲灵，有一万年了吧？或者还要久远，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相较于狩猎来说——无论是石器之猎，还是铁器之猎——驯化是更有序的，更有效的，更满足人的获取和征服欲望。是在驯化羊的过程中，人比照自身的梦想，才造出凌驾万物、统驭世界的神来的吧？神的来临，使人的社会得以整饬起来，完满起来，从幼稚而趋向成熟，从原始而进入现代。在驯化羊的同时，人也被神驯化着。人的驯化过程，被称作文明的进程。

现在我们不能知道，对这种驯化，羊们做过什么样的抵抗？多么长久的抵抗？但可以肯定的是，抵抗是发生过的，而且是普遍发生过的，至今牧羊人还握在手中的那根鞭子就是证明。然而驯化毕竟要比一根鞭子复杂得多。它是一种施恩，一种监护，一种诱使，一种规诫，一种组织……这是需要不断有所建构的高等的事情。

《圣经》中的民众总是迷途羔羊，于是上帝耶和华躬自作牧成为神圣的牧羊人。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我的仆人也必牧群羊。一卷牧羊图由此浸透宗教意味，人们认出那些被称作牧师的，都是上帝忠实的仆人。

中国的帝王以“民牧”自称是洽切的，治理一方民众的官长，也就成了牧夫、牧伯、牧守、牧宰……于是，邑落相望，牛羊被野，千古传唱的牧羊曲里，是驯顺的幸福和恩赐的富裕。一派田园风光中，是其乐融融的群羊簇拥着他们的牧人。

2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呼叫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答：“我在这里。”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去。在那里我指定的一座山上，将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闻声忙碌起来，劈足燔祭用的木柴，备好驴，携上火种和尖刀，便带着儿子以撒动身前往上帝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一头好使的羊，他或者没有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因之没有能力悲戚与犹疑。但似乎也未必尽然，在背负木柴上山的路上，儿子说：“父亲！火种和木柴都备好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亚伯拉罕的回答却是周密而机巧并且意味深长的：“我儿，上帝自会备好献燔祭的羊羔。”

接下去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筑起祭坛，捆绑了儿子置于祭坛的木柴上，举起尖刀刺向儿子……整一个过程亚伯拉罕都没有感情反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行动者。当然，相信上帝是幸福的，服从上帝是美满的，在最后一瞬必有上帝之手，拦阻了尖刀，并用一只迷路的公羊替换了以撒。一个圆满的结局，具有诱惑性，也具有训诫性：亚伯拉罕的虔诚换来了上帝慷慨奖赏，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一个多疑的、患有焦虑症的上帝，热衷于以最极端的情境试验信徒的忠诚，他是以施虐的设计来建构秩序。一个驯良的、心智残缺的信徒，不惮于以犯罪的极端行动来表达自身，他是以受虐的狂热来建立与主子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一个绝对的信徒，他以真信仰碾碎世俗的道德、情感、常识和品性。碾的时候也是痛的、战栗的，不碾的时候他是更加恐惧的。真信仰就是自我否定；就是以至高无上的意志取代个人意志；就是时时刻刻听到上帝的声音，不再听到旁的声音；就是服膺天地间万能的力量，所谓必然性和决定性，并相信自己无能为力；就是坚信耶和华的山上，上帝自有安排；就是一切皆已交出，包括个人的责任。

在摩利亚山上，那上帝指定的地方，迷路的公羊是羊，以撒是羊，亚伯拉罕也是羊。驯化的过程是一个试探的过程，煎熬的过程，攫取的过程，否弃的过程，一个施虐与受虐的过程，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个危险的过程。牧羊人和羊都各怀恐惧。为恐惧所驱使，于是，在献子之地，上帝与他的羔羊立下第一个约定。

3

动物学家一般认为，哺乳动物不擅于建立理性社会，而标准的社会性动物是蚂蚁和蜜蜂。在蚁穴和蜂巢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极其完美的理性社会建构，无论时光如何流变，始终岿然不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秩序，计算精确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严密的层级和分工，一个国家，一个共同意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尽职，绝对的摈弃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直至绝对的自我牺牲。而哺乳动物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或许是哺乳这样一种私利的养育方式，营造了个体生长的空间，由此造就的母子亲情、家庭伦理，这些血液里的东西，总是要与国家极权发牴牾的。

极其意外的是人。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最完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性社会，恰恰是人这样一种哺乳动物建立的。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人能够成功地移植蜜蜂的伦理，蚂蚁的伦理，将人组织为社会性动物。人还能成功地利用个人的道德和家庭的道德，将人变异为理性的政治动物。

人的社会形态自然比蜜蜂蚂蚁复杂一些，多样一些，有国家是放大的个人的模式，譬如古希腊；有个人为缩小的国家的模式，譬如古罗马；也有君臣父子，直接在家庭伦理之上建立国家统治的模式，譬如中国；还有组织更严谨，设计更精湛，运转更流畅的某种现代社会，其现代性之光使大众深为鼓舞，却又使阿伦特、鲍曼之类的思想者深为忧虑。这种现代性因其高效而膨胀得极其迅速，蔓延得极其迅速，噬菌体一样，吞噬和摧毁也极其迅速。其迅速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覆盖过的地面，人不再是人，而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人性不再是人性，而是高效运转的现代性；恶不再是恶，而是职业，是服从，是平庸；人所克服的是“动物性的同情”，所获得的是制度化的理性。一个组织到了极致的社会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实施骇人听闻的恶行。

在对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回首探究的时候，鲍曼质疑了现代社会本身，他认为：“……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鲍曼的题目霍然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他举起X光片，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机体中可怖的阴影。

4

羊到底是较为平庸的哺乳动物，羊的社会是由牧人建立的。在那里，牧人是立法者和管理者，这自然是重要角色，然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守法者与合作者——却要由羊们来担任。我们看到，羊合作得很好，无论是膂力如何超群的羊，还是数目如何众多的羊，都乐于充当守法的合作者。人——羊的社会是非常和谐的，极其稳定的。从外界看去，牧羊人一根小小的鞭子，与千百之数的健壮的羊，是匪夷所思的力量对比。但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对比，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机器，那根鞭子不过是社会理性的一个象征，就像人类社会象征逻辑理性的旗帜。

“羊性怯弱，不能御物”，这说的是驯化之后的羊，社会化之后的羊。在这一切之前，它们具有别样的生性。那些剑一般笔直的尖角，那些用于猛烈撞击的盘角，腿的速度，腿的弹跳，极为警醒的听觉，极为敏锐的视力，自幼漫步悬崖峭壁的生存能力，集群骤然奔跃制造乱阵的防卫方式，征服者亦慨叹其“尤狠健”的性情。

驯化的过程首先是获得的过程，组织完备的人——羊社会使其成员获得了安全，获得了温饱，获得了生息繁衍的和平环境。严冬时节，有早经备好的棚圈和丰足的干草，再不必于风雪之夜颠沛流离。产羔时节，有奖赐的福利和哺喂的保障，再无须为寻一席安全的生产之地而冒险攀爬峭壁。长长的栅栏，与其说是限制和剥夺了羊的自由权利，不如说是阻挡了狼的入侵，保护了羊的生存权利。每一个时辰都合理安排严格规范的秩序，与其说是令个体步步萎败、缩小，不如说是使群体日益发展、壮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在人——羊同构的社会中，羊才享有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荣。

退化是无处不在的：角的退化，腿的退化，听觉和视觉的退化，声带的退化，跳跃能力和攀缘能力的退化，速度的退化，警觉性的退化，判断力的退化，选择权的退化……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似乎总是在追求进化的，其实未必尽然，这些社会化的羊，却像是追求退化的物种。每一步的退化，都能卸掉一层古典的忧虑和烦恼，都能换取进一步的太平和舒适。社会的昌盛是一剂灵药，在体内任何一处有所剥离因之可能发生痛痒的地方，抚慰着它们。

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快速地进化着，紧紧追随社会化的效率，产毛，产乳，产肉，产羔皮，产温文尔雅的性情，产服膺律令的理性，产恪尽职守的品德，在社会化的训练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

现在，它们的视力是超越性的，在栅栏不完整的地方，它们能用眼睛看见完整，甚至在没栅栏的地方，它们也能看见栅栏，并自觉止步于那栅栏。它们的听力也是不寻常的，当牧人刚刚轻衔草叶，它们能通过同伴的蹄声，听见权威的号令。成群地，宛若河床中的白浪，向一个目标奔涌，无论目标是丰美的草场，还是断崖深壑。目标不是它们的信念，成群地奔涌、绝不离群才是它们的信念。所以它们的信念是最为直观的，最为切实的，永不破灭的。与牧人的呼哨比起来，这种群体奔涌的情势，是更具有震慑力和裹挟力的。与牧人的鞭子相较，是更不可抗的。

有论者认为：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但其实在上帝之前还有着更要紧的：群众不管怎样需要上帝，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数目越是众多越给人以安全感和力量感的群体，而一个能够召唤大众、凝聚群体的物象，便是他们渴盼的上帝。

羊性好群，这是它们建立社会的条件，是它们获得上帝的条件，也是上帝得以建立其统治的条件。一个无力而且平庸的条件，为它们阐释了一种社会理想，在它们身上，演绎了许多宗教故事。

5

获得上帝是羊群的福祉，获得羊群是上帝的福祉。羊的道德，不仅完善了羊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帮助上帝完善了人的社会秩序。

善，美，安详，随群，牺牲……羔羊跪乳，是至孝，知礼；群而不党，是君子之忠义，之仁德。替罪羔羊，是至善的象征，它鼓励人们寻找不幸的替代，受难的替代，将罪孽转嫁于无辜者，它诱使无辜者替世人赎罪、献祭，献身祭坛成一道人通往神的桥，成一个最先聆听神谕并传递福音的使者，因之是一个幸福的使者。

《圣经·启示录》中说到天国里被七道印严封的书卷，或者是至高的福音至圣的密约吧？一个大力天使大声说：“谁配打开书卷拆开印呢？”天上、人间、地下没有谁能打开书卷，没有谁配打开书卷。这时候，走过来的是羔羊，看去像是被屠杀过的羔羊，从宝座上的主的手里接过书卷。即刻，狮面的牛面的鹰面的人面的活物以及众长老都跪在了羔羊面前，并齐声颂唱：“你配拿起书卷拆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为上帝赎来圣徒；你使他们成为王国，并作祭司侍奉上帝，他们将统治这个世界。”

接着，成千上万的天使和天上、地上、海里所有被造之物都高歌附和：

“曾被屠杀的羔羊，你值得接受权力、财富、智慧、能力，以及荣誉、荣耀和赞美！愿赞美、荣誉、荣耀及能力都属于宝座上在坐的，也属于羔羊，直到永远！”像是对被屠杀的颂赞，又像是对屠杀的颂赞。颂赞之中，被屠杀就成了羊的宿命，羊的道德就在被屠杀中达到极顶。

东方的“民牧”同样予羊以慷慨的表彰——“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背负苦难而不开口，忍受欺凌而不开口，无辜而被送上祭坛宰杀同样不开口，甚至连牛的觳觫也没有，被誉为“凛然就死”，这种哑羊的品德，令屠夫宽心，更令民牧宽心。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描述受害者对大屠杀的顺从与合作，写道：“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在这样的局面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弯曲至地的头颅——这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诗句，也是令人惊骇的高效屠杀机器的一个注释。绝对的善和极致的理性，使受害者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

6

阿伦特对大屠杀受害者的组织与合作的指摘，触动了一块无人触碰过的犹太人的疮疤，因之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和攻击，以致失去多年的朋友。这在她自然是痛的，但更大的疼痛使得这些不成其为疼痛：那整个阴惨的历史中最阴暗的一章，那整个民族都极力掩盖的耻辱。她说：“与其他民族行恶相比，自己民族所干的一切恶行，对我来说，是远远更加可悲。”

一场大面积的屠杀，不是数目有限的屠夫和屠刀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待宰羔羊大面积的顺从与配合。

沉默的目击者，清白的旁观者，无辜的消极苟安者……最终，逃脱不了杀戮的受害者。普遍的羊性纵容了普遍的罪恶。一如鲍曼所说：“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是很难看见也很难证明的部分。羊性的善是静的，在历史舞台上是无声的、隐没的、匿名的，只作为一幕惨白的背景，让人唏嘘悲悯。

历史的眼睛看见塞满待宰羔羊的列车，一列一列驶向奥斯威辛，但这双眼睛看不到，车轮之下那些横跨科瓦河的桥，很多是犹太工匠巧手制作的。他们的理性并不指引他们协助加害者，他们的理性只诱使他们选择此时此刻的生存。生存的希望是仅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它就成了最高目标，压倒了人性中所有的元素，成为唯一的元素。人们全部的想象力，都在这最后一线希望中张开，于是就有非常态的想象机制搭救他们。他们愿意相信毒气室是日常生活的浴室，去往死亡营的路是秩序中的重新安置；他们愿意相信，昨夜被处决的同类是因为身上有污点，与自身的清白有一个合理的区别；他们也愿意相信，今晨被带走的父兄是因为老迈病弱，与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是一个区别……自我保全的希望似乎还在着，他们宁愿选择沉默。

一群羊在头羊的引领下走向屠宰场，就像春日走向草场一样安详、恬静。头羊的安详，是一缕晨曦般的希望，最有效地抚慰了夜间有些噩梦的羊群。头羊是羊群中的长者，智者，组织者和领路者，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临险必挺身奋蹄。群羊有所信任，有所归附，因之将个体的责任卸在一处，堆成形态飘渺的集体责任。一只头羊的安详前行，胜过一百条鞭子的驱赶，紧相跟随进入一道栅栏，一个整饰的队列就抵达了屠场。

浓烈的血腥气是颇引起一阵惊恐的，但紧紧相挨的群体，数目庞大的群体，还有如常的太阳和清明的秩序，都有助于抚平这惊恐。我们常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我们闭上眼睛，关闭知觉，关闭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拒绝所视所听，因为我们不能反应。

比起狼群在野地里的攻击，牧人的屠场能毁灭得更彻底。在狼群的野蛮那里，我们缺乏的是抵抗的能力；而在人的文明那里，是连抵抗的意愿也消失殆尽了。我们不愿意引颈就戮，但我们更害怕离群的恐怖，更不能承当个人抵抗的责任。为此我们相信国家机器无与伦比的强大，相信必然性与决定论，相信挣扎和逃脱之不可能，之无意义，相信被宰杀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无辜的，无辜也意味着毫无责任。我们让知觉止步于蓝天绿草之中，但身体却是止不住地，顺着机械的流程，一个一个迈入屠场的门槛。而在那里，上帝并没有用别的祭品替换我们。

阿伦特指出，残暴的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为此她备受责难，然而她是对的。阿伦特不同意犹太人根本不可能逃脱纳粹的屠杀机器这种观点，她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委员会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已经发生的那种规模。屠杀上百万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凶手，这种荒诞的场景，足以剥露羊的道德的罪恶。指摘受害者不是开脱加害者，不是冷酷，而是试图让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警醒。

暴政之网究竟需要多么广泛的集体反抗才可能被摧毁，这样一个量化的问题怕是不容易求证的。但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少数人的反抗，证明了最为弱势的受害者也是可以选择的，群羊的道德之上，存在着更高的个人的道德。

7

还有一个亚伯拉罕的问题。

鲍曼如此写道：“尚未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德怀特·麦克唐纳于一九四五年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大屠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

那个屠杀了上百万人的纳粹分子艾希曼，正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守法者。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的是证明他令人发指的兽性，指认他是人性丧尽的恶魔。但阿伦特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所有这些罪恶，恰恰是人类极权社会运作下的产物，这不是自外于人类的恶魔的恶，而是社会组织内里出产的平庸的恶。

艾希曼的例子可以看作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种极端，有助于我们了解平庸，了解这样一种与我们整个群体最为亲密的东西，在某种气温和气压中，会如何孵化邪恶，又能将邪恶推进到怎样一个极致。

平庸不产生于狮虎鹰隼，平庸的面孔是弱者的面孔，五官浑糊，彼此相似。平庸起源于对群居社会的高度依附，起源于社会机器的强化、推进，个体机能的弱化、丧失。平庸隐藏在权威和集团的背后，平庸是匿名的，遁迹的，无从追究也从不承担的。譬如那个化名为“谁也不是”的希腊神话人物，用烧红的树棒戳瞎了巨人的眼睛，却无需承担罪名或者英名，受害者波鲁菲摩斯只得绝望地悲鸣：“谁也不是啊！谁也不是戳瞎了我的眼睛！”

如果我们要通过眼睛看见平庸，我们依然会看见涌浪般的羊群。羊辨识路向的能力底下，或者说是驯化了的羊群辨识力极大地退化，它们大体是盲目的，尤其是狂风来袭之时。它们瞬间作出的反应就是顺风而行。风徐则徐，风疾则疾，风骤狂则骤狂而奔。前方是什么，它们是不设想的；乡关何处，它们是不记认的；如何返回，它们是不负责的。它们忘情的，或者是被裹挟的，被胁迫的，在狂风中迷狂而奔，群的庞大有一种波澜壮阔的势态，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激情。狂风必能在它们身上创造奇迹，它们看见了平日里看不见的自身的强大，它们发现了远远超出自我估计的体能，如注入了神力，狂奔数百里而不竭，直至风息处，已不知何处，兀见举群亡失。

比群羊更高一级的平庸是机器，国家机器或集团机器。机器越是巨大，部件越是繁复，越利于平庸栖身。机器运转起来大地震撼，可以高效地造福于人，也可以高效地杀人。然而所有的零部件都不是自主的，都仿佛身不由己，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哪怕是用尖刀刺向亲生儿子的命令。他们受到周围部件的推动，同时也推动周围的部件。永远行动着，却永远没有行为能力。每一个都在适应秩序，每一个都强化着机器的效能。而当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拆散开来的一个一个无生命的齿轮，一颗一颗无价值的螺丝钉，一地没有责任能力的零碎，一堆以古典的善恶观不能辨认的平庸的面孔。

阿伦特提出恶的平庸，这是亚伯拉罕的问题，艾希曼的问题，更是大众的问题。她不是为恶魔开脱，而是对平庸的指控，为“谁也不是”这种恶行悲愤。她用一支手电筒，射向顺风而狂奔的群羊，射向散落一地的齿轮与螺丝钉，在这些永远不会被押上审判席的物什身上，照出恶的阴影。

8

设想一只公羊反抗了。之所以设想一只公羊，是因为假使为故事换一个主角，可能会令强壮的公羊感到羞辱。

在迈进屠场的最后一瞬，它突然停步，发出一声惊恐的啼鸣，用蹄子死死抵住浸血的门槛，并且使用了它的角。这对角有柔和的盘卷曲线，多少年来制造着聚角而息的吉祥诗意，诗经中谓之“尔羊来思，其角濈濈”。这对角多少年来已忘却了豺狼，只在同类相争中还撞出过些许声响。现在它猛然记起造物予以它的原初意义，它以依稀记起的方式，撞向伸手拉它的屠夫，也即它熟悉的主人。

它拼命地跑。它突然发现主人的怒喝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密实的栅栏是可以突破的，而它的腿，虽然发生了极大的退化，其力量还是可以在奔逃中恢复的。

前面是主人的草场，四面八方都是主人的草场，主人的领地极其辽阔，它从未想象过辽阔之外的世界，然而它拼命地跑。

羊群一阵骚动。如果它恰巧是只头羊，引起的将是更大的骚动。群羊被这突发事件惊呆了。群羊突然被推到一场审判面前，一场抉择面前，背过脸去是不可能的。行动还是旁观？啼鸣还是沉默？相信走向屠场的秩序，还是相信求生的自我选择？群羊被迫面对内心的骚动。

这时主人举起了枪。主人有枪。羊群熟悉这枪。它们从来知道，主人这枪是用于打狼的，是保护它们的，枪在群羊眼中撩起的是脉脉温情。但现在，主人举起了枪。主人必定举起他的枪。

于是，那只公羊被射杀了。

骚动平息下来，群羊平静下来。群羊平静地看着那只叛乱的公羊被射杀了。在群羊的眼里，它是注定被射杀的，它们庆幸那不是自己，庆幸自己此时此刻还活着，活在熟悉的人——羊社会之中。而浸血的门槛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毕竟是后面的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

是的，你们的处境非常不幸。或许仅仅是为了延缓更大的不幸，或许仅仅是害怕，你们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与刽子手合作。阿伦特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在政治中，服从就等于支持。”你们是受害者，也是合作者，你们用冷眼旁观支持了屠夫的暴行。

那只公羊被射杀了，反抗还是服从，结果都是一样的，它终究逃不脱被杀的宿命。但这只公羊也许比较天真，它不很懂得那世故的宿命。倒下去的那一瞬，它竟然看见：又一只公羊跃出羊群，又一只，又一只……栅栏一排一排倒塌，天地一环一环扩展，四面八方都是拼命奔逃的羊，全然无序的、四散奔逃的羊。尽管枪弹很凶，叛乱者一个接一个被射杀之间，一定有羊能逃出枪弹的射程，逃脱宿命。

筱敏（1955—），生于广州人，著有《米色花》《瓶中船》，散文集《暗哑群山》《理想的荒凉》《悠闲的意义》《女神之名》《风中行走》《成人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