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

李纲在贬谪路上走走停停，随着官职与贬所一步步降低，他也在不断改变行程。

旅途多艰，他却重新焕发出了士大夫的飘逸之风。最初，于九月下旬赴任扬州途中，在无锡两游惠山，与弟弟对酒啸咏，不无慷慨。停留一日，即闻有贬谪建昌的消息，当日即命车队过虎丘，临剑池，月夜漫步松江长桥，与亲友告别。

而后渡钱塘江，经严陵瀨，从衢州的三衢山入江西，途径上饶、弋阳，于当年十二月抵达建昌。

在建昌，又闻有谪宁江之命，随即又乘船由临川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与故人同游翠岩寺，此后一路经过筠阳、上高、宜春、萍乡、醴陵，遍游名山名寺，最后抵达长沙。

这一路的旅程，有的是他第一次被贬沙县时就游历过的地方，有的更是童年时到过的地方，令他顿生“半世重来若浮萍”之慨。在长沙，他游览了岳麓寺，看到了大量唐人手迹。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李纲诗兴大发，壮志幽怀尽发于诗赋之中。

在信州道中，他咏月色：“皓魄半轮横道左，清光千古照江南。”行至江南，他吟梅花：“江南为客见江梅，似为行人特特开。”在建德开化寺，他题壁道：“残腊未曾看雪舞，劲风何事扫云屯？”这些，都还显现出他并不沮丧，且有打压不灭的磊落之气。而另外一些诗句，则可见出他另一面的心情。

在弋阳道中，他感叹：“卧龙三顾今寥落，抱膝空为《梁父吟》。”夜宿江村时，他叹息：“片言无补空来往，赢得萧条两鬓霜。”在山间驿站，他夜不能寐：“久旅怀家归尚远，暮烟残照宿邮亭。”这些，又分明透出一股彻骨的悲凉气！

贬谪途中，失意之时，人最容易怀旧和反思。古人寿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纲的年纪已渐渐有了向晚的意味。回首人生，一路黯淡；莫不成最辉煌的，就是在汴京城头箭矢如雨的那几日？

第二年（靖康二年）春，他在长沙因路途不安全而受阻，却意外地得到一个消息，钦宗忽然“良心发现”，恢复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代理开封知府。

难道昏君忽然变聪明了？还是天道终于回转了？

都不是。

是其间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大事——金军再次“犯阕”，兵锋进抵京城脚下。

汴京这次没有了李纲做城防司令，城外金军围得像铁桶一般。京师与外界的道路、消息完全中断，孤城一座，命若残阳，还能支持多久？一切未卜。

李纲受命之后立刻抛却了所有的个人恩怨，亲率湖南勤王义军入援京师。

靖康二年四月初，李纲手把令旗，雄风再振，率大军从巴陵（今湖南岳阳）登船，顺江东下。

长风皓月，楚天寥阔。四十五岁的李纲屹立船头，听江风拂动战旗猎猎，心事如月夜般浩茫……而今宵小当道，国事没有一天如人意，奸佞乱政于内，强敌启衅于外。大宋，真到了要覆舟的那一天了么？

他不敢多想，只想着此次入京，重返朝堂是小事，只要事有可为，一定率全城军民，再次重创宗望这个没有记性的武夫！

可惜，李纲的这番雄心壮志到底还是落了空。

船行虽速，世事却比浪上飞舟变迁得更快！

那么，是什么事让李纲的壮志落了空？我们从头来看——历史上皇权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单是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无发言权的问题，而是国家实际上只由几个人在说了算！整个国家的命运兴衰，都是由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所决定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欲望，代替了万千苍生的选择。

如果百万汴京军民能说了算，那么李纲当然是大宋军事首脑的不二人选。但是耿南仲、唐恪、聂山等七、八个人看不惯李纲，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想到也就能办到。在皇权体制下，这种不顾民意的事往往百分之百得逞。

民族脊梁，国之干城，他们随便安个罪名就可以撵走。撵走了以后，局势会不会因此恶化？民心会不会因此涣散？这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他们要的是——朝堂上只准看到我们的人！

逼走李纲后，耿南仲、唐恪之流便可弹冠相庆了。这是一群脑子很成问题的高官，去冬今春大金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未能得到大宋寸土，今秋岂能平安无事？汴京以北近来因宋军新败，河防十分松弛，耿南仲等却全不在意。

防务不管，孤悬西部的太原他们也不打算管，反正三镇是打定主意要割了，生死随他去。只是把拒绝献城交割、苦待援军的太原守将王禀，晋升为“建武军节度使”了事。

如此的倒行逆施使河北百姓大起恐慌，“皆渡河南奔，州县一空”！大宋的窝里乱，大金从来是明察秋毫的。你想以妥协换和平么？那不是千秋大梦？靖康元年八月，天气一凉，大金看准了大宋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完全按去年的模式，以宗望、宗翰分领东西两路大军，从大同、保州南下，名义上是武装接收三镇，实际上是要直捣汴京！大宋朝廷的小儿们，没有了李纲，看你们拿什么拯救自己？

铁流如注，势不可挡！宗翰军猛扑业已弹尽粮绝的太原，在外围修垒筑堡，断绝交通。太原军民饿极，以弓弦、皮甲、树皮为食，苦撑不降。

至九月初三终于不支，城破。王禀仍然率军民巷战不止，身中数十创，最后投水殉国。城中军民也大半战死。

烈士血染征袍，宰执醉生梦死。这样的情形我们后人并不陌生！金东路军此时也抵达真定城下。这里的守军大多去援救太原了，城中仅有守军两千。知府李邈、守将刘翊率军民誓死抵抗，其间三十多次向朝廷求援，均无答复。坚守四十天后不幸城破，刘翊战至力竭自尽。

知府李邈被俘，拒不接受伪职，连宗望都叹道：“其人高节不可屈致！”后被送往燕京囚禁，因不屈而被杀。

前线形势极为险恶。虽然现在金军还在三镇地面上，理论上这里已不是大宋领土，但焉知他们会不会越境而来？老将种师道正在病中，见势不好，急召刚刚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派兵勤王。

那个不知好歹的钦宗反而怪种师道多事，以议事为名，将老将召回汴京。种师道抱病匆忙赶回，到京不久就不幸病逝了。

大宋朝堂上的酒囊饭袋，对境外虎视眈眈的金军，竟然视为友军一样可靠；对各地激于忠君大义赶来的勤王军，就像见了苍蝇一样厌恶。

当时南道都总管司和陕西制置司两路人马，受老种之命赴京勤王，耿南仲闻讯后却大惊，令速返回原地！他说：“和约已成，金人自会守约。两军不战，勤王何益？再者京师缺粮，大军集于城下，朝廷将何以堪？”

乱臣贼子的道理，从来比唱的都好听。金军已经南来，送上门来的勤王军却不要，不知这帮混蛋在打什么主意？

主和派首脑之一的唐恪到底还是有些心虚。他问耿南仲：“勤王之师，理应罢废，然而金人倘若来攻，何以应付？”

耿南仲大笑：“差矣！屯大军于城下，岂非更易遭金人猜忌？今尽解勤王之师，以表我守约之诚信，且割让三镇，金人为何还要兴兵？”这套卖国理论，说得唐恪茅塞顿开：“相公高明，三镇割之，诚不足惜！然百官中定有异议，不可不防！”

耿南仲对此早有谋划，他说：“太原、真定已失，三镇不数日将尽归金人。割让与否，虚名而已。百官亦厌恶战乱，谁肯务虚名而召实祸？且李纲不在朝，彼辈又能如何？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几个小人在朝堂之上把如意算盘打得山响，可惜世事并不如他们所料。金军的步伐并未因大宋的忍让而停下来。西路宗翰军又接连攻陷汾州（今山西汾阳）、平定军（今山西平定），战火就要烧到钦宗鼻子底下了。

钦宗被几个奸人蒙在鼓里，看不透金人的用心，还想以三镇税钱做交换条件，换取金人罢兵。他派刑部尚书王云，作为议和使跑了一趟，但金军只是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其余免谈。钦宗慌了，在尚书省召见大臣商议。唐恪、耿南仲之流按照既定思路，提出“以三镇换和平”的主张，态度坚决。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当堂大哭，苦苦恳求。

钦宗只得派尚书左丞王寓、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去金营谈判如何“以三镇换和平”。王寓不肯干这卖国的勾当，以辞官拒绝受命。钦宗就将他贬官，换了知枢密院事冯澥与赵构一块儿去。

就在大宋君臣手忙脚乱之际，时间已到了十一月中旬。西路金军又连克平阳府、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东路金军也已进抵黄河北岸。两军对汴京城的钳形攻势业已形成！

大宋的灾难又降临了！

钦宗慌忙派宣抚副使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前去阻截。

宋军开到黄河边，依河为阵，于南岸连营立寨。此外还有李回率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也赶到，一时旌旗蔽空，军声颇壮！

金西路军统帅宗翰折腾了快一年，这次是第一次跃马登上黄河岸。他放眼一瞧，吓了一跳，对部下说：“南军十余万人，胜负难料，不可轻易渡河！”

他的部将洛索是个仔细的人，向他献计道：“依末将看，南军人数虽多，然而营列不整，旗帜紊乱。可将我全军战鼓集中一处，通宵擂击，且吓他一吓！”

宗翰半信半疑，依计而行。

入夜，金军将千面战鼓列于河岸，拼命擂击，并夹杂着吹起慑人心魄的胡笳，闹腾了整整一夜。

次日凌晨，宗翰连战袍都顾不得披，策马跃上河岸，再放眼一看，呆住了——南岸十余万宋军，竟然被一夜的鼓声惊溃，跑得一干二净！战争史上再没有比这更搞笑的情景了！

宗翰差点没笑岔了气，他对宋军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也消散了，命令前锋从孟津抢渡黄河。到十一月十五日，全军过河，进至汜水关。大宋的地方官员、驻军一哄而散，毫无抵抗。宗翰军更加神勇，不战而下西都洛阳。

钦宗君臣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但朝堂之上，战和两派意见仍在争执。尚书右丞何栗急了，一句话点破要害：“三镇国之根本，奈何弃之！金人诡诈多变，安能守信用，今割亦来，不割亦来！”

钦宗被点醒，这才明白当前局势的要害所在，急命紧闭京师城门，所有文武官员一律上城防御，又下诏四道总管，赶快发兵勤王。可怜那些勤王之师，来回折腾，有如现代的长跑运动员。

同时也要在谈判桌上争取时间，钦宗又派了王云、赵构出使宗望军中，谈判割让三镇事宜，以迟滞金军攻击步伐。派了冯澥、李若水赴宗翰军中，谈判割地事宜。耿南仲还使出卖国的绝招，叫使者带去三镇地图和户口册，他料定金人自然会见好就收。

但是这时的金人已经不是三镇就能喂饱的了。他们又像年初一样，派使者到开封，一张嘴谈条件，就要吃下大宋的全部河北之地！东路的割地使赵构等人，到了河北的磁州（今河北磁县），方知磁州的知州兼河北义军都总管宗泽，已经率领军民击退了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诉赵构，金军在这里碰了壁，已经绕道过了黄河。他们劝赵构不要北上，而应以亲王名义，起兵南下勤王！

赵构未置可否，暂留磁州，后来又被相州的知州汪伯彦请到了相州（今河北临漳）暂避。

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钦宗知道只能退到底线了，让出河北，先保住汴京，今后才能有一口气喘。否则，亡国就在眼前！

他又派出了第二批重量级的请和使。耿南仲出使东路宗望军中，聂山出使西路宗翰军中，不仅同意割让黄河以北，而且马上由使者陪同去办理所有的交割手续。

钦宗在国书中把自己和父亲徽宗痛骂了一通，表示完全接受金人以黄河为界的条件，“一一专听从命，不敢有违”。

他又给河北各地军民下了一道诏书，劝告自己的人民投降：“今割河北与大金，见诏书，州县各开大门，迎候交割。百姓今后虽居大金之界内，但生计如常，又何分南北？”

很难想象，这样无耻的文字竟然出自一道堂堂的国家命令！

但是，令耿南仲之流感到意外的是，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民，比国家的主宰者们更爱这个国家。割地使无论在河东还是在河北，都受到当地军民的坚决抵制。

聂山陪同金使赴河东，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城下喊话，让守城官员赶快开门投降。城内军民怒不可遏，开门冲出来，将聂山与金使活活打死！

耿南仲陪同金使到了卫州（今河南汲县），卫州军民闭门不纳。他与金使只得在城外客栈中留宿。半夜，有一股军民冲出城外，要劫杀割地使和金使，客栈四周一片火光和喊杀声。耿南仲被惊起，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就狼狈逃出，上马狂奔。跟他一起来的金使，也自顾自逃命去了。

老贼耿南仲无路可去，想到相州的知州汪伯彦是自己多年老友，到汪那里还不至于被百姓打死，于是就投奔了相州。进城后，闭口不再谈割地之事。日后，这个老贼因祸得福，因为拥护康王起兵勤王有功，摇身一变成了“主战派”。

还有一个唐恪留在京城没有出去。一日，他随钦宗上城巡视，军民一见这君臣俩，气不打一出来。对皇帝还多少留了点儿情面，对唐恪则恨不得食其肉。军民们捡起砖瓦，朝着唐恪就是一顿猛砸，打得他鼻青脸肿、披头散发而逃。

跑回相府，他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上表称病辞职。

钦宗现在似乎知道了，正是这几位爱卿误了天下大事，于是将唐恪免职，任命抗金态度比较坚决的何栗为相。

可是这何栗毕竟只是个书生。钦宗让他马上去金营求和，这位新宰相竟然紧张得两腿发抖，连马都上不去了。

钦宗见状，不由长叹，险些喊出声来：“李纲爱卿何在？”种种刺激，使得他幡然悔悟，彻底放弃了求和幻想，派人持蜡书（秘密文件）赴相州，委任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尽起河北之兵入援汴京。

但这个转弯来得太晚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后，金两路大军同时开抵汴京城下，完成了铁壁合围。

次日，钦宗派人持他的诏令秘密潜出城，召李纲回朝，任命为开封府尹，负责京城防守。可是这时李纲正在千里之外的荆楚，就是飞也一时之间飞不回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攻城，先后猛扑通津门、善利门和宣化门。自此，每日石矢如雨，杀声震天。炮火所到之处，楼橹尽为之摧！

割地缓兵计策的失败、金军进展的神速，使钦宗连逃跑的念头还来不及浮出，就被困在城中了。他的花花公子老爹徽宗，也没来得及跑，一块儿成了瓮中之鳖。

屹立中原一百七十年的北宋，败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

徽宗、钦宗两代皇帝造的孽，到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国事如天，他们朝三暮四犹如儿戏；民意如沸，他们可以闭目塞听视若无物。亲小人、远贤臣，昏聩到极点。怎么能把自己的根基挖得更快就怎么玩。他们的“家天下”不亡，可能吗？

直到敌人的刀架到了脖子上，才想起来有个大忠臣李纲，这不是让天下人的心都寒透了！

可叹，笔者最近居然看到有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国内一份公开出版的历史杂志上信口开河，说北宋的灭亡、二帝的受辱，忠臣李纲要负主要责任！

一个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人，只因到了澳大利亚，就敢对着祖宗胡说八道，真是无知者无畏到了极点。下面，就引一段他（或她）的谬论来看看，诸位也好开一开眼界——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

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载于四川《国家历史》2008年3 月上旬刊

面对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字，我很难相信他是否具备了评判历史的入门资格！

不知这位华人的“研究表明”所本为何？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汴京在第二次被围中不幸陷落，恰恰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位重要角色缺席——他就是被这位无畏先生称为“大蠢臣”的民族英雄李纲！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既膜拜过“决定论”的原理，又狠批过“英雄史观”，因此，人们印象中北宋的覆亡、汴京的陷落，都是由一些宏观原因所致。但是，经我本人的“研究表明”，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不见得是那么必然和无可逆转。

汴京此次陷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李纲！

由什么人来充任“城防司令”，在兵临城下之际，关乎存亡。汴京作为国都，如果扛住了金军的第二次围困，那么“北宋”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如果金军再次无功而返，那么汴京的第二次保卫战，就决不会演变成令我们千年不忘的“靖康耻”！历史对于这个合格的城防司令的要求，是既要有操守，也要有能力。

卖国的一派虽然下去了，但这次主持城防的宰相何栗也不是什么理想人选。前面说过，他虽主战，却是书生，在战局万分紧急之时，仍饮酒赋诗，以示闲暇。而负责国家军务的同知枢密院事孙傅、任签书枢密院事曹辅，也都是一样。

金军攻城甚急，这几个书呆子也是干着急，孙傅忽然想起一位能击退金兵的神人来。

此人名叫郭京，是禁军龙卫兵的副都头。

孙傅是如何认得这人的呢？原来，有一日，孙傅翻阅丘浚的《感事诗》，内有一句是“郭京、杨适、刘无忌，尽在东南卧白云”。读后，不禁对三位仙家人物产生神往，就托殿帅王宗濋满京城找，结果，真的找到了郭京和另一位。

这个郭京是个胆比天大的主儿，口出狂言，说自己能施“六甲法”，掷豆为兵，保证生擒金将宗望和宗翰，而且仅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

孙傅大喜，把他一层层向上引见。结果从何栗到钦宗，都对这位郭大仙深信不疑，马上封了成忠郎，赐金帛数万，让郭大仙自己募兵。招兵的条件无问老少、不问武功，只选年命合六甲者，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郭大仙还放出风来说：“攻城不急，此兵不出！”看样子，他是培养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

不过，这支神兵的主要构成部分，不少就是街头的混混儿，其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朝中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唯有何栗、孙傅等自以为计。

这个郭京大仙的出现，是大宋的一个劫数，不久我们就可以看见。宋军在城里的将领范琼和姚仲友，还算是两员猛将，他们率领守军与敌厮杀，毫不退缩。

这又是一次大国命运的总决战，攻守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宋代的科技水平相当高，其弩、炮等装备堪称世界一流。以床子弩为例，下有木架，两翼各有机械转轮，上中下叠放三张强力弓弩。使用时，由数名大汉扳动转轮，以机械动力将三张弩一起拉开，瞬间同时放箭。其威力之大、发射之速，现代人很难想象。

金军的攻城部队也是一流，用的都是机械化装备，有火梯、云梯、编桥、撞竿、鹅车等，从城头到城下，立体式地进攻。这些机械运动灵活，自身防护也很好，矢石灰火皆不能入。

汴京城下，展开了一场世界级的攻防战！

钦宗到底是个二十岁的男儿，既然跑不掉，那就豁出命来干吧！他在雨雪天气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赏赐士兵，自己吃大兵的伙食，极大地激励了士气。

范琼甚至来了蛮劲儿，率军杀出城去，烧了金军不少营寨。守城将士还经常趁夜缒下城去，东放一把火，西杀几个人，打骚扰战。从这个时候的局面看，大宋方面从上到下的抗敌决心，甚至比第一次围城时还要高涨。但是随着仗一天天打下去、天气一天天地恶劣，情况也就一天天地严峻起来！

时间进入闰十一月，天气暴寒，雪雨纷纷，士兵冻得握不住兵器，甚或有冻死者。金人也感觉到了战况胶着与寒冷的巨大压力，自闰十一月初三开始，攻势昼夜不断。他们再也禁不起一场无功而返的远征了。

这边钦宗也知道，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便放出了“今当死守社稷”的狠话。与上次被围困相比，朝中没有主和派掣肘，他的态度积极多了。

可是，翘首期盼的勤王军却还是迟迟不到。城中军队有七万人，经过了一段激战后，减员十之五六，仅剩三万余。面对金军骤然加强的攻势，城内人心焦灼，不知如此下去还能撑多久。所幸，此时南道总管张叔夜率三万人马入京，连战数捷，守军士气为之稍振。几天后，东道总管胡直孺也率师来援，却不料在拱州（今河南睢县）遭金军截击，兵败被俘。金军押着胡大帅在汴京下示威，城内军民无不沮丧！

初九日，金军在护城河上大规模垒桥铺路，守军奋力抵抗，万箭齐发，击退了金军。

二十二日，范琼率千人出战，不幸渡河时冰层破裂，五百人淹死，士气大挫！

二十三日，大雪漫天，厚积数尺。金军攻势甚猛，动用了所有的攻城机械，直抵通津、宣化二门之下。

二十五日，暴雪仍未停，金人趁寒急攻。大宋君臣知道，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钦宗诏令所有士卒全部登城防御。

这时候，战时宰相何栗忽然想起：郭京不是还有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没用么？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他再三催促孙傅，赶快把神兵派出去御敌！

孙傅找到了郭京。这郭大仙躲了多日，知道今日躲不过去了，就硬着头皮调集了他的七千多“神兵”，准备赴战。但是他提出要求，要让守城士兵全部下城，不得窥看他作法，而后命人突然打开宣化门，让七千神兵一拥而出。

郭京本人则与张叔夜大帅端坐城头，等候战果。此外，还有数千有头有脸的官绅，登上了城头，引颈跷脚，静候佳音。

这神兵果然气势不凡！不一忽儿，就有人来报：神兵已夺得金人大寨。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夺得金军人马千余。

其实，这都是想当然耳！官场流行歌功颂德，小兵们也学会了这一套。拿想当然的东西来哄大官儿，一般总没错。

而实际情况是：神兵一出，金军铁骑确实是向两翼略收缩了一下——因为好戏马上要开演！

金军大概一开始也很惊讶，不知这垂死的大宋请来了什么天神。但是战场经验丰富的女真武士，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群地痞流氓。金军骑兵随即从两翼冲出，一顿狂砍，七千神兵立刻缺胳膊断腿，尸积如山。

郭京见骗局露了馅儿，说了一声“我须下去亲自作法”，便率余众溜出城门逃走了。

城内宋军慌忙关了城门。经此一败，守军意志完全崩溃，城上人马虽众，但无人愿意再战，纷纷弃城而去。城上的官员，也顿时作鸟兽散。

金军则奋勇争先，一鼓作气把旗帜插上了宣化门。这个缺口一开，大批金军涌上城墙，次第攻占各门。不久，就全部占领了四壁的城墙。巍巍汴京，宣告陷落！

在战乱中，统制官姚友仲等一大批官员和宦官死于乱兵之中。张叔夜率兵力战，身负重伤。溃散的宋兵一旦失去纪律约束，就到处抢劫、放火。汴京城火光冲天，通宵达旦；百姓哭声震天动地！

尽管有这样的屈辱，但是仔细翻拣历史的残页，我惊异地发现：汴京这座城，同时也堪称“中国古代的斯大林格勒”。所不同的是，军队虽然溃散了，百姓仍没有屈服，抵抗并未停止。汴京百姓的坚贞不屈令金军恐惧，一时未敢下城，而是向宋廷再次派出了议和使。

城内民众不甘亡国，纷纷自发结队反抗，杀死金军的议和使。几天内，前往官府领取甲胄与兵器的先后有三十万人！宰相何栗也还算尽到了职责，仍在组织民众巷战。

严格来说，金军慑于汴京民众的反抗，根本就没敢进城！

但是，钦宗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决心投降。宗望、宗翰对太上皇徽宗耿耿于怀，也很瞧不起他，指名要徽宗前来军营中议降。钦宗不忍，坚持要由自己出面来承受这一屈辱。

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带着何栗等人前往金营，在刀锋之下谈妥了投降条件。宋廷向金称臣，同意割让河北全部土地，收缴民间武器，还要付给金军犒劳费——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谈判结束，钦宗回城，看见站在风雪中等他归来的父老，忍不住失声痛哭：“宰相误我父子！”

这个优柔寡断的年轻皇帝，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他虽然决心屈服，但大金统帅却没给他好脸。投降的事也进展得很不顺利，两河一带的军民，除了石州（今山西离石）一地之外，其他各州县军民都拒绝交割，坚守城池，寸土不让。

交给金军的犒劳费一时很难搜刮足数，宗望等人极不满意。靖康二年正月初十，金人叫钦宗赴金营，当场将他扣押，声称财物不凑足数，就不放人。

可怜的钦宗赵桓从此一去不复返。

余下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宋处于一种奇特的无君主状态，原来的朝廷机器还在运转，但一切都听命于金军的两个武夫。

搜刮民间财物的工作，在“自治”朝廷的催逼下加大了力度，甚至妇女的钗钏在一两以上的，都被搜走。

百姓恨金军入骨，纷纷要求官府发给兵器，要与金军展开城市游击战。但是官府现在已成了听命于大金的“维持会”，当然不准。百姓就私自打造兵器，半夜偷袭敢于下城抢劫的金兵，据史载“掩杀甚多”。

到二月初，宗望、宗翰看大宋皇帝实在太窝囊，就起了意，索性废掉另起炉灶算了。于是迫令张邦昌为帝，废徽、钦二帝，将皇室子孙及后宫等全部收入军中扣押。

三月初七，张邦昌称帝，建立伪“大楚”。到四月初，大宋的二帝、后妃、太子、宗室、大臣、宫女等共七千余人，被金军分批掳掠北去，同时金军还带走了大批金银财宝和工匠、倡优。

这个史称“北宋”的王朝就此烟消云散。

三月二十九日，风雨如晦，二帝坐上牛车在黎明时启程。北行的一路上，宋俘受尽苦楚和屈辱，女眷们更是如堕地狱。几经辗转之后，二帝被安置在大金的边境小镇五国城，先后死在那里，据说连骨殖都未能归葬故土。

北宋终结这个时刻，钦宗曾朝思暮想过的李纲，此时走到了何处了呢？

当汴京陷落时，李纲还在被贬的途中，还没有走到第二个贬谪地建昌。当二帝作为俘虏出发时，李纲正在岳阳组织勤王军，八天之后，这支队伍就登上了东下之舟，急赴京城。

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战时的音讯就更加不灵。烽火连三月，汴京到底怎么样了谁也说不清楚。五月初，当运兵船驶至繁昌（今属安徽），李纲得到赵构大元帅府的传檄，才知道“都城不守，二帝播迁”。他呆了一呆，随即号啕大哭，几欲气绝。

离开京城才不过半年，天怎么就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