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

汴京陷落，二帝被掳，伪“楚”登台，大宋的路原本也就该走到头了。大概是炎热的夏季气候救了大宋一命。一到天气刚热起来的三、四月之交，宗望和宗翰就先后匆匆北撤了。

女真人在北地生活惯了，惧怕中原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炎夏，终其一朝，对大宋的实际领土要求，只到黄河以北，而且两次割地受阻后，都没有认真执行。

女真主子一走，被强行扶植起来的伪楚政权毫无民意根基，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中，几乎连一天也难以维持。

此时的大宋臣民，心中还有一个真正的希望，那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

赵构的被推出，是钦宗在最后关头做的少数好事之一。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汴京危在旦夕时，钦宗就派阖门祗侯（官职名）秦存，携带蜡诏前往相州，给了赵构这一个无比威风的任命。

秦存见到赵构，从头发里取出蜡诏，赵构当场宣读，在场军民无不流涕！

十二月初一，大元帅府在相州正式成立，初时即有兵五万。赵构的手下还有宗泽、张浚等一批强将，实力不算弱。

大元帅府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赵构所辖的官军与各地来投的义兵，与日俱增，不久就号称百万，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了。但此时钦宗已投降金人，他怕大元帅府的兵马轻举妄动影响他个人的命运，因而对赵构的行动多有制约。

百万大军就这样屯集在济州一带，不得施展。

靖康二年的一、二月，残破的大宋其实还有强大的民心可用，钦宗当初若能单骑逃出汴京，形势也会大不同。但是他的脊梁骨已经彻底断掉，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去做异邦孤魂野鬼，而把光辉的位置让给康王赵构。

赵构听说“大楚”建立，二帝北行，不禁大哭。副元帅宗泽带领万人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闻讯后立刻引兵进至滑州（今河南滑县），准备渡河截击，劫回二帝。这一举动，吓得回撤的金军晚间一度连火都不敢生。

但宗泽的行动，其他勤王军并不响应，最终只得作罢。

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汪伯彦之流见最佳的政治投机时机到了，都力劝赵构称帝即位。他们甚至以“天命”来忽悠未来的皇帝，说“靖康”二字，本身就含有“十二月康王立”之意。

张邦昌这边，金人一走，即如丧家之犬。他知道金人靠不住，也有心作出不忘旧朝的姿态。

原宋臣吕好问趁机逼迫张邦昌，将“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呈送赵构，同时还在相国寺前的小巷中，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时被废的皇后孟氏，迎入皇宫，上了元佑皇后的尊号。

总之，从汴京各方势力传来的信息，都是催促康王尽早即帝位。赵构终于心动，跪受了伪楚大臣谢克家送来的印玺，打发谢赶快回汴京去筹办登极仪式。

宗泽也于此时赶到济州，建议赵构可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因为此地是赵匡胤的封王之地，地理居中，漕运发达。在这种形势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把自己降为尚书左仆射（左相），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孟氏这位“传奇皇后”干脆手书一纸命令，公告天下，说赵构已经是大宋新皇帝了。

这是非常时代的离奇事件。新皇帝本人对此倒尚未认可，等到韩世忠、刘光世等一批将领来投之后，他感觉自己实力已经够了，才正式同意即位。于三月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南京。两天后，张邦昌也从开封赶来，在赵构面前伏地痛哭，只求一死。此时金人还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赵构尚不敢轻举妄动，安慰了这个家伙一通，也没问罪。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官署登极，改元建炎，由此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高宗”。

宋高宗因为《岳飞传》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由于冤杀了岳飞的缘故，总体上是个负面形象。但我认为，就他即位前后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看，可说是相当稳重，办事节奏把握的很好，各方面因素也都考虑得很周到。

在金军攻克汴京之后的险峻形势下，他既遵循了钦宗的意旨，低调地积蓄了力量；又不惧金人的威慑，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果断即位，从而延续了大宋的国祚，总还算难能可贵。

在他搭建起来的班子里，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这基本都是拥戴有功的人。

对钦宗重用过的李邦彦、吴敏等人，则以“主和误国”的罪名，给贬了官，发配到地方上管制。

对前朝的重臣，只有两位是例外，不仅没贬，还给了很高的位置。一是张邦昌，高宗认为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特别给予优待，后又进封为太傅。另一位是李纲，高宗觉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镇不住，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宰相了。并且，还叫他马上就赶来应天府。

对这两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议论。对张邦昌，早在钦宗时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现在都想为他说好话。中丞颜歧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更应该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说，只加了荣誉衔还不够，还应让他参与朝政。

黄潜善、汪伯彦也是曾经的“邦粉”，所以对李纲很排斥。颜歧也主张：“李纲为金人所恶，趁其未到任，应罢之！”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高宗看不过眼去，出面干预说：“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来，如史书上所论：“李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不过，也是李纲的命不好，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应大大施展一番身手的，却仅仅因为突然走红而得罪了黄、汪等一批“藩邸旧人”。从此屡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颜歧为了达到阻挠李纲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写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没批。里面的内容都是说：李纲不应为相，给他一个讲筵官（皇帝老师）的闲职就不错了，等等。把这样的文字拿给李纲看，就是想让李纲知难而退。再说李纲率军到达繁昌，忽闻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带来的勤王军，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样的话，大多数人都将陷于没饭吃的困境。同时士卒也都不愿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条命出来战斗的，怎能垂头丧气地回师？

经过考虑，李纲决定北上投奔大元帅府。无论如何，这是大宋仅存的一个中央政权。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时，又得到高宗“登大宝”的公告，令李纲悲喜交集。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后来，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两位天子北去，一个时代结束，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

继续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前方不远处的金陵，被叛乱的兵卒所占领。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反了！他们滥杀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无数，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虽然后来被招安，但贼性仍然不改，常带甲横行，杀戮如故。

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加入勤王军行列。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都表示愿意解甲，听候收编，但仍然不大老实，李纲抵达金陵后，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为百姓除了这一害。在金陵，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同时上书论时事，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地势有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说，那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恻隐之心，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主人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写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现代汉语，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足见李纲对高宗“拨乱反正，以图中兴”抱有极大的希望。

李纲离金陵，率军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极而继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个局势有了变化，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解散回归原地。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赴南京上任。过去，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

与此同时，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

李纲看了以后，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为相，是高宗的“乾纲独断”，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

这时有人劝他说：“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他说：“国家艰危至此，岂是臣子避嫌疑、自爱惜之时！皇上对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将来退归田里，死且不朽。颜歧之言，何足恤？”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

高宗听了笑笑，说：“颜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颜歧无语而退，此不足虑。”

接见完毕，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

次日，有旨让新班子奏事。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又留下来单独奏对。他对高宗说：“自古人主（皇帝），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选得当），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则朝廷乱，则天下之事废。”

这是千古至理。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为“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纲说这些，本意还是想辞职，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

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愚直好论事，为众人所不容于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后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详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职，虽死无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姚崇进言十事，皆中一时之病，大多施行，后世赞美之。臣慕其为人，今也有十事上达，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为相。”

“你说吧，无妨！”高宗答应得很痛快。

李纲说的这十条，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其一曰：议国事。李纲认为，中国抵御夷狄之法，无非“战——守——和”三个层次，基础是要能战。靖康末期，这三样一样也不行。而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那样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陛下您刚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以慰人心。汴京暂时不可居，则可巡幸各地。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原江宁府）。

其三曰：议赦令。祖宗在登极时，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所有罪官一律复职，太过泛滥，必须改正，应按法律赦免。

其四曰：议僭逆。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临难不能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为三公，不当。应正典刑（杀掉），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国家有大变故，鲜有死节之士，反而是奉贼旨、受伪官者不可胜数。昔日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对受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应仿效，以激励士气。

其六曰：议战。军政久废，士气怯懦，应刷新纪律，赏罚分明。其七曰：议守。贼情狡诈，势必复来。应在江、河、淮沿岸布防，扼守要冲。

其八曰：议本政。多年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应归政于中书省，重建朝廷尊严。

其九曰：议责成。靖康年间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绩来。应审慎择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实实做出政绩。

其十曰：议修德。皇上初应天命，应注意修养“恭、俭、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兴。

这十条，每条李纲在阐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详细的解释，条理分明。高宗接过“议十事札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颜悦色地说：“待有空细读，有应当施行者，一定批出来。”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来议国事、巡幸、赦令、战、守五项，其余五项留中不发，没批准。再过一日，李纲与执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讨论已批出的五项。对这五项，高宗基本照准。唯有赦免令一项，说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员，再追回成命很难。不过高宗肯定了以后选官要优先选取忠诚者，并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单列出，按照等级逐步复职，不搞一刀切，多少表示一点儿惩罚。

李纲见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项、批出五项，其中是有些名堂的，于是又单独留下来，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责成、修德三事不是具体事项，自应留中。唯议张邦昌僭逆、议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处分。”

高宗所扣住的议僭逆、议伪命两项，正是李纲认为中兴大宋必须要做的两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钻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党同伐异。他之所以坚持惩治叛变行为，是与一个长远考虑有关的。

目前的南宋从表面看起来，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并未易帜。但实质上与北宋在国力上有了天壤之别。过去，北宋是天朝大国，辽金再怎么强，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与南宋已分庭抗礼，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几乎是一个偏安政权了。

李纲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复”。他认为：若要恢复河北河东，就要打掉精英集团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如果整个上层政治精英毫无国家荣辱观，遇敌则降，不肯抵抗，且事后高官照做，不受惩罚，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

惩治叛变行为，就是为了制造中兴、光复的浓厚舆论氛围，以便今后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围绕“恢复”做文章。

而高宗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想好大政方针，凡事只是采取一个谨慎态度。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对他来说，这药似乎太猛了一点。即位之初到处都要用人，这样一竿子打下去，还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他颇为犹豫。

所以，他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人与卿的议论不同，等协商好了再说。”

李纲内心一阵冷笑：不过就是那几个“邦党”而已！他抢上一步，向高宗陈述己见，侃侃而谈：

“现在各方面对张邦昌的议论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判断之。京城的人，说他们因张邦昌立为皇帝而得生，且免于再次被搜刮金银，因而赞美他有德；元帅府的人，则说张邦昌不待征讨就主动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宽恕；而天下之人，则说张邦昌是出于不得已而奉迎皇上，因而愤恨之。京城之人、元帅府之人之所以那样说，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愤恨者，是公心也！”

张邦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却是振振有辞，说没有张邦昌就没有宋高宗，搞得李纲好不恼火。他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比如大户人家偶遭寇盗，主人家属皆被绑架去，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归来，仆人迫于众议归还所有，而欲以此为‘有功’，这可以么？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拥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个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谁不寒心？伪命臣僚一律不问罪，又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执政中若有意见不同者，请降旨宣召，臣愿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执政进殿，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辩论之时，黄潜善为张邦昌辩护最力，所说的大概不出李纲先前列举的那些。李纲与他驳难数次，黄潜善才表示服了。但仍然坚持对张邦昌的处理，放置到远处不如留在近处为好。

李纲大怒：“张邦昌应当正典刑（砍头），还分什么远近？假使在近为好，也应囚禁，今日反而尊崇如此，是何理由？”

黄潜善无言以对。

高宗便问吕好问：“卿围城时在城中，知其详，你说该怎么办？”吕好问说：“邦昌僭窃名号，人所共知。然而既已自行归来，还请陛下裁处。”而后又讲了唐德宗的一段往事，附会黄潜善的“在远不若在近”之说。

李纲虽然知道吕好问在迫使张邦昌放弃伪政权一事上有所贡献，但他不能容忍吕好问的这种“绅士风度”，便对高宗道：“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张邦昌既已僭逆，岂能留在朝廷，使路边百姓指手画脚，‘此亦一天子哉！’”

说罢，李纲泣下而拜，大声道：“臣不愿与邦昌同列，见面则以笏（上朝时用的记事板）击之。陛下欲必用邦昌，请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

高宗颇为感动。汪伯彦见气氛不对，也赶忙赔小心道：“李纲气直，臣不及！”

自古忠奸不两立，也确实不用多说。高宗便问李纲：“卿欲如何处置？”

李纲说：“邦昌之罪，理应诛夷。陛下若考虑他属于自归，可免其死而远窜之（流放）。其余受伪命者，按情节谪降可也。”高宗考虑了一下，说：“朕今日就批出你这札子，明日来领旨吧。”李纲退下后，心想：像张邦昌这点儿事，顺逆如此明显，犹费力如此，其他的事岂能不忧？到当晚，议僭逆的札子果然批出来了。第二天，李纲同执政面见皇帝，黄潜善仍坚持了一下，但最终定了下来，将张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

李纲这才松了口气：这个结果也算是对天下有了个交代。接着，君臣又谈到议伪命的札子。高宗说：“国家颠覆，不闻士大夫死节，往往是因为有利可图。听说，王及之坐在王府宅门大骂诸王，余大均诱骗宫女为妾。这些事，卿知道吗？”

李纲奏道：“多年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时，士大夫视两宫播迁如路人一般，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唯有李若水，在外唯有霍安国，其余未有所闻。愿下诏命京城与诸路好生探访，如有为国死节者，则多加抚恤。王及之、余大均之流，交给御史台审理，必能查实。臣听说，金人当初欲废赵氏，立张邦昌，让吴幵、莫俦两个人传达旨意，两人为此来回跑了好几趟，京师人谓之‘长腿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亲，令居民结保（互相担保），不许藏匿。抓到宗室之后，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后，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亲王出城，冷酷无情。后又受伪命为执政。这四个人当为罪首！”高宗当即询问吕好问，吕回答情况属实，于是这四人均被贬到广南边远州军安置，其余附逆官员也都依次贬谪。对壮烈殉国的李若水、霍安国则追加了官衔，以示褒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阻挠李纲为相的颜中丞恰好也是附逆官员，此时见势不妙，赶紧上了待罪奏疏。执政们的意见是让他仍任原职，但高宗还是把他给降了职。

奏事完毕，执政退下，宰相李纲照例留下。高宗对他说：“卿昨日在内殿争论张邦昌事，内侍（宦官）们听到后，都流了泪。卿今日可以安心受命为相了。”

高宗在这个时候对李纲十分信任，对李纲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这位中兴之主。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国家今后全赖陛下刚健不息，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所以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

李纲提出，想把上述几位君主的事迹，摘录一部分编成一本书，供皇上闲暇时观览，以古鉴今。高宗欣然同意。

接着李纲又说：“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陛下即位已逾一月，可是检鼓院（中央信访办）仍未设置，这就没有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高宗不好意思地说：“几次跟执政说过，至今犹未设置，卿可去办！”

李纲退下，立刻传旨，在行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安排了官员值班。又设置了两名“看详官”，负责拆读上访信件和建议书，如有可实行的建议，就要呈交皇上批阅。他还规定在三省的门口设立收发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状词。

这一番措置，体现了李纲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高宗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借高宗的力量，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里，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地来。

李纲可能很清楚：高宗比起那些真正的明主来，分量要弱得多。但事情不能太往仔细里想，只要上天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就要尽人事，先做起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