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

宣和末年，大宋的厄运突然降临，北地烽烟骤起。李纲的命运恰好也在巨变前夕发生了改变。他守丧期满，重新被任命，寂寞孤愤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一个兵戈铿锵的大时代，卷起中原遍地悲歌。李纲被时势所推动，既身不由己、又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大宋抗金的壮阔舞台。宣和六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秀之。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秀州知州，还未及到任，次年三月，又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恢复了原官职，回到了久别的京城。

赴京途中，烟雨蒙蒙里横渡扬子江，李纲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江山雄伟冠天下，景物瑰奇绕目前。远迹禹功须我辈，感时怀古一凄然！”

壮志不可磨灭，国势如江河般狂奔难制。四十三岁的李纲，实际上大半生已过，他在今后还能有所施展吗？

一个圆形线又回到了原点，可是一切都不同了。

沙县生涯的散淡宁静和守丧期间的沉思，使他更坚毅、更执著。这次复出有如蓄势跃出。同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时势也有意要造就一位千古英雄，一场大戏就等着他来导演了！

离开京都数年，李纲重进东水门，见汴京风物依旧，只不过上流社会的颓糜之风更炽。北方有强邻窥伺于国门之外，大佬们却依然在醉生梦死，在做着悬崖之舞——国之安危，于我何干？

宋徽宗就是这全国性腐败的头子。有两个故事，足以说明徽宗和他的宰执大臣们荒唐到何等地步。

一日，徽宗从内库拿出一些金玉器皿，炫耀于诸近臣。他想试探大家对他享受奢华生活的态度，便说：“朕蓄此器多年，恐人多言，故未敢用。”

近臣们哪晓得徽宗的心思，连忙按习惯性思维，一片恭维：“陛下节俭，远胜前代贤君，实为古今未有之圣明天子。”

这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徽宗脸色一下子黯然，不再说话。

蔡京在旁看得明白，不由一笑：“各位之论，固然高明，但我以为天生万物，足资享用。天子富有四海，理应以天下奉天子一人。且陛下抚育万民，恩被天下，今日天下太平，就应享太平之乐，区区珍玩有何不可用？所行既合天理，人言又何所惧？明理者，必不言。”这个马屁才是拍准了穴位，不是劣等的小人吹捧之技可以比拟的。徽宗听了，十分受用，对蔡京也就格外青睐，经常夸他：“得大臣之体统，有爱君之忠心！”

这就是古来的“王八瞅绿豆”原理，劣等领导的眼睛，就看着无耻的小人最顺眼。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日徽宗在御花园里的太清楼大摆夜宴，与群臣相乐。宋之历代君主，对大臣都比较宽和。徽宗为了撇开君臣之礼，玩得尽兴，便脱去龙袍，仅以绣花便袍在身。

开宴前，徽宗笑逐颜开，对群臣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白日乐不够，还要秉烛夜游，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谈国是，只论风月。望诸公勿拘君臣之礼，不醉无归，朕这里佳酿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乐”的好伙伴，“六贼”之一的李邦彦。

这个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市井出身，自小惯于花言巧语，头脑十分灵活，凡文艺技巧一学就会。吹弹歌舞、琴棋书画、踢球唱曲，无所不能。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这个文艺天才被徽宗发现，视为知音，从此扶摇直上。

李邦彦生逢其时，志得意满，常忍不住夸耀：“鄙人半生赏尽天下名花，饮尽天下名酒，踢尽天下好球，做尽天下大官，好不快活！”他在徽宗面前固宠有一个绝招，就是故意放开胆子讲荤段子。民间的流氓文学，在古代是进不了官场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听得眼睛炯炯发光，通宵不倦。后来一高兴，干脆把李邦彦提拔为宰相，以酬谢他讲黄色笑话的启蒙之劳。

宋时京城人对流氓地痞有一雅称，叫做“浪子”，时人知道李邦彦当官的诀窍，便把他叫做“浪子宰相”。

这天宴会，李邦彦早已想好了讨好徽宗的绝招，事先在生绢上画出各色花纹，贴于全身各处。待酒至半酣，见徽宗已进入状态，李邦彦就猛地脱去官服，浑身赤条条地，五肢毕现。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诸臣，先是一惊，继而大乐，宴会骤然进入一个高潮！

徽宗也开怀大笑，但继而又觉得：这个李邦彦真他娘的太那个了！于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黄杨木杖，去追打这个浪子宰相。

李邦彦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气，就绕着庭前桂树奔跑躲避，徽宗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且笑且骂地追。李邦彦身手敏捷，一窜就爬上了树，俯身向下，朝着徽宗媚笑。

徽宗望着树上，越发觉得这流氓可爱，也笑得喘不上气来！

此时此刻，家国天下，又有他娘的什么？今夜能如此纵情一乐，不就是千年所未遇的盛世么！

合该是乐极生悲，老天爷恰在此时，给这对儿混蛋君臣上了一堂辩证法课。

嬉戏声中，一个近侍宦官急匆匆地闯进庭中，喘着大气报告：“枢密院转来一道奏章，请皇上到宣和殿过目！”

徽宗被搅扰了雅兴，大怒，喝道：“何不明日再报？”

近侍惶悚答道：“此乃河北军事急报，万岁爷您曾经吩咐过，片刻不得延迟。”

徽宗顿时被堵住了嘴，叹了一声，扔了木杖，连办公时必穿的龙袍也不穿了，就这么穿着绣花便服，走进了东边的宣和殿。

明烛之下，他坐下来，稍定了定心，展开从河北州郡递送来的加急奏章。

这一看可不打紧，只见徽宗脸上刚才的笑意还没完全消失，忽然刷地一下苍白如纸！

边报上说的是什么？是塌天的大事！原来，金朝东路军的统帅宗望（斡离不），率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檀州、蓟州、燕京，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遭到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便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

中山知府詹度，倒还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都是汴京！

中山这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也就是十天路程！

徽宗看罢边报，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哆嗦，涕流满襟。

此时，宠臣蔡攸侍立一旁，脸色也跟着变了。蔡攸是蔡京之子，这小子原是京城内的一个小官，深得其父的为官之道，万事只须拍领导马屁就是了。在和平年代里这种马屁官员往往升职最快。他大获徽宗信任，数年间就拜领枢密院事，负责国防大计。

这位国防部高官在任内却不理政事，唯知在徽宗面前大谈道家神变之事、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甚至为争权而与老爹蔡京反目为仇，互相死掐。

徽宗情急之下，一把拉住蔡攸的手，哭喊道：“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了干戈，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头栽倒，晕死了过去。众近侍大臣惊得酒全醒了，连忙宣召御医赶来抢救。一番手忙脚乱，总算把浪漫天子给唤醒了。

大祸临头，眼看浪漫生涯就要难以为继了，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徽宗自己也清楚光哭喊是屁事不顶的。在慌乱之下，他还算“清醒”，一连布了几个局。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帝国最高领导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用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棁出守江宁（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的。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吓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首先是要挡一挡金军势如破竹的兵势。徽宗指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廷，通告对方：自己即将禅位，今后只当艺术家，不做皇帝了，试探金人能否给个面子同意议和？

一个小小的地方业务官员，如何在此时当起了大宋的议和使者？原来，议和之事，先前大宋君臣与金朝方面早有过沟通。

自从童贯从太原前线逃回后，金朝就派了使者来谈判。当朝的宰执大臣怕惊动徽宗，遭到责骂，就没告诉徽宗，自行在尚书省接见金使，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待讨价还价后，有个较为理想的结果再上奏不迟。

这是痴老婆想汉子——一厢情愿。那大金使臣一落座，根本就不跟你来虚的，开口就说道：我大金皇帝吊民伐罪，要替大宋百姓出口鸟气，打你个不顾民生的艺术家皇帝，此刻两路大军已向大宋境内进发了。

宰相李邦彦、白时中还有蔡攸等一伙，皆大惊失色，一时说不上话来。哑了半天场，白时中才战战兢兢地问：“如何才能令贵国缓师不攻？”

大金使者倒也爽快，一口报价道：“割地称臣便是！”

白时中等人拿不了主意，便谎称要禀报徽宗定夺，赏了金使好多礼物，先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如何对付这帮盛气凌人的使者，大臣们颇有争议。其中蔡攸的弟弟蔡絛意见最为激烈，他主张杀了这几个鸟人算了。诸宰执大臣都认为不可——这哪里行，把金人惹火了，还说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正巧在这时候，地方小官李邺上书，表示愿意充当朝廷对金的议和使者。

这真是巧啊，想要什么来什么。徽宗正愁着议和使者的人选不好找，现在居然有敢于挺身犯难的，当即准奏，把李邺从地方官提拔为京官，封了个“给事中”的官衔，正式下了议和使者的任命。

这个李邺倒也不是狂妄之徒，他要揽这瓷器活儿，自然有他的金刚钻儿——非常能说会道。此外，“国际潜规则”他也通晓，临行前向朝廷提出：要携带黄金三万两，作为议和的润滑油。道理固然可以服人，加上金钱的分量就更有说服力。

徽宗想想是有道理，但当前国库空虚，一时搜罗不到这么多金子。富甲天下的主儿，关键时刻却拿不出钱来，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无奈之下，徽宗下诏，命人从宫中拿出祖传的金瓮两个，熔成金字牌若干，交给了李邺去做活动经费。

李邺志在必得，抱着千古留美名的勃勃雄心出发了。但是，大金灭宋的国策已坚如磐石，不可摇撼。金戈动地之际，语言还能起什么作用？李邺到得金廷，用足了他的优势，口灿莲花，滔滔不绝，却都在大金的坚强意志前撞了墙。

——首都眼看都要保不住了，你一个文官在这儿废什么话？你带来的金银，我当然笑纳。你的和平建议，请原封不动带回给你的艺术家天子。

李邺白跑了一趟，垂头丧气，回来复命时，大概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吧，在朝堂上盛赞大金军容之壮，说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

此言一出，举朝哗然！ 就算这说的都是事实，也不能这么长他人的志气啊。当即就有人给李邺起了个外号，叫做“六如给事”。

议和不成，徽宗知道再没有转圜的余地了，立即就启动了禅位的计划。大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宋时的开封长官并不是个常设的职务，而是时有时无，因人而设。凡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是亲王，而且后来都做了皇上。以前的太宗、真宗，就都在开封府做过长官。因其身份特殊，等于明明白白就是皇储，所以仪仗旗帜极为壮丽，出行时辉煌夺目。时人称之为“好一条软绣天街”。

现在太子领了这个衔，其意不言自明。

也就在同一天，大金远征军围住了中山府，开始攻城。中山知府詹度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好歹保住了城池。

徽宗这边，急得团团转，小小的一个中山，能挡得住几日，末日不是眼看就要到了么？惶惶之中，他想起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早先曾对局势有过相当明智的分析，便急召来问道：“王黼为相，不用卿的良策，以致金人两路来犯，国家危若累卵。卿此刻可有挽救社稷之计？”

宇文虚中叹息道：“国事颓唐，陛下惟有先下罪己诏，改弦易辙，革除弊政，以挽回人心。至于御敌之事，臣不才，只能委之于将帅。”这宇文虚中是个相当有文才的人，诗名满天下，在气节上，起初也是可以的。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在朝廷南渡后被金人索要去，任了大金的官职，甚遭人鄙视，最终也没得好死。

徽宗听了他的建议，感觉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国都要亡了，老脸也可以不要了，就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自古皇帝很少有自己批评自己的，有那么一二个，不是国将亡，就是灾害中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批评一下自己，就无法向天下交代——是啊，全国乃至历史上最英明的人，怎么会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徽宗肯这么做，说明他也知道自己把祸闯大了，不做做自我批评，天地难容。

宇文虚中领命后，一夜没睡，把一道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总算是说了真话，可谓字字泣血，悔恨不已，次日便颁行全国。这是徽宗头一回坦言执政二十余年来的失误，说得相当透彻：“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奸佞掌权，宵小得志，忠良之臣蒙冤受害。朝纲败坏，世风日下；赋敛畸重，生民之财枯竭；戍役繁重，军民不堪其扰。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奢靡之风渐成。国家资财被窃取一空，谋利者仍然搜刮不止。戍边士卒衣食不保，冗官滥将坐享富贵。数年来灾异不断，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思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居深宫而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诏书是宇文虚中起草的，他显然是借此批判了徽宗的恶政。而徽宗呢，过去固然是昏到了家，现在倒也都认账，承认是自己搞砸了，绝非圣明天子。

这份诏书之所以顺利被通过，是因为徽宗明白，事到如今话不说透，就没人愿意给他卖命了。身边宠臣们跟着一块儿败家是内行，要是卫国御敌，一个也指望不上，关键时刻还得依靠那些不肯拍马屁的正人。

因此，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徽宗故意说得很坦诚，以“大义”唤起民众，让大家都来保卫赵家江山：“今起朕决意大革弊端，废除苛虐之政，以救国祚，以谢天谴，以保祖宗之业。先前朕亦屡有求直言之诏，但为权臣所阻，致使人心离散。今日改革之志，神明在上，决不更易！”他号召天下州邑官员赶紧率师勤王；草野之士如有安邦定国大计，或者有异谋可出使外邦者，通通破格提拔，甚至可拔为将相。他还号召中外士庶，都赶紧建言献策，可用者一定采用，不当者也不加罪。

——伙计们，我自打耳光如此，你们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罪己诏一下，相应的措施也立即展开。重点是节约用度，宫中开支大幅削减，亲信的俸禄也有所降低，道士当官者一律免职，给寺院的赐田也强行收回。对那些招致天怒人怨的采石所、教乐所、应奉局、行幸局、制作局、花石纲等等，一股脑都撤掉。可是他不知道：民心一失，就再不可能收回来了。胡闹了二十年的执政者，老百姓谁还相信他能改邪归正？罪己诏颁下后，在民间根本就没引起什么动静。谁心里都在嘀咕：把国家祸害够了，忽然又要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不是等于愚弄民智么？

结果，不见人民踊跃建言，也不见勤王大军潮水般涌来，倒是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了。

京城眼看就要成危城一座，老百姓哪还管你是否革故鼎新，都担心金兵一到，鸡犬不留，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际，担负国家大任的宰执大臣们全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儒雅，日聚朝堂，无计可施。但凡脑袋活络一点的，都在打主意先把家属送出汴京城去再说。

徽宗见局势并不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也大起惊恐。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金人檄文”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刺激——皇帝这位子，他娘的做不得了！

事情由童贯而起。

童贯是中国历史上闹出很大名堂的一位宦官，由于被写入了《水浒传》，至今仍大名鼎鼎。这人确有可让后人瞠目之处。《宋史》上说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身为宦官而有胡须，这甚为奇特；据有人分析，这与他二十几岁才净身有关系。

他在宦官史上，创下了几项无人可破的记录——作为宦官，他掌握军权的时间最长，并且实际掌控的军权最大；本人获得的爵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又曾出入过前线，能文能武。他在前线时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了若指掌。这个阅历，使他在宦官群中显得极不寻常。

入宫后，他一开始蹉跎了二十年没有长进，直到徽宗登位，发现了这位已经48 岁的奇才，他这才算一步登天。

这家伙善于察言观色，有办法搜刮古玩字画，由此讨得徽宗的欢心。可是长袖善舞的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徽宗让他做军事统帅去伐辽抗金，那纯粹是嫌大宋亡得不快。

宣和四年，他受命攻辽，惨败而归，只得乞求金兵代为拿下燕京，最后以百万贯钱赎回燕京等几座空城。事毕后，还侈言恢复之功，这引起了徽宗的极大不满，就强迫其致仕，把他晾到一边了。

不久，童贯又用了一点小权谋，东山再起，被派去坐镇太原。他在前线时，曾收到过金人写来的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痛骂徽宗的檄文。童贯不敢上报，只偷偷把檄文藏了起来。

当他从太原逃回来以后，大宋中枢已经乱了套，居然也没有人追究他的临敌脱逃之罪。在朝堂议事时，他照样没事儿人似的参加。就在这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份檄文拿了出来，请诸宰执大臣定夺如何处理。

众人也都指望徽宗能振作起来，领导大伙保住江山，继续往日幸福的日子。于是李邦彦提议，别怕皇上伤心，此时应该把金人檄文呈上去，可促使徽宗下决心求直言。

次日，在宣和殿早朝时，徽宗就看到了这份檄文。一看之下，差点没气死。檄文斥责徽宗在当亲王时就包藏祸心，谋夺帝位，后来果然借宫中之力，登上了大宝。得逞之后，用心险恶，政治昏聩，而且还目空四海，以为天命在身，就可以为所欲为、作恶多端了。

普天之下，除了敌人，谁能把皇帝的缺点错误说得这么透彻？徽宗看了，又一次当场失态，声泪俱下。过了好久，才对大臣们叹道：“休，休矣！卿等晚间可来商议！”

他知道，不禅位是不行了。皇帝这帽子再不能留恋，管它今后天翻地覆，把事情都交给太子去收拾吧。

徽宗想开溜的想法，蔡攸是最先知道的，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给事中吴敏。

此时吴敏的家中正住着一位贵客，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李纲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守丧结束，返京之后，因京师房子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宅邸，就暂时借住在好友吴敏家中，起居就在吴敏后花园的书斋内。

吴敏得知徽宗要跑的消息，当晚便告诉了李纲。两人在书斋谈到很晚。

国势危殆，皇帝却要一走了之。大宋的明日可怎么得了？

李纲忧心如焚，对吴敏说：“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六贼，上下不和，人心不一。惟有除去六贼，方能聚四海之力以御敌。可是，皇上若不去位，则六贼坚不可拔。我以为，今日皇上须断然措置，则事或可济。”

吴敏急迫地问道：“如何办？”

李纲说：“非传位于太子，不足以安人心，亦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吴敏大惊：“此事不可妄议，恐大祸将临！”

李纲说：“不见得，我看皇上已有此意。”

吴敏说：“皇上不过想暂避一时，巡幸东南，令太子监国，守城御敌。至于传位一事，莫须有吧？”

李纲说：“皇上巡幸一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威信已失，人心早已离散，即使贩夫走卒之辈，也聚在宣德门前指名咒骂。朝中大臣除却六贼之外，皆已离心。如此朝廷，何以为继？而且太子留守监国，威望不足以服人，政令难行，危局难解。”

吴敏听了，着急起来：“这如何是好？”

李纲霍地起身，慨然道：“依我之见，为大宋宗庙社稷，我辈应向皇上直陈利害。若皇上采纳，则国家可转危为安，天下后世，必对我辈感激不尽！”

国家将亡，妇孺皆知忧愤，何况堂堂七尺男儿！李纲的一番话说得吴敏难以安坐。他立刻决定，明早通过蔡攸的关系，面见皇帝，伺机进劝阻之言。

这个时候的李纲年已四十三。前不久守丧期满，官复原职，于宣和七年夏重返京城。入冬时节，就碰上了金人入侵的大事。李纲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官宦生涯，有作为的时间太短暂，在福建沙县基本上过的是野老生活。如今，报国的时刻到了，他很希望以自己的意志打动“圣上”，只要能保住国脉，拼了头颅一掷也在所不惜！

他的意志后来果然影响到了宣和末年的大宋命脉。次日，被他点燃了报国激情的吴敏在蔡攸安排下，来到了玉华阁，准备找机会面见皇上。

当天，朝堂上纷乱如麻。徽宗一早就有圣旨下来，正式公布了要巡幸淮、浙的消息。汴京城外，金军的鼙鼓似已遥遥响起；城内，皇帝马上就要逃离这座危城了，大臣们怎能不乱！

徽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紧急召大臣到都堂（宰相办公厅）问计，看大家有什么好主张。

就在徽宗神色恍惚地带着诸大臣去都堂时，吴敏在玉华阁看好时机，上前一步拦住圣驾：“请陛下稍停片刻！”

徽宗面露讶异，正要发火，又见吴敏面色严肃，似有要事上奏，便回头示意群臣止步，想听听这个学士院的代理长官要说些什么。吴敏直截了当地问：“陛下，金人毁盟，将如何措置？”

徽宗一听又是这事，几乎要晕。他叹了口气，以手抹额道：“事已至此，朕六神无主，已无良策。”说罢，示意侍从抬起软轿就走。吴敏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见徽宗到现在还不说真心话，便不依不饶，跟随众人来到都堂，大声道：“朝廷欲弃京师不守，将祖宗一百年基业拱手让与金人，这是何道理？果真如此，臣即便死，也不奉诏！”

这一声喊唤起了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大臣们纷纷响应，都说朝廷此时不应向东南奔逃。

吴敏趁势进言道：“以臣之见，京师士庶闻知金人南下，人情震动。陛下若走掉，则局面不可收拾。京城中人有的想跑，有的想固守，还有的想趁机倡乱。此三类人共处一城，京师必破无疑！”

徽宗被他说的一怔，连忙问如何可解。

——好，只要你不耻下问就好！吴敏就按原计划来了一番说词。他不慌不忙地述说了几天前的一个梦，梦中所见大水、山丘、大佛等异象，分别对应皇帝、太子和金人。徽宗听得入神，忧虑之情减缓了许多。

吴敏见时机成熟，就提出了最要害的问题：“陛下定计巡幸东南，臣不敢劝阻，然而万一京师守不住，必将危及此次巡幸。如此，陛下将如何应付？”

徽宗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便脱口而出：“朕之忧虑，正在于此。”吴敏接着说：“陛下若使守京师者具备至尊之威权，则京师守御必固。京师守卫既固，陛下则可安心巡幸。”他渐渐把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暗示只要将太子推上台，目前凶险的局面立即就可扭转。徽宗受到吴敏思路的启迪，也觉得事情也还有可为，情绪渐渐高了起来。吴敏推断，金朝大军离汴京还有十日路程，因此向徽宗提出，须在三日之内物色好守城人选。他说：“若陛下早定计，则中原今后数百年不为狄夷所有。若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沦陷。百年之运，就在陛下手中！”

宋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宰执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愿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之人，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慷慨直言：“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徽宗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宰执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新君赵桓。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宰执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

众宰执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性程序。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既然他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宰执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

为了能顺利脱逃，就只有制造戏剧性效果——老子都病成这个样儿，你们还忍心让我再干么？

徽宗在朝堂上这样一闹，召见李纲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第二天，太子赵桓在福宁殿正式即位，成为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宋钦宗。

钦宗的即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在古代，皇帝这位置，恐怕没有人不心向神往之的。可是太子赵桓这时候可不大想接老爷子的班。大敌当前，国运难料，闹不好就是亡国之君，他哪敢冒然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禅位的消息一传出，赵桓极为震惊，跑到徽宗的卧榻前大哭，死也不肯受命。童贯、李邦彦把龙袍加于他身上，他坚持不受。徽宗管不了那么多了，挥手叫内侍把太子拉到福宁殿去完成即位仪式。太子挣扎着不肯去，拉拉扯扯之中，竟然一头昏倒在地。混乱之时，又有意外情况发生！太子的异母弟弟、徽宗的三子郓王赵楷，带着几十名内侍冲到了玉华阁的殿门。郓王赵楷的职务是“皇城司”，也就是负责拱卫京师的头头，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这时候他带人来闯宫，显然是要与太子争位。

宫中形势骤然变得凶险！

正在值勤的殿帅何灌见势头不对，便在殿门仗剑而立，不许任何人入内，并喝令郓王赵楷后退。赵楷连忙满脸堆笑，上前说道：“何帅难道不认识我赵楷吗？”何灌以长剑指着赵楷道：“我虽认识大王，但此物不识！”

利剑寒光闪闪，直逼鼻尖。郓王赵楷与众内侍见状，面面相觑，随即惶恐而退，一场风波才算消弥。

徽宗去意已决，宰执大臣们拗不过他。大家都知道，现任皇帝一走，以往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君臣在分手之前，相对痛哭了一场。

哭罢，徽宗道：“内侍们都说禅位为大错，真是浮言可畏！”吴敏听了一惊，他担心形势逆转，就在人群中抗声道：“何人说禅位为错？请斩一人，以儆效尤，”

徽宗摆摆手，表示不想追究，当然，他也决不可能轻易改变主意。自此，在大宋权力中心的舞台上，他就渐行渐远了。我们再来看钦宗。钦宗被几股力量推着，当了这个朝不保夕的末代皇帝。如今的龙椅是连穷掉底的老百姓也不会羡慕的，不过，钦宗好歹比他老爹要有担待一些，既然不得已坐上了这个烫屁股的皇位，就不能坐以待毙。三天后，他听从执宰们的意见，下令节度使梁方平率领禁军精骑七千，前去守卫黎阳津北岸，又指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带兵两万去扼守黄河。

这个棋路本来不错，近三万兵马加上黄河天堑，肯定够金军喝一壶的。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表明：战时的皇帝光棋下得好还不行。军事部署完毕，钦宗马上在延和殿召见了李纲，讨教安邦定国之计。钦宗对李纲当年的直言劝谏，印象极深，特别提起了论水奏疏的事，对李纲的孤忠大加赞扬。随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走入大宋的政治中心，以文臣身份介入了军事行动。

李纲叩谢后，当场向钦宗递交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抓住了钦宗与徽宗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敦促钦宗进行政治革新。他逐个点名，痛斥“六贼”之误国害民。他说，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

接着，他谈了为什么要换掉现任宰相、台谏之臣的道理。他说，天下之事惟有宰相可行；惟有台谏可言。宰相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协商治国；台谏立于殿堂之间，与天子争是非。如果他们失职，则为宰相者何以领袖百官、安抚四夷？为台谏者何以纠百官之邪、谏皇帝之恶？他们尸位素餐，就是无补于国家；他们沉默不言，就是危害宗社。其罪恶不是一点点！

他说，拿掉“六贼”，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欲”的大好事。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那样的话，人心大悦，夷狄就不难抵御了！

李纲的话，钦宗听着顺耳，龙心大悦，意犹未尽。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钦宗又下旨召见。

这次，两人谈的是军国大事。李纲向皇帝进呈了著名的《论御寇用兵札子》，纵论金军入寇以后的局势和对策，显示出他很不一般的战略眼光，决非只懂舞文弄墨的书生可比。

他说：金国大军入寇之后，兵势迫急，国事可忧。而庙堂大臣纷然惊扰，起初无御寇之先定之计，继而所发命令皆失事机，使四方州县无所适从，万民无所依托。而陛下初即大位，因谦虚之故，威信未立，号令未行，贤材未用，奸邪未去。如此何以抵御大敌、守护宗社？然后，他一口气提出了二十条建议。针对当前战守、统兵、募兵、钱粮、兵器、情报等方面问题，逐一道来。

他对抗击金军的战略设想，总体上是一个“守”字。金大军深入，战线过长，人地生疏，不可能久留。因此宋军只要坚持“固守之策”，早晚可以看到金军狼狈撤退的时候。李纲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士兵与民夫，广张声势，屯军在要害地段，坚壁深垒，不与争锋。等其气堕，再议征战也不迟。

他分析：金大军入侵，目的无非有五：一、要求“尊大之礼”，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金国的皇帝之尊，抬高自己；二、索要叛民；三、想要多加一些“岁币”；四、责备我方首先败盟的责任；五、欲割河北之地。

对于“尊大礼”，李纲的意见是：不管他那么多，不妨屈体事之，他愿意叫什么名号就叫什么名号，反正大宋又不实际损失什么。对方请求归还降人，这也不妨答应。把那些从大金跑过来的降人统统遣返，以示我们的诚意，且今后再不用提防这些桀傲不驯的降人了，又省去了养活他们的钱粮柴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对方要求增加“岁币”，则不可答应；只能答复说：按照旧约，燕云归中国，岁币才可倍于大辽；如今金既败盟，燕云之地全部拿走，还谈什么增加岁币？

至于对方欲求割地，则可答复：祖宗之土，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地岂可割以赠人？假若割了，再有所求，我方又将送什么给外人？一旦割让河北，险地就尽在对方手中，我朝将何以立国？因此，对这一条当择善辩之士，以死争之。在这个札子中，李纲对今后应做的军事部署，说得详尽、透彻、周密，令人惊叹。看来他平时是没少阅读兵书，也没少在实践中下工夫琢磨。

比如，他建议：以朝廷大臣三人，各率精兵十万，分驻大河以北、以南和以东。便宜从事，朝廷不加干预。三帅各据险要坚守，慎勿与战。让敌寇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如果敌军一旦深入，我军就可断其粮道，然后审时度势，发兵攻击，敌人必逃。

钦宗看了他这折子，大为叹服，连连点头称是。

此时的钦宗，多少缓过了劲儿来，不再张皇失措了，颇有些重振天下的抱负。转年正月初一，他下诏鼓励中外臣民上书言朝政得失。正月初四，又下诏，改元“靖康”，一时间颇有一些新气象。可惜，这位不想当皇帝的皇帝，实在是生不逢时。他上任之后，国家的形势既不“靖”，又不“康”。“靖康”二字，反倒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屈辱的一个年代的标记。

与此同时，李纲还上了一道请求把徽宗尊为“道君太上皇”的奏疏，就很关键的皇帝名份问题，发表了意见。

徽宗退位之时，只想着怎么赶紧卸掉担子就好，况且他觉得皇家的事就是他们自家的事，所以没跟任何人讨论。他给自己定的名号非常欠考虑，叫做“道君皇帝”。这样一来，一国之中就有了两个皇帝，实为史上所罕见。这两个皇帝，在法统上都拥有相等的权力，那么退位一事就成了口头约定。一旦徽宗想复辟的话，他还可以用父权来压倒钦宗，再回到旧格局。

李纲对这个可能的风险有些担忧，直言应该为徽宗加上“道君太上皇”的名号，“务合典礼，以昭示四海，而垂后世”——让老爷子当个名正言顺的太上皇，才能保证最高权力归于钦宗。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徽宗不久后便正式被称为太上皇，全国军民也都知道，他已经是当今皇帝他老爹、而不是现任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