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吟——二十世纪

聂华苓

异乡人——卜瑞邦

罗马尼亚小说家卜瑞邦（Nicolae Breban）迎于巴黎机场。

一九七二年，我们邀请卜瑞邦到爱荷华来，罗马尼亚政府没有批准，他是被禁止出境的人。那年我和Paul去罗马尼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碰巧和他迎面而过，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每年坚持邀请，他终于在五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到了爱荷华。他送给我们一张唱片，赞菲尔的（Georghe Zamfir）潘神箫吹奏的罗马尼亚民歌。每逢他和作家们到我们家，就听那寂寞的牧羊人，冬天的鸟，美丽的梦，黑玫瑰，花神的舞蹈……不自觉地都跳起舞来。罗马尼亚的乡村、田野、村姑、牧羊人，在箫声荡漾中映现在鹿园上了。卜瑞邦着了魔似的在那已失去的美好时光中独自漫舞。我们都停下了。他仍然旁若无人，恍恍惚惚舞下去。

一九八八年，十一年之后，我们和他在巴黎又见了，晚上和他一同到阿尔萨斯饭店吃饭。

我离开布加勒斯特已经两年了，现在在巴黎生活得很好。卜瑞邦告诉我们：我可以写作，我有个很好的妻子，柯莉丝婷，我母亲还活着。我们没有钱，但很快活。柯莉丝婷在艺术书店工作，开始很辛苦，现在她是经理了，刚刚到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去了。她要我专心写作，我在写一个大部头的小说，已经写了两千页了，大概还要写两千页。

很有托尔斯泰的气魄，我说。

不，不。托尔斯泰是上帝。我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十九世纪很伟大。二十世纪是十九世纪的败家子。

说得好！Paul赞了一声。

我们去酒吧喝酒。幽幽的灯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每张面孔表情生动，都在热烈地谈着什么。一个中年女人，独自靠着酒吧的柜台，微低着头，仿佛在沉思。

这幅酒吧的画必须莫奈来画。卜瑞邦望着酒吧的人说。

很对！Paul说：你看这一张张年轻的脸，青春真是好呀，年轻人可不要浪费了。

清晨。卜瑞邦一见到我们就说：今天我们要走上阳光道。

他开车带我们去游法国南部。

细雨。农舍。田野。远山。古堡。彩色的树，翠滴滴的绿，洒着闪闪的金。

我们驶过布尔刚尼（Bourgogone）和麦匡（Macon），都盛产红葡萄酒。我们在一片树林边停车野餐。卜瑞邦将家中冰箱一扫而空，火腿、瑞士奶酪、羊奶奶酪、法国面包、西红柿、猕猴桃，全带来了，然后拿出几根香肠，向Paul亮了一下：德国香肠！他们俩的祖籍都是德国。最后他两手各举一瓶石榴红的酒，大叫一声：百根滴！

我们在林中草地上坐下。

卜瑞邦举起酒杯说：为了生存！

有尊严地生存。Paul说。

对！我说。

三人一仰而尽。

卜瑞邦为我斟酒。我说：够了。

象征吧，象征继续生存下去，这个很重要。

我笑说：继续喝下去，我就倒下去了。

我们三人在疏林微风中，大吃大喝了一顿，又上路了，沿着隆河行驶。经过里昂，一九八七年曾在那儿审判纳粹，大战中纳粹在里昂杀害了许多犹太人，甚至学校的小学生也不能幸免。沿着隆河继续行驶。到了水上，我就回乡了，虽不是长江，虽不是黄河，江河都是天长地久地流下去，叫人想到远方，想到生命的源流。更何况沿河杨柳依依。

车内流荡着舒曼的《童年小景》。

霍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的演奏。卜瑞邦说。

我说：他流放六十年以后，一九八六年回到苏联，有两场演奏，非常动人。他弹的《童年小景》，满心的乡情都从他手指尖流出来了。我听得感动得流泪。

我见过霍洛维兹。Paul说。

你怎么见到他？在美国吗？卜瑞邦问。

不，不，在地中海上的艾泽村，古老的法国村子，在蒙特卡洛和尼斯之间。说来话长。你要听吗？

Paul，我就爱听你讲故事。卜瑞邦说。

你可别打断我。Paul笑着对我说：你听过了。

岂止听过了，听过许多遍了。

Paul大笑说：可怜的华苓！好，一九三二年，我第一次去英国，在康纳德的船上碰到巴洛。他是作曲家，交响乐团指挥，热心赞助音乐。他一生献身音乐，写歌剧、交响乐和室内乐。巴洛是位活跃的开明分子，很有钱。他在纽约和鳕鱼角（CapeCod）、在法国的艾泽村和巴黎的家，都是艺术家和音乐家聚会的中心。

巴洛的妻子尔妮丝塔（Emesta）是个大美人，出身费城世家，才貌双全，充满活力，脑筋灵活，是有名的室内设计家，为时装Vogue杂志和《大西洋月刊》写稿。据说她第一任丈夫是位美国外交官。他们在巴黎结婚，立刻坐夜车去地中海。尔妮丝塔一头黑发，过了一夜，全白了！

我们大笑。

从英国回美国以后，我上哥伦比亚大学，常去巴洛在纽约的家。他家有一间特造的音乐室。尔妮丝塔在法国发现一座十八世纪废弃的古堡，买下了古堡的石墙和木料，运回纽约，造了一间音乐室。四面石墙，加上二百年之久的木料，将最轻微的音波、最准确的颤音全集中在那间屋子里了。你就整个浸沉在音乐里。我一直喜欢音乐。但是，我这个从马房来的年轻人，突然坐在那样的音乐室里，听朱利亚四重奏，那是我从没梦想到的。我也没在其他地方听过那么美妙的音乐。

我打断他的话。卜瑞邦要你讲霍洛维兹呢。

好，Paul说。我和霍洛维兹怎么碰上的呢？一九三三年我考上牛津的若兹学者研究金，十月到牛津。巴洛写信邀我去艾泽村过圣诞节。他在艾泽村的堡垒，建筑在罗马时代一座古庙的基石上。圣诞假期第一天我就乘夜船过英法海峡，那样可以省一天旅馆费。然后坐火车去巴黎，再换车去尼斯，那儿是离艾泽村最近的火车站。艾泽村在面对地中海的山上。

圣诞节前一两天，巴洛告诉我：我请了几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来吃圣诞节晚餐。我问：法国人吗？他说：俄罗斯人。

三位流放的俄罗斯音乐家在圣诞节那天来了。霍洛维兹、皮雅蒂戈尔斯基（Gregor Piatigorsky）和米尔斯坦（Nathan Milstein）。他们都是在俄国政权改变之后离开苏联的。霍洛维兹和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女儿宛妲（Wanda）一道来的，他们就要结婚了。圣诞晚餐非常丰富。我喝了许多酒，比我平时喝的多得多，而且是好酒。我在爱荷华的家从来没有酒。酒是不准进我家门的。饭后我们去客厅，那儿有架大钢琴。

想想看，刚从爱荷华来的这个马车夫的儿子，在一天晚上见到三位大音乐家！巴洛的家很大，半圆形，客厅正好在半圆的末端，坐在那儿，地中海就在眼底下。皮雅蒂戈尔斯基是个魁梧大汉。很多音乐家拿着大提琴就显得人很小。但是，皮雅蒂戈尔斯基拿着大提琴，轻而易举。他的音乐充满感情。这都是我多年以后了解的。那天在巴洛家，他并没带大提琴来。米尔斯坦也没带小提琴。那天并没准备他们演奏。但是，霍洛维兹看到巴洛的大钢琴，再也忍不住了，立刻坐下弹了起来，向他未来的新娘炫耀一下子。他开始弹得非常轻柔。他的感情，不是从他脑子里，而是从他手指间流泻出来的。

我正坐在钢琴前面的地上。我睡着了！霍洛维兹下了决心要我醒来，使出浑身解数，在钢琴上猛敲猛打，弹出最响亮的乐曲，而他是那个时代弹得最响亮的钢琴家。我终于醒了。所有的人大笑。

卜瑞邦、Paul和我也大笑。

Paul笑着继续说：他们不但不说我这个小子无礼，反而觉得很有趣！客人走了以后，巴洛对我说：Paul，你的表演非常成功！你是世界上惟一听霍洛维兹弹琴听得睡觉的人。——一场伟大的胜利！

Paul，你的生活真是丰富。卜瑞邦说。

嗯，我很幸运。第二年复活节我去艾泽，在摩纳哥碰到毛姆。

毛姆？我非常喜欢他的小说！

《人性的枷锁》，我尤其喜欢。我说。

啊，好书！你怎么碰到毛姆？卜瑞邦问Paul。

在蒙特卡罗赌场。一天晚上，我和巴洛的一些朋友在他家喝了很多香槟，听了一晚的音乐，就开车去蒙特卡罗赌场。我第一次去赌场，那些赌徒看上去很可悲，尤其是女人，浓妆艳抹，毫无表情，硬邦邦干巴巴的脸，化了妆的死人。夜晚醒来，在枕上看到那样的脸，一定很可怕……

你假若和那样的脸同床共枕，你也很可怕。我笑着说。

你知道吗？Paul对卜瑞邦说。娶老婆不要娶聪明女人。

没办法，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卜瑞邦笑着说。

Paul继续说下去：那些赌徒两眼盯着绿色台子上的筹码，输赢不眨眼，也不说话，别人都不存在了。那是世界上一小潭死水，流不动了，活不下去了。赌场上有许多流放的白俄。不过，那赌场也有吸引人的地方。赌场正在地中海上，你可以站在大窗前面，看着白浪涌来，打在你脚下的岩石上，打得粉碎，哗啦一片白沫，喷进灯光，就在你窗外，就在你眼前。地中海是天下最壮观的海，蒙特卡罗的海又是它最美的一景。

Paul，我们要毛姆呀？我笑说。

卜瑞邦笑笑，表示同意。

好。我们在那宽敞的楼梯上往上走，毛姆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站在楼梯顶上。巴洛向他介绍我，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写诗。毛姆有只脚是畸形的，走路一瘸一瘸。他介绍那年轻人是他的秘书。毛姆是同性恋，你知道。英国人不像美国人，见面必握手，他只是点点头，说了声很高兴见到你。我们交谈了几句话。最后，我说：毛姆先生，别见怪，我还是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你的《人性的枷锁》。他说：很遗憾。为什么？我问。他说：我的短篇小说好得多。他叫我读一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全是以亚洲为背景。他有名的短篇《雨》，就在那集子里。我在艾泽读了。

我们三人就在那样的谈话中，向着日光下若隐若现的阿尔卑斯山峰驶去。明亮的远方。变幻的云海。三三两两的红顶小屋。两旁起伏的山丘。修长的白杨，一棵棵，纤柔而孤傲地，在暖人的日光中随风招展。

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古老的石头城，从一三零九年到一三七六年，是罗马天主教的圣地，一连九个教皇都在阿维尼翁。后来，天主教在此分裂，主教不在梵蒂冈属下，一七九一年成为法国领土。

小巷，青石板路。小巷尽头，突然闪出一片彩虹。一抹红，一抹紫，一抹红，一抹紫逐渐淡上去。小巷角上一栋石屋，楼上一扇窗子非常明亮，一个女孩站在窗口，背着光，女孩只是个年轻的影子。她依着窗口向外看，等待着一个人吧。

古城在夕阳中一点一点暗下去了，余晖忍不住在石头城上逗留一下子。三两个人坐在石头上，仰望着顶上夕阳中的石像——十字架上的耶稣。

对面电影院墙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画，正在放映电影《耶稣最后的诱惑》。

“安全与核”的会议正在古城召开，讨论如何阻止核危害。

我们和卜瑞邦就在那个充满矛盾、既古典又现代的二十世纪的小城中游荡。

天逐渐暗下来了。总得找个歇脚的地方吧。旅馆号称主教城，一间间矮矮的石头屋子，很可爱，立刻订下房间，迫不及待地又去古城溜达。回来发现旅馆老板竟将房间给人了。跑到广场上市政厅对面的旅馆，也没房间了，年轻的老板终于为我们找到城外的旅馆，不会露宿街头了。驱车直奔旅馆，一进房间，仿佛回到美国公路旁的车间旅馆，简陋的现代设备，但很干净。放下行装，三人又驱车到古城，在小巷中随意溜达，转来转去，终于转到广场，很像威尼斯水城，随意左兜右转，终归回到广场。

Paul坚持去市政厅对面的旅馆吃晚餐。他说：那老板对我们很好，为我们找到住处，我们就应该照应他。

在餐厅坐下，要了百根滴，点了菜。

卜瑞邦说：Paul是个很有风度的人，他要回报对他好的人。

我点点头：嗯，他是个好人，他说他这辈子受到很多人的特别照顾帮助，才有今天。现在他对人好，有时过分的好，甚至对陌生人也好，那也就是他对他们的回报。他对我很好，对我的儿女很好，对我的家人都很好。

也许他是爱你吧。卜瑞邦笑着说。

是吗？Paul。我摸摸他的头。

我得考虑一下。Paul故作严肃状。

你们俩在一起很美。卜瑞邦说。

你和柯莉丝婷也一样。我说。

我是被动的。她全心全意爱我，我接受了。开始的时候，我把她往外推……

为什么？她很美，聪明，苦干。你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妻子？

我要她去结婚生子，有个完整的家庭。她完全是为了我而生活。她离婚等了我十二年，我们一九八六年才在巴黎结婚。

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在巴黎初次见到的柯莉丝婷。一个温暖如春的女子，亭亭身段，丰润的脸，笑起来可真是芙蓉如面，整个人散发一股内敛的力量，是那种经过苦难而凝成的力量，你可以感觉到，但不耀眼。她本在罗马尼亚一学院教心理学，为了卜瑞邦，来到巴黎，下定决心，从头做起，找工作糊口，支持她心目中的天才丈夫写作。终于找到一个画廊书店的工作。捆扎大包大包的书和画册，一天下来，两手出血。中午必回家和丈夫一道吃午饭。晚上将丈夫的小说译成法文。我们见到她时，她已是画廊书店的经理了。我们和他俩在塞纳河边散步，走着走着，他们就搂起来接吻。Paul笑对我说：我们得盯着这对年轻夫妇，他们必须守规矩。

柯莉丝婷比你年轻得多吗？我问卜瑞邦。

嗯。年轻十二岁。现在，还可以。但是到我老了……

没问题。Paul比我大十七岁。

那就好。我第一个妻子很美，很聪明，有精神病，我不能离婚……

我和我前妻的情况，和你们完全一样！Paul说。

一九七四年，她上吊自杀了。卜瑞邦说。

啊，人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死亡。Paul说。

人的生活是死亡的结果。夫妻关系是最根本的人的问题。我的小说写夫妻关系而衍生的人的问题。

你离开罗马尼亚，流放在巴黎，对你写作有什么关系吗？我问卜瑞邦。

我活在过去，在哪儿写都一样。不写的时候，我才活在现在。我若留在罗马尼亚，准会坐牢。一九七二年，你们到玛玛亚海边作家之家，我看到你们，没打招呼，那时候许多人都拥护齐奥塞斯库，我是批评他的……

你为什么没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呢？我问。

我若有政治庇护，就回不了罗马尼亚了。

你想念罗马尼亚吗？

现在不想。但是我终归要回去的。现在，我正在写七个长篇小说，各自成一体，但是一整套小说。只有在巴黎，我才能写下去。

一九八七年法国的《世界报》选出五十年来世界八十位最好的小说家，卜瑞邦是其中之一。

饭后已近午夜，三人又去小巷溜达。溶河，断桥，石头城墙，石砌教堂，蒙蒙的夜空渗着微光，那中古石城竟很柔美了。我想象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头发披散在长袍上，就在那样的夜光中，溜到小巷尽头去幽会。

我们走到小巷尽头，Paul突然指着一栋屋子楼上的窗口大叫：看！那是谁？

毕加索！他在窗口盯着我们！我说。

活脱儿的一个毕加索！卜瑞邦说。

啊！原来是一幅有立体感的毕加索画像。

阿尔勒——寻找梵高

阿尔勒是西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废墟。罗马帝国的城墙，经过世世代代沧桑，断断续续，留念不舍地绕着阿尔勒。古城依山蜿蜒而上。建于纪元前一世纪的斗兽场，半圆形，可容两万观众，现在是斗牛场了。当年那斗兽场是将基督徒扔进去，人和兽斗，人终被兽吃掉。

现在可是人斗人了。人也可以吃人的。Paul说。

一点也不错！卜瑞邦说。

我们一到阿尔勒，就寻找梵高的故居。一条又一条小巷，兜来兜去。

Paul说：梵高有些重要作品是在阿尔勒期间画的。这儿一定有他的博物馆，一定可以找到他住过的地方。

卜瑞邦说：高更也在这儿住过一阵子。两人闹翻了，梵高拿着剃须刀追，结果把自己左耳割了一半，据说他跑到妓院，把血淋淋的半只耳朵给一个妓女，对她说：好好保存这东西。

我们三人大笑。

我说：艺术家的毛病发挥到了极致——自毁倾向，自我崇拜。

Paul说：一点也不错。梵高那幅自画像就是那个时期在这儿画的。他后来进了疯人院。

他怀才不遇，死后才出名。卜瑞邦说。

现在他一幅小小的花卉画，有个日本人出了三千八百万美元买去了。Paul说。

我们三人边走边谈，逢人卜瑞邦就用法文问：梵高住在哪儿？

路人摇摇头。

又问：梵高博物馆在哪儿？

路人摇摇头。

我们只好走进又一条小巷。一个小店的橱窗摆着梵高画册。好，终于有人知道阿尔勒曾经有个梵高。三人喜不自胜，走进小店。一个面貌清秀的女孩笑脸相迎。

我们找梵高博物馆。卜瑞邦用法文说。

现在还没有，也许明年会建立梵高博物馆。

你是阿尔勒惟一的一个人知道这儿曾经有个名叫梵高的画家。

我是画家。

你在这儿一定很寂寞。梵高在这儿被遗忘了。Paul说的是英文。

我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女孩用英文回答。

梵高的故居呢？

女孩用法文对卜瑞邦讲了一下，一面用手比划着。

卜瑞邦好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是对我们说：走吧！

Paul伸手和女孩握手：我很佩服你，寂寞的艺术家。

走出小店，卜瑞邦叹息了一声：他们忘记了梵高，但是记得斗兽场，恢复了，常常有斗牛表演。

三人在依山小巷兜圈子，最后看到三个老人在路边喝酒。

你们知道梵高以前住的地方吗？卜瑞邦问。

知道。

好，在哪儿？

一个老人指着小巷尽头一栋黄色楼房说：梵高就住在那儿，但是战争中毁掉了，楼房是以后盖的。

我们三人都不愿去面对那再造的历史。信步溜达突然发现褪色的梵高那两个字，原来是家餐馆的招牌，隔着小巷，还有个叫高更的酒吧。木门，木板窗。

无论如何，阿尔勒还透着木料香，也没有闪闪烁烁的霓虹灯。

埃可丝

古罗马的威力，公侯伯爵的荣耀，隐没在埃可丝的废墟中了。但是，走过那寂寂小巷，洁净的庭院，石雕英雄的喷泉，杏黄泛黑的沉重楼房，你仍然沐浴在那盛年古风中。夹道高大葱翠的梧桐，婉婉向上结合成一溜新月。

早上一出门，就是一片鲜花，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花市。繁花似锦，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在这儿可真觉得真切。走过杂货市场，只见一人，啪的一下，一手将一把大刀扔在身前的矮桌上，有腔有调地唱着，拿起一张纸，凌空哗的一下，切了一条，又一条，大大小小的刀，一把一把啪啪扔在桌上，一张一张纸哗哗切成条，一面唱着：买一把，送一把。行人停下看着他耍刀，争着买刀。他卖了一副刀，又接着耍下去。他那江湖气派，撩起儿时记忆。那正是小金童教我唱小白菜的时候，我怕看血，怕看枪，怕看一切杀人的武器，但是，看到江湖人耍刀，我就要看下去，坐在小金童肩上，一直看到散场，只因为江湖人耍刀耍得潇洒，耍成了把戏，没有杀气。

埃可丝的人行道和马路一样宽敞。我们去俩小子酒吧吃午饭，只见梧桐树拱下，一张张小桌，坐满了人喝咖啡。走进酒吧，猛然一惊，不知哪个我才是真我。四面墙全是镜子，一个一个幻影。侍者一抹小胡子，招待我们坐下，递给我们菜单。即令菜单也讲着文化轶事：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两个流浪汉到埃可丝就停下了，开了这个俩小子酒吧。你坐的地方，就是沙特、毕加索、塞尚坐过的地方。他们常常在晚饭前四五点钟来，逗留几个钟头。这个历史古迹可用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话来作见证：我每年到这儿来，坐在这廊下，只为要证实那一溜梧桐永远在那儿，证实幸福仍然可求，只要青春延续下去。

我究竟在哪里呀？

南斯拉夫一九八八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三天国际作家会议，有六十八位作家，从世界不同的地区被邀参加，讨论的主题是“流放与文学”。从美国去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美国桂冠诗人史传德（Mark Strand），Patti Engle和我。

我被主席点名在开幕那天上午讲话。我说二十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我从中国历史上流放的人物，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谈到广义的流放：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离开家园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园，也可能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屈原，李后主，蔡文姬，是被迫的流放。陶渊明，不见经传的诗人寒山，是自我流放。现代中国作家，如沈从文，卞之琳，他们后来几乎都停止创作了，也是自我流放。而流放异域的作家处境最可悲，没有家园，也失去了母语，他们必须拼命抓住自己的母语。母语就是故乡。

我自己呢？流放了一辈子。我是故乡的日本租界的中国孩子，租界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华人免进”的牌子。抗战时期，我是流亡学生，到处流浪。我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我在大会上讲着讲着，自己笑了起来：我究竟在哪里呀？

在会议上讲话的作家多着重母语对作家是多么重要。

一位南斯拉夫流放加拿大的作家说：当我离开南斯拉夫，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已入加拿大国籍。那个不相干。我仍然爱我的国家。我常常梦想南斯拉夫的蓝天和云彩，闻到祖母烤出的热面包香，看到她在园子里种玫瑰花的笑容，听见……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布罗茨基说：刚才有作家把流放称为戏剧。流放可不像戏剧那样有趣。不过，作家在异国的陌生人之中流放，比在自己国家流放好得多。当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很意外的收到流放美国的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一九八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信。他说：我知道你很害怕。你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写作。假若你不能写了，那也很好。你写不出，不是因为你没有才能。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最正常的处境。

一九七五年左右，我和Paul曾邀请布罗茨基到爱荷华。他刚到美国不久，含蓄，沉静，透着点儿忧郁。一九八八年的今天，在贝尔格莱德重见，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是一个打了场胜仗的战士，有点儿疲倦吧，目光却咄咄逼人，透着点儿狠，曾经拼过你死我活的那种狠。他就在头一年一九八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布罗茨基在贝尔格莱德大剧院朗诵诗。剧院挤满了听众。人人打扮得如赴盛宴，叫人感到塞尔维亚是注重诗的民族。布罗茨基先用俄语朗诵，再由当地人朗诵翻译。俄语是男性的语言，铿锵有力，透着俄罗斯民族的悲怆。从布罗茨基朗诵的韵律和节奏中，可以感受到一股磅礴的气势，一股撼人的力量，宛如莫斯科广场的钟声。

布罗茨基朗诵后，要听众随便提问题。他对各种问题回答直率：

我在我的国家生活了三十二年，绝不以游客的身份回去……

我的国家没有我可以干得很好。我没有我的国家也可以活下去……

人们有健忘的才能，忘记现实，忘记政治现实。人民有表示他们是牺牲者的自由……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写诗。有个诗人，比我大七岁，我把写的诗给他看。他逐渐喜欢我的诗了。我从他那儿学到写诗的秘诀：尽少的形容词，尽多的名词，名词是具体事物……

我绝不会放弃我的母语。我的国家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语言：俄罗斯语。

聂华苓（1925—），美籍华裔作家。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1964年，由于“自由中国停刊”事件，聂华苓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创作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与《沈从文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