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一九九零年，《渴望》与《围城》轰动一时。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我闭门读书，颇有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风范。几位老领导在人背后夸我有静气、大气，不向组织发牢骚、提要求，能坐得下来。

我坐得下来吗？陈映真最清楚。在家里稍有小事，即大动肝火，有时自己忘了把电视机的遥控器搁哪了，四寻不得，劈手抓住不懂事的李君强打屁股。这几年的官场生涯算是把我的脾气养大了。陈映真容忍了我对她的无礼，但常被我对李君强的粗暴态度气哭。陈映真说，“国安，你实在憋不住，就把拳头朝我打。别把气朝孩子头上撒吧。求你了。”

我深知自己的不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我还是懂的。省里一位我给他家前后安排了三位漂亮保姆的吴领导甚至给我挑明了话，“国安，进党校并非坏事。同门之谊是政治资源。你有做事的本领，也要有做人的本事。官场首要是做人，不是做事。我们讲德才兼备，不会做人，哪来的德？”

吴领导深谙“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的道理。来党校进修的学生，不能说个个出去以后都是县长，彼此之间还是容易建立起一种帮衬、提携的关系。这“同学资源”的能量我也是懂的。岳父当初被人从垃圾堆里扒出来，现在站得稳，大抵是托那位做上方面大员的同学的福。我换了一个话题，说道，“孙猴子若没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在里面呆上七七四十九天，恐怕也炼不出那铜头铁炉火眼金睛。”领导嘿嘿笑了。我没笑。

这里说句闲话，提醒一下有志于仕途的朋友。

不要被领导的几句甜言蜜语给蒙蔽了，不要被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乱七八糟的荣誉称号给迷惑了。那些都是假的，官职才是真的。升了官，领导天天骂你是狗娘养的都成。大家都晓得，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但要把上级侍候舒服，并不容易。拍马屁绝对是艺术，一种比弹钢琴还要高级的艺术，明暗、快慢、强弱、宫商角羽等无一不要恰到好处。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屁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得很，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做了夜总会的小姐。领导升三种人做官，绝对忠心的狗；懂得孝敬的狗；能替领导办事挣面子的狗。所谓事情的重要性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比如说领导喜欢抓市政，你就是有本事让农民顿顿吃鱼翅，那也不叫会办事。领导很多，领导与领导之间常互相咬得一嘴毛，要敢于下注，押大开小，那是天命。若不敢下注，老想捡什么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便宜，那得寄希望祖坟风水实在葬得好。

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少做多说。事情做了，就可能犯错误，肯定要得罪某一个利益群体。做的越多，错的越多。事做不做都无所谓。关键是做人。所谓说，更要跟着领导的思维走，千万别以为自己的大脑更好使。领导说一堆屎是金子，那就是金子。绝对不能去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或者说你的知识都是围绕领导服务的。要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更要学会认干爹、拜几个把兄弟什么的。

这年度，我写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自己的一点想法再七拼八凑上一些名词杂烩而成，在几家期刊上发了。什么《贫困县加快发展步伐的几点思索》、《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再通过关系，把它们一一摆到有关领导面前。目的只有一个，提醒这些可以决定我命运的大权在握的人，这世上还有一个叫李国安的人，他很乖，虽然有时会干出一点很操蛋的事，毕竟是肯学习的好同志。

在期刊上发论文不仅没稿费还得向杂志倒找钱，美其名曰版面费。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所索的版面费竟然高达三百块，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这位曾经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高风亮节的好干部拿不出这笔钱，为这几百块钱托人情有点不大妥当，也得不偿失。陈映真见我的脸整天臭臭的，问清根子，发了半天愣，第二天把我母亲当年给她的几件黄金饰品拿去首饰行卖了。

一个人的观念可能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小事一点点慢慢转变过来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知是从具体哪天起，传入我耳朵里的风言冷语开始折磨起我的内心——而这些话，我原来浑不当一回事。

自我做上梨山乡乡长后，我妈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络绎不绝来了。都是穷人，穿得破烂，还多半背着一小袋米、半包枣子，把一些她们并不擅长的恭维话说过后，结结巴巴地提出要求，希望我能帮她们解决一点实际的生活困难。一位叫孙姨的，据说祖上救过我太爷的命，提着几盒点心，希望我能替她买几包尿素。一个叫张家嬷嬷的，说是小时候抱过我母亲，也抱过我，我还撒尿在她身上，希望我能把她孙子安排进厂里面。一位五姨，说六零年时省了一只红薯给我吃，我现在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希望我能为她十四岁的女儿在县城找一个好婆家。

我一概拒绝。为此，我母亲还沤气，说我不认穷亲戚了。是白眼狼了。倒是已退休在家的继父还理解我，说娃是想干大事的人。咱们做父母的别拦着孩子。等孩子有出息了，到那时再回报乡里乡亲也不迟。

还记得青皮与二狗吗？也来找过我。青皮出狱后，整个人就不是当年的青皮，瘦骨嶙峋，还瘸了腿，见人就靠墙，形容猥琐，一只裤管踩在脚底，一只裤管卷到膝盖，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国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能帮的一定帮。”青皮在东门巷口摆了一个水果摊，兼卖烟酒。被烟草专卖局的人查出几条假烟，全部没收了不算，还要罚款一千块钱。我拿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发了半天呆，没接，拖着瘸腿走了。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劈哩叭啦。

二狗的妈找了我七八遍，我总在乡下，难得回来一趟。陈映真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有一天我在家，因为来访的人很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把客人送走。正准备上床睡觉，门被敲响了，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天晓得她在门外等了多久。因为天下着雨，身上已经湿透，但怀里那只老母鸡倒是干爽，连粒水珠也没有。我想象得出她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来呵护这只对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母鸡，赶紧倒了杯茶给她喝。她放下母鸡，开始控诉起二狗，说叫他来找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总不肯来。然后夸我，把我夸成了一朵花，说我打小就与众不同，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喜欢与人为助——那是我吗？接着回忆起我与二狗的感情，好像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就没想起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就掉眼泪，说，二狗出狱后，就一直没工作。这次她不要这张老脸来求我，是希望我能为二狗找份工作。现在快四十的人，连个老婆都没有。就在街头拉板车做搬运工度日。希望我这位做兄弟的，能拉二狗一把，哪怕是安排到梨山做个看大门的，也好。

这也太难了吧。我说不出话来。陈映真在里屋听见了，出来说宽慰她的话。说到后面，老人抹着眼泪走了。陈映真叫她把母鸡带走，她死活不肯。陈映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一粒米就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一辈子。”这老年人跪年轻人，在民间是有说法。这年轻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二狗的妈是急糊涂了。我与陈映真面面相觑。我扶起老人。那只该死的母鸡这时也来了劲，挣脱了脚上系着的红绳子，满屋子乱蹿。

这事，我也没帮。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吧。

现在，我离职了。激烈一点的人说，恶有恶报，是老天爷在收拾忘恩负义禽兽不如的李国安；和善一点的人说，做人不要光栽刺不栽花。得饶人处且饶人。行得善事多，一生福气多；刻薄一点的人说，十分伶俐使七分，常留三分与儿孙，若要十分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冷眼一点的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回懂了吧？傻逼了吧？好好痛定思痛吧。

我不断地反思，也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逼。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图的是什么？人家骂我沽名钓誉之徒，恐怕是一针见了血。

我问陈映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陈映真想了半天，说，“有时，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有时特别爱做秀。不仅是做秀给别人看，还做秀给自己看。你特别在意做一个清官能吏。清官与能吏是矛盾的。‘清’了就难‘能’，‘能’了不能‘清’。我想这道理你都是懂的。可你偏想一人分饰二角。我都担心你这样下去会得精神分裂症呢。”

陈映真嫣然一笑，与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还是没笑。幽默已经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知道我脸上已生出许多个面具，可它们已经与我血肉相连，拿不下来。我牵牵嘴角，想挤出笑容。我的笑容比哭还难看。陈映真吻了下我的额头，给我端来杯水，说，“退下来，是好事。国安，不管怎么样，我都爱着你。一辈子。”我没接住杯子。杯子摔在地上。一杯子，一辈子。我皱起眉头。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官场也是一个城，为什么只见想冲进来的人？

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红太阳热”。连开车的司机在车辆的挡风玻璃前都不挂菩萨，改挂毛主席像。有关于“毛主席显灵”的说法比比皆是。广州两辆客车相撞，一辆车上的乘客全死了，另一辆车上乘客却无恙，据说原因就是后一辆车的司机座位上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某市政府对面工人文化宫门前的毛泽东像边，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毛主席您向前看，住的都是贪污犯；毛主席您向右看，都在开妓院；毛主席您向左看，都是劳改释放犯；毛主席您向后看，都是穷光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怀念毛主席的人都是穷人。这种热伴随着腐败、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不断升温，并渐渐在民间把毛主席塑造成一尊真正的神。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红太阳热”。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一些人怀念，一些人否定。

一九九一年国庆前夕，三十七岁的我出任地区交通局局长兼党组副书记。近两年的冷板凳终于坐到头。当亲眼目睹了行署组织部签发的人事文件后，我不动声色暗暗吐出一口长气。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也是喜极欲狂，恨不得仰天长啸，掬水弄月，冲大街上的每个人抛去飞吻。不过，我没杜甫这样失态，涕泪是没有的。陈映真虽然高兴，眼神却疑惑。我当然不会告诉她这官是跑来的，是要来的，是花五十万买来的。

我不是连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哪来五十万巨款？不瞒大家，我从银行贷的。我在党校结识了省中国银行计划信贷处的一位姓郑的科长。我在大成县那三百万钱也没有白花。岳父在听闻我即将被提拔时略有诧异，把我叫去下棋。我带着两盒云南永昌府的云子外加一块香榧木棋盘去了。那间青藤楼房的客厅里已多出一幅书法，“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其字圆润丰腴，楷法精严。出自苏大胡子的《阮郎归》。岳父看了我一眼，也不多话，接过棋具。两人落座猜子。岳父执黑。啪、啪、啪，一、三、五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第一手棋没让我惊讶，诸葛一生唯谨慎。第二手棋也在棋理之中。我应以错小目开局。岳父摆下的第三个黑子让我思索了半天，决定对这粒空悬的黑子不予理睬，挂黑棋星位角。一局终了，我以二目败北。这很正常。我不输才奇怪。这几年，我对棋已完全不在状态。为什么只输两目？棋至中盘时，我的白棋形势几欲崩溃，一条大龙完全是岳父手下留情才得以残延喘息。

我为岳父倒了杯绿茶。岳父呷了口，笑笑，“国安，你看过吴清源的棋吗？”

我恍然大悟。被誉为“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的吴清源大师在对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一人之力，挑战名人偕其门下全体弟子，即是以此三三、星、天元起局。此局亦被称之为“昭和名局”。

岳父给我提吴清源是什么意思？给我下这手棋又是什么意思？又为什么要手下留情？吴清源这局棋输的也恰好是两目。岳父没细说，我也没详问。岳父推开棋枰，呷了口茶，也没看我，径自慢慢说道，“国安，你第一次见我时，说‘执着心下棋，菩提心修性，无常心看输赢。’这话我记得清楚。我想问问你，现在你以为棋道是什么？”

我默然，想了半天，说道，“棋道所求，或许是那神之一手。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又或者说，棋是众生之棋，是田间的草、巷陌里的孩子、树下交谈的老者、水边洗衣的妇人。它是四季的变幻、月亮的盈冲，江水的消长。”

岳父吐出一口气，指了指墙壁上的一副画。那是禅宗的十牛图，所谓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廛垂手。

岳父说，“国安，世人惯以胜负看棋。以为赢者是好，却哪知赢棋的戾气与输棋的恬淡。所谓高手，哪怕已超脱用智斗力、手筋官子，也整日想着不战而屈人之敌。棋道非棋力。棋为示现，行的是宇宙洪荒的道理，却不是专求一个胜字。”我顺口接道，“它问的是内心，通过弈者无同局的千百亿法门，逐渐实现‘非我’的逐步认识，证得本性的真如，再显露于世间。棋乃慈悲。它是朝圣者的容颜。无法执，无我执，无功名胜负。黑夜白昼、黑山白水，三千须弥不过是一个黑白棋局。诸般念头，种种悲喜，最终化作寂静澄明。”

岳父的眉毛扬了扬，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沉默许久，转过话题，说道，“你去交通局是田副省长表的态，不是我的意思。”

我点头说道，“我知道。”

岳父又说，“我本来想再等一年，把你调到省直。”

我起身朝岳父鞠躬，说了声，“谢谢”。

岳父冷不丁地说道，“你为什么这样急？”

我一怔，难道岳父清楚那五十万元的事？不可能。或许有细心人这里又会发问，你李国安凭什么就敢贷这五十万？你拿什么还，难道喝了一年多的冷茶，你这个自许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就已做好了贪污受贿的准备？你就算准了这五十万不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算准了一个交通局局长的美差在等着自己？明知岳父是财政厅厅长，迟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在田副省长那押赌注，这样亟不可待？

我只能把我当时的内心想法告诉大家。我渴望舞台，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别说贷五十万，贷一百万，我也敢。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尝过权力滋味的人，要想再放手，说什么山间风月竹篱农舍，那太难了。有几个人是华盛顿？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贪污受贿，不拿老百姓一根针线，把这贷款还了。我能在大成县搞华润公司，就能在别处搞盈润、科润。只要我有一个实职，必然能以此为支点撬起整个地球——古希腊的哲人阿基米德有句差不多的名言。

我并不担心肉包子打狗，送领导一条烟，领导接了不办事，那是理所当然。送领导五十万，领导敢接，说明他差不多有谱。当然，送也得讲究技巧。对田副省长这种级别的人物，直接送钱是不妥的，我用这五十万买了一副国画大师的真迹，并附有香港某权威拍卖行的鉴定证书。田副省长才五十出头，年轻有为，在中央也有人。我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于岳父那。人是自私的，岳父也要为自身考虑。如果他前年坚持让我留任大成县长，并非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弃车保帅，我是他与别人进行政治博奕时的一粒棋子。我已经闲了快两年，这六百来天，我天天都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并不知道自己能担任交通局长一职。完全是运气。或者说，是田副省长的决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不该问我，应该问他本人。我私下猜测，可能是田副省长认为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没有实权时都敢拿五十万送上去，若是有了一个肥差，恐怕五百万都能送上去。大家别笑。我们天天讲反腐倡廉，这样监督，那样提倡，若能真正把决策公开，把财务公开，把人事公开，把政府行为全透明化，什么东西都摆给老百姓看，摆给社会舆论说，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工作就并没有多困难。不过，若真这样，那做官就真是做公仆了。所以说，领导赏了你肥差，摆明就是要你去捞的。你若辜负领导的青睐，那该一头撞死。别霸着粪坑不拉屎。当然，捞有捞法，有人捞得巧，有人捞得笨，有人捞出一身正气，有人却把自己捞进监狱，这捞的学问却是大得很。

或许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反正我就是这样想了，这样做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可能是天生的赌徒，虽然我把什么棋道、什么寂静澄明说得比哼顺口溜还要利索。说归说，做归做，又几人能够真正看透名利？又或者说，在我们这种人的心里，名利也是修行的门，不进这门，妄谈修行，那也是自欺欺人。应该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比如那位郑科长，这五十万说是我贷的，我没签一个字。他是用五十万赌我的政治前途，而我也值得他赌。而这位郑科长本人，也算是一位理论修养颇高的音乐发烧友，可没少在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音乐期刊发表作品，大谈音乐是什么最根本的美，是唯一通往天堂的救赎之路。

这些话我自是不会对岳父说，傻站半天，憋出一句，我也不知道田副省长为什么要用我。可能是他读了我几篇论文。觉得我这人还有想法。

岳父叹口气，眉宇间有忧色。这种忧色当非作伪。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我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田副省长的欢心？我似乎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以内；二是，我是否会在交通局这个公认的“犯罪分子的温床”摔跤，毕竟我是他独生女儿的丈夫。

我起身告辞。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话一点也不假。陈映真有点招架不错在床上重新龙精虎猛的我，嗔道，“你要死啊？”我哈哈大笑，突然理解了毛主席。

这回我低调了许多。到任三个月，许多中层干部都不认识我。我没事就窝在档案室里看资料，间或把一些人叫到办公室聊天喝茶。讲白一点，就是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顺便也给他们一个表忠心站好队的机会。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搁哪个朝代哪国政府，都颠扑不倒。“刺头儿”要不要用？也要用。一个领导有没有水平，关键是看他如何用这三种人，奴才、庸才、人才。这是一个菱形结构，两头尖尖中间大。奴才防着用；庸才哄着用；人才累着用。奴才不是蠢材，多是小人，搞不好就被反咬一口。庸人代表群众，是大多数，所以得让他们如沐春风。人才最贱，喂一把草就能挤出一大桶奶，每天不挤出三桶奶，他还憋得慌。这三种人是有交集的。奴才加庸才可以随便用。奴才加人才最是难得。

有一件事，或许值得说说。这年初，电影《焦裕禄》热映全国。我到任后，组织全局一百七十三名干部职工重新观影，再谈认识，字数不限，不得抄袭，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谈。为什么要这样搞？堂而皇之的理由就不说了。关键是从这种最易打马虎眼处看人，看有几人敷衍了事，有几人胆敢抄袭，有几人满纸热泪，有几人意识到这也是机遇……

明海来找我。我把他直接调入交通局，给了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我很坦白地告诉他，你还得再办一个华润。许芳也来找我，我与她谈了一夜。许芳说起她在大成这两年的狼狈日子，哭了。她的容貌憔悴了许多。我很难受。我问她是否还愿意跟着我干，她想了半天，还是摇头，请求我能帮她调回梨山。我答应了她。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之间的情份完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梨山。她前年跟我来大成县是替梨山人还情的。她是梨山人的好女儿。她若再跟着我，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不提讨厌的闲言风语，简单一点地说，地区的政治气候比起县乡，需要更多的走钢丝的技巧，而许芳并不具有这种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要不，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她也不至于如此窘迫。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懂得平衡艺术的女人。

一九九二年，随着邓公南巡讲话精神的传达，新一轮的商品大潮轰然而至。时代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与八四年的摆摊致富不同，与八七年的官倒发财不同，这次的弄潮儿大抵是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一是深圳股市骚乱。一百五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采取买表抽签的方式认购五亿新股；二是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涂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

杨成艳已调任地区水利局常务副局长，官算是升了半级。我在一次晚宴上又重新遇见了一身职业套裙的她，也情不自禁地想起大成，感觉真有点恍若昨世。我们没谈大成，聊起这两件事。杨成艳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七个人，因为海难漂流到一个孤岛上，食物很匮乏，岛上所能种植出的粮食仅够每天熬一锅粥。怎样分粥？

我笑了。我在某本书上看过这个管理学上的经典理论。大家轮流分，看似平等，但每人只有一天才能吃饱，而且有余，其他六天得挨饿。找一个最有威望的人来分，结果是他能吃好，拍他马屁的人能吃饱，与他关系不那么亲密的人得饿死。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部陷入死循环的造反史。书上给出的结论是：分权制衡。大家轮流着分，分粥的那个人最后一个领粥。不过，我可不想炒书上的冷饭，反问一句，“你觉得应该怎么分？”

“把他们都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杨成艳笑了，“如果他们中有谁不肯大公无私，只好砍他的脑袋了。”我也乐了，接嘴说道，“砍啊砍啊，就砍出一片甘蔗林。还是郭小川的甘蔗林。”我们异口同声地念道，“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我们相视一眼，一起哈哈大笑。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马克思渴望“物质极大丰富”，最好每人都有一锅粥，可惜地球的重量只有59.76万亿亿吨。而且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消灭“稀缺”。“稀缺”是唯物的，更是唯心的。就算人人一辆汽车，谁开宝马谁坐夏利？就算人人都开上了同一排量同一款式宝马，可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宝马，又有几个人能受得了？何况，人确实有聪明妍媸之分，用一把量筒让老者与壮汉吃一样数量的粥，更不公平。再说，哪里能找到这个量筒？恐怕连阿里巴巴的藏宝洞里也没有，得向万能的主申请。

我与杨成艳并肩走出餐厅。明月淡淡，印在墙上，那千万流光都化成了水，把整幢楼洗得透亮。我突然感觉不大舒服，被某种力量在胃部打了一拳。眼前的景物好像有了耳嘴鼻舌喉，以一种诡异的神态在诉说着什么。一些光线穿过身体并把某种东西带出体外。我蹲下身，咳嗽起来。杨成艳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能是风寒。我问她是否愿意再与我搭伙干。杨成艳笑靥如花，说，怎么，还打算给我发奖金？她的下颌是尖的，像蛋清一样，呈半透明状，像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被埋在雪堆里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