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峡的背后

王小妮

1.城

城，指的巫山县城。

长江三峡的中段叫巫峡。巫山县城沿江南岸峡壁重叠向上，看着不大。曾经从长江中望见过它，没觉得它有够称作一座城的资格。在长江轮上看巫山县城，不过依着山的一些屋顶，新屋无檐，白瓷片耀眼，旧屋和山体黑嶙嶙的，融在一起。

山是件大东西，江是件大东西。和它们比，巫山县城只是微小的一块。坐江轮的人进入巫峡段，更有兴趣找神女峰，把石头勉强往美人形体上想象。就在人努力张扬想象力那会儿，巫山县一掠而去，向下行过西陵峡，向上是瞿塘峡。黏稠的江水光泽通过踏板缝隙漾上来，从江里望着人。走过木踏板就进县城了。江岸上喧闹得厉害，摩托车改装的“麻木”车拉客，叫卖干面包小青桃的，跟出了事儿一样，翻天覆地地吵。

跟上带路人，我穿过一条低矮的黑巷子，像钻进地下涵洞那样，穿过这小城中数条肠子中的一根。能望见上面的街道，大树的根浑圆地裸露，连接着上街下巷，上面立着一个警察，看得最清楚的是他的两条腿。我走的巷子理发摊密布，多种颜色的电线交叉着，树根充当了墙壁，钉了钉子挂理发用具，不洁净的镜子围布，理发匠们瞪大了眼睛望我。马上，全巫山县城里的人都转过来，盯到，想这个外人怎么走到了这地界？

走上正街，才体会巫山人口口声声叫它“城”的理由。它有纵横多条街巷，商贸发达，有夜总会，有酒吧，有教堂，有超市，有柯达专卖店，有婚纱摄影，有VCD影碟店，有电器城，有食街，有六间正营业的电脑房，有染红头发银灰脚指甲的女郎，有大塞车和夜生活。招手即停的小客车，车门永远不关，随走随停。只是没有红绿灯。书店里不卖世界地图，单行本或者挂图都没有。

我重新看词典，“城”的含义是人口集中，居民从事非农业生产。我在1999年所见到的巫山县城还远不止这些，它相当追崇时尚。

我们往远一点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的小火轮首航就经巫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县城设邮政代办所。清宣统三年（1911年）设电报局。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县城安装了长途电话，实现了向外省通话。县内最早的五所义学建于1824年，最早的小学建于1832年。20世纪初，天主教会在现大庙乡开办天主堂女学校，招生百人，法国神甫德司望从本土购买来铜鼓铜号供教学用。早期投身革命的巫山人李季达，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1927年在天津被奉系军阀所杀。可见巫山开化得早。

所有的眼睛，不是北人那种神情深邃沉淀的长细形眼睛，是长江一带南人闪动快速，毫不避讳的圆眼在看我。在他们的城里走，早上吃一块五毛钱的汤粉，中午吃一块钱的“麦子”，见到小巷就钻进去，幸亏相机小，拿在手上，不显露。我想把这城尽量看得清。

坐在叫全兴餐馆的小店里，两腿间夹着木质钱箱的女老板问我：你是出差还是旅游？我想一下说我出差。我坐在全兴餐馆等豆腐。她这儿不备蔬菜，说了吃什么，派人去买，一个小姑娘飞奔着回来了，白豆腐托在一片结实的树叶上。女老板说这城快成库区了，全城都要往山上搬，这时候，她放下钱箱，给几个青年农民打一块五毛一份的盒饭。我说：他们是“棒棒军”吧？我看过讲“棒棒”的电视剧。她马上纠正我：巫山没有“棒棒”，他们叫“扁担”，重庆的“棒棒”提一根随便什么木棍就上街，落后呵！真正的巫山力工，用的是竹的，经过加工的扁担。女老板想向我证明，巫山文明开化得很，扁担远高于棒棒。

巫山城里的人超乎意料地热爱家乡。说到水淹，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冬天，下江洗衣服经过的石板都要沉进长江底了。街头做石凳的雕花柱脚石也可能搬不走。她摇头，表情极伤感。

城里人讲究吃，用竹签挑一颗油炸小土豆，也要蘸了各种酱汁，红红的辣子，然后，悠闲地走在街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互相打招呼。我问他们在挑着灯的热闹食街里吃东西，不怕得传染病吗？他们很坦然，说这么多的人，防不到的，一个肝炎，个个肝炎，大家都得，就没什么可怕了。想想也是个道理，纳粹来了，谁还呼喊人道主义？

在时尚之中穿梭着乡间来的人，一种是孩子，卖“麦子”。粗麦粒直接磨碎做成的团子，树叶包裹着，粗糙，味微甜，真正的全麦食品。另外是老人，默默地走，肩上扛着一大绺白而长的东西，又轻又飘，随着人走动的节奏韵律如仙地甩动。我以为是特制的细粉丝，老人闷着头在街上走，是想借风力把它吹干。问了当地人，说是“灯草”，煮水给孩子喝，可以治病。有家人去世，也可以点起来做长明灯。这飘飘的东西，居然既能医治疾病，又能给长逝者照明。我在21世纪，仍旧认为许多好东西来自乡间。

我在巫山听到一种说法，从字形上看巫字，上一横下一横，两个人字完全被挤压在中间，所以，巫山人只有远走他乡，才得以舒展。长江这条黄黄的活水就摆在眼前，每天，无数班快船慢船靠岸，想离开的人拔腿就能离开。

可是，这城里的人还是太多，狭闭的空间，最大密度地集中着人、车和突然而来的事件，谁想在中国腹地拍纪录片，巫山县城是最佳地点，架上机器就工作吧。

巫山，你别瞪着眼望我，恰恰相反，是我瞠着目看你。在这个人人擦肩错臂的城里，我突然发现，活着，居然可以这么盎然有趣。远也无忧，近也无虑，活着简直就是好。

2.山

现在，我们出城吧。没有猿鸣。年轻司机的手一直按住方向盘中间，汽车长长地鸣笛。

全巫山县只有一段路铺了水泥，四十公里长。其余的路，只要出了密不透风的城，马上进入山道，平均两小时颠簸出二十公里。牙齿间垫着沙土，头发如同黄毛女。从山上滚落的石头就横在土道上，没有人移开它，司机习惯了在窄路上危险地绕行。

见到珠穆朗玛峰的感觉我不知道，见到巫山的绵绵群峰，只有绝望。没有平坦的地方，打谷的人站在二十平方米大的屋顶上，那儿是他的打谷场。

巫山西连奉节，东连神农架，县境内有山峰三十三座，多数高二千米左右，最高峰太平山二千六百八十米。在《山海经》中已经有记载。现在巫山的来历有两种解释：一是传说中叫巫咸的医师为尧帝治病有功，死后封为贵族，划领地为巫山。另一说法是以山势命名，巫，喻其神秘多雾。有一个早上，我在乡下的大雾中站着，全世界只看见白汽。迎面几米之内，先钻出一串白花，然后出现了举花的两只小手，然后是鼻尖是脸，然后是一个小姑娘，最后是背后的书包，她完全从仙境里剥离出来，进入了我的这一小块人间。

我看巫山县志，其中说清咸丰年间（1821～1851），山人“殷富”，造屋的山民中“司艺者众”，从行文上看，记录者带了批评责备的味道，不主张过于追求住宅的艺术造形。同时，还谈到，巫山女子“多善吹箫，出嫁时吹箫数日为乐”。

我用十天的时间，遍走了这个县内的十几个乡，几十个农户，讲究的房屋和吹箫的女子，既不可遇也不可求。只有半秃的山，稍平缓的山坡上零散开辟了小块田地，像巨大耸起的臀部上缝贴着一些小块的补丁们。

一个中年人奔跑，抱一件深色中山装，要搭我们的车进山。当时，我们所在地是距县城将近五小时车程的河梁区，我们继续进山，三小时走了五十公里。一路上，中年人在车后座不讲话。后来，他突然说话，说他1982年被分配到这一带山里做小学教师，夜里兴奋得睡不着，想自己终于成为人民教师了。凌晨一点，叫起了专门从山里来帮他挑行李的山民，出发地就是河梁区，他和山民打着手电走山路，走到天亮，又走到中午，他借口解手，钻到树丛里嚎啕大哭，他想，这山怎么这么大！哭了以后继续走，走到学校是下午六点。这个人叫谭成风，看样子是寡言少语很沉得住气的人。他说当时给山震住了，年轻嘛！

中年人说过了，挤在车后座的一个中学生说话，他说，他第一天上中学也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太远了。我有意改变太沉重的气氛，我回头问那孩子：是大声哭，还是小声哭。

中学生有点难为情说：淌眼泪。

一九九九年他十一岁。一九九八年秋季上初中一年级。

巫山旧名“依旧”，山峰从古到今，依旧三十三座，但人口增加了，一百年前十九万人，现在据说六十万人，再没有闲情逸趣造美丽的房子，悠悠地吹洞箫。

叫愚公的那个固执老头挖山不止。愚公包括他一家人的愿望不过是腾让出堵塞家人出门的路，才发誓搬山，他们的抱负实在不宏大。连愚公得助于神仙以后，也罢了手，再没想过移平所有的山，养人造田开路。谁战得过山。

第一次下车爬山，闻到植物的清香，他们说是桑叶香，四野里到处有布谷鸟叫。山这东西可恨又可爱，我看总比车轮滚滚的高架立交桥们可爱。我承认，我这立场大有问题，犯错误了。

3.土豆

对于土豆，我的判断永远不会错。

1999年中，我从重庆巫山，到陕西榆林，到贵州织金，没一处不见土豆。就在2000年5月24日，电视中的焦点访谈节目里播出了重庆巫山官阳乡一农民，匍匐在土地里，双手疯狂地刨开泥，翻出土豆的秧苗，他说：我要活命呵！农民双膝着地，哭诉他种的土豆被区里人强行锄掉。

没有杜康，何以解忧？这是闲散优越人才说的话，农民要说：没有土豆，何以活命？

据说，土豆的食用价值被发现，致使因得不到足够的谷物濒临绝境的饥饿人口的生存机会增加了七倍。

诗人们只歌唱麦子，显然太唯美，太着重它短暂中覆盖了大地的金黄，真正值得我们歌唱的必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比如土豆。

我刚到巫山，他们就告诉我，在这儿吃不到海鲜，当地的出产叫“三大坨”：洋芋，红苕，苞谷。洋芋就是土豆，红苕就是红薯。我说，简直太好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土豆。县里人听我这么讲很欣然，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突然到来，使他们很疑惑，他们接待过自称记者的人，每天要吃好的，并不下乡，吃住十几日之后消失了，是一骗子。他们想，喜欢吃土豆的人不会错吧？后来，每天都吃土豆，我和陪我下乡的县里人成了朋友。

下山坡，走过土豆田中央，瘦弱的秧苗种在三十度左右的斜坡上，雪白的，是刚洒的化肥，非常雪白。我理解施放化肥要埋在离根茎十公分左右的土层里，这活儿1974年我做过。化肥洒在土表必然流失。当地农民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两只瘦筋的手胡乱比划着，意思是，就是这样子。我敢断定，只要一场小雨，它们马上落花流水。

巫山的土豆只有鸡蛋大，肉质坚韧。这些小土豆，让我想到一首旧歌中的一句歌词：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那天我在县城，见一背篓的农民从长江码头那儿攀石阶，陡陡地上来了。竹篓里坐一个孩子，男女不清。孩子落地，农民耸一耸被坐实了的小土豆，使它们互相间宽松舒适一点。然后，他在先于他而来的筐篓中间挤个位置蹲下来，开始卖土豆。卖不了多少钱，但是现钞。

从县城到江南岸的邓家乡坐车要七小时，然后向山里步行三小时，有一个楠木村小学，九个学生，五个读三年级，四个读学前班，只有一间教室一位教师。教师无论讲到多么紧要的课，都要记着屋里煮着的一大锅土豆，要及时去搅动它，不糊锅。它们是九个学生的伙食。

雨天，整个巫山都朦胧着，巫气很重。我们的汽车极小心地走盘山路，前面的弯道上突然出现一片黑影。很奇怪，我的直觉，那是蹲在一起取暖的狼群，全身的狼毫直直地下垂着。有三张脸扬起来，又缩回去，是三个披旧蓑衣在田头避雨的农民，蓑衣像传了千年百代那么旧，黑黑地扎煞着。司机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弄洋芋。

雨天，蓑衣下面人的脸显得那么小，拳头一样紧缩着。过去的话说，人不能忘本。一直我都说，不能不热爱土豆。走遍中国这是原则。

王小妮（1955—），吉林长春人，现居深圳。著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小说集《方圆四十里》，随笔集《世界何以辽阔》等。